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初，沈从文收到一封信，写信人在信中说了自己的处境，并请求沈从文预先支付一些稿费。写信人叫柯原，早在这年的夏天，他陆续给沈从文寄去了一些诗歌作品。此时，沈从文在北大任教，并受邀担任天津的《益世报》文学周刊的主编和北平的《平明日报》等报纸文学副刊的编辑。
　　柯原投稿时署的是笔名路苇，诗作反抗黑暗、渴望光明、追求未来，充满激情，沈从文很喜欢。7月19日，沈从文在《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编发了路苇的《飞吧，我的心》等两首诗作，这一下点燃了他的创作热情。
　　编辑和作者之间是有缘分的，自打刊发柯原的作品后，沈从文是来稿必回，能发表的告诉其优点、特色所在;凡是满意的，沈从文还争取发在他任编辑的《平明日报》等副刊上。不刊用的也会一一退回，并在每篇稿件附上具体意见。这让柯原成了写得既多见报率又高的诗人，仅在《益世报》上每月都会有他的诗作刊出。无论是收到了发表作品的样报，还是退稿信，柯原的心中都是暖暖的，他也就把沈从文当作值得信赖可亲可敬的人。
　　柯原这时只有16岁，是天津河北高等工业学校的一名学生。虽说学习的是化工专业，却喜欢文学。文学创作之路顺畅，可家庭却突遭变故：他的父亲是一个小职员，因年纪较大被工厂裁减而失业。六口之家就只有靠当小学教员的姐姐的微薄薪水，但根本不足以撑起这个家。而此时，失业的父亲又得了急性肺炎，不幸去世了。因当时物价飞涨，治疗费用昂贵，他们家欠下一大笔债。日子艰难时就会想到最信赖的人，于是柯原写信向沈从文求助。
　　接到柯原的信后，沈从文很忧心，因为他知道，以当时柯原的知名度和文章，是很难获得报社预支稿酬的。无奈当时知识分子的日子都很艰难，沈从文也没有余钱去帮助柯原。
　　其实，虽说沈从文与柯原多有文字交往，让柯原视作亲人，可他与柯原未曾谋面，本来力所不及是可以写信让柯原原谅的，对方也不会说什么。可沈从文对柯原的遭遇寝食难安，最后，他想到用手中的笔来给予柯原一些真正的帮助。“有个未谋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個‘乞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作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作家卖20张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最少为10万元一张。我的办法是凡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我，我寄字时再告诉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这个社会太不合理了，让我们各尽所能，打破惯例作点小事，尽尽人的义务，为国家留点生机吧……”于是，1947年9月20日他在《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登了这样一则启事。
　　人们被沈从文“为国家留点生机”的情怀所感动，柯原家中陆续收到20多份“买字者”寄来的款项，不过这些人并非大款阔佬，多是一些善良的普通人。有的人还写信表达问候之情。凭着这些钱，这些温暖的信，使得柯原走出了困境。
　　其实，在沈从文作出卖字的决定时，也是在思想上经过一场交锋的。由于沈从文身上那种强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傲气，以前他的日子即使再窘迫，也没卖过字，在他看来，文人卖字就是出卖自尊心。但为了帮助一个身处困境的青年，他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但沈从文在启事中，并没有公布这位“未谋面”青年作家的姓名，只是要求买字的人写信给他，在按对方所说的规格、内容写好字寄去时，才告诉“未谋面”青年的地址，让买字人将钱寄去，他这样做为的是给柯原留一份尊严。
　　因种种原因，这“未谋面”一过就是三十多年，直到1980年夏天，柯原才去北京看望了一直渴望见面的沈从文。此时，一位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卓有建树的文坛老前辈，一位是才气横溢的当代诗人。这第一次见面，第一次握手，情形感人至深。
　　“为国家留点生机”，不惜以牺牲自己的尊严帮助一个“未谋面”的青年，却又千方百计维护这位青年的尊严，沈从文提携后辈的心性和崇高的风范尽显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