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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平，出生于1963年，现任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红丝带学校的创办者和校长。
11月28日下午3点，郭小平和刘丽萍带着翠翠和红霞逛了北京天安门，准备坐地铁返回宾馆。一路上，翠翠抱着郭小平的胳膊，红霞紧紧拽着刘丽萍的手，小猫一样靠在车厢上。“这俩孩子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得逛逛天安门。”说着，郭小平抬头看看地铁到站指示灯，盘算着还有几站下车。
他们这次到北京，是参加世界艾滋病日的宣传活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这一天，对他们有着特别的意义。他们来自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我国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郭小平是校长，刘丽萍是生活老师，翠翠和红霞则是那里的孩子。
“你叫我校长，我觉得特别怪。”郭小平瘦且高，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他笑着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其实呀，我就是个大家长。”的确，孩子们很少叫他校长，都叫他“伯伯”。
让孩子们过得快乐一点
“最早就是一个简单的想法，根本没想到后来会成立一个学校。”回忆起创办学校的过程，郭小平如是说。
2004年，郭小平所在的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建立了专门收治艾滋病患者的病区“绿色港湾”，其中有几名因为母婴感染、一生下来就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孩子。由于父母去世，亲戚也不愿意接他们回家，4个孩子长期住在了病区。
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纪，但对他们来说，这并不容易。由于经常发病，他们身体虚弱，随时可能住院；人们对于艾滋病的恐惧、歧视也让孩子们受到不少伤害。曾静是4个孩子中的一个，他曾去学校上学，可当老师和同学知道他有艾滋病后，他就被彻底孤立了。“上课时，我被孤零零地安排在教室的一个角落；下课后，也没人愿意跟我说话。”后来，曾静得了抑郁症。抑郁症好了，他也不想再回学校了。
这些无辜的孩子本就生死未卜，还被人歧视，这让郭小平很难过。“也不知道孩子们能活多久，就是想让他们学一点知识，过得快乐一点。再说，待在医院里，也不上学，不成文盲了吗？”
为此，医院腾出了一个病房，买了块黑板、4张课桌，“爱心课堂”就这样“开学”了。医生、护士轮流当老师，拿来自家孩子用过的课本，利用空闲时间教孩子们认字、做算术。课堂虽小，但孩子们高兴极了，经常是刚拔掉输液瓶，就飞奔到教室。病区里的患者刘丽萍主动请缨给孩子们当老师，9年前，一次术后输血时，她不幸感染上了艾滋病。“想到过自杀，也想过要报复社会”，但这个小课堂让她看到了希望。
课堂建立不久，孩子们的命运迎来了转折。2005年，医院收到来自国际捐助的儿童抗病毒药物。这种药可以抑制患者体内的病毒，增强免疫系统，只要按时服用，孩子们就能健康地活下去。
一年后，“爱心课堂”里的孩子增加到了16名。孩子多了，临时教室就不够了。2006年9月，依靠社会捐助，“红丝带学校”建立起来，但招老师却成了郭小平的心病。只要有教师资格证，愿意来的，他们统统招收。“我们待遇不好，又是这样的学校，没啥人愿意来。”郭小平记得，聘来的第一个老师上课时戴着手套、穿着消毒外套，不愿意跟孩子们接触，没多久就离开了。但现在好了，学校有7名教学老师和两名生活老师，郭小平的女儿也是其中之一。“我闺女从小就跟着我，和孩子们在一桌上吃饭，她根本没有‘歧视’这个概念。从医科毕业后，我说你去学校教孩子们吧，她乐呵呵地就来了。”
对学校的25个孩子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家。有人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有人教授从小学到初中的课程。一进校门，你就能看到一组图画：郁郁葱葱的树上挂着大苹果，每一个都贴着一个孩子的笑脸，周围簇拥着一棵棵向日葵。
最大的快乐是社会歧视减轻了
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郭小平又有了一个心病。学校成立6年来，一直没有办学资格，孩子们没学籍，也就拿不到毕业证，不能参加升学考试。为此，他跑过不少地方，但一直难以解决。
转机悄然到来。2011年11月15日，世卫组织“抗击结核病和艾滋病亲善大使”、歌唱家彭丽媛来到学校看望孩子们，还和他们一起吃了午餐。彭丽媛的到访，大大推进了学校“转正”，不到一个月学校正式挂牌。
学校合法了，孩子们有了学籍，郭小平的心也大了。“以前，我觉得孩子们能上个职业学校，能自食其力，也就够了。现在，我对他们的期望也高了——考高中、考大学。”他难掩兴奋，“初三的孩子，我亲自抓学习，还挺见成效的。”
因为担心孩子们不被正常的高中接收，郭小平已经提前聘请了高中老师。“考上考不上，那是凭个人的本事。但是，受教育是孩子们的权利。”对这一点，他很坚持。
说到学校和孩子们，郭小平总是乐呵呵的。“我给学校建了个微信群，能在上面开会，老师们有事也能随时找到我。”“我没什么爱好，就爱看书，《儿童心理学》啥的，毕竟我还当着校长呢。”不过，他也有生气的时候，“有两个孩子不按时吃药，一个病毒变异了，一个血小板降低了。”
被问及办学的艰难，郭小平笑了：“你们总爱问我多难，难事当然有，但过去了我就忘了，只记得那些快乐的事。”人们对艾滋病的态度的变化，是最让郭小平快乐的事：热衷于公益的人越来越多了，社会的歧视减轻了。“10年前我做艾滋病防治，别人都不愿意跟我一桌吃饭。现在我们发起了‘5·26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到了那一天，来的人太多，坐都坐不下。我们学校旁边是个村子，刚建校的时候，孩子们去村里理发，没人给理，想买东西，人家也不卖，现在就好多了。”他还开玩笑说，过去连小偷都不来，现在“都有人开始偷我们的菜了”。
希望有朝一日，不再需要有红丝带这样的学校
红霞今年5岁了，是个俊俏的小女孩，用红色皮筋扎着两个小辫子。一个月前，她和哥哥一起来到红丝带学校，他们的父母早已去世，刘丽萍就成了她的妈妈。这次来北京，红霞还在故宫附近照了相，郭小平兴奋地拿着手机向记者展示：女孩穿着旗袍，像个小格格。
郭小平告诉记者，学校里有一半孩子是孤儿。“这些孩子要是没人管，还不就自生自灭了。等长大了，你说他能不憎恨社会？很多人都说艾滋病儿童的问题，光说有啥用，总得有人去做吧。”
也曾有人对红丝带学校提出质疑，认为建一个专门的艾滋病儿童学校，本身是一种隔离政策，不利于孩子们的成长。郭小平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建立专门的艾滋病儿童学校确实不是最好的办法，可如果没有这个学校，孩子们很可能就没有学上。这就是现实。”但他相信，随着社会进步，艾滋病患儿终究会到正常的学校去上学。“我希望有朝一日，不再需要有红丝带这样的学校。”
对孩子们的未来，郭小平的想法十分清醒。尽管歧视减轻了，但他们想要像普通人一样上学、工作、生活，仍然不容易。他常会和孩子们聊起人生、梦想、将来的职业选择，给他们建议，也会给他们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泼冷水。一个女孩想当幼教老师，被他一口否定：“哪个家长肯把孩子送到你这儿？”
“别人说，我有社会责任感。其实，啥社会责任呀。我和孩子们在一起9年了，他们就是我的孩子。”窗外，天已经黑透了，各家亮起了灯光，明亮而温馨。郭小平认真地问：“你养活自己的孩子，那能叫社会责任感？那就是个‘情’字。”
11月28日下午3点，郭小平和刘丽萍带着翠翠和红霞逛了北京天安门，准备坐地铁返回宾馆。一路上，翠翠抱着郭小平的胳膊，红霞紧紧拽着刘丽萍的手，小猫一样靠在车厢上。“这俩孩子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得逛逛天安门。”说着，郭小平抬头看看地铁到站指示灯，盘算着还有几站下车。
他们这次到北京，是参加世界艾滋病日的宣传活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这一天，对他们有着特别的意义。他们来自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我国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郭小平是校长，刘丽萍是生活老师，翠翠和红霞则是那里的孩子。
“你叫我校长，我觉得特别怪。”郭小平瘦且高，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他笑着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其实呀，我就是个大家长。”的确，孩子们很少叫他校长，都叫他“伯伯”。
让孩子们过得快乐一点
“最早就是一个简单的想法，根本没想到后来会成立一个学校。”回忆起创办学校的过程，郭小平如是说。
2004年，郭小平所在的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建立了专门收治艾滋病患者的病区“绿色港湾”，其中有几名因为母婴感染、一生下来就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孩子。由于父母去世，亲戚也不愿意接他们回家，4个孩子长期住在了病区。
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纪，但对他们来说，这并不容易。由于经常发病，他们身体虚弱，随时可能住院；人们对于艾滋病的恐惧、歧视也让孩子们受到不少伤害。曾静是4个孩子中的一个，他曾去学校上学，可当老师和同学知道他有艾滋病后，他就被彻底孤立了。“上课时，我被孤零零地安排在教室的一个角落；下课后，也没人愿意跟我说话。”后来，曾静得了抑郁症。抑郁症好了，他也不想再回学校了。
这些无辜的孩子本就生死未卜，还被人歧视，这让郭小平很难过。“也不知道孩子们能活多久，就是想让他们学一点知识，过得快乐一点。再说，待在医院里，也不上学，不成文盲了吗？”
为此，医院腾出了一个病房，买了块黑板、4张课桌，“爱心课堂”就这样“开学”了。医生、护士轮流当老师，拿来自家孩子用过的课本，利用空闲时间教孩子们认字、做算术。课堂虽小，但孩子们高兴极了，经常是刚拔掉输液瓶，就飞奔到教室。病区里的患者刘丽萍主动请缨给孩子们当老师，9年前，一次术后输血时，她不幸感染上了艾滋病。“想到过自杀，也想过要报复社会”，但这个小课堂让她看到了希望。
课堂建立不久，孩子们的命运迎来了转折。2005年，医院收到来自国际捐助的儿童抗病毒药物。这种药可以抑制患者体内的病毒，增强免疫系统，只要按时服用，孩子们就能健康地活下去。
一年后，“爱心课堂”里的孩子增加到了16名。孩子多了，临时教室就不够了。2006年9月，依靠社会捐助，“红丝带学校”建立起来，但招老师却成了郭小平的心病。只要有教师资格证，愿意来的，他们统统招收。“我们待遇不好，又是这样的学校，没啥人愿意来。”郭小平记得，聘来的第一个老师上课时戴着手套、穿着消毒外套，不愿意跟孩子们接触，没多久就离开了。但现在好了，学校有7名教学老师和两名生活老师，郭小平的女儿也是其中之一。“我闺女从小就跟着我，和孩子们在一桌上吃饭，她根本没有‘歧视’这个概念。从医科毕业后，我说你去学校教孩子们吧，她乐呵呵地就来了。”
对学校的25个孩子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家。有人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有人教授从小学到初中的课程。一进校门，你就能看到一组图画：郁郁葱葱的树上挂着大苹果，每一个都贴着一个孩子的笑脸，周围簇拥着一棵棵向日葵。
最大的快乐是社会歧视减轻了
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郭小平又有了一个心病。学校成立6年来，一直没有办学资格，孩子们没学籍，也就拿不到毕业证，不能参加升学考试。为此，他跑过不少地方，但一直难以解决。
转机悄然到来。2011年11月15日，世卫组织“抗击结核病和艾滋病亲善大使”、歌唱家彭丽媛来到学校看望孩子们，还和他们一起吃了午餐。彭丽媛的到访，大大推进了学校“转正”，不到一个月学校正式挂牌。
学校合法了，孩子们有了学籍，郭小平的心也大了。“以前，我觉得孩子们能上个职业学校，能自食其力，也就够了。现在，我对他们的期望也高了——考高中、考大学。”他难掩兴奋，“初三的孩子，我亲自抓学习，还挺见成效的。”
因为担心孩子们不被正常的高中接收，郭小平已经提前聘请了高中老师。“考上考不上，那是凭个人的本事。但是，受教育是孩子们的权利。”对这一点，他很坚持。
说到学校和孩子们，郭小平总是乐呵呵的。“我给学校建了个微信群，能在上面开会，老师们有事也能随时找到我。”“我没什么爱好，就爱看书，《儿童心理学》啥的，毕竟我还当着校长呢。”不过，他也有生气的时候，“有两个孩子不按时吃药，一个病毒变异了，一个血小板降低了。”
被问及办学的艰难，郭小平笑了：“你们总爱问我多难，难事当然有，但过去了我就忘了，只记得那些快乐的事。”人们对艾滋病的态度的变化，是最让郭小平快乐的事：热衷于公益的人越来越多了，社会的歧视减轻了。“10年前我做艾滋病防治，别人都不愿意跟我一桌吃饭。现在我们发起了‘5·26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到了那一天，来的人太多，坐都坐不下。我们学校旁边是个村子，刚建校的时候，孩子们去村里理发，没人给理，想买东西，人家也不卖，现在就好多了。”他还开玩笑说，过去连小偷都不来，现在“都有人开始偷我们的菜了”。
希望有朝一日，不再需要有红丝带这样的学校
红霞今年5岁了，是个俊俏的小女孩，用红色皮筋扎着两个小辫子。一个月前，她和哥哥一起来到红丝带学校，他们的父母早已去世，刘丽萍就成了她的妈妈。这次来北京，红霞还在故宫附近照了相，郭小平兴奋地拿着手机向记者展示：女孩穿着旗袍，像个小格格。
郭小平告诉记者，学校里有一半孩子是孤儿。“这些孩子要是没人管，还不就自生自灭了。等长大了，你说他能不憎恨社会？很多人都说艾滋病儿童的问题，光说有啥用，总得有人去做吧。”
也曾有人对红丝带学校提出质疑，认为建一个专门的艾滋病儿童学校，本身是一种隔离政策，不利于孩子们的成长。郭小平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建立专门的艾滋病儿童学校确实不是最好的办法，可如果没有这个学校，孩子们很可能就没有学上。这就是现实。”但他相信，随着社会进步，艾滋病患儿终究会到正常的学校去上学。“我希望有朝一日，不再需要有红丝带这样的学校。”
对孩子们的未来，郭小平的想法十分清醒。尽管歧视减轻了，但他们想要像普通人一样上学、工作、生活，仍然不容易。他常会和孩子们聊起人生、梦想、将来的职业选择，给他们建议，也会给他们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泼冷水。一个女孩想当幼教老师，被他一口否定：“哪个家长肯把孩子送到你这儿？”
“别人说，我有社会责任感。其实，啥社会责任呀。我和孩子们在一起9年了，他们就是我的孩子。”窗外，天已经黑透了，各家亮起了灯光，明亮而温馨。郭小平认真地问：“你养活自己的孩子，那能叫社会责任感？那就是个‘情’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