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香港这座城，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深厚的历史渊源、多元的时代文化，铸造了香港电影独有的影像内涵。2016年，恰逢杜琪峯和韦家辉所创办的银河映像电影制作公司成立二十周年，回望1996年正是香港电影走向没落的开始，然而就在这一艰难时刻，杜琪峯带领银河映像在风雨飘摇的香港杀出一条血路，以其独特的杜氏影像风格、标新立异的叙事内容、深厚的历史文化表达使得银河映像出品成为香港警匪电影的品质担当，二十年间银河映像成为香港黑帮警匪电影的又一标杆。在二十周年之际由杜琪峯执导、游乃海和刘浩良编剧的一部《三人行》被认为是向银河映像致敬的一部力作，影片延续了杜导一贯的影像风格。影片中影像风格的坚守与叙事内容的创新品味“三一律”在电影中的独特运用，表现出影片更加深厚的人性关怀、凝聚电影的时空表现力及引发观众更深的思考与感悟。
　　【关键词】银河映像；杜琪峯；“三一律”； 人性；影像风格化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一、杜琪峯的“三一律”实验
　　“三一律”是西方戏剧结构理论之一，是一种关于戏剧结构规则的阐释，作为戏剧结构的一种形式，使得剧本结构更趋于集中、严谨，有其独特的艺术表现优势及深刻的艺术表达内涵。而在当今的电影市场中，全新的电影制作手段、复杂的电影场景变换、各类超级英雄的塑造早已使观众眼花缭乱，看电影只是一场视听盛宴，而内容已变得不再重要，这既是创作者的悲哀亦是观众的无奈。就在这般浮躁的电影市场中，仍有那么一个人与那样一个团队，偏执地坚守着电影的本质，不屈服于市场，不迎合于观众，极力使电影本身的艺术性与商业性达到高度融合，创作出独具风格化的电影作品，这个人就是杜琪峯，在这部《三人行》中体现出导演风格化的坚守与叙事多变化的创新。
　　（一）地点：封闭的空间
　　杜琪峰早期的黑色电影十分重视对于空间场景的展现，其电影中的很多场景都在一个集中的地点展开，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在这种空间中表现人物推动叙事。这种封闭的空间设置多是恐怖片和惊悚片中常见的影像表现手法，营造压抑闭塞的气氛，其作用在于使观众的心理产生本能的恐惧感。当这种表现形式被用于杜琪峯的黑帮电影中，封闭的空间给人物、事件提供了有限的区域，这便使情节更为集中展现，从而能够产生更为极端的人物矛盾和戏剧化的叙事效果。
　　在电影《三人行》中杜琪峯更是将这一理念运用到极致，将整部影片的故事叙事空间定位到一家医院，所有人物均在单一的空间场景中展开势均力敌的对决，医院在片中成为社会的隐喻，在一家小小的医院中上演众生态，尽现人性。
　　（二）时间：完成叙事的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指的是在人物进入了特定空间之后，电影为了完成叙事所需要的时间。而这一特定时间内的叙事早在杜琪峯执导、银河映像出品的电影《暗战》中就运用得天衣无缝，《暗战》中由刘德华扮演的匪徒仅剩4周的生命，于是与刘青云扮演的警察玩起了一个72小时的猫鼠追击游戏，有限的时间将二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互相敌对却惺惺相惜，最终都逃不脱宿命的结局。而在《三人行》中，叙事时间被控制在六个小时内，在这六个小时中上演警察、医生、悍匪等人物的对决与人性的博弈。
　　这种利用紧凑的时间设置与封闭的空间界定相对应，也是杜琪峯黑色电影叙事结构技巧化的重要手法。将影片叙事时间严格限定后，使得剧情的演变发展更加集中和戏剧化，人物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
　　（三）事件：非常态的事件
　　当电影中的故事叙述被置于封闭的空间、人物关系的走向被限于特定的时间，在有限的时空结构中要充分表达出影像的叙事内容，而观众从观影中所体验到的是非常态事件的内涵表达。“三一律”的独特艺术表现使得故事的表现性更强，人物的塑造力更集中，也更容易在人物的紧张关系中体现人性之较量。在影片《三人行》中，杜琪峯所展现的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对人性的解构。在有限的90分钟内，导演所解构的是身份、是道德、是善恶、是规则、是世界。一个出现了医疗事故却不愿认错的医生，一个作伪证却不愿认错的警察，一个自始至终看穿别人的心魔却走不出自己心魔的匪徒，在一家医院狭路相逢，彼此牵制，对决一触即发。
　　二、角色塑造与人性表达
　　与其他警匪电影多变的场景设置、充足的时间表现及完整的叙事要求相比较，这部《三人行》显得残缺而晦涩，故事完整度不够，主题展现力不足，使得不了解杜琪峯和银河映像的观众无法更深入体会电影的内涵，但这样不与市场为伍的实验电影就是导演“执念”的作品，杜琪峯执导、银河映像出品就像香港电影的一个标签，“黑暗”“冷峻”“宿命感”“善与恶”“探索人性”“特立独行”。这样的深刻议题在当今这样一个娱乐至死的电影市场中显得格格不入，但导演讲故事探人性的电影语言又别具一格，他的影像风格极具浪漫主义，错落有致的站位、光影的极度反差、残酷美感的血雾、完整的长镜头意味、成为风格化十足的杜氏暴力美学。在银河的电影中，黑色是影片底色，但残酷中也常常会有一抹亮色点缀，或幽默讽刺，或兄弟情义，或人性隐喻。这些矛盾、冲突化的观影感受让人觉得银河电影值得玩味。
　　佛说“众生有罪，你我皆同谋”，古往今来人性本善论与人性本恶论也是争论不休。暂且不论太深的哲学议题，单就影片中警、医、匪三方的人物设置，探究人性的复杂与意味。而电影也是刻意模糊了善与恶的界线，打破了众多电影中对人物设置单一的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展现给我们的正是复杂且真实的人物。是人都会犯错，都会有人性中阴暗恶的一面，而身份并不代表人性善恶的解读。
　　（一）执拗的医生
　　影片第一个镜头即以一个窥视性的推镜头展现一场血淋淋的手术，没有给人任何喘息的机会，以黑暗冷峻的气息给影片奠定了一个冰冷生僻的基调。作为影片中第一个出场的角色——医生，出现在手术台上，也是职业医师的专业表现，特写镜头细腻展现了一位医生的从容、严肃、沉稳。但当她出现在巡诊病床前，我们才看到原来这样一位专业敬业的医生会以病人小概率的康复搭上病人更大的冒险，结果医疗事故导致病人的瘫痪而被病人怒骂指责。而当上司试图以玩笑的口吻缓解她紧绷的情绪时，她执拗的一面暴露无疑，艰难的求学、求职、晋升背景使得人物内心产生极强的竞争压力，处处争强好胜，一系列的医疗事故使得她内心产生极度压抑甚至扭曲，她执拗到想要解救所有病人，但又控制不住内心对后果的恐惧。当悍匪被送进医院，这时医生看到的是一个时机，一个证明自身能力的绝佳时机，但警察的阻挠使她无计可施，慌乱之下拨通帮凶的电话，随后又匆忙而逃，像一个犯错的小孩选择逃避，沉闷压抑的背景音乐恰好渲染医生内心的焦躁与恐惧，似加速心跳的重音也烘托了医生情绪的慌乱与不安。杜琪峯电影中的背景音乐总以阴暗低沉为主调，为主人公的内心戏演绎增加一抹亮色。行动的慌乱影射出内心的荒芜，在导演的镜头下医生的非常态化被全面表现出来，从强势的姿态、执拗的性格，到无助的神情、慌乱的眼神无不体现出医生强劲的外表下所包裹的脆弱内心。高超的医术可救治世人，却拯救不到自身的心病，无奈至极，这正是人性当中贪念之驱使。 　　（二）执念的警察
　　传统的警匪片中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越来越多的香港警匪片致力于塑造边缘地带小人物身上的别样风采，从吴宇森的《英雄本色》到麦庄的《无间道》均有颠覆历史的经典体现，而到影片《三人行》中，又对警察这一形象的塑造做出全新的尝试，无论从光影到镜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作用，再到语言与动作对人物内心的表达作用，都使得古天乐扮演的这一警察形象集善恶与黑白于一身，尽显人性之矛盾。
　　影片中警察的出场不是在明亮的高光下，也不是在正面的中近景下，而是在黑暗的布光中，极具讽刺意味的侧面特写镜头下，少言寡语，面无表情，本是一个警察的形象，却被影像语言告知是反派人物的内在，这便是杜琪峯导演独特的视听语言风格化的表现，电影镜头不再为角色形象服务，而是对人物内心的挣扎起作用。一系列阴暗压抑的黑暗用光对警察的行动做了极为丰富的铺垫，当手术室中的悍匪突然惊醒时，警察二话不说拔枪便冲进手术室，这时我们看到的不是警察的英勇善战，反而是一种无知冲动，冲动的行为不正映射其惶恐的内心吗？随之发展，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情绪失控导致行为失职的警察，为了帮助自己的同事脱罪宁可作伪证，原因竟是“犯法，也是为了执法”，犯法与执法本就是一对反义词，而当这句话出自一名警察之口时，正体现了警察矛盾的人格。从始至终都陷于自身的执念无法自拔，执念于自保、执念于救他、执念于暴怒。
　　（三）执迷的悍匪
　　高智商犯罪的警匪片总是以一种别样的神秘感牵引着观众的情绪，在影片《三人行》中的悍匪亦是导演的神来之笔，将其塑造成一个魅力十足的反派。早在1991年乔纳森·戴米执导的一部《沉默的羔羊》中就涉及到犯罪心理学，片中精神病学家汉尼拔博士却是一位因精神有问题而被收监的犯人，其与见习特工克拉莉斯的对话中更是能看出他不凡的观察人物细节的眼力与洞察人物内心的能力。而心理电影的独特魅力正在于此，它能让我们通过电影中的角色反观现实中的人物，全面解读人性之善恶。
　　在《三人行》中钟汉良所扮演的悍匪是一个头部中弹，被警察拷在病床上的一个犯人，但他却不是凡人，他看得出医生因医疗事故而心神不宁、警察因内心焦虑而暴躁愤怒，在医院的每一个人似乎都被他看在眼里，成为他读心的对象。所以他会道出警察为了自己的同事官官相护、徇私枉法的真实动机。还道出看管自己的警员内心的真实想法，以鲸鱼成群游到岸边搁浅、成群自杀的例子暗喻警员们为救自己的同事所做出的牺牲，同时还看出警员对亲情的爱护与渴望，可谓看到人性中最柔软的部分。甚至还道出医生的犹豫，甚至利用医生犹豫不决的内心活动使其成为自己的帮凶，以日内瓦宣言，1948年世界医学学会的誓词作为激将手段，将医生的心理防线彻底击溃。看透人心同时利用自身的知识贮备蛊惑人心正是悍匪的精明之处。高智商的悍匪执迷于自己的世界，这样的反派人物塑造更加多元化，真正做到势均力敌，使得电影的角色对抗更具戏剧性，矛盾冲突更激烈。
　　此外，口哨音乐的运用在悍匪这一人物身上尽显其不凡的气场，影片中口哨反复出现，且每次响起都对影片的叙事节奏起到重要的转折作用。口哨是杜琪峯电影中很乐意运用的音效手段，随性却别有用心。在影片《三人行》中口哨吹响的音乐正是莫扎特于1775年创作完成的《G大调小夜曲》，莫扎特的音乐总是透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多维，并体现了某种包容和超越的人生态度与哲学。这样的音乐用于悍匪及其同伙身上，从更深层表现了所谓反派人物的独特素养，且以体现音乐的内容与片中角色之经历的高度契合，使得口哨音乐无论对于人物形象塑造亦或人物内在表现都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巧妙别致。而在银河映像成立20周年之际也正是莫扎特诞辰260周年，这又何尝不是杜琪峯在向莫扎特致敬。
　　三、影像风格的魅力创意
　　香港警匪片中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影像元素——暴力，而在香港电影分级制度下众多导演巧妙地运用影像技术将暴力以别样的风格化展现，既表现了必要的暴力场面又将暴力上升到一种美学审美的高度。继吴宇森之后，杜琪峯更是把前辈在暴力美学上的开创加入自己天马行空的创意想象，使杜氏电影中的暴力元素别开生面。在《三人行》中，影片最后十分钟的长镜头加枪战使得这一影像风格足以被载入电影史，错落有致的开战站位、非升格摄影的慢动作、极具意味的场景音乐和无剪辑长镜头拍摄成为影片最大亮点。
　　在以往的枪战场面中，景别的取景常用饱满的近景和特写，极具视觉冲击力度，镜头的运动角度更加多样化，有效增强画面的运动感，对暴力运动场面进行夸张的影像表现。但在杜琪峯的枪战场面的影像表现中却呈现另一番景象，景别选择更加客观，以全景展现片中人物的对决，错落有致的站位使得人物的紧张关系在看似“静”的站位中彰显出“动”的对决效果。在十分钟的长镜头中，导演摒弃了传统的升格摄影所造成的慢动作效果，而完全采用演员自身的慢动作来呈现，这样的拍摄手法本身就是一种突破与创新。在这样的创意镜头中，也让我们看到众生相也认清自己，在长镜头或快或慢的推进、无序的甩拍中，展现的是一个如此荒谬的众生相，光怪陆离，慌乱不堪，枪声四起，无处逃匿。如舞台剧般刻意的画面配以一首改编自罗大佑1971年创作的《之乎者也》，以女声低吟的唱腔隐喻出人性复杂多面的思考。
　　在一家医院上演着人生的生老病死命运无常，而在宿命的无奈中又诠释着佛学意义上贪嗔痴的人生苦难根源，即最根本的人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论语之言不正是导演影像之意么，在纷繁复杂的人世中，谁都是“病人”，对人生的唏嘘，对宿命的悲叹，如何在茫茫人世中找到自己认清自己或许是每个人一生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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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赵静，女，助教，艺术硕士，研究方向：电影市场及电影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