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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中的两个人,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
自从那天在院子里,跟袁雪琼打了照面后,每晚,司徒慧敏的梦里,都有一袭月白的衫子。清晨,楼底下响起轻轻的推门声,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推开他的梦境,他跳下床,一个箭步到窗边,扒着窗口向下看,月白的衫子,在晨雾里,洒扫院子,浣洗衣裳,不一会儿,窗下就挂满了红红绿绿的衣裳,滴滴答答的水声如同鼓点轻轻地敲在他心上。他静静地躺回竹床,却再无睡意。
阁楼很小又闷热,他的心却是静的,大革命失败后的惨痛,仿佛已在这個小阁楼里被这些水声抚慰,避难的惶恐也被月白衫子消融。他最喜欢午饭后,看她坐在院子里,身旁是针线箩子,手中是一件正在缝制的衣裳。她低着头,手中的针线来回拉扯得兹兹地响。她轻声哼着粤剧,午后的阳光洒在她的发上。此时,他心里会浮出几个字: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后来,他在自己的电影里,不断地重现月白的衫子、静好的午后、和煦的阳光。
那夜,星星忽明忽灭,他心里无端地焦躁起来。这些日子,为躲避敌人的搜捕,也怕连累好心收留他的袁家,他足不出户,只在阁楼上看书写字沉思。心里虽然充塞着失败的苦闷,但他从未灰心,因为他对未来的革命道路充满信心。
他吹灭灯火,轻轻地走下楼。院子里,月桂散发着阵阵清香,他深吸一口气,叹息般地吟道:“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只听得推窗声,一缕灯光直射他身上,他吓了一跳,回头,只见她倚窗站着,长长的发辫直垂窗外,晚风吹动发梢。他受了蛊惑似的,走过去,轻轻扶起她的发辫,醉了似的喃喃道:“真好,真好!”她有些娇羞,扯回自己的发辫,良久,说:“先生,我给你斟一盏茶吧。”她回身,他才如梦初醒。她端来茶,轻声招呼他用茶。他走过去,坐在石凳上,接过她递来的茶。温热的茶盏,被他拈在指端,暖暖地偎贴他的心,多么香的茶啊。
他何曾没有喝过名贵的茶呢?他出生在广东一个颇有威望的华侨家庭,父亲司徒赞是华侨领袖,跟随孙中山多年,尽全力支持革命斗争。司徒慧敏随父亲一起来到广州后,考入中山大学工学院附属中学,与同乡周文雍成为同学(周文雍就是著名的“刑场上的婚礼”的主角)。两个人在上学期间,常到附近的自来水厂夜校教工人识字,讲解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在周文雍介绍下,司徒慧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州城笼罩在白色恐怖当中。司徒慧敏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在老家学校墙上写下了“天变不可畏”的大标语,此事在当地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成了悬赏杀头布告的主角。在组织安排下,他躲到袁雪琼家的阁楼上。
司徒慧敏品着茶,袁雪琼站在一旁,不断地给他续上,静夜无声,他们相对无语。忽然,司徒慧敏说:“琼妹,你常唱的那个粤剧,是《帝女花》吧?真好听!”雪琼点了点头:“我给你唱几句吧。”她清了清嗓子,唱起来:“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荐凤台上。帝女花带泪上香,愿来生回谢爹娘,我偷偷看,偷偷望,佢带泪带泪暗悲伤。我半带惊惶,怕驸马惜鸾凤配,不甘殉爱伴我临泉壤。”怕惊扰了家人,她声音轻轻的,却别有韵味。他从不曾如此认真地听过粤剧,以前,他总觉得粤剧太过温软,听起来心气都跟着绵软无力了,所以从来不热衷。或者,是因为她唱的,他才会觉得如此悦耳。他轻轻地打着拍子,忽然觉得,这样子一生一世也是极好的。
她呢,原本在人前是淡淡的,极害羞,何况是在年纪相仿的异性面前。可不知为什么,第一次见到他,她就觉得亲切,仿佛认识许久了一般。他高而瘦削的身材,是极好的衣架子,她每回拿到顾客送来裁制的布料,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如果给他做件中山装或长衫,定会很好看。这些日子,她每日裁衣缝制,心里都满是温柔的情愫。明知这些情愫是不应该的,可她就是忍不住一次次偷偷地向阁楼上张望,知道他在阁楼上会闷,她便想方设法给他做好吃的,还去溪边摘来野花,找了个瓶子插好,送到他的房里。
心心相印,或许只需一个眼神,彼此就能明了。这纯美的爱情,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却是不容的。辱骂她不正经的,责怪他不安好心的,如潮水般涌来。好在司徒慧敏从来都不受礼教束缚,他勇敢地站出来,用那双无惧的手,捍卫自己的爱情。而袁雪琼虽然只是乡姑,却也从不怯懦,只要跟他在一起,死也不怕,还怕闲言碎语。1928年春,司徒慧敏去日本留学,临行前,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然后一起去了日本。这一去,就是两年,袁雪琼在日本无微不至地照顾丈夫,让他在异国他乡享有家的温暖。他在外为革命奔走,她从来都是支持的。他时常带朋友来,她知道他是想让朋友也分享家的味道,因此,她总是采买好食材,做一顿丰盛的食物,来抚慰那些背井离乡的人。
1930年春末,他们从日本回到上海。司徒慧敏先后在工人夜校和中小学当教师,还参加了夏衍等组织的上海艺术剧社,搞布景设计。跟电影结缘是在两年后,他进入当时著名的天一公司,担任电影的布景设计,参加左翼剧联的舞台装置工作。1935年,司徒慧敏的导演处女作《自由神》问世,之后,他主持的电通制片公司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等影片,又与蔡楚生联合编剧,导演了《两毛钱》和《前台与后台》。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慧敏一家来到香港。他一心投入到抗日救亡中,一家老小的生计,就全靠妻子替人缝制衣服来维持。她每日操持家务,心里却担心他的安危,夜晚,他还没回来,她边缝衣服边等他。他一夜未归,她便一夜难以入睡。她知道他干的是正事,所以,从无怨言,只是默默地在他身后守好家。那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袁雪琼特意为其量身定做了衣服,后来,毛泽东对司徒慧敏开玩笑道:“她才是真正的英雄。”为此,还特意送了一张他和江青抱着孩子站在玉米地的照片给袁雪琼,照片的背面还签了自己的名字。新中国成立后,司徒慧敏官居部级,她依然是那个做衣服的主妇。多年后,邓颖超满怀赞赏地对司徒慧敏的女儿说:“你妈妈给我做的衣服太好了,特别是那件旗袍。她会拿那些料子做花,我记得很清楚,那些花真漂亮。”
或许,她只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但谁说一定要在烽火中冲锋陷阵才是英雄呢?一个女人的爱情,还可以是以自己的全部精力,守护心爱的男人,守护好家,让他无后顾之忧地战斗。守好家,是她爱他的方式。
(编辑/张金余)
自从那天在院子里,跟袁雪琼打了照面后,每晚,司徒慧敏的梦里,都有一袭月白的衫子。清晨,楼底下响起轻轻的推门声,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推开他的梦境,他跳下床,一个箭步到窗边,扒着窗口向下看,月白的衫子,在晨雾里,洒扫院子,浣洗衣裳,不一会儿,窗下就挂满了红红绿绿的衣裳,滴滴答答的水声如同鼓点轻轻地敲在他心上。他静静地躺回竹床,却再无睡意。
阁楼很小又闷热,他的心却是静的,大革命失败后的惨痛,仿佛已在这個小阁楼里被这些水声抚慰,避难的惶恐也被月白衫子消融。他最喜欢午饭后,看她坐在院子里,身旁是针线箩子,手中是一件正在缝制的衣裳。她低着头,手中的针线来回拉扯得兹兹地响。她轻声哼着粤剧,午后的阳光洒在她的发上。此时,他心里会浮出几个字:现世安稳,岁月静好。后来,他在自己的电影里,不断地重现月白的衫子、静好的午后、和煦的阳光。
那夜,星星忽明忽灭,他心里无端地焦躁起来。这些日子,为躲避敌人的搜捕,也怕连累好心收留他的袁家,他足不出户,只在阁楼上看书写字沉思。心里虽然充塞着失败的苦闷,但他从未灰心,因为他对未来的革命道路充满信心。
他吹灭灯火,轻轻地走下楼。院子里,月桂散发着阵阵清香,他深吸一口气,叹息般地吟道:“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只听得推窗声,一缕灯光直射他身上,他吓了一跳,回头,只见她倚窗站着,长长的发辫直垂窗外,晚风吹动发梢。他受了蛊惑似的,走过去,轻轻扶起她的发辫,醉了似的喃喃道:“真好,真好!”她有些娇羞,扯回自己的发辫,良久,说:“先生,我给你斟一盏茶吧。”她回身,他才如梦初醒。她端来茶,轻声招呼他用茶。他走过去,坐在石凳上,接过她递来的茶。温热的茶盏,被他拈在指端,暖暖地偎贴他的心,多么香的茶啊。
他何曾没有喝过名贵的茶呢?他出生在广东一个颇有威望的华侨家庭,父亲司徒赞是华侨领袖,跟随孙中山多年,尽全力支持革命斗争。司徒慧敏随父亲一起来到广州后,考入中山大学工学院附属中学,与同乡周文雍成为同学(周文雍就是著名的“刑场上的婚礼”的主角)。两个人在上学期间,常到附近的自来水厂夜校教工人识字,讲解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在周文雍介绍下,司徒慧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州城笼罩在白色恐怖当中。司徒慧敏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在老家学校墙上写下了“天变不可畏”的大标语,此事在当地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成了悬赏杀头布告的主角。在组织安排下,他躲到袁雪琼家的阁楼上。
司徒慧敏品着茶,袁雪琼站在一旁,不断地给他续上,静夜无声,他们相对无语。忽然,司徒慧敏说:“琼妹,你常唱的那个粤剧,是《帝女花》吧?真好听!”雪琼点了点头:“我给你唱几句吧。”她清了清嗓子,唱起来:“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荐凤台上。帝女花带泪上香,愿来生回谢爹娘,我偷偷看,偷偷望,佢带泪带泪暗悲伤。我半带惊惶,怕驸马惜鸾凤配,不甘殉爱伴我临泉壤。”怕惊扰了家人,她声音轻轻的,却别有韵味。他从不曾如此认真地听过粤剧,以前,他总觉得粤剧太过温软,听起来心气都跟着绵软无力了,所以从来不热衷。或者,是因为她唱的,他才会觉得如此悦耳。他轻轻地打着拍子,忽然觉得,这样子一生一世也是极好的。
她呢,原本在人前是淡淡的,极害羞,何况是在年纪相仿的异性面前。可不知为什么,第一次见到他,她就觉得亲切,仿佛认识许久了一般。他高而瘦削的身材,是极好的衣架子,她每回拿到顾客送来裁制的布料,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如果给他做件中山装或长衫,定会很好看。这些日子,她每日裁衣缝制,心里都满是温柔的情愫。明知这些情愫是不应该的,可她就是忍不住一次次偷偷地向阁楼上张望,知道他在阁楼上会闷,她便想方设法给他做好吃的,还去溪边摘来野花,找了个瓶子插好,送到他的房里。
心心相印,或许只需一个眼神,彼此就能明了。这纯美的爱情,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却是不容的。辱骂她不正经的,责怪他不安好心的,如潮水般涌来。好在司徒慧敏从来都不受礼教束缚,他勇敢地站出来,用那双无惧的手,捍卫自己的爱情。而袁雪琼虽然只是乡姑,却也从不怯懦,只要跟他在一起,死也不怕,还怕闲言碎语。1928年春,司徒慧敏去日本留学,临行前,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然后一起去了日本。这一去,就是两年,袁雪琼在日本无微不至地照顾丈夫,让他在异国他乡享有家的温暖。他在外为革命奔走,她从来都是支持的。他时常带朋友来,她知道他是想让朋友也分享家的味道,因此,她总是采买好食材,做一顿丰盛的食物,来抚慰那些背井离乡的人。
1930年春末,他们从日本回到上海。司徒慧敏先后在工人夜校和中小学当教师,还参加了夏衍等组织的上海艺术剧社,搞布景设计。跟电影结缘是在两年后,他进入当时著名的天一公司,担任电影的布景设计,参加左翼剧联的舞台装置工作。1935年,司徒慧敏的导演处女作《自由神》问世,之后,他主持的电通制片公司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等影片,又与蔡楚生联合编剧,导演了《两毛钱》和《前台与后台》。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慧敏一家来到香港。他一心投入到抗日救亡中,一家老小的生计,就全靠妻子替人缝制衣服来维持。她每日操持家务,心里却担心他的安危,夜晚,他还没回来,她边缝衣服边等他。他一夜未归,她便一夜难以入睡。她知道他干的是正事,所以,从无怨言,只是默默地在他身后守好家。那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袁雪琼特意为其量身定做了衣服,后来,毛泽东对司徒慧敏开玩笑道:“她才是真正的英雄。”为此,还特意送了一张他和江青抱着孩子站在玉米地的照片给袁雪琼,照片的背面还签了自己的名字。新中国成立后,司徒慧敏官居部级,她依然是那个做衣服的主妇。多年后,邓颖超满怀赞赏地对司徒慧敏的女儿说:“你妈妈给我做的衣服太好了,特别是那件旗袍。她会拿那些料子做花,我记得很清楚,那些花真漂亮。”
或许,她只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但谁说一定要在烽火中冲锋陷阵才是英雄呢?一个女人的爱情,还可以是以自己的全部精力,守护心爱的男人,守护好家,让他无后顾之忧地战斗。守好家,是她爱他的方式。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