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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日，蒋介石派遣嫡系200多人组成参谋网，进驻四川省重庆市解放西路66号（后改为重庆行营），一心想以该部配合川军、困军、胡宗南部等，一举“消灭”长征经过川陕一带的红军部队，实现他在中国的独裁统治。参谋团入川“督剿”红军的背景
参谋团是在什么背景情况之下入川的呢？白民国以来，四川军阀派系较多，他们圈地为营，各设防区，把持着地方财政，连年混战不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势力鞭长莫及，被拒之巴山蜀水之外。1932年底至1933年初，中园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巾陕南人川，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粉粹了四川军阀¨I颂尧的三路围攻之后，红军利用四川军阀的内部矛盾，集中红军主力，于1933年秋，连续发起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3次战役，歼灭敌军2万人，开拓了大片新区，创建了包括23个县市的红色政权根据地，红军由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人，发展到5个军约8万人，从而极大地震动了四川军阀，引起蒋介石的恐慌。
1933年9月，四川善后督办兼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击败了二十四军刘文辉部，四分五裂的四川军阀暂时形成了以刘湘为盟主的表面统一。10月4日，刘湘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剿匪总司令”，设总部于成都。10月，蒋介石以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无次“围剿”。在四川刘湘调集各路军阀110多个网（后来又增加到140多个网），约20万兵力，以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后以唐式遵继任）、刘邦俊（后以王瓒绪继任）分任各路总指挥，于11月初，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妄想“消灭”进入川陕的红军。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人民的鼎力支持下，进行了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斗。1934年8月，红军转入反攻，唐式遵部队全部瓦解，溃不成军，损失惨重，唐式遵竟然逃离失踪。
9月，红军在西线又先后收复了巴中、南疆、旺苍，直逼广元城下，并攻克收复阆中、苍溪，嘉陵江东岸地区。毙伤川军6万人、俘虏2万人，缴枪3万支、炮100门，大大地重创了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恢复和扩大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突出重围举行长征，蒋介石立即电约刘湘到南京面议如何对付红军。刘湘对于蒋介石的援助情况已摸清底细，便由万县转回成都，于10月12日召开“成都剿匪会议”，宣布短时间内将“东下谒蒋委员长”。
对于蒋介石来说，要打进四川，控制西南，是他蓄谋已久的计划。因此这次刘湘兵败乞援，正是蒋介石嫡系力量伸入四川的大好时机，蒋介石岂能放过？刘湘到了南京后，蒋介石以礼相待，南京政要人员也与刘湘多方周旋。刘湘在南京逗留期间，中央红军已经连续突破了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达到湘黔边境。一方面，蒋介石企图乘“追剿”中央红军长征的机会，实现其控制西南的阴谋。蒋介石曾对其亲信、幕僚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取，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当，必可造成统一局面。”蒋介石抓住刘湘，正是实现统一西南阴谋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刘湘都深怕中央红军绕道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使四川“赤化”，因而蒋介石不得不拉拢和利用刘湘，以稳住川军，借以围攻红四方面军，并阻止中央红军入川，所以蒋介石以扶助刘湘统一四川军政的姿态出现，以逐步实现蒋系势力打入四川，控制西南的日的。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参谋网进驻四川省重庆市解放西路。参谋团进驻重庆后的反共军事活动
参谋团全名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据《入川参谋团组织大纲》规定：“参谋团以主任、副主任、秘书、第一处、第二处、政治训练处人员，及高级参谋，督察专员，各级警察员等组织之。”又据《圈闯周报》报道，其编制设中将主任1人，少（中）将副主任1人，少（中）将高级参谋10人，参议无定，上校秘书2人，中校秘书1人，另有各级督察员、副官、电务员等。参谋网第一处负责军事，设少将处长1人，上校副处长1人;第二处负责政治;总务处设上校处长1人;军需副官等10人;政训处另定，还在川军军师中均设立有政训处。
参谋网除贺国光、杨吉晖正副主任外，其第一处处长为王又庸，第二处处长为刘依仁，政训处处长为康泽，总务处处长为柏良。
据《入川参谋团组织大纲》规定，参谋团“为对四川‘剿匪’各军作战运筹指导督察之特没机关。”其任务是：“运筹‘剿匪’作战计划;指导‘剿匪’各军军事行动;维系各军之间密切联络;督察各军对于‘剿匪’之勤惰，审拟奖惩，呈请委员长核示遵行;考核各军械弹分配与消耗情形，及‘剿匪’军费之支用，查考经理卫生情报事宜;搜集诸多情报，随时向委员长呈报;督促并指导与‘剿匪’有关的政治设施。”《人川参谋团组织大纲》又规定：“参谋网主任，主持网务，处理‘剿匪’一切事宜，并协助四川‘剿匪’军总司令行使职权，当委员长末在行营时，关于作战命令，应由主任拟定，四川‘剿匪’军总司令代行。”
《入川参谋网组织大纲》对各级人员的职能也有规定。譬如：政治训练人员，分赴各部队担任政治训练事宜;高级参谋除筹议“剿匪”有关诸事外，并轮流充督察员，督察各路军官作战，并负责情报联络事宜。
1935年1月12日，贺困光率领参谋网到达重庆。这时蒋介石嫡系中央军也相继入川。就在参谋团入渝前夕，国民党第一师胡宗南部已巾陕甘入川，接防昭化、广元。参谋网入渝后，上官相即率国民党第四十匕师、五十四师、四十四师及独立第四旅由湖南江西开赴川東万县、巴渝等一线。红军强渡嘉陵江经过要图
1935年1月13日，贺国光在重庆刘湘欢迎参谋团的宴会上致词，除鼓吹江西“剿共”经验外，关于川军他说：“对有功者必奖励，对有过者也必惩罚，以前一切概不追究，只要能秉承蒋委员长命令，努力‘剿匪’，中央当能予以物质上之接济，否则江西枪决师旅长及县长成例甚多，望勿轻易尝试也。”于是，参谋网与川军、国军、胡宗南部狼狈为奸，开始策动实施了三个时期的“围追堵截”红军的反共军事活动。 第一时期的活动。
1月16日，参谋网通电四川各路总负责指挥，令其同守原防，严密防范，“徜有疏忽，或不努力，被‘匪’冲破，定按照颁定江西‘剿匪’条例，军法从事。”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发起广昭战役，围攻广元、昭化。据参谋团《川中剿匪工作报告书》记载：25日，参谋团重新划定川军各路战线，派定各路督察员。26日，参谋团对在川各军下达命令，规定胡宗南部坚守昭化、广元;川军第一路邓锡侯部抽集10个团兵力于绵阳;第二路田颂尧部抽集10个团兵力于三台，由邓锡侯驻绵阳指挥;第三路李家钰部向仪陇;第四路杨森部向茶场坝;第五路唐式遵部沿巴河右岸向巴中，各路同时出击，进攻和干扰红四方面军后方。
2月初，红四方面军出击陕南，发起陕南战役，先后占领宁强、勉县和阳平关重镇，并围攻褒城，威胁南郑，直抵汉中城郊。于是，胡宗南部北调陕甘，进至略阳、康县。
2月13日，参谋团令邓锡侯为“川北第一道剿红军总指挥”，由朝天驿（今朝天门）、菜子坝（今菜同坝）之线向宁羌、阳平关之线“进剿”;又令唐式遵为“川北第二路追剿红军总指挥”，巾巴中进窥南江，向宁羌以东地区追击，然而红四方面军在取得陕南战役胜利，达到调动敌军北上的战略目的之后，突然于2月中旬回师川北，准备向嘉陵江中段进击。2月下旬，中央红军巾滇东北扎西（今威信）地区挥戈东进，重入黔北，取得了遵义战役的重大胜利。
3月2日，蒋介石震惊于红军的新胜利，惊恐万状飞赴重庆，其侍从窒第一处主任晏道刚发表谈话：“四川南北两路红军‘均行回窜’，目前形势极关重要，故蒋委员长特来川巡视，指示各军‘进剿’策略。”
3月3H，蒋介石在重庆手令各军：“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此后参谋网在川活动完全是在蒋介石直接指挥下进行的。
3月24日，蒋介石巾重庆飞回贵阳，之后又赴昆明，他统一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
第二时期的活动。
3月28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迅速突破了田颂尧部防线，田部溃不成军。为了稳住川军阵脚，经参谋网与刘湘商议，急电蒋介石查办旧颂尧，其部交孙震率领。
4月2日，蒋介石在贵阳手令川中将领，以“防守不严”“玩忽命令”，着即将川军第二路总指挥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撤职查办，副军长孙震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令孙震暂率二十九军“戴罪图功”，其余擅弃江防将领，由孙震查明具报，分别惩处。为了拉拢孙震，4月19日，复升任孙震为二十军军长。
红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后，相继攻克阆中、南部、昭化等地，又集中主力攻占梓漳，包围江油，威胁绵阳，因此成都为之震动。
4月下旬，参谋团奉蒋介石命令，调兵遣将组织以江油为中心的围攻。这时刘湘第六路王瓒绪部及第五路唐式遵之一部，共13个旅为有纵队，出征绵阳、魏城，沿涪江左岸前进。第一路邓锡侯部为左纵队，巾绵阳地区出动，沿涪江右岸前进，胡宗南则在碧口，文县南下青川、平武。第五路唐式遵的另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沿嘉陵江一线，阻止红军东返。第三路李家钰部则位于东起阆中西经左壁庙垭子一线，防止红军南下，巾此形成对红四方面军南北夹击的态势。因此红四方面军就地坚持极为困难，重返嘉陵江以东已不可能了，北出也有困难，为摆脱不利处境，并争取与红一方面军会合，5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向岷江地区西进。
正当红四方面军与川军各路激战于嘉陵江和涪江地区之时，中央红军风驰电掣进入云南，于5月初胜利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并围攻会理城。
5月18日，蒋介石以刘文辉部刘元塘旅同守会理，在昆明“传令嘉奖”刘元塘记大功一次，晋升中将。据参谋团《川中剿匪T作报告》记载，为部署大渡河封锁线，阻止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参谋网按蒋介石电令，命令调防川南的第四路杨森部抄近路直奔大渡河，赶筑碉堡防线，并任命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又令二十四军刘文辉部主力同守大渡河原防，构筑碉堡。
在川西北方面，令第一路邓锡侯军以一部开懋功，主力西开，控制雅安;第二路孙震部及第六路王瓒绪部以主力跟随红四方面军西进，“寻机追剿”;第三路李家钰部由盐亭、三台抄近路开灌县、汶川、一部开理番;第四路唐式遵部则担任涪江以东“分区清剿”，“扼要守备”;第五路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平武及江油附近。
5月15日，红四方面军占领茂县之后，沿岷江南下，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等要地，直逼汶川。另一部强渡岷江，占领理香。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巾会理地区沿安宁河大道北上，向大渡河疾进。鉴于“剿共”军事重心已移川西，蒋介石才于5月22日巾贵阳几飞重庆，26日飞赴成都，坐镇指挥。
5月下旬，中央红军行动神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迅速突破了大渡河天险。蒋介石及其参谋团以刘文辉部对构筑碉堡封锁线“一味敷衍，实未遵办”，致令朱毛红军“得以白巾窜渡，至堪痛恨”为巾，通令将刘文辉记大过一次，所部“负责长官查明严处”。
然而，蒋介石飞赴成都，坐镇指挥也罢，参谋团调兵遣将、惩办守土将领也好，终究不能阻止中央红军北上抗日。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蒋介石以及其参谋团封锁大渡河，阻止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消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反革命计划以破产而告终。这时的蒋介石垂头丧气，恼羞成怒。
第三时期的活动。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参谋网反共军事活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为此蒋介石结束了以往的“围追堵截”战术，而开始其“长围高困”的军事部署。
于是，蒋介石召集刘湘和川军各路总指挥在成都开会，认为红军东扼岷江，西迄大小金川，北至松潘草地，南达懋功，分据纵横千罩的“番民”（藏民）地区，人烟稀少，气候严寒，粮食困难，只要北堵南追，集中主力封锁，红军定难持久。同时巾于地形和給养问题，要大规模进攻红军也有困难，于是制定了压迫红军于岷江以西加以封锁包围的反革命计划。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解释今后所谓“剿共”方略，有“万里长城”以外集之以“八阵图”之说。“万里长城”指调集大军，“密封锁，“八阵图”指广筑碉儇。之后，贺国光与刘湘又召集叠溪会议，川军各路均派员参加。会议认为红军粮荒，严重，决定采取“困死政策”;强迫藏民地区实行坚壁清野，并订出两项毒辣的禁令：前线军民有偷运粮食给红军者，处以死刑;藏民有参加红军、或者为红军提供帮助者以通敌论罪。 7月中旬，蒋介石获悉红军先头部队已到达松潘的毛儿盖，有北出趋势，才急调薛岳所部巾雅安、成都地区推进到川甘边的文县、武都、青川、平武一线，与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联防，堵截红军北上。但是川甘边区交通不便，十几万大军的军粮补充十分闲难，蒋介石就命令参谋团仿照“南昌行营”的老办法，组织所谓铁肩队，赶运军粮。7月颁布了所谓《四川各县征募丁夫组织铁肩队办法》，规定“四川各县援照赣省之例，招募少壮丁夫组织铁肩队，短时问一次共招募二万八千人。”招募服役县份分别为以绵阳、成都、巴县为中心的3个地区。凡募足100名即编为一队，向指定地点解送，丁夫服役暂定6个月。凡铁肩队经理员、大队长、总队长均由行营参谋网选派核委充任，所有铁肩队统一由行营运输处直接管理指挥。
铁肩队挑夫昼夜不停地为国民党部队赶运军粮，然而山路崎岖，十分辛苦，沿途累死无数。譬如：仅从平武到松潘途中，“每天都看到旁边民夫尸体几十具，特别是从三舍驿到松潘一段，因为地势高，空气稀薄，尸体无数。就在涪江与岷江的分水岭的30多米的一块比较平的地方，就有尸体10多具，使人触日惊心。”参谋网草菅人命，令人发指。当时胡宗南部在松潘，饥寒交迫，疾病流行，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如果不是贺国光的参谋团设法赶运来一批粮食……胡宗南第一师难免在川北全军覆灭。”
8月下旬，红军出其不意地穿过了茫茫草地，并在包座地区全歼了企图堵截红军北上的胡宗南第四十九师，打开了北出甘南的门户，蒋介石想利用雪山草地困死红军的企图终成泡影;贺国光所吹嘘的“万里长城”“八阵图”也无济于事，随之破灭。紧接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挥师北上，直至陕北。张围焘分裂红军率部南下，重返毛儿盖、壤口、芦花、卓克基一带。
9月25日，蒋介石参谋团对川西北边区颁布所谓5区“清剿”计划，划岷江以西，大小金川以东，北以黄河及川甘省界为界，南则东起威州，西迄崇化，为所谓“清剿区”，内分5个区域，“各配置相当雄厚兵力，限期清剿”。
10月2日，又颁布所谓《四川省划区绥靖办法大纲》，将红军到过的地区划为“八个绥靖区”，以李家钰、邓锡侯、杨森、刘文辉、孙震、唐式遵、潘文华、许绍宗分任各区绥靖区司令，秉承四川善后督办之命令，负责各区“一切绥靖事宜”。至此，参谋网的反共军事活动连连破灭，蒋介石气急败坏，参谋网入川“督剿”红军行动以失败告终，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长征捷报频传。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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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团是在什么背景情况之下入川的呢？白民国以来，四川军阀派系较多，他们圈地为营，各设防区，把持着地方财政，连年混战不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势力鞭长莫及，被拒之巴山蜀水之外。1932年底至1933年初，中园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巾陕南人川，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粉粹了四川军阀¨I颂尧的三路围攻之后，红军利用四川军阀的内部矛盾，集中红军主力，于1933年秋，连续发起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3次战役，歼灭敌军2万人，开拓了大片新区，创建了包括23个县市的红色政权根据地，红军由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人，发展到5个军约8万人，从而极大地震动了四川军阀，引起蒋介石的恐慌。
1933年9月，四川善后督办兼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击败了二十四军刘文辉部，四分五裂的四川军阀暂时形成了以刘湘为盟主的表面统一。10月4日，刘湘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剿匪总司令”，设总部于成都。10月，蒋介石以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无次“围剿”。在四川刘湘调集各路军阀110多个网（后来又增加到140多个网），约20万兵力，以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王陵基（后以唐式遵继任）、刘邦俊（后以王瓒绪继任）分任各路总指挥，于11月初，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妄想“消灭”进入川陕的红军。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人民的鼎力支持下，进行了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斗。1934年8月，红军转入反攻，唐式遵部队全部瓦解，溃不成军，损失惨重，唐式遵竟然逃离失踪。
9月，红军在西线又先后收复了巴中、南疆、旺苍，直逼广元城下，并攻克收复阆中、苍溪，嘉陵江东岸地区。毙伤川军6万人、俘虏2万人，缴枪3万支、炮100门，大大地重创了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恢复和扩大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突出重围举行长征，蒋介石立即电约刘湘到南京面议如何对付红军。刘湘对于蒋介石的援助情况已摸清底细，便由万县转回成都，于10月12日召开“成都剿匪会议”，宣布短时间内将“东下谒蒋委员长”。
对于蒋介石来说，要打进四川，控制西南，是他蓄谋已久的计划。因此这次刘湘兵败乞援，正是蒋介石嫡系力量伸入四川的大好时机，蒋介石岂能放过？刘湘到了南京后，蒋介石以礼相待，南京政要人员也与刘湘多方周旋。刘湘在南京逗留期间，中央红军已经连续突破了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达到湘黔边境。一方面，蒋介石企图乘“追剿”中央红军长征的机会，实现其控制西南的阴谋。蒋介石曾对其亲信、幕僚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取，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当，必可造成统一局面。”蒋介石抓住刘湘，正是实现统一西南阴谋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刘湘都深怕中央红军绕道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使四川“赤化”，因而蒋介石不得不拉拢和利用刘湘，以稳住川军，借以围攻红四方面军，并阻止中央红军入川，所以蒋介石以扶助刘湘统一四川军政的姿态出现，以逐步实现蒋系势力打入四川，控制西南的日的。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参谋网进驻四川省重庆市解放西路。参谋团进驻重庆后的反共军事活动
参谋团全名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据《入川参谋团组织大纲》规定：“参谋团以主任、副主任、秘书、第一处、第二处、政治训练处人员，及高级参谋，督察专员，各级警察员等组织之。”又据《圈闯周报》报道，其编制设中将主任1人，少（中）将副主任1人，少（中）将高级参谋10人，参议无定，上校秘书2人，中校秘书1人，另有各级督察员、副官、电务员等。参谋网第一处负责军事，设少将处长1人，上校副处长1人;第二处负责政治;总务处设上校处长1人;军需副官等10人;政训处另定，还在川军军师中均设立有政训处。
参谋网除贺国光、杨吉晖正副主任外，其第一处处长为王又庸，第二处处长为刘依仁，政训处处长为康泽，总务处处长为柏良。
据《入川参谋团组织大纲》规定，参谋团“为对四川‘剿匪’各军作战运筹指导督察之特没机关。”其任务是：“运筹‘剿匪’作战计划;指导‘剿匪’各军军事行动;维系各军之间密切联络;督察各军对于‘剿匪’之勤惰，审拟奖惩，呈请委员长核示遵行;考核各军械弹分配与消耗情形，及‘剿匪’军费之支用，查考经理卫生情报事宜;搜集诸多情报，随时向委员长呈报;督促并指导与‘剿匪’有关的政治设施。”《人川参谋团组织大纲》又规定：“参谋网主任，主持网务，处理‘剿匪’一切事宜，并协助四川‘剿匪’军总司令行使职权，当委员长末在行营时，关于作战命令，应由主任拟定，四川‘剿匪’军总司令代行。”
《入川参谋网组织大纲》对各级人员的职能也有规定。譬如：政治训练人员，分赴各部队担任政治训练事宜;高级参谋除筹议“剿匪”有关诸事外，并轮流充督察员，督察各路军官作战，并负责情报联络事宜。
1935年1月12日，贺困光率领参谋网到达重庆。这时蒋介石嫡系中央军也相继入川。就在参谋团入渝前夕，国民党第一师胡宗南部已巾陕甘入川，接防昭化、广元。参谋网入渝后，上官相即率国民党第四十匕师、五十四师、四十四师及独立第四旅由湖南江西开赴川東万县、巴渝等一线。红军强渡嘉陵江经过要图
1935年1月13日，贺国光在重庆刘湘欢迎参谋团的宴会上致词，除鼓吹江西“剿共”经验外，关于川军他说：“对有功者必奖励，对有过者也必惩罚，以前一切概不追究，只要能秉承蒋委员长命令，努力‘剿匪’，中央当能予以物质上之接济，否则江西枪决师旅长及县长成例甚多，望勿轻易尝试也。”于是，参谋网与川军、国军、胡宗南部狼狈为奸，开始策动实施了三个时期的“围追堵截”红军的反共军事活动。 第一时期的活动。
1月16日，参谋网通电四川各路总负责指挥，令其同守原防，严密防范，“徜有疏忽，或不努力，被‘匪’冲破，定按照颁定江西‘剿匪’条例，军法从事。”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发起广昭战役，围攻广元、昭化。据参谋团《川中剿匪工作报告书》记载：25日，参谋团重新划定川军各路战线，派定各路督察员。26日，参谋团对在川各军下达命令，规定胡宗南部坚守昭化、广元;川军第一路邓锡侯部抽集10个团兵力于绵阳;第二路田颂尧部抽集10个团兵力于三台，由邓锡侯驻绵阳指挥;第三路李家钰部向仪陇;第四路杨森部向茶场坝;第五路唐式遵部沿巴河右岸向巴中，各路同时出击，进攻和干扰红四方面军后方。
2月初，红四方面军出击陕南，发起陕南战役，先后占领宁强、勉县和阳平关重镇，并围攻褒城，威胁南郑，直抵汉中城郊。于是，胡宗南部北调陕甘，进至略阳、康县。
2月13日，参谋团令邓锡侯为“川北第一道剿红军总指挥”，由朝天驿（今朝天门）、菜子坝（今菜同坝）之线向宁羌、阳平关之线“进剿”;又令唐式遵为“川北第二路追剿红军总指挥”，巾巴中进窥南江，向宁羌以东地区追击，然而红四方面军在取得陕南战役胜利，达到调动敌军北上的战略目的之后，突然于2月中旬回师川北，准备向嘉陵江中段进击。2月下旬，中央红军巾滇东北扎西（今威信）地区挥戈东进，重入黔北，取得了遵义战役的重大胜利。
3月2日，蒋介石震惊于红军的新胜利，惊恐万状飞赴重庆，其侍从窒第一处主任晏道刚发表谈话：“四川南北两路红军‘均行回窜’，目前形势极关重要，故蒋委员长特来川巡视，指示各军‘进剿’策略。”
3月3H，蒋介石在重庆手令各军：“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此后参谋网在川活动完全是在蒋介石直接指挥下进行的。
3月24日，蒋介石巾重庆飞回贵阳，之后又赴昆明，他统一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
第二时期的活动。
3月28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迅速突破了田颂尧部防线，田部溃不成军。为了稳住川军阵脚，经参谋网与刘湘商议，急电蒋介石查办旧颂尧，其部交孙震率领。
4月2日，蒋介石在贵阳手令川中将领，以“防守不严”“玩忽命令”，着即将川军第二路总指挥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撤职查办，副军长孙震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令孙震暂率二十九军“戴罪图功”，其余擅弃江防将领，由孙震查明具报，分别惩处。为了拉拢孙震，4月19日，复升任孙震为二十军军长。
红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后，相继攻克阆中、南部、昭化等地，又集中主力攻占梓漳，包围江油，威胁绵阳，因此成都为之震动。
4月下旬，参谋团奉蒋介石命令，调兵遣将组织以江油为中心的围攻。这时刘湘第六路王瓒绪部及第五路唐式遵之一部，共13个旅为有纵队，出征绵阳、魏城，沿涪江左岸前进。第一路邓锡侯部为左纵队，巾绵阳地区出动，沿涪江右岸前进，胡宗南则在碧口，文县南下青川、平武。第五路唐式遵的另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沿嘉陵江一线，阻止红军东返。第三路李家钰部则位于东起阆中西经左壁庙垭子一线，防止红军南下，巾此形成对红四方面军南北夹击的态势。因此红四方面军就地坚持极为困难，重返嘉陵江以东已不可能了，北出也有困难，为摆脱不利处境，并争取与红一方面军会合，5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向岷江地区西进。
正当红四方面军与川军各路激战于嘉陵江和涪江地区之时，中央红军风驰电掣进入云南，于5月初胜利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并围攻会理城。
5月18日，蒋介石以刘文辉部刘元塘旅同守会理，在昆明“传令嘉奖”刘元塘记大功一次，晋升中将。据参谋团《川中剿匪T作报告》记载，为部署大渡河封锁线，阻止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参谋网按蒋介石电令，命令调防川南的第四路杨森部抄近路直奔大渡河，赶筑碉堡防线，并任命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又令二十四军刘文辉部主力同守大渡河原防，构筑碉堡。
在川西北方面，令第一路邓锡侯军以一部开懋功，主力西开，控制雅安;第二路孙震部及第六路王瓒绪部以主力跟随红四方面军西进，“寻机追剿”;第三路李家钰部由盐亭、三台抄近路开灌县、汶川、一部开理番;第四路唐式遵部则担任涪江以东“分区清剿”，“扼要守备”;第五路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平武及江油附近。
5月15日，红四方面军占领茂县之后，沿岷江南下，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等要地，直逼汶川。另一部强渡岷江，占领理香。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巾会理地区沿安宁河大道北上，向大渡河疾进。鉴于“剿共”军事重心已移川西，蒋介石才于5月22日巾贵阳几飞重庆，26日飞赴成都，坐镇指挥。
5月下旬，中央红军行动神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迅速突破了大渡河天险。蒋介石及其参谋团以刘文辉部对构筑碉堡封锁线“一味敷衍，实未遵办”，致令朱毛红军“得以白巾窜渡，至堪痛恨”为巾，通令将刘文辉记大过一次，所部“负责长官查明严处”。
然而，蒋介石飞赴成都，坐镇指挥也罢，参谋团调兵遣将、惩办守土将领也好，终究不能阻止中央红军北上抗日。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蒋介石以及其参谋团封锁大渡河，阻止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消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反革命计划以破产而告终。这时的蒋介石垂头丧气，恼羞成怒。
第三时期的活动。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参谋网反共军事活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为此蒋介石结束了以往的“围追堵截”战术，而开始其“长围高困”的军事部署。
于是，蒋介石召集刘湘和川军各路总指挥在成都开会，认为红军东扼岷江，西迄大小金川，北至松潘草地，南达懋功，分据纵横千罩的“番民”（藏民）地区，人烟稀少，气候严寒，粮食困难，只要北堵南追，集中主力封锁，红军定难持久。同时巾于地形和給养问题，要大规模进攻红军也有困难，于是制定了压迫红军于岷江以西加以封锁包围的反革命计划。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解释今后所谓“剿共”方略，有“万里长城”以外集之以“八阵图”之说。“万里长城”指调集大军，“密封锁，“八阵图”指广筑碉儇。之后，贺国光与刘湘又召集叠溪会议，川军各路均派员参加。会议认为红军粮荒，严重，决定采取“困死政策”;强迫藏民地区实行坚壁清野，并订出两项毒辣的禁令：前线军民有偷运粮食给红军者，处以死刑;藏民有参加红军、或者为红军提供帮助者以通敌论罪。 7月中旬，蒋介石获悉红军先头部队已到达松潘的毛儿盖，有北出趋势，才急调薛岳所部巾雅安、成都地区推进到川甘边的文县、武都、青川、平武一线，与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联防，堵截红军北上。但是川甘边区交通不便，十几万大军的军粮补充十分闲难，蒋介石就命令参谋团仿照“南昌行营”的老办法，组织所谓铁肩队，赶运军粮。7月颁布了所谓《四川各县征募丁夫组织铁肩队办法》，规定“四川各县援照赣省之例，招募少壮丁夫组织铁肩队，短时问一次共招募二万八千人。”招募服役县份分别为以绵阳、成都、巴县为中心的3个地区。凡募足100名即编为一队，向指定地点解送，丁夫服役暂定6个月。凡铁肩队经理员、大队长、总队长均由行营参谋网选派核委充任，所有铁肩队统一由行营运输处直接管理指挥。
铁肩队挑夫昼夜不停地为国民党部队赶运军粮，然而山路崎岖，十分辛苦，沿途累死无数。譬如：仅从平武到松潘途中，“每天都看到旁边民夫尸体几十具，特别是从三舍驿到松潘一段，因为地势高，空气稀薄，尸体无数。就在涪江与岷江的分水岭的30多米的一块比较平的地方，就有尸体10多具，使人触日惊心。”参谋网草菅人命，令人发指。当时胡宗南部在松潘，饥寒交迫，疾病流行，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如果不是贺国光的参谋团设法赶运来一批粮食……胡宗南第一师难免在川北全军覆灭。”
8月下旬，红军出其不意地穿过了茫茫草地，并在包座地区全歼了企图堵截红军北上的胡宗南第四十九师，打开了北出甘南的门户，蒋介石想利用雪山草地困死红军的企图终成泡影;贺国光所吹嘘的“万里长城”“八阵图”也无济于事，随之破灭。紧接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挥师北上，直至陕北。张围焘分裂红军率部南下，重返毛儿盖、壤口、芦花、卓克基一带。
9月25日，蒋介石参谋团对川西北边区颁布所谓5区“清剿”计划，划岷江以西，大小金川以东，北以黄河及川甘省界为界，南则东起威州，西迄崇化，为所谓“清剿区”，内分5个区域，“各配置相当雄厚兵力，限期清剿”。
10月2日，又颁布所谓《四川省划区绥靖办法大纲》，将红军到过的地区划为“八个绥靖区”，以李家钰、邓锡侯、杨森、刘文辉、孙震、唐式遵、潘文华、许绍宗分任各区绥靖区司令，秉承四川善后督办之命令，负责各区“一切绥靖事宜”。至此，参谋网的反共军事活动连连破灭，蒋介石气急败坏，参谋网入川“督剿”红军行动以失败告终，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长征捷报频传。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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