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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探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汉传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及特征及汉传佛教中国化的文化意义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来阐释汉传佛教中国化的表现及意义。
关键词：汉传佛教；中国化；表现；意义
佛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相传为公元前6——前5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
东汉明帝时期（公元58年至75年在位），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来，佛教及其文化逐渐融入中国社会，与儒家、道家共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隋唐以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佛家、道家为辅助的思想文化格局在中国基本形成。
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与中国固有的儒家、道家等传统文化观念不乏冲突。但佛教进入中国、融入中国是历史与时代的选择，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汉传佛教中国化的表现和意义逐步展开论述。
一、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东汉时期，佛教初入中国。此时，它往往被译经者用道家的哲学观念加以解释，多在中国上层社会信奉传布。吸引帝王贵族浓厚兴趣的，是佛教中类似于道家和阴阳家的神秘法术。
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大力提倡佛教。佛典大量翻译，佛寺大量兴建，民间信仰者剧增，这一切汇成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隋唐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佛教开始立宗成派，和中国文化进行深度融合。在三论宗、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八个佛教宗派里，禅宗无疑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这个宗派淡化佛经之于解脱的意义，既反对枯燥的诵经，也反对盲目的坐禅，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佛教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它还依据印度戒律的精神大胆改革，使农禅结合，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农业社会的寺院管理体制。
汤用彤、冯友兰等多数研究者认为，隋唐以前的佛教只是“在中国”的佛教，而从隋唐时起，则已经是“中国化”的佛教。即是说，隋唐以前偏重翻译理解，隋唐开始对外来佛教加以融化，用中国的义理加以创造，具有儒、释、道合流的趋势。
宋代以后的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与以前相比，非常明显的一点不同就是它的入世转向，从而呈现出世俗化、居士化的特征。
二.汉传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及特征
佛教有“三宝”之说：佛宝、法宝、僧宝。下面分别论述汉传佛教中国化的表现和特征。
（一）佛陀信仰的功利性
佛教传入中国后，先后涌现了众多虔诚的佛家弟子，与此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普通信徒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有一定迷信色彩。庙堂中高高在上的佛陀塑身在广大民众中被称为“佛祖”“佛爷”。此种称谓明显带有中国儒家伦理等级的思想意识，佛陀如同他们供奉在家族祠堂的祖宗神位，有了庇佑子孙、祈福消灾的责任和义务。百姓基本上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们在现实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难以消除的痛苦，或者对生计前途有美好的愿景的时候，会借助佛陀信仰来释放苦闷、祈求福报。
以上种种与佛陀本义的“觉悟”之义大相径庭。被高高供奉在祭坛上的释迦形象也与诸法平等的佛教理念背道而驰。佛陀信仰的功利性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表现。
（二）佛经佛法的世俗化
佛教创建于印度古国，佛教经典亦有梵文写就。佛教进入东土后，中国历来的高僧大德呕心沥血，潜心翻译，力图用中国汉字阐释其奥妙深意。但其中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首先，译经者有其既成的中国化的思想、情感和观念；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中国人用汉字阐释出的佛经佛法，其中国化色彩在所难免。尤其在佛经翻译的初级阶段，译经者基本上是在用《周易》和老庄思想比附佛经，很多时候把他们等同于道家的神秘方术。其次，深奥高深的佛法佛理要想赢得中国普罗大众的心也并非易事。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普通老百姓无法充分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力，他们的知识、思想和能力有很大的局限性，只能借助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人生体验，接受佛法中那些相对浅显的思想和观念。
因此，现实生活中佛教带给中国人的最大影响的是因果报应的理论，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实际上，这还没有触及佛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核心教义。
（三）僧侣生活的本土化
衣着。根据佛制，印度比丘有“三衣”，即五衣、七衣、大衣。由于地处热带，他们的衣服都由单薄的衣片组成，宽松轻便。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气候寒冷，三衣不足以挡寒，就因地制宜逐渐演变出了各种衣服样式。他们平时的服装不仅有单衣、夹衣，而且还有棉衣；不仅有布衣，而且还有皮衣、帛衣，并且还穿裤子、鞋袜，戴僧帽。他们也只有在做“法事”时才搭披所谓的“法衣”，平时不再披袈裟，而只穿着圆领大袖的汉唐式服装。这种装束，就已经完全是中国本土的了。
饮食。按照印度佛制：佛世比丘，实行“乞食”制度，而且只能“日中一食”，过午就不能再吃东西。从佛教传入到南北朝时，出家僧人还在遵守这条戒规，但隋唐以后，这一戒条逐渐废弛；尤其在禅宗兴起之后，由于提倡劳动，“日中一食”逐渐变成了早、午、晚的一日三餐。另外，在印度佛教戒律里，并没有禁止肉食的戒条。佛教传来中国后，到了梁武帝萧衍，他开始颁布严格法令，规定僧尼及信徒一律吃素。从此以后，素食就渐渐形成了汉传佛教徒独有的一种传统饮食习惯。
居住。印度释迦世代，出家比丘，要远离人群，住旷野。乞食、弘化，可以去人口密集的村落、城市，但不能在那里居住。而中国的佛教，是由城市传播开始的，因此中国很多寺庙修建在通邑大都之中。另外，寺院建筑的形态和风格也与印度佛教建筑明显不同。魏晋之后，宫殿式寺院逐渐出现。这种寺院格局明显受到中国皇宫建筑的影响，比如：讲究中轴对称；大雄宝殿位于中轴线的显要位置；高高端坐的释迦塑身威严耸立于大雄宝殿的中央。此种建筑特色显然是受到了儒家礼制的影响。
行动。出家僧人的行、往、坐、卧“四威仪”被形容为“行如风，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其实，“行如风”的走路姿势，并不是佛教固有的传统，而是中国禅宗兴起之后出现的一种新气象：禅宗在按一定时间的“坐香”之后，接着还要“跑香”——围绕禅堂里中间的佛龛，小跑大约半炷香的时间。久而久之，这种“跑香”习惯所形成的“行如风”的走路姿势便成了中国禅僧的一种行动方式。
汉传佛教僧侣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上的本土化，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三个表现。
佛陀信仰的功利性、佛法经典的世俗化以及僧侣生活的本土化是一个循序渐进、同步一体的进化过程。当这个过程结束，佛教在中国真正成了“中国佛教”。
三.汉传佛教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从佛教历史发展的角度说，佛教产生于印度，继而向东传入邻近的中国，这是佛教形成、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战乱纷扰的年代，人民迫切需要一种透视生命的信仰，慰藉他们苦闷的心灵。佛教适时进入中国，拓宽了中国人的精神救赎之路，丰富、深化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许多高僧大德堅定的信仰和不懈的努力，国主皇族的政治推动，广大民众的接纳与参与，都对佛教中国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佛教”到“中国佛教”，当佛家登堂入室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宇，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完整拼图正式组成。
参考文献
[1]《佛教常识答问》；赵朴初 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11.8.
[2]《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 著，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
（作者单位：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关键词：汉传佛教；中国化；表现；意义
佛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相传为公元前6——前5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
东汉明帝时期（公元58年至75年在位），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来，佛教及其文化逐渐融入中国社会，与儒家、道家共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隋唐以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佛家、道家为辅助的思想文化格局在中国基本形成。
佛教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与中国固有的儒家、道家等传统文化观念不乏冲突。但佛教进入中国、融入中国是历史与时代的选择，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汉传佛教中国化的表现和意义逐步展开论述。
一、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东汉时期，佛教初入中国。此时，它往往被译经者用道家的哲学观念加以解释，多在中国上层社会信奉传布。吸引帝王贵族浓厚兴趣的，是佛教中类似于道家和阴阳家的神秘法术。
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大力提倡佛教。佛典大量翻译，佛寺大量兴建，民间信仰者剧增，这一切汇成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隋唐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佛教开始立宗成派，和中国文化进行深度融合。在三论宗、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八个佛教宗派里，禅宗无疑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这个宗派淡化佛经之于解脱的意义，既反对枯燥的诵经，也反对盲目的坐禅，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佛教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它还依据印度戒律的精神大胆改革，使农禅结合，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农业社会的寺院管理体制。
汤用彤、冯友兰等多数研究者认为，隋唐以前的佛教只是“在中国”的佛教，而从隋唐时起，则已经是“中国化”的佛教。即是说，隋唐以前偏重翻译理解，隋唐开始对外来佛教加以融化，用中国的义理加以创造，具有儒、释、道合流的趋势。
宋代以后的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与以前相比，非常明显的一点不同就是它的入世转向，从而呈现出世俗化、居士化的特征。
二.汉传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及特征
佛教有“三宝”之说：佛宝、法宝、僧宝。下面分别论述汉传佛教中国化的表现和特征。
（一）佛陀信仰的功利性
佛教传入中国后，先后涌现了众多虔诚的佛家弟子，与此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普通信徒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有一定迷信色彩。庙堂中高高在上的佛陀塑身在广大民众中被称为“佛祖”“佛爷”。此种称谓明显带有中国儒家伦理等级的思想意识，佛陀如同他们供奉在家族祠堂的祖宗神位，有了庇佑子孙、祈福消灾的责任和义务。百姓基本上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们在现实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难以消除的痛苦，或者对生计前途有美好的愿景的时候，会借助佛陀信仰来释放苦闷、祈求福报。
以上种种与佛陀本义的“觉悟”之义大相径庭。被高高供奉在祭坛上的释迦形象也与诸法平等的佛教理念背道而驰。佛陀信仰的功利性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表现。
（二）佛经佛法的世俗化
佛教创建于印度古国，佛教经典亦有梵文写就。佛教进入东土后，中国历来的高僧大德呕心沥血，潜心翻译，力图用中国汉字阐释其奥妙深意。但其中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首先，译经者有其既成的中国化的思想、情感和观念；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中国人用汉字阐释出的佛经佛法，其中国化色彩在所难免。尤其在佛经翻译的初级阶段，译经者基本上是在用《周易》和老庄思想比附佛经，很多时候把他们等同于道家的神秘方术。其次，深奥高深的佛法佛理要想赢得中国普罗大众的心也并非易事。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普通老百姓无法充分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力，他们的知识、思想和能力有很大的局限性，只能借助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人生体验，接受佛法中那些相对浅显的思想和观念。
因此，现实生活中佛教带给中国人的最大影响的是因果报应的理论，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实际上，这还没有触及佛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核心教义。
（三）僧侣生活的本土化
衣着。根据佛制，印度比丘有“三衣”，即五衣、七衣、大衣。由于地处热带，他们的衣服都由单薄的衣片组成，宽松轻便。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气候寒冷，三衣不足以挡寒，就因地制宜逐渐演变出了各种衣服样式。他们平时的服装不仅有单衣、夹衣，而且还有棉衣；不仅有布衣，而且还有皮衣、帛衣，并且还穿裤子、鞋袜，戴僧帽。他们也只有在做“法事”时才搭披所谓的“法衣”，平时不再披袈裟，而只穿着圆领大袖的汉唐式服装。这种装束，就已经完全是中国本土的了。
饮食。按照印度佛制：佛世比丘，实行“乞食”制度，而且只能“日中一食”，过午就不能再吃东西。从佛教传入到南北朝时，出家僧人还在遵守这条戒规，但隋唐以后，这一戒条逐渐废弛；尤其在禅宗兴起之后，由于提倡劳动，“日中一食”逐渐变成了早、午、晚的一日三餐。另外，在印度佛教戒律里，并没有禁止肉食的戒条。佛教传来中国后，到了梁武帝萧衍，他开始颁布严格法令，规定僧尼及信徒一律吃素。从此以后，素食就渐渐形成了汉传佛教徒独有的一种传统饮食习惯。
居住。印度释迦世代，出家比丘，要远离人群，住旷野。乞食、弘化，可以去人口密集的村落、城市，但不能在那里居住。而中国的佛教，是由城市传播开始的，因此中国很多寺庙修建在通邑大都之中。另外，寺院建筑的形态和风格也与印度佛教建筑明显不同。魏晋之后，宫殿式寺院逐渐出现。这种寺院格局明显受到中国皇宫建筑的影响，比如：讲究中轴对称；大雄宝殿位于中轴线的显要位置；高高端坐的释迦塑身威严耸立于大雄宝殿的中央。此种建筑特色显然是受到了儒家礼制的影响。
行动。出家僧人的行、往、坐、卧“四威仪”被形容为“行如风，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其实，“行如风”的走路姿势，并不是佛教固有的传统，而是中国禅宗兴起之后出现的一种新气象：禅宗在按一定时间的“坐香”之后，接着还要“跑香”——围绕禅堂里中间的佛龛，小跑大约半炷香的时间。久而久之，这种“跑香”习惯所形成的“行如风”的走路姿势便成了中国禅僧的一种行动方式。
汉传佛教僧侣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上的本土化，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三个表现。
佛陀信仰的功利性、佛法经典的世俗化以及僧侣生活的本土化是一个循序渐进、同步一体的进化过程。当这个过程结束，佛教在中国真正成了“中国佛教”。
三.汉传佛教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从佛教历史发展的角度说，佛教产生于印度，继而向东传入邻近的中国，这是佛教形成、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战乱纷扰的年代，人民迫切需要一种透视生命的信仰，慰藉他们苦闷的心灵。佛教适时进入中国，拓宽了中国人的精神救赎之路，丰富、深化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许多高僧大德堅定的信仰和不懈的努力，国主皇族的政治推动，广大民众的接纳与参与，都对佛教中国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佛教”到“中国佛教”，当佛家登堂入室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宇，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完整拼图正式组成。
参考文献
[1]《佛教常识答问》；赵朴初 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11.8.
[2]《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 著，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
（作者单位：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