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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元帅在翻译方面，特别是军事学术翻译以及培养翻译人才方面的重要见解与贡献，很少为人所知。
1930年4月，从苏联秘密回国的刘伯承和左权等人抵达上海。中共中央决定安排精通俄文的刘伯承担任军委编译科长，专门从事军事翻译工作，为军委训练班和各地红色武装提供军事教材。
刘伯承化名林直木，在上海愚园路一幢二层楼房里，于1930年至1931年间，主持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和《游击队怎样动作》等。这些军事教材被迅速送往各苏区，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建设。
1932年刘伯承奉命前往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主持军事教育和军事翻译工作，后又调任红军总参谋长。1932年8月，刘伯承和左权等翻译了苏联红军的《军语解释》，这是我军第一部译自外国军队的军语专著。1932年11月，针对部分红军指战员在山地作战中不讲战术的现象，刘伯承在前线翻译出《苏联山地战斗》。
1933年6月，刘伯承从苏联红军《战术备考》中摘译出《骑兵的奔袭和抄袭》一文，供红军各部队指挥员研究，以提高红军骑兵的战术水平;10月，他在前线摘译苏联红军教材《退出战斗》，把“撤退也是一种作战样式”的观点介绍给红军指挥员，纠正红军中存在的忽视撤退动作、不会按作战要求部署撤退的现象;11月，他翻译发表苏联红军理论文章《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使红军干部明白了这三者各自研究的对象及其对战争各层次的指导意义。
1934年5月，为给教练步兵分队作示范，刘伯承翻译出德国人李璞滿的著作《班的战斗集团的教练》一书中关于“夜间动作的两个作业”，介绍了夜间反冲锋的作业和夜间进攻作业两种战术样式，明确解答了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对部队夜间动作的疑问;在反围剿作战和长征行动中，他一直珍藏着长达300余页的《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并于1933年至1935年8、9月间，陆续翻译完成这部教令，供红军部队使用。
当时，针对我军主要沿用旧军队军语的情况，刘伯承还对旧军队军语进行了改造。为纠正旧军队遗留在红军中的不平等称呼，刘伯承为各种各样的人规定了新称呼：把军官改叫指挥员，士兵改叫战斗员，传令兵改叫通信员，伙夫改叫炊事员，马夫改叫饲养员，挑夫改叫运输员……这些称呼直到今天仍然在沿用。
刘伯承的翻译选题都是当时战争中最紧迫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组织翻译和校对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军队指挥法》《合同战术（上部、下部）》，以及日军的《阵中要务令》《刺杀教令》等。在翻译过程中，刘伯承注意引导读者联系实际正确理解和借鉴译文。
1938年12月，苏联红军颁布了新的《步兵战斗条令（第一部）》，为吸取苏联红军最新的作战经验，战胜日本侵略者，刘伯承与左权合作翻译了这部条令。他还紧密结合实际，精心撰写“前言”“后记”“附言”，引导八路军军干部从我军作战的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这些条令。1941年八路军总部送来一部《合同战术》的译稿请刘伯承校订。这本《合同战术》，是苏联施米尔乐夫根据苏联1929年颁布的《野战条令》的著述，于193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年后这部译著校订好并付印，刘伯承在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重新校译了《合同战术（上部）》，翻译和编译了《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等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该院成立仅仅三个多月，刘伯承就批准有关部门将翻译外军军事理论著作中有待统一译名的军语，以及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法规编写中有待规范的军语分期编印成《军语通报》，从1951年4月30日起，印发军事学院各系、各教研室征求意见。
在军事学院组织编制我军规范军语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军事出版局也同时展开了这项工作，并请刘伯承担任编审委员会主任。1951年9月，在刘伯承指导下，该局编印了《军语汇编（初稿）》。1955年2月7日，刘伯承针对《军语汇编（初稿）》存在的问题，复函军委训练部总监部，谈了对规范军语和军队标号的意见。
在刘伯承的组织下，军事学院于1956年12月编辑出版了《军语画一（初稿）》。后来大多数被正式确定为解放军军语，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1953年夏天，刘伯承利用到大连休假的机会重新校译了《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这本条令军训部已经翻译出版，并依据条令的内容编写了教材用于教学。但刘伯承对校译稿不够满意，他说：“条令是军事学院最基本的教材，非常重要，一定要翻译得十分准确，不能有含糊其辞的地方，不能有丝毫差错。”在工作非常繁忙的情况下，他仍然亲自校译，并翻译了《柏林战役与希特勒德国投降》等书。
这年，他61岁了，仅有的一只好眼睛又患上了青光眼，但他仍拿着放大镜逐句推敲修改，20多万字的译稿修改了三遍。在他严格要求和精心组织下，付印的条令做到了不错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符号。
（摘自《人民政协报》）
戎马倥偬中坚持翻译工作
1930年4月，从苏联秘密回国的刘伯承和左权等人抵达上海。中共中央决定安排精通俄文的刘伯承担任军委编译科长，专门从事军事翻译工作，为军委训练班和各地红色武装提供军事教材。
刘伯承化名林直木，在上海愚园路一幢二层楼房里，于1930年至1931年间，主持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和《游击队怎样动作》等。这些军事教材被迅速送往各苏区，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建设。
1932年刘伯承奉命前往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主持军事教育和军事翻译工作，后又调任红军总参谋长。1932年8月，刘伯承和左权等翻译了苏联红军的《军语解释》，这是我军第一部译自外国军队的军语专著。1932年11月，针对部分红军指战员在山地作战中不讲战术的现象，刘伯承在前线翻译出《苏联山地战斗》。
1933年6月，刘伯承从苏联红军《战术备考》中摘译出《骑兵的奔袭和抄袭》一文，供红军各部队指挥员研究，以提高红军骑兵的战术水平;10月，他在前线摘译苏联红军教材《退出战斗》，把“撤退也是一种作战样式”的观点介绍给红军指挥员，纠正红军中存在的忽视撤退动作、不会按作战要求部署撤退的现象;11月，他翻译发表苏联红军理论文章《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使红军干部明白了这三者各自研究的对象及其对战争各层次的指导意义。
1934年5月，为给教练步兵分队作示范，刘伯承翻译出德国人李璞滿的著作《班的战斗集团的教练》一书中关于“夜间动作的两个作业”，介绍了夜间反冲锋的作业和夜间进攻作业两种战术样式，明确解答了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对部队夜间动作的疑问;在反围剿作战和长征行动中，他一直珍藏着长达300余页的《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并于1933年至1935年8、9月间，陆续翻译完成这部教令，供红军部队使用。
翻译选题紧密结合实际
当时，针对我军主要沿用旧军队军语的情况，刘伯承还对旧军队军语进行了改造。为纠正旧军队遗留在红军中的不平等称呼，刘伯承为各种各样的人规定了新称呼：把军官改叫指挥员，士兵改叫战斗员，传令兵改叫通信员，伙夫改叫炊事员，马夫改叫饲养员，挑夫改叫运输员……这些称呼直到今天仍然在沿用。
刘伯承的翻译选题都是当时战争中最紧迫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组织翻译和校对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军队指挥法》《合同战术（上部、下部）》，以及日军的《阵中要务令》《刺杀教令》等。在翻译过程中，刘伯承注意引导读者联系实际正确理解和借鉴译文。
1938年12月，苏联红军颁布了新的《步兵战斗条令（第一部）》，为吸取苏联红军最新的作战经验，战胜日本侵略者，刘伯承与左权合作翻译了这部条令。他还紧密结合实际，精心撰写“前言”“后记”“附言”，引导八路军军干部从我军作战的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这些条令。1941年八路军总部送来一部《合同战术》的译稿请刘伯承校订。这本《合同战术》，是苏联施米尔乐夫根据苏联1929年颁布的《野战条令》的著述，于193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一年后这部译著校订好并付印，刘伯承在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重新校译了《合同战术（上部）》，翻译和编译了《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等著作。
对军事教育事业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该院成立仅仅三个多月，刘伯承就批准有关部门将翻译外军军事理论著作中有待统一译名的军语，以及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法规编写中有待规范的军语分期编印成《军语通报》，从1951年4月30日起，印发军事学院各系、各教研室征求意见。
在军事学院组织编制我军规范军语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军事出版局也同时展开了这项工作，并请刘伯承担任编审委员会主任。1951年9月，在刘伯承指导下，该局编印了《军语汇编（初稿）》。1955年2月7日，刘伯承针对《军语汇编（初稿）》存在的问题，复函军委训练部总监部，谈了对规范军语和军队标号的意见。
在刘伯承的组织下，军事学院于1956年12月编辑出版了《军语画一（初稿）》。后来大多数被正式确定为解放军军语，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1953年夏天，刘伯承利用到大连休假的机会重新校译了《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草案）》。这本条令军训部已经翻译出版，并依据条令的内容编写了教材用于教学。但刘伯承对校译稿不够满意，他说：“条令是军事学院最基本的教材，非常重要，一定要翻译得十分准确，不能有含糊其辞的地方，不能有丝毫差错。”在工作非常繁忙的情况下，他仍然亲自校译，并翻译了《柏林战役与希特勒德国投降》等书。
这年，他61岁了，仅有的一只好眼睛又患上了青光眼，但他仍拿着放大镜逐句推敲修改，20多万字的译稿修改了三遍。在他严格要求和精心组织下，付印的条令做到了不错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符号。
（摘自《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