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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祠堂和庙宇是乡土小说中频繁出現的两个空间。前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种家族空间，后者是以共同信仰建立起来的维护整个村落乃至更大范围内人们利益的一种信仰空间。通过对这两个空间叙事的研究分析，可知二者在展现农村生活面貌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可见作家回望故乡时内心深处的忧虑，进而表达他们觉醒后精神上的困境与苦闷。
关键词：鲁迅 沈从文 祠堂叙事 庙宇叙事
毫无疑问，乡土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已形成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乡土文学的书写，由于作家审美趣味的差异和世界观的不同，呈现出两种迥异的文学形态，一类向着抒情的方向发展，另一类向着写实的方向延伸。但是不管怎样，二者在书写乡村空间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祠堂和庙宇作为乡村的特殊空间频繁出现在乡土小说中，并且表现出相同的叙事作用和功能，旨在揭示20世纪乡村生活的黑暗和残酷。本文撷取鲁迅和沈从文分别作为现实主义和抒情方向的代表，来谈谈乡土小说中祠堂和庙宇的叙事价值。
一、乡土小说中的祠堂叙事
祠堂是以血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对血缘的崇拜，是人类共有的精神文明。在中国，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浸染和宗法观念的影响，立祠不仅仅记录了本族的源流情况和创业史等，表达了后辈对祖先的崇拜和瞻仰，而且还向世人展现了本族的荣耀与辉煌，对族员具有非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故而祠堂受到特别的尊崇，朱熹的《家礼》中就曾这样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或有水火盗贼，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器，然后及家财。”a但是在乡土小说中，祠堂在承担祭祀、收族、议事的功能时，暴露出农村所面临的一些复杂矛盾，隐含着作家对社会的深度思考和沉重担忧。
祠堂是用来祭祀的，却暴露出祠堂文化中的性别不平等与对女性的压迫。《祝福》中，鲁四老爷因为祥林嫂嫁过两个男人就在祭祀时严禁她沾手，唯恐她碰过的东西不干不净。可见这种禁忌与古代提倡的“一女不侍二夫”相同，是用来规范女性的律令，而且即使是合乎规范的女性，祠堂也限制了部分功能，比如恭请福神来享用“福礼”，“拜的却只限于男人”b。祠堂对女性的压迫十分苛刻。祥林嫂尽管在土地庙捐了一条门槛，依然没有获得救赎，祠堂的残酷禁忌是对她终身不洁的判决。
以田园牧歌式抒情著称的沈从文，在回望湘西时也书写了祠堂空间。在《巧秀和冬生》中，祠堂不仅为乡土社会施行教化和议事提供了场所，更是暴露出族长权力的黑暗性。巧秀母亲和打虎匠相好后被族人带到祠堂里审判。但在处理过程中，空间与权力的关系凸显而出。族长在这次审判中公报私仇，借维护本族名誉的理由不仅打残打虎匠，更是把巧秀妈沉潭。但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期，祠堂是国家所认同的一级权力机构，并与官家的判决相辅相成。虽然它约束的对象仅限于家族内部，但其有效性是被社会和国家认可的。祠堂变成了当权者手中杀人的工具，对女性的欺凌十分严重。《长河》中，骑马的长官路过枫树坳在祠堂外面歇脚时，恰逢夭夭也在这里。这位高高在上的长官和夭夭的谈话，表现出他对夭夭的垂涎之情。尽管受限于多方面的原因，这部小说并未完成，因而夭夭的结局自然也无从考证，但是笔者认为发生在祠堂枫树底下的这段“巧而不巧”，已经传达出乡土社会在外来势力的介入之下将要发生剧烈的动摇。这从作家在《长河》的题记以及小说中队长强买长顺家的橘子等情节可看出。发生在祠堂前的这段对话无疑是作家埋下的一个伏笔，影射着夭夭人生的重大转折。
二、乡土小说中的庙宇叙事
作为一种民间信仰的物质载体，庙宇是在万物有灵的基础上修建的，大多情况下捍卫的是整个村落乃至更大区域的利益。换句话说，庙宇是以地缘为核心的建筑。乡土中国，民间信仰表达得更多的是信仰需求，因而功利主义色彩极其浓厚。人们会根据不同的需求供奉不同的神灵以求福安。乡村庙宇之多可从一句话中证明，“村村皆有庙，无庙不成村”。自然，这种普遍又特殊的建筑景观也会被作家们呈现在文学中。
鲁迅在《阿Q正传》中展现了一个庙宇空间。土谷祠即土地庙，供奉的是土地神，在绍兴城乡广泛分布。土谷祠是阿Q的一个“家”。在这里，他生出了一些大胆的梦和想法，比如躺在土谷祠里对女人的幻想和借革命要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到土谷祠的美梦。正是通过想法和美梦的叙述，潜意识中的阿Q被完美地呈现出来。又因为土谷祠属于阿Q的私人空间，所以在这儿其精神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变得十分大胆和活跃。阿Q在白天遭受了欺骗和压迫，晚上回到土谷祠凭借着精神胜利法开始自我疗伤和修复。为此，土谷祠是作家精心构思的了解阿Q的一个重要窗口。土谷祠的叙事有助于丰满阿Q的人物形象。
在《长明灯》里鲁迅也塑造了一个庙宇，只不过把更多的焦点聚在了庙里的灯。在吉光屯社庙里的正殿上一直亮着一盏灯。因其从没熄过所以被尊奉为神灯。但当“疯子”觉醒后主张熄灭灯时，屯子里的人十分愤恨和担忧，甚至私下议论要把他打死。因为人们对“灯熄了屯子变海，人们化为泥鳅”的传说深信不疑。屯子上人们落后与麻痹的思想，从出行就须查黄历和出门先走喜神方就可看出。他们所守护的长明灯是延续了几千年的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的象征。吉光屯人们对长明灯的万般守护恰好说明了他们僵化了的思想体系。“疯子”作为觉醒者虽然认识到只有熄了灯才会制止蝗虫和病痛，但是个人的能力和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对抗的结局注定是失败的。
擅长抒情的沈从文在面对湘西的现实问题时，也通过庙宇空间展开自己的理性批判。《在别一个国度里》大王居住的地方便是一个旧庙。在这里，三清打坐的地方被改造成大王判案之地，正殿则用簟子分成三间，左右分别作为参谋处和秘书处。正殿对面的大戏台是大王的住处。其他的羊仔则分配到半里以外的灵宫殿，整个庙宇成为一个土匪的大本营。大王屋内，洋汽灯罩在床上就像佛爷头上的金翅鸟样，门上挂的门帘红缎织金，九条龙像要活了，用帝王所用之物来装饰土匪的房屋，而且还是在一个旧庙中，恰好是对人们所信仰的庙宇的亵渎与不敬。 三、祠堂与庙宇的叙事价值
以鲁迅、沈从文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与抒情格调的乡土小说，在祠堂与庙宇的空间叙事上表现出重要的叙事价值。二者在祠堂与庙宇的书写上，所持的态度和价值相似。祠堂与庙宇成为剖析落后乡土社会的一面镜子。《祝福》中一个摆放祭品的细节，就传达出祠堂的威严性与可怕性。乡土中国，在只有通过祭祀才能获得身份上的认同时，祥林嫂是被排除在正常族群和集体之外的。正是因为祠堂的残忍拒绝，祥林嫂被压垮了。《巧秀和冬生》充分揭示出光辉外表下的家族内部隐秘的丑事和罪恶，表达了族长滥用权力的家族管理制度。乡土小说中的祠堂跟灰暗与压抑相关，影射着女性与权力的深层内涵。这样的叙事价值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代的乡土小说。祠堂中，女性被男性束缚，甚至生死权都由男性掌控。这正是作家在书写故乡时所进行的深刻思考之一，乡土社会有其内在的缺陷。
同样，庙宇揭示的也是乡土社会现实的一面。庙宇的叙事带有强烈的讽刺性。《阿Q正传》中的土谷祠本来是人们用来祈求丰收永保衣食无忧的，但是住着的阿Q不名一文。小说中用“一队兵，一对团丁，一对警察，五个侦探”c包围土谷祠时，充满了讽刺与滑稽。阿Q衙门所住的小屋和土谷祠相似，用监狱的形式观照土谷祠，又是一层浓厚的反讽。《长明灯》作为个人觉醒者的“疯子”与愚昧大众的对立是鲁迅惯用的叙事策略。一心想要熄灯的“疯子”最后被戏剧性地锁到社庙西边的房中，讽刺意味比阿Q更强烈。清醒者是作为觉醒者而牺牲的。相比之下，沈从文的庙宇讽刺比鲁迅更为直观。描写庙宇时，作家以批判的态度直接介入文本，“化緣建庙的人，当时即让他会算，要算到这庙将来会做一个大本营……怕也不近情理吧”d，讽刺语气强烈。
乡土作家当对城市生活感到失望时，便通过故乡的书写来排遣现实中的愤懑。但是接受过现代教育和文明洗礼的他们，也深刻地认识到故乡自身存在的落后、原始、野蛮、残酷，故乡也成了他们回不去的家园。以鲁迅和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作家备受被生活放逐的痛苦，在启蒙的话语上，二人尽管文风迥异，但是殊途同归。“主体精神的分野、价值尺度的差异引发的路径不同，并不妨碍鲁迅和沈从文在启蒙终极目标上的一致。”e乡土小说祠堂和庙宇的空间叙事，作家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除了乡愁还有担忧。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祠堂和庙宇的空间视角来审视鲁迅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不仅可以看出农村所固有的问题与矛盾，还能照出作家在启蒙意识下对乡村所持有的关怀与思考。鲁迅和沈从文在空间建筑的选取上不仅表现出相同的审美趣味，而且在对祠堂和庙宇的空间叙事上拥有一致的艺术认识。祠堂书写了性别歧视下家族规训的阴影，庙宇则在叙事过程中起到了反讽的作用。乡土小说中的空间叙事充分展现了农村生活的情形，显示出作家对农村切身的思考与忧虑，以及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尴尬处境。
a 罗秉祥：《儒礼之宗教意涵——以朱子〈家礼〉为中心》，《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bc 童秉国：《鲁迅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80页，第74页。
d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八卷·小说》，花城出版社1983年，第154页。
e 刘忠：《鲁迅与沈从文：殊途而同归的启蒙文学书写者》，《学术界》2014年第196期。
基金项目：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空间叙事的国家形象及中国经验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9ZWB055
作 者： 苗国梅，佳木斯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徐晓杰，文学博士，佳木斯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鲁迅 沈从文 祠堂叙事 庙宇叙事
毫无疑问，乡土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已形成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乡土文学的书写，由于作家审美趣味的差异和世界观的不同，呈现出两种迥异的文学形态，一类向着抒情的方向发展，另一类向着写实的方向延伸。但是不管怎样，二者在书写乡村空间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祠堂和庙宇作为乡村的特殊空间频繁出现在乡土小说中，并且表现出相同的叙事作用和功能，旨在揭示20世纪乡村生活的黑暗和残酷。本文撷取鲁迅和沈从文分别作为现实主义和抒情方向的代表，来谈谈乡土小说中祠堂和庙宇的叙事价值。
一、乡土小说中的祠堂叙事
祠堂是以血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对血缘的崇拜，是人类共有的精神文明。在中国，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浸染和宗法观念的影响，立祠不仅仅记录了本族的源流情况和创业史等，表达了后辈对祖先的崇拜和瞻仰，而且还向世人展现了本族的荣耀与辉煌，对族员具有非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故而祠堂受到特别的尊崇，朱熹的《家礼》中就曾这样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或有水火盗贼，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器，然后及家财。”a但是在乡土小说中，祠堂在承担祭祀、收族、议事的功能时，暴露出农村所面临的一些复杂矛盾，隐含着作家对社会的深度思考和沉重担忧。
祠堂是用来祭祀的，却暴露出祠堂文化中的性别不平等与对女性的压迫。《祝福》中，鲁四老爷因为祥林嫂嫁过两个男人就在祭祀时严禁她沾手，唯恐她碰过的东西不干不净。可见这种禁忌与古代提倡的“一女不侍二夫”相同，是用来规范女性的律令，而且即使是合乎规范的女性，祠堂也限制了部分功能，比如恭请福神来享用“福礼”，“拜的却只限于男人”b。祠堂对女性的压迫十分苛刻。祥林嫂尽管在土地庙捐了一条门槛，依然没有获得救赎，祠堂的残酷禁忌是对她终身不洁的判决。
以田园牧歌式抒情著称的沈从文，在回望湘西时也书写了祠堂空间。在《巧秀和冬生》中，祠堂不仅为乡土社会施行教化和议事提供了场所，更是暴露出族长权力的黑暗性。巧秀母亲和打虎匠相好后被族人带到祠堂里审判。但在处理过程中，空间与权力的关系凸显而出。族长在这次审判中公报私仇，借维护本族名誉的理由不仅打残打虎匠，更是把巧秀妈沉潭。但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期，祠堂是国家所认同的一级权力机构，并与官家的判决相辅相成。虽然它约束的对象仅限于家族内部，但其有效性是被社会和国家认可的。祠堂变成了当权者手中杀人的工具，对女性的欺凌十分严重。《长河》中，骑马的长官路过枫树坳在祠堂外面歇脚时，恰逢夭夭也在这里。这位高高在上的长官和夭夭的谈话，表现出他对夭夭的垂涎之情。尽管受限于多方面的原因，这部小说并未完成，因而夭夭的结局自然也无从考证，但是笔者认为发生在祠堂枫树底下的这段“巧而不巧”，已经传达出乡土社会在外来势力的介入之下将要发生剧烈的动摇。这从作家在《长河》的题记以及小说中队长强买长顺家的橘子等情节可看出。发生在祠堂前的这段对话无疑是作家埋下的一个伏笔，影射着夭夭人生的重大转折。
二、乡土小说中的庙宇叙事
作为一种民间信仰的物质载体，庙宇是在万物有灵的基础上修建的，大多情况下捍卫的是整个村落乃至更大区域的利益。换句话说，庙宇是以地缘为核心的建筑。乡土中国，民间信仰表达得更多的是信仰需求，因而功利主义色彩极其浓厚。人们会根据不同的需求供奉不同的神灵以求福安。乡村庙宇之多可从一句话中证明，“村村皆有庙，无庙不成村”。自然，这种普遍又特殊的建筑景观也会被作家们呈现在文学中。
鲁迅在《阿Q正传》中展现了一个庙宇空间。土谷祠即土地庙，供奉的是土地神，在绍兴城乡广泛分布。土谷祠是阿Q的一个“家”。在这里，他生出了一些大胆的梦和想法，比如躺在土谷祠里对女人的幻想和借革命要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搬到土谷祠的美梦。正是通过想法和美梦的叙述，潜意识中的阿Q被完美地呈现出来。又因为土谷祠属于阿Q的私人空间，所以在这儿其精神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变得十分大胆和活跃。阿Q在白天遭受了欺骗和压迫，晚上回到土谷祠凭借着精神胜利法开始自我疗伤和修复。为此，土谷祠是作家精心构思的了解阿Q的一个重要窗口。土谷祠的叙事有助于丰满阿Q的人物形象。
在《长明灯》里鲁迅也塑造了一个庙宇，只不过把更多的焦点聚在了庙里的灯。在吉光屯社庙里的正殿上一直亮着一盏灯。因其从没熄过所以被尊奉为神灯。但当“疯子”觉醒后主张熄灭灯时，屯子里的人十分愤恨和担忧，甚至私下议论要把他打死。因为人们对“灯熄了屯子变海，人们化为泥鳅”的传说深信不疑。屯子上人们落后与麻痹的思想，从出行就须查黄历和出门先走喜神方就可看出。他们所守护的长明灯是延续了几千年的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的象征。吉光屯人们对长明灯的万般守护恰好说明了他们僵化了的思想体系。“疯子”作为觉醒者虽然认识到只有熄了灯才会制止蝗虫和病痛，但是个人的能力和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对抗的结局注定是失败的。
擅长抒情的沈从文在面对湘西的现实问题时，也通过庙宇空间展开自己的理性批判。《在别一个国度里》大王居住的地方便是一个旧庙。在这里，三清打坐的地方被改造成大王判案之地，正殿则用簟子分成三间，左右分别作为参谋处和秘书处。正殿对面的大戏台是大王的住处。其他的羊仔则分配到半里以外的灵宫殿，整个庙宇成为一个土匪的大本营。大王屋内，洋汽灯罩在床上就像佛爷头上的金翅鸟样，门上挂的门帘红缎织金，九条龙像要活了，用帝王所用之物来装饰土匪的房屋，而且还是在一个旧庙中，恰好是对人们所信仰的庙宇的亵渎与不敬。 三、祠堂与庙宇的叙事价值
以鲁迅、沈从文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与抒情格调的乡土小说，在祠堂与庙宇的空间叙事上表现出重要的叙事价值。二者在祠堂与庙宇的书写上，所持的态度和价值相似。祠堂与庙宇成为剖析落后乡土社会的一面镜子。《祝福》中一个摆放祭品的细节，就传达出祠堂的威严性与可怕性。乡土中国，在只有通过祭祀才能获得身份上的认同时，祥林嫂是被排除在正常族群和集体之外的。正是因为祠堂的残忍拒绝，祥林嫂被压垮了。《巧秀和冬生》充分揭示出光辉外表下的家族内部隐秘的丑事和罪恶，表达了族长滥用权力的家族管理制度。乡土小说中的祠堂跟灰暗与压抑相关，影射着女性与权力的深层内涵。这样的叙事价值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代的乡土小说。祠堂中，女性被男性束缚，甚至生死权都由男性掌控。这正是作家在书写故乡时所进行的深刻思考之一，乡土社会有其内在的缺陷。
同样，庙宇揭示的也是乡土社会现实的一面。庙宇的叙事带有强烈的讽刺性。《阿Q正传》中的土谷祠本来是人们用来祈求丰收永保衣食无忧的，但是住着的阿Q不名一文。小说中用“一队兵，一对团丁，一对警察，五个侦探”c包围土谷祠时，充满了讽刺与滑稽。阿Q衙门所住的小屋和土谷祠相似，用监狱的形式观照土谷祠，又是一层浓厚的反讽。《长明灯》作为个人觉醒者的“疯子”与愚昧大众的对立是鲁迅惯用的叙事策略。一心想要熄灯的“疯子”最后被戏剧性地锁到社庙西边的房中，讽刺意味比阿Q更强烈。清醒者是作为觉醒者而牺牲的。相比之下，沈从文的庙宇讽刺比鲁迅更为直观。描写庙宇时，作家以批判的态度直接介入文本，“化緣建庙的人，当时即让他会算，要算到这庙将来会做一个大本营……怕也不近情理吧”d，讽刺语气强烈。
乡土作家当对城市生活感到失望时，便通过故乡的书写来排遣现实中的愤懑。但是接受过现代教育和文明洗礼的他们，也深刻地认识到故乡自身存在的落后、原始、野蛮、残酷，故乡也成了他们回不去的家园。以鲁迅和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作家备受被生活放逐的痛苦，在启蒙的话语上，二人尽管文风迥异，但是殊途同归。“主体精神的分野、价值尺度的差异引发的路径不同，并不妨碍鲁迅和沈从文在启蒙终极目标上的一致。”e乡土小说祠堂和庙宇的空间叙事，作家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除了乡愁还有担忧。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祠堂和庙宇的空间视角来审视鲁迅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不仅可以看出农村所固有的问题与矛盾，还能照出作家在启蒙意识下对乡村所持有的关怀与思考。鲁迅和沈从文在空间建筑的选取上不仅表现出相同的审美趣味，而且在对祠堂和庙宇的空间叙事上拥有一致的艺术认识。祠堂书写了性别歧视下家族规训的阴影，庙宇则在叙事过程中起到了反讽的作用。乡土小说中的空间叙事充分展现了农村生活的情形，显示出作家对农村切身的思考与忧虑，以及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尴尬处境。
a 罗秉祥：《儒礼之宗教意涵——以朱子〈家礼〉为中心》，《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bc 童秉国：《鲁迅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80页，第74页。
d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八卷·小说》，花城出版社1983年，第154页。
e 刘忠：《鲁迅与沈从文：殊途而同归的启蒙文学书写者》，《学术界》2014年第196期。
基金项目：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空间叙事的国家形象及中国经验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9ZWB055
作 者： 苗国梅，佳木斯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徐晓杰，文学博士，佳木斯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