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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行，所以特别想显自己行，这就是我那时的心态
虽然是人艺演员的孩子，演员梦却不是从小就有的。因为我曾经是个瘸子。两岁时，我上托儿所，一个小女孩发烧了，大夫拿她当感冒治，结果患的是小儿麻痹症，很快就瘫痪了。一个星期后厄运找上了我，开始的迹象也像感冒，老师就预感不那么简单，赶紧送医院检查是不是小儿麻痹症，因为发现及时治疗还来得及。那会儿，还没有普及这种病的疫苗，好在JL童医院正在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我算走运，治了四十天，病情算是给控制住了。我还作为成功案例，上了新闻电影制片厂拍的新闻纪录片，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故事片上映前加演的那种《新闻简报》。两岁就上镜头了，是不是这辈子当演员的兆头？可惜现在胶片找不到了。
没就此瘫痪下去，但也不算全治好，留下一只后脚跟着不了地的缺陷。一般外号都是小学叫开的，我的外号叫“濮瘸子”。作为剧院孩子，我还不算最惨，有两个孩子情况不如我，常看到我父亲和他们交流情况，表情都很焦虑。我倒没大人那么忧心，因为心思都在玩上了。但有时候，比如上体育课，人家就不带你玩儿啊。我生气，也伤心，还经常在意念中报复他们。小学三年级时我做了整形手术，拆完线，脚慢慢能放平了。打那以后我就拼命校正自己，走路时尽量把步子走稳，好让别人看不出来。但一跑还是露馅儿，所以就更刻苦地练那条病腿，让它变得有劲儿。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的注意力就在那条腿上，骑自行车也好，跳皮筋也好，还有打篮球、跑步……为了练腿，各种运动都参加。你不让我加入，我就在边上等着，总会缺人，逮着机会我就上。跳皮筋也是，男孩子一般不玩这个，可女生们欢迎我参加。我个儿高，腿长还软，“大举”时别人够不着，我一跷腿就够着了，一叫我就去。总之就是想多参与，因为不行，所以特别想显自己行，这就是我那时的心态。
常骑车还撒野，就是想模仿《平原游击队》里的肖飞买药，想象自己骑三枪牌单车、腰间别着二十响驳壳枪，还戴着礼帽，整个一孤胆英雄。我骑的是妈妈的女车，倒轮闸，闸灵极了，小孩子手小，捏不好手闸，只好倒脚蹬子来刹车，倍儿管用。如此的苦练车技，就是为了和胡同里的孩子比试比试。人骑在自行车上，腿瘸看不出来。你腿好，论骑车，你还未必比得过我。刚学会骑车那阵子，瘾大，我都骑疯了，后来还敢手撒把地骑，兜风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顺着原来环行4路汽车线兜一圈北京城都没问题！这样疯骑出事也就难免，有一次因为骑得太猛，人和车追尾，撞到卡车拉的脚手架上，险些送命。回来也不敢跟家里人说，暗自胸口疼了好几天。
因为我的腿病，我能觉察出父母对我有歉疚之心。看我当演员似乎无望，父亲希望我能掌握些其他的艺术特长。我父亲是国立艺专学中国画出身，后来到学生剧团参加了革命，才演上话剧的，但是画画仍是他的终生爱好。他去探望自己老师时，会带着我去。为了让我学画，父亲还请了专门的老师。心里有希冀，就会给我创造条件，但并不像现在有的家长那样，漠视孩子的好恶，按照自己意愿，逼着孩子一条道走到黑。只要我喜欢什么，父亲看出点苗头，就帮着我找老师。我学打快板，就是他领我去剧院，跟着李光复老师学会的。我现在演戏总是自己化妆，也跟小时候喜欢绘画分不开。只不过这些，在小孩子阶段，都是有一搭无一搭的。
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这种人生的大欢喜里
1973年，许多人已厌倦知青生活，在动脑子想怎么回去。部队子女靠走后门参军，一些有志有心的青年暗自温习功课，想靠考大学改变命运，什么都不是的，靠打架致残回城也干。人心浮动，我的心也在动。
后来几次回家，目的变得很明确，就是要准备考试，做一名专业演员。练小品、背诗词，还要练声。拜的声乐老师是中央歌舞剧院的男高音王嘉祥。他在发声上有独特的训练方法，许多京剧演员都找他学习，我也跟着一起练。为了学习，每天早上我都要骑着自行车去陶然亭或他家，路程不短，但那时也不觉得远，因为劲儿憋得足着呢。
立志要当一名演员，在知青期间，也陆续有些机会，但都阴差阳错给错过了。比如，有一年中央乐团合唱团招生，著名男中音杨化堂老师来到我们团挑人，我那时人在27连割麦子，并没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但听到信儿，还是充满好奇心地来到团部。我亮开嗓子唱了一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杨老师说：你去争取一下吧，到医院检查一下嗓子。这下麻烦可来了，医院说，没有介绍信，不给检查。招生办公室的人对我说，一切得按招生程序办。这事就算黄了。
另一次机会，正赶上毛主席逝世。中央戏剧学院盛毅、何治安两位教授来招导演系学生。当时我们正好排了一个小话剧叫《熊熊烈火》，里面用的一个误会法引起了他们兴趣。还问这招儿是谁想出来的。第二天传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一切活动都停止了，我又失去了一次机会。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国家拨乱反正，我也时来运转。办病退回到北京，正逢空政话剧团招生。考试要演小品，我就选了“刷马”这个题，眼前无实物的一匹马，我要用动作表现，再加点小噱头，有点京剧《三岔口》的味道，考官就觉得我比较有生活情趣，特别满意。空政招生时，第四届全军文艺汇演在即，参加演出的必须都是现役军人。这使得我们正式入伍的节奏加快了，我也很快就穿上军装。这可是人生一大快事。我记得穿着军装回家，一路上特希望有熟人能看到我，可惜没碰上一个。可以说，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这种人生的大欢喜里。
干什么都是快乐的。四处充满了阳光
一个人一生中总有一些时段特别值得记忆。也就是人生的大关口。对我来说，这样的关口不会超过三个。第一个当然是从黑龙江回来。再就是当了兵，穿了军装进空政话剧团。第三个是进北京人艺。这之后再让我想，真就没了。因为那种关口突破了，就意味着你的追求、渴望，又向前跃进了一大步，不再犹豫也没有别的愿望了，笔直的路好像可以一直走下去。那种人生的大欢喜使自己都怀疑一一老天怎么可能这么随便恩赐于你呢？
你能体味这种状态吗？就是干什么都是快乐的，四处充满了阳光。真心诚意地肯干。那时我和李雪健作为学员住一屋，两个比着早上谁先起床。眼一睁，嗬，他动了，赶紧起来，到楼道里争笤帚、抢簸箕打扫院子里的卫生。我俩还争先做好事，吃饭都紧吃快咽，好抢先下手帮食堂洗碗筷。那个时候再苦的活儿也不觉得苦，再平凡的角色也想演好，每天都像笑着生活，不知道忧愁为何物。
为什么如此高兴，当然是有比较才会这样。这一切和近八年的知青生活比，好像一根火柴将灰暗的日子擦亮了。我考上空政，生活算是发生了改变，我的许多一起返城的知青朋友却没我这么幸运。其实在那会儿，论唱歌跳舞他们都比我强，回城后却没有我这样的机遇。命运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摘编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我知道光在哪里》一书）
虽然是人艺演员的孩子，演员梦却不是从小就有的。因为我曾经是个瘸子。两岁时，我上托儿所，一个小女孩发烧了，大夫拿她当感冒治，结果患的是小儿麻痹症，很快就瘫痪了。一个星期后厄运找上了我，开始的迹象也像感冒，老师就预感不那么简单，赶紧送医院检查是不是小儿麻痹症，因为发现及时治疗还来得及。那会儿，还没有普及这种病的疫苗，好在JL童医院正在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我算走运，治了四十天，病情算是给控制住了。我还作为成功案例，上了新闻电影制片厂拍的新闻纪录片，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故事片上映前加演的那种《新闻简报》。两岁就上镜头了，是不是这辈子当演员的兆头？可惜现在胶片找不到了。
没就此瘫痪下去，但也不算全治好，留下一只后脚跟着不了地的缺陷。一般外号都是小学叫开的，我的外号叫“濮瘸子”。作为剧院孩子，我还不算最惨，有两个孩子情况不如我，常看到我父亲和他们交流情况，表情都很焦虑。我倒没大人那么忧心，因为心思都在玩上了。但有时候，比如上体育课，人家就不带你玩儿啊。我生气，也伤心，还经常在意念中报复他们。小学三年级时我做了整形手术，拆完线，脚慢慢能放平了。打那以后我就拼命校正自己，走路时尽量把步子走稳，好让别人看不出来。但一跑还是露馅儿，所以就更刻苦地练那条病腿，让它变得有劲儿。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的注意力就在那条腿上，骑自行车也好，跳皮筋也好，还有打篮球、跑步……为了练腿，各种运动都参加。你不让我加入，我就在边上等着，总会缺人，逮着机会我就上。跳皮筋也是，男孩子一般不玩这个，可女生们欢迎我参加。我个儿高，腿长还软，“大举”时别人够不着，我一跷腿就够着了，一叫我就去。总之就是想多参与，因为不行，所以特别想显自己行，这就是我那时的心态。
常骑车还撒野，就是想模仿《平原游击队》里的肖飞买药，想象自己骑三枪牌单车、腰间别着二十响驳壳枪，还戴着礼帽，整个一孤胆英雄。我骑的是妈妈的女车，倒轮闸，闸灵极了，小孩子手小，捏不好手闸，只好倒脚蹬子来刹车，倍儿管用。如此的苦练车技，就是为了和胡同里的孩子比试比试。人骑在自行车上，腿瘸看不出来。你腿好，论骑车，你还未必比得过我。刚学会骑车那阵子，瘾大，我都骑疯了，后来还敢手撒把地骑，兜风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顺着原来环行4路汽车线兜一圈北京城都没问题！这样疯骑出事也就难免，有一次因为骑得太猛，人和车追尾，撞到卡车拉的脚手架上，险些送命。回来也不敢跟家里人说，暗自胸口疼了好几天。
因为我的腿病，我能觉察出父母对我有歉疚之心。看我当演员似乎无望，父亲希望我能掌握些其他的艺术特长。我父亲是国立艺专学中国画出身，后来到学生剧团参加了革命，才演上话剧的，但是画画仍是他的终生爱好。他去探望自己老师时，会带着我去。为了让我学画，父亲还请了专门的老师。心里有希冀，就会给我创造条件，但并不像现在有的家长那样，漠视孩子的好恶，按照自己意愿，逼着孩子一条道走到黑。只要我喜欢什么，父亲看出点苗头，就帮着我找老师。我学打快板，就是他领我去剧院，跟着李光复老师学会的。我现在演戏总是自己化妆，也跟小时候喜欢绘画分不开。只不过这些，在小孩子阶段，都是有一搭无一搭的。
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这种人生的大欢喜里
1973年，许多人已厌倦知青生活，在动脑子想怎么回去。部队子女靠走后门参军，一些有志有心的青年暗自温习功课，想靠考大学改变命运，什么都不是的，靠打架致残回城也干。人心浮动，我的心也在动。
后来几次回家，目的变得很明确，就是要准备考试，做一名专业演员。练小品、背诗词，还要练声。拜的声乐老师是中央歌舞剧院的男高音王嘉祥。他在发声上有独特的训练方法，许多京剧演员都找他学习，我也跟着一起练。为了学习，每天早上我都要骑着自行车去陶然亭或他家，路程不短，但那时也不觉得远，因为劲儿憋得足着呢。
立志要当一名演员，在知青期间，也陆续有些机会，但都阴差阳错给错过了。比如，有一年中央乐团合唱团招生，著名男中音杨化堂老师来到我们团挑人，我那时人在27连割麦子，并没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但听到信儿，还是充满好奇心地来到团部。我亮开嗓子唱了一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杨老师说：你去争取一下吧，到医院检查一下嗓子。这下麻烦可来了，医院说，没有介绍信，不给检查。招生办公室的人对我说，一切得按招生程序办。这事就算黄了。
另一次机会，正赶上毛主席逝世。中央戏剧学院盛毅、何治安两位教授来招导演系学生。当时我们正好排了一个小话剧叫《熊熊烈火》，里面用的一个误会法引起了他们兴趣。还问这招儿是谁想出来的。第二天传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一切活动都停止了，我又失去了一次机会。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国家拨乱反正，我也时来运转。办病退回到北京，正逢空政话剧团招生。考试要演小品，我就选了“刷马”这个题，眼前无实物的一匹马，我要用动作表现，再加点小噱头，有点京剧《三岔口》的味道，考官就觉得我比较有生活情趣，特别满意。空政招生时，第四届全军文艺汇演在即，参加演出的必须都是现役军人。这使得我们正式入伍的节奏加快了，我也很快就穿上军装。这可是人生一大快事。我记得穿着军装回家，一路上特希望有熟人能看到我，可惜没碰上一个。可以说，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这种人生的大欢喜里。
干什么都是快乐的。四处充满了阳光
一个人一生中总有一些时段特别值得记忆。也就是人生的大关口。对我来说，这样的关口不会超过三个。第一个当然是从黑龙江回来。再就是当了兵，穿了军装进空政话剧团。第三个是进北京人艺。这之后再让我想，真就没了。因为那种关口突破了，就意味着你的追求、渴望，又向前跃进了一大步，不再犹豫也没有别的愿望了，笔直的路好像可以一直走下去。那种人生的大欢喜使自己都怀疑一一老天怎么可能这么随便恩赐于你呢？
你能体味这种状态吗？就是干什么都是快乐的，四处充满了阳光。真心诚意地肯干。那时我和李雪健作为学员住一屋，两个比着早上谁先起床。眼一睁，嗬，他动了，赶紧起来，到楼道里争笤帚、抢簸箕打扫院子里的卫生。我俩还争先做好事，吃饭都紧吃快咽，好抢先下手帮食堂洗碗筷。那个时候再苦的活儿也不觉得苦，再平凡的角色也想演好，每天都像笑着生活，不知道忧愁为何物。
为什么如此高兴，当然是有比较才会这样。这一切和近八年的知青生活比，好像一根火柴将灰暗的日子擦亮了。我考上空政，生活算是发生了改变，我的许多一起返城的知青朋友却没我这么幸运。其实在那会儿，论唱歌跳舞他们都比我强，回城后却没有我这样的机遇。命运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摘编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我知道光在哪里》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