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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港报上看到一则反潮流的小新闻，意思大概是：内地大酒店今年起不再销售明报集团的《亚洲周刊》；但外籍和台港澳人士仍可订阅。
由于奥运前，外国记者可在华自由采访，许多人感受到政策只会宽不会紧。不过信息的传递是有方向的，信息大概是管进不管出：外国记者来采集作出口用的信息放宽，但输入信息还是会相对谨慎。
以内地角度看，该刊有的封面是蛮刺激的。不过这是港，台杂志的惯技，并非该刊所独有。
老实说，要讲做新闻，现在的《亚洲周刊》(Yazhou zhoukan，简称YZ，这大概是香港当时唯一用汉语拼音作为英文刊名的杂志)才算交得出货。20年前创刊时，只相当于内地的《参考资料》。
我在YZ筹组期间加入工作，正式出版后还做了大约两年。大概是1989年秋天离开，当时还写了篇社论。后来有“发烧友”想办一种新型的“城市周刊”，有老板推荐我。我于是继YZ后，又成了《壹周刊》的创刊元老。
我在YZ时，该刊是英文杂志《Asiaweek》，(以下简称AW)的小弟。AW是当时东亚英文周刊先驱《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远东经济评论，简称FEER)的对手，影响力虽然不能比，但在东南亚总算站稳了阵脚。同期内，中国在经济上日渐开放，气氛活跃，渴求信息。AW的新西兰籍创办人Michael o’Neill遂加开中文版，希望可以北进。
当时香港很多媒体都有这个想法，关键是落实。o’Neill是新闻人，不谙中文，又深信AW模式的优越性，遂把英文版的做法照搬到中文版。当时的AW全彩印刷，论美观比得上你现在看的《南风窗》。相比之下，东南亚一些地区的华文报刊印刷粗糙、新闻管得严，华文甚至受到排斥，华人对全彩的时事杂志自然惊为天人。但香港不缺全彩的刊物，AW式的内容不够卖点。
什么是AW式的内容呢?原来，该刊要概括全亚洲的新闻，但人手有限，故主要靠“炒稿”。方法是选辑通讯社的稿件和亚洲各地空运到港的报纸，综合改写，自己采访的内容不到一半。炒稿在香港报界很常见。港报规模小，有些新闻无法派人到场，就录写电台和电视的报道，当作“本报讯”。最多是见报前致电有关人士，引述一两句话。
这虽然有违知识产权，但每天发生的事根本登不完，很多其实只要交代几句即可。但周刊不同报纸，如果大半内容靠炒稿，就不能说是“新闻”，而只是“摘要”。当然，现在生活紧张，让你很快地看完一周的大事，那也很重要。但YZ既然名为《亚洲周刊》，不能只报华人的事也得讲讲中东南亚；而港人当时楼股齐飞，对“落后地区”不感兴趣。
令o’Neill深信AW模式优越的是，撰述员根据剪报炒出稿件后，要由另一组研究员逐字核对剪报后才能出街，以确保内容准确。但随便着三种不同的中文报纸就知道，同一件事的报道，不要说立场，即使在细节上都有出入，影响到读者对责任谁属的判断。若此，撰述员应根据哪份剪报来写稿?在同类的报道里，研究员又应该根据哪份剪报来核实?只要有报纸登过就深信不疑，那是教条，不是制衡。
这个制度更令新闻人沦为word processor(文字处理器)。YZ一周不过50～60页，选题基本上由老总说了算。编辑部其他的同事只须稳守办公桌，一手报纸，一手稿纸。撰述员负责改写，我与其它编辑负责改稿。一周五天，连对外的电话都很少打。
我改稿很快，大部分时间都在等下班。待遇不错，但浪费青春。后来请辞，洋老板挽留，特地找我去吃饭。但一个比较明白我又深得老板喜爱的同事对老板说：他名为“助理老总”，但其实只是 a glorified copy-editor(美化了职衔的文稿编辑)：
至于前文所提到的社论，其实并非YZ的社论，而是当时香港民意沸腾，老总不能写中文，我作为手下第一人，责无旁贷，但按YZ的规矩不署名。之所以有此规定，理由是集体创作，非一人之功。但那篇文字除了打字(当时PC还未普及，仍然是手写稿的时代)和校对，所有的创作我一人包办。说穿了，不让作者署名是怕对手来挖角。
由于奥运前，外国记者可在华自由采访，许多人感受到政策只会宽不会紧。不过信息的传递是有方向的，信息大概是管进不管出：外国记者来采集作出口用的信息放宽，但输入信息还是会相对谨慎。
以内地角度看，该刊有的封面是蛮刺激的。不过这是港，台杂志的惯技，并非该刊所独有。
老实说，要讲做新闻，现在的《亚洲周刊》(Yazhou zhoukan，简称YZ，这大概是香港当时唯一用汉语拼音作为英文刊名的杂志)才算交得出货。20年前创刊时，只相当于内地的《参考资料》。
我在YZ筹组期间加入工作，正式出版后还做了大约两年。大概是1989年秋天离开，当时还写了篇社论。后来有“发烧友”想办一种新型的“城市周刊”，有老板推荐我。我于是继YZ后，又成了《壹周刊》的创刊元老。
我在YZ时，该刊是英文杂志《Asiaweek》，(以下简称AW)的小弟。AW是当时东亚英文周刊先驱《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远东经济评论，简称FEER)的对手，影响力虽然不能比，但在东南亚总算站稳了阵脚。同期内，中国在经济上日渐开放，气氛活跃，渴求信息。AW的新西兰籍创办人Michael o’Neill遂加开中文版，希望可以北进。
当时香港很多媒体都有这个想法，关键是落实。o’Neill是新闻人，不谙中文，又深信AW模式的优越性，遂把英文版的做法照搬到中文版。当时的AW全彩印刷，论美观比得上你现在看的《南风窗》。相比之下，东南亚一些地区的华文报刊印刷粗糙、新闻管得严，华文甚至受到排斥，华人对全彩的时事杂志自然惊为天人。但香港不缺全彩的刊物，AW式的内容不够卖点。
什么是AW式的内容呢?原来，该刊要概括全亚洲的新闻，但人手有限，故主要靠“炒稿”。方法是选辑通讯社的稿件和亚洲各地空运到港的报纸，综合改写，自己采访的内容不到一半。炒稿在香港报界很常见。港报规模小，有些新闻无法派人到场，就录写电台和电视的报道，当作“本报讯”。最多是见报前致电有关人士，引述一两句话。
这虽然有违知识产权，但每天发生的事根本登不完，很多其实只要交代几句即可。但周刊不同报纸，如果大半内容靠炒稿，就不能说是“新闻”，而只是“摘要”。当然，现在生活紧张，让你很快地看完一周的大事，那也很重要。但YZ既然名为《亚洲周刊》，不能只报华人的事也得讲讲中东南亚；而港人当时楼股齐飞，对“落后地区”不感兴趣。
令o’Neill深信AW模式优越的是，撰述员根据剪报炒出稿件后，要由另一组研究员逐字核对剪报后才能出街，以确保内容准确。但随便着三种不同的中文报纸就知道，同一件事的报道，不要说立场，即使在细节上都有出入，影响到读者对责任谁属的判断。若此，撰述员应根据哪份剪报来写稿?在同类的报道里，研究员又应该根据哪份剪报来核实?只要有报纸登过就深信不疑，那是教条，不是制衡。
这个制度更令新闻人沦为word processor(文字处理器)。YZ一周不过50～60页，选题基本上由老总说了算。编辑部其他的同事只须稳守办公桌，一手报纸，一手稿纸。撰述员负责改写，我与其它编辑负责改稿。一周五天，连对外的电话都很少打。
我改稿很快，大部分时间都在等下班。待遇不错，但浪费青春。后来请辞，洋老板挽留，特地找我去吃饭。但一个比较明白我又深得老板喜爱的同事对老板说：他名为“助理老总”，但其实只是 a glorified copy-editor(美化了职衔的文稿编辑)：
至于前文所提到的社论，其实并非YZ的社论，而是当时香港民意沸腾，老总不能写中文，我作为手下第一人，责无旁贷，但按YZ的规矩不署名。之所以有此规定，理由是集体创作，非一人之功。但那篇文字除了打字(当时PC还未普及，仍然是手写稿的时代)和校对，所有的创作我一人包办。说穿了，不让作者署名是怕对手来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