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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20-00-01
19世纪60—9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时期。洋务运动是由洋务派发起的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运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各方面。洋务运动发生在中外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地位。
一、洋务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早在明代中叶，由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但在中国封建制度的束缚和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艰难而缓慢。清朝统治者昧于世界大势，盲目自大，以“天朝上国”自居，“竟不知海外更有九州”，称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文明轨道的外国为“夷”，把与外国交涉、通商等称之为“夷务”。
在清政府做着“天朝上国”迷梦的同时，欧美资本主义却在殖民掠夺的腥风血雨中迅速发展。到19世纪60年代，一股强大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历史潮流席卷着整个世界，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寻找新的新品销售市场和原料工，把触角伸向了中国，通过“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客观上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又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从此，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思想是实际的反映。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社会现状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兴起了一股主张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的社会思潮，即洋务思潮。马克思在他的《中国记事》一文中指出：“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洋务思潮是欧美风雨和船坚炮利在中国激起的思想浪花，是中西文化撞击交汇的结果。从林则徐的《四洲志》到魏源的“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的《海国图志》，在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明确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成为后来流行一时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的滥觞。而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洪仁玕提出的中国第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则可以视为洋务思潮的先导。在清朝统治集团一部分当权人物之中，也已经开始形成一种师法西方以求自强的思潮。
二、洋务运动的性质
关于洋务运动的性质，多年来众多学者论说不一，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是完全反动、反革命的，是中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共同镇压中国农民起义的产物。一种观点认为尽管由于时代的限制和自身的限制，但洋务运动仍然是一场进步的运动，它揭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序幕。第三种观点则采用了辩证分析的方法，既肯定了洋务运动的历史进步性，又不否定它的历史局限性。
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从兴办洋务的目的来看，是一些有识之士面对内忧外患，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发起的一场“自强”、“求富”运动。面对内忧外患，“两害相权取其轻”，洋务派首先和外国侵略者勾结在一起来进行镇压，这是洋务运动反人民的一面，也是它的阶级属性所导致的。从洋务派的组成成员来看，大多数是封建统治的当权派。相对于顽固守旧、固步自封的顽固派来说，他们是进步的，是有先进性的。虽然洋务派和顽固派之间始终存在着复杂尖锐的思想论证和政治斗争，但他们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和目的是基本一致的。洋务派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变器不变道”，不管怎样学习西方，“不变道”是其根本所在。
洋务运动具有先进性。洋务运动虽有巩固封建统治的动机和目的，但它是通过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变法自强的形式出现的，其客观结果并不能局限于发动者事前的主观动机，它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同时，洋务运动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活动抑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具有反帝的性质。
三、关于洋务派
洋务派是相对于当时墨守陈规、固步自封的顽固派而言的。黎仁凯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中对洋务派做出了详细的解释。他认为洋务派由六部分人组成：一是从清廷中央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一批王公大臣，以奕、文祥和桂良为代表;二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汉族地方实力派，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为代表;三是由经世派地主士绅转化而来，以冯桂芬、丁日昌和钱鼎铭为代表;四是由具有发展民族工商业愿望的买办商人转化而来，以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为代表;五是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具有改革倾向的官僚和知识分子组成，以郭嵩焘、薛福成和王韬为代表;六是由清流派转化而来的一部分人，以张之洞和张佩纶为代表。
分析洋务派的成员可以看出，他们是当时社会上的思想较先进者，期待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改革自强。但是他们中的主体成员均是封建统治的当权派，虽然面对外敌入侵有民族自强的意识，但由于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这些洋务派成员具有很大的封建性和妥协性。所以分析洋务派，我们要采用“一分为二”的方法。一方面，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不管是出于民族意识还是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出发，洋务派做出了他们所能想到的自救办法，转变思想，从视洋人为“夷人”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并把这一思想主张付诸实践，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另一方面，洋务派又有着封建性和妥协性。面对太平天国的威胁，他们伙同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农民起义。而当西方列强要破坏中国的封建体制，把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时，洋务派又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进行反抗。
四、关于“中体西用”思想模式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同“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互为表里，是洋务派在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关系时所用的文化观。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洋务派认识到要维护封建统治，必须自强;要自强，必须要向西方学习。但怎么学习？洋务派大多数是封建官僚，阶级属性的限制使得他们不可能背离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不可能为了学习西方而打破封建体制，所以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他们学习的是技艺之法，而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论断，用主辅关系首次比较完整的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王韬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
“中体西用”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文化观点，一方面是洋务派为了减轻来自于顽固派排挤西学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洋务派深受传统儒学思想，难以割舍中国传统文化而采取的一种既能保存传统文化，又能接纳西方“器数工艺”的思想模式。“中体西用”代表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及一切有识之士所能达到的较高思想水平，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西方文化的传播和中国文化的近代化都起到过积极作用，具有历史进步性。同时，它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理论，是自相矛盾的具有二重性的思想理论。由于受当时经济发展状况和阶级状况的限制，“中体西用”也是一种不成熟的思想理论。
19世纪60—9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时期。洋务运动是由洋务派发起的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运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各方面。洋务运动发生在中外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地位。
一、洋务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早在明代中叶，由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但在中国封建制度的束缚和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艰难而缓慢。清朝统治者昧于世界大势，盲目自大，以“天朝上国”自居，“竟不知海外更有九州”，称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文明轨道的外国为“夷”，把与外国交涉、通商等称之为“夷务”。
在清政府做着“天朝上国”迷梦的同时，欧美资本主义却在殖民掠夺的腥风血雨中迅速发展。到19世纪60年代，一股强大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历史潮流席卷着整个世界，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寻找新的新品销售市场和原料工，把触角伸向了中国，通过“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客观上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又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从此，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
思想是实际的反映。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社会现状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兴起了一股主张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的社会思潮，即洋务思潮。马克思在他的《中国记事》一文中指出：“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洋务思潮是欧美风雨和船坚炮利在中国激起的思想浪花，是中西文化撞击交汇的结果。从林则徐的《四洲志》到魏源的“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的《海国图志》，在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明确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成为后来流行一时的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的滥觞。而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洪仁玕提出的中国第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则可以视为洋务思潮的先导。在清朝统治集团一部分当权人物之中，也已经开始形成一种师法西方以求自强的思潮。
二、洋务运动的性质
关于洋务运动的性质，多年来众多学者论说不一，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是完全反动、反革命的，是中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共同镇压中国农民起义的产物。一种观点认为尽管由于时代的限制和自身的限制，但洋务运动仍然是一场进步的运动，它揭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序幕。第三种观点则采用了辩证分析的方法，既肯定了洋务运动的历史进步性，又不否定它的历史局限性。
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从兴办洋务的目的来看，是一些有识之士面对内忧外患，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发起的一场“自强”、“求富”运动。面对内忧外患，“两害相权取其轻”，洋务派首先和外国侵略者勾结在一起来进行镇压，这是洋务运动反人民的一面，也是它的阶级属性所导致的。从洋务派的组成成员来看，大多数是封建统治的当权派。相对于顽固守旧、固步自封的顽固派来说，他们是进步的，是有先进性的。虽然洋务派和顽固派之间始终存在着复杂尖锐的思想论证和政治斗争，但他们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和目的是基本一致的。洋务派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变器不变道”，不管怎样学习西方，“不变道”是其根本所在。
洋务运动具有先进性。洋务运动虽有巩固封建统治的动机和目的，但它是通过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变法自强的形式出现的，其客观结果并不能局限于发动者事前的主观动机，它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同时，洋务运动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活动抑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具有反帝的性质。
三、关于洋务派
洋务派是相对于当时墨守陈规、固步自封的顽固派而言的。黎仁凯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中对洋务派做出了详细的解释。他认为洋务派由六部分人组成：一是从清廷中央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一批王公大臣，以奕、文祥和桂良为代表;二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汉族地方实力派，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为代表;三是由经世派地主士绅转化而来，以冯桂芬、丁日昌和钱鼎铭为代表;四是由具有发展民族工商业愿望的买办商人转化而来，以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为代表;五是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具有改革倾向的官僚和知识分子组成，以郭嵩焘、薛福成和王韬为代表;六是由清流派转化而来的一部分人，以张之洞和张佩纶为代表。
分析洋务派的成员可以看出，他们是当时社会上的思想较先进者，期待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改革自强。但是他们中的主体成员均是封建统治的当权派，虽然面对外敌入侵有民族自强的意识，但由于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这些洋务派成员具有很大的封建性和妥协性。所以分析洋务派，我们要采用“一分为二”的方法。一方面，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不管是出于民族意识还是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出发，洋务派做出了他们所能想到的自救办法，转变思想，从视洋人为“夷人”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并把这一思想主张付诸实践，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另一方面，洋务派又有着封建性和妥协性。面对太平天国的威胁，他们伙同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农民起义。而当西方列强要破坏中国的封建体制，把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时，洋务派又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进行反抗。
四、关于“中体西用”思想模式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同“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互为表里，是洋务派在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关系时所用的文化观。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洋务派认识到要维护封建统治，必须自强;要自强，必须要向西方学习。但怎么学习？洋务派大多数是封建官僚，阶级属性的限制使得他们不可能背离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不可能为了学习西方而打破封建体制，所以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他们学习的是技艺之法，而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论断，用主辅关系首次比较完整的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王韬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
“中体西用”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文化观点，一方面是洋务派为了减轻来自于顽固派排挤西学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洋务派深受传统儒学思想，难以割舍中国传统文化而采取的一种既能保存传统文化，又能接纳西方“器数工艺”的思想模式。“中体西用”代表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及一切有识之士所能达到的较高思想水平，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西方文化的传播和中国文化的近代化都起到过积极作用，具有历史进步性。同时，它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理论，是自相矛盾的具有二重性的思想理论。由于受当时经济发展状况和阶级状况的限制，“中体西用”也是一种不成熟的思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