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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我国农村推行，开启了农业现代化的新征程。但在当时，不少农村干部和群众思想上还很不理解，一度争论不休。
开会差点儿打起来
1983年，我在密山县白泡子公社齐心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
刚过正月十五，正要备耕的时候，公社黨委要求，各生产队要召开社员大会，就土地是否承包问题进行讨论。刚开始，我说完当天会议的中心内容，我们大队的社员们就在底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这时，恰巧来了个电话。不承想，就在我去接电话的工夫儿，会场形势急转直下。
社员小宋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杜书记，不好了，会场上干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吧！”我撂下电话就往大会议室跑。到大会议室一看，两伙人正吵得不可开交。
面红耳赤的饲养员赵志，从土炕上一个箭步蹦到讲台旁边的回乡知识青年刘刚跟前，一把薅住他的衣领，大声痛骂：“你竟敢当着全队人的面说我死脑筋、没文化、不开窍？还有什么不可理喻、冥顽不化！你也太没大没小了！”说着，赵志把刘刚拽到讲台上，喊道：“今天你非得把这两句话给我讲清楚，要不，我跟你没完！”
我看赵志急眼了，心里一沉。赵志当过兵、负过伤，复员后一直在生产队当饲养员，天生一个倔脾气，沾火就着，还听不得不同意见。平时大家都叫他“赵老倔”，没人敢招惹他。我心里叫苦：这个刘刚，招惹谁不好，偏偏招惹他！
此时，刘刚的弟弟刘健见哥哥被拽到台上，“嗖”地一下蹿到跟前。他是队里有名的愣头青。他拽住赵志的衣领怒道：“干啥？想打人啊？你打一下试试！”
赶了半辈子大车的“车老板”大老韩习惯早上喝点儿小酒，动不动耍点儿小酒疯。一看这阵势，他的酒劲儿就上来了，抄起赶车的大鞭子对刘健大声喊道：“小兔崽子，你要敢动手，我就让你后悔从娘胎里出来！”
队里难缠的角色都上了台，其他人或冷眼旁观，或暗自偷笑，眼看会场就要乱作一团……
我赶紧大喝一声：“你们干啥？想比画就去派出所！”
大家都愣住了，台上的几个人悻悻地松开手，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剑拔弩张的气氛渐渐缓和下来。
但是赵老倔仍气呼呼地说：“我就不同意土地承包！土地分到各家各户，这不又回到第一次土改那会儿了吗？这不是走回头路是啥？走集体化道路都20多年了，要是再分地，这20多年不白过了吗？”他用手指着以刘刚为首的几个小青年说，“你们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念几天书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俺们这些老家伙没文化咋的了？这江山还不是俺们打下来的？！”
他的话音刚落，大老韩也说：“我也不同意分！分地到户，就是走回头路！”
很明显，赵老倔和大老韩带头反对分地，他俩的观点代表了很多老辈人的想法。我心里明白：他俩一出头，分地的事儿就悬了。
这时，刘刚接过话茬儿，愤愤地说：“前几天，杜书记传达的县里三级干部会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生产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改变，咋是走回头路呢？再说了，这是在国家统一规划下的经营方式的改变，这哪里是倒退？”
他的话还没说完，赵老倔的火爆脾气又上来了：“好你个小兔崽子，你翅膀硬了，敢和我顶嘴了是不是？别忘了，是谁把你们哥儿仨拉扯这么大！”
掏心窝子的辩论
我觉得赵老倔的话有些跑题儿，赶忙阻拦：“开会的目的是让大家充分讨论、各抒己见。地不是非分不可，也并不是同意分就对、不同意分就错，要看多数人的意见。”
听到这话，赵老倔和刘刚的火气小了一些。刘刚缓缓地说道：“刚才，我是有些不冷静，话说得有些过头，赵叔别和我一般见识。但是，就土地承包来说，我还是坚持刚才的意见。赵叔说到过去的20多年，那我问问，这20多年大伙儿究竟富没富？”
这一问，底下没声了，只听见窗外的北风呼呼作响。
刘刚顿了顿，语气沉重起来：“我们是走集体化道路了，这没错，也是必须走的。但说点儿掏心窝子的话，这些年一到打场的时候，今天你拉走一袋子苞米，明天他拉走一袋子黄豆，有多少人心疼？”
我点点头，向刘刚投去赞许的眼光。
刘刚注意到了我的态度，便鼓起勇气接着说：“还有，前几年年景不好，一个工倒挂一两毛钱，挣的工分越多，欠队里的钱越多。拿我们家来说，头些年倒挂，欠队里800多块钱，这两年还好点儿，欠队里的钱总算还上了，可是年底算完账，去了口粮，就剩100多块钱，这在咱们队还算是剩得多的，大多数社员都没剩钱，手里一个子儿没有。要是总这样，咱们啥时候能富起来？咱们国家啥时候能强大起来。”
说到这儿，不少人纷纷点头。赵老倔低头吸着旱烟，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会场陷入沉默。
为了打破僵局，我问道：“赵叔，你咋想的？”
赵老倔磕了磕烟灰说：“要把土地分给各家各户，那劳力多的敢情愿意了，劳力少或者没有劳力的就得喝西北风了？”
大老韩马上接上话茬儿：“地还是这些地，人还是这些人，我就不信，包地到户后这地就能长出金子？”
见没人吱声，我接着说：“我认为，分产到户可以调动所有社员的积极性，大伙儿都能精心伺候庄稼，绝不能像过去那样，铲掉多少苗也不心疼；另外，咱们还可以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发展副业。比如，咱们这儿北靠蜂蜜山，南临兴凯湖，可以在农闲季节上山采木耳、山野菜，还可以建立打鱼队，下湖打鱼；靠山的地方还可以养殖牛、羊、猪等牲畜。现在中央给政策，搞副业不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大家伙儿可以放手去干，谁有啥能耐都可以使。这就叫人尽其能，物尽其用。”
这时，又有一位老人问：“刚才老赵说得好，有能耐的干啥都行，没能耐的难道就得穷死、饿死？”
刘刚回答道：“这也正是我要说的。大家也知道，赵叔和我爸都是解放战争时期扛过枪、负过伤的老革命，又是亲密战友，因为我爸得病去世，我妈体弱多病，我们哥儿仨都是赵叔拉扯大的，我决不会忘记。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发誓：赵叔家没劳力，我一定会给赵叔养老送终。如果土地承包到个人，赵叔家承包的地，我负责帮他耕种！” 队里打头的张鑫接着说：“老韩叔家劳力少，要是承包的话，他家的地我可以和他联产承包。”
经刘刚和张鑫这么一说，很多人的脸上都露出欢快的神色。我觉得讨论得差不多了，宣布散会。
“才几年工夫，变化还真大呀！”
按照原来的计划，第二天大队党支部开会，汇报各队的讨论情况。总体来说，有八成社员同意联产承包，只有两成左右的社员持反对意见，这些人大多是年龄大、劳力少的社员，再有就是习惯躺在集体身上过日子的懒蛋。会议决定，按照上级文件精神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全大队实行土地承包。
当天，我向公社党委做了汇报，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在第二次大队党支部会上，我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在进行土地承包的过程中务必要把好地、差地合理搭配；二是对劳力多、劳力少以及无劳力的家庭要合理搭配，牲畜好的和孬的要合理搭配。
当天晚上，我来到齐心大队马圈，饲养员赵老倔和“车老板”老韩也来了。满圈的牲畜都在低头吃草，见我们几个进来，都抬起头看着我们，还打着响鼻。赵老倔走过去一個个地拍着它们的脑袋，恋恋不舍。老韩摸摸大红马的头，贴贴它的脸，忍不住流下泪水。
我非常理解他俩的心情，就劝慰说：“你俩也别想不开。刘刚说得在理，咱不能总过旧日子，必须得改革。这是党中央在1978年就已经确定的大政方针。现在咱们公社都在进行土地承包，这是大气候。有些地方都实行两年了，还真变富了，咱不能只看眼前。过不了几年，咱就得用机械耕地，哪能总是用马拉弯钩犁呢？”
他俩叹了口气，默默地点了点头。
此后不久，经过几个回合的抓阄、研究，比较合理地进行了土地、农机具的承包。承包头一年，效果就显现出来——各家不仅能吃饱了，余粮还卖了一些钱。两三年之后，家庭联产承包的效果就更明显了——很多家庭有了存款。
刘刚带着赵老倔把承包下来的北沟靠水库的大片土地改成水田，结束了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大米饭的历史，成了水稻种植专业户；他俩还承包了一片山林，不仅种了大片树木，还养了不少牛羊猪等牲畜。
大老韩除了买下那匹大红马，还添了几匹好马，成了运输专业户，没几年又把马车换成汽车，专门跑运输。
此外，村里还出现了打鱼专业户、建筑专业户等，几年以后都赚了不少钱……
有一次，我坐他的汽车去市里开会。闲聊时，大老韩深有感触地说：“当初我还认为联产承包是倒退呢，现在彻底明白，自从承包以后，还真使国家和老百姓变富了。才几年工夫，变化多大呀，就像这汽车轮子——真快！”
说完，我俩哈哈大笑起来。
开会差点儿打起来
1983年，我在密山县白泡子公社齐心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
刚过正月十五，正要备耕的时候，公社黨委要求，各生产队要召开社员大会，就土地是否承包问题进行讨论。刚开始，我说完当天会议的中心内容，我们大队的社员们就在底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这时，恰巧来了个电话。不承想，就在我去接电话的工夫儿，会场形势急转直下。
社员小宋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杜书记，不好了，会场上干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吧！”我撂下电话就往大会议室跑。到大会议室一看，两伙人正吵得不可开交。
面红耳赤的饲养员赵志，从土炕上一个箭步蹦到讲台旁边的回乡知识青年刘刚跟前，一把薅住他的衣领，大声痛骂：“你竟敢当着全队人的面说我死脑筋、没文化、不开窍？还有什么不可理喻、冥顽不化！你也太没大没小了！”说着，赵志把刘刚拽到讲台上，喊道：“今天你非得把这两句话给我讲清楚，要不，我跟你没完！”
我看赵志急眼了，心里一沉。赵志当过兵、负过伤，复员后一直在生产队当饲养员，天生一个倔脾气，沾火就着，还听不得不同意见。平时大家都叫他“赵老倔”，没人敢招惹他。我心里叫苦：这个刘刚，招惹谁不好，偏偏招惹他！
此时，刘刚的弟弟刘健见哥哥被拽到台上，“嗖”地一下蹿到跟前。他是队里有名的愣头青。他拽住赵志的衣领怒道：“干啥？想打人啊？你打一下试试！”
赶了半辈子大车的“车老板”大老韩习惯早上喝点儿小酒，动不动耍点儿小酒疯。一看这阵势，他的酒劲儿就上来了，抄起赶车的大鞭子对刘健大声喊道：“小兔崽子，你要敢动手，我就让你后悔从娘胎里出来！”
队里难缠的角色都上了台，其他人或冷眼旁观，或暗自偷笑，眼看会场就要乱作一团……
我赶紧大喝一声：“你们干啥？想比画就去派出所！”
大家都愣住了，台上的几个人悻悻地松开手，回到原来的位置坐下，剑拔弩张的气氛渐渐缓和下来。
但是赵老倔仍气呼呼地说：“我就不同意土地承包！土地分到各家各户，这不又回到第一次土改那会儿了吗？这不是走回头路是啥？走集体化道路都20多年了，要是再分地，这20多年不白过了吗？”他用手指着以刘刚为首的几个小青年说，“你们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念几天书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俺们这些老家伙没文化咋的了？这江山还不是俺们打下来的？！”
他的话音刚落，大老韩也说：“我也不同意分！分地到户，就是走回头路！”
很明显，赵老倔和大老韩带头反对分地，他俩的观点代表了很多老辈人的想法。我心里明白：他俩一出头，分地的事儿就悬了。
这时，刘刚接过话茬儿，愤愤地说：“前几天，杜书记传达的县里三级干部会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生产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改变，咋是走回头路呢？再说了，这是在国家统一规划下的经营方式的改变，这哪里是倒退？”
他的话还没说完，赵老倔的火爆脾气又上来了：“好你个小兔崽子，你翅膀硬了，敢和我顶嘴了是不是？别忘了，是谁把你们哥儿仨拉扯这么大！”
掏心窝子的辩论
我觉得赵老倔的话有些跑题儿，赶忙阻拦：“开会的目的是让大家充分讨论、各抒己见。地不是非分不可，也并不是同意分就对、不同意分就错，要看多数人的意见。”
听到这话，赵老倔和刘刚的火气小了一些。刘刚缓缓地说道：“刚才，我是有些不冷静，话说得有些过头，赵叔别和我一般见识。但是，就土地承包来说，我还是坚持刚才的意见。赵叔说到过去的20多年，那我问问，这20多年大伙儿究竟富没富？”
这一问，底下没声了，只听见窗外的北风呼呼作响。
刘刚顿了顿，语气沉重起来：“我们是走集体化道路了，这没错，也是必须走的。但说点儿掏心窝子的话，这些年一到打场的时候，今天你拉走一袋子苞米，明天他拉走一袋子黄豆，有多少人心疼？”
我点点头，向刘刚投去赞许的眼光。
刘刚注意到了我的态度，便鼓起勇气接着说：“还有，前几年年景不好，一个工倒挂一两毛钱，挣的工分越多，欠队里的钱越多。拿我们家来说，头些年倒挂，欠队里800多块钱，这两年还好点儿，欠队里的钱总算还上了，可是年底算完账，去了口粮，就剩100多块钱，这在咱们队还算是剩得多的，大多数社员都没剩钱，手里一个子儿没有。要是总这样，咱们啥时候能富起来？咱们国家啥时候能强大起来。”
说到这儿，不少人纷纷点头。赵老倔低头吸着旱烟，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会场陷入沉默。
为了打破僵局，我问道：“赵叔，你咋想的？”
赵老倔磕了磕烟灰说：“要把土地分给各家各户，那劳力多的敢情愿意了，劳力少或者没有劳力的就得喝西北风了？”
大老韩马上接上话茬儿：“地还是这些地，人还是这些人，我就不信，包地到户后这地就能长出金子？”
见没人吱声，我接着说：“我认为，分产到户可以调动所有社员的积极性，大伙儿都能精心伺候庄稼，绝不能像过去那样，铲掉多少苗也不心疼；另外，咱们还可以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发展副业。比如，咱们这儿北靠蜂蜜山，南临兴凯湖，可以在农闲季节上山采木耳、山野菜，还可以建立打鱼队，下湖打鱼；靠山的地方还可以养殖牛、羊、猪等牲畜。现在中央给政策，搞副业不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大家伙儿可以放手去干，谁有啥能耐都可以使。这就叫人尽其能，物尽其用。”
这时，又有一位老人问：“刚才老赵说得好，有能耐的干啥都行，没能耐的难道就得穷死、饿死？”
刘刚回答道：“这也正是我要说的。大家也知道，赵叔和我爸都是解放战争时期扛过枪、负过伤的老革命，又是亲密战友，因为我爸得病去世，我妈体弱多病，我们哥儿仨都是赵叔拉扯大的，我决不会忘记。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发誓：赵叔家没劳力，我一定会给赵叔养老送终。如果土地承包到个人，赵叔家承包的地，我负责帮他耕种！” 队里打头的张鑫接着说：“老韩叔家劳力少，要是承包的话，他家的地我可以和他联产承包。”
经刘刚和张鑫这么一说，很多人的脸上都露出欢快的神色。我觉得讨论得差不多了，宣布散会。
“才几年工夫，变化还真大呀！”
按照原来的计划，第二天大队党支部开会，汇报各队的讨论情况。总体来说，有八成社员同意联产承包，只有两成左右的社员持反对意见，这些人大多是年龄大、劳力少的社员，再有就是习惯躺在集体身上过日子的懒蛋。会议决定，按照上级文件精神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全大队实行土地承包。
当天，我向公社党委做了汇报，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在第二次大队党支部会上，我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在进行土地承包的过程中务必要把好地、差地合理搭配；二是对劳力多、劳力少以及无劳力的家庭要合理搭配，牲畜好的和孬的要合理搭配。
当天晚上，我来到齐心大队马圈，饲养员赵老倔和“车老板”老韩也来了。满圈的牲畜都在低头吃草，见我们几个进来，都抬起头看着我们，还打着响鼻。赵老倔走过去一個个地拍着它们的脑袋，恋恋不舍。老韩摸摸大红马的头，贴贴它的脸，忍不住流下泪水。
我非常理解他俩的心情，就劝慰说：“你俩也别想不开。刘刚说得在理，咱不能总过旧日子，必须得改革。这是党中央在1978年就已经确定的大政方针。现在咱们公社都在进行土地承包，这是大气候。有些地方都实行两年了，还真变富了，咱不能只看眼前。过不了几年，咱就得用机械耕地，哪能总是用马拉弯钩犁呢？”
他俩叹了口气，默默地点了点头。
此后不久，经过几个回合的抓阄、研究，比较合理地进行了土地、农机具的承包。承包头一年，效果就显现出来——各家不仅能吃饱了，余粮还卖了一些钱。两三年之后，家庭联产承包的效果就更明显了——很多家庭有了存款。
刘刚带着赵老倔把承包下来的北沟靠水库的大片土地改成水田，结束了只有过年才能吃上大米饭的历史，成了水稻种植专业户；他俩还承包了一片山林，不仅种了大片树木，还养了不少牛羊猪等牲畜。
大老韩除了买下那匹大红马，还添了几匹好马，成了运输专业户，没几年又把马车换成汽车，专门跑运输。
此外，村里还出现了打鱼专业户、建筑专业户等，几年以后都赚了不少钱……
有一次，我坐他的汽车去市里开会。闲聊时，大老韩深有感触地说：“当初我还认为联产承包是倒退呢，现在彻底明白，自从承包以后，还真使国家和老百姓变富了。才几年工夫，变化多大呀，就像这汽车轮子——真快！”
说完，我俩哈哈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