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了一年多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呈現出常態化趨勢，每一波疫情的反復無常尤其是逼近到自己家門口時，都會成為包括本澳社會及民眾街談巷議，極易聚焦的“網紅”類熱點話題。因其是事關每一個人生命安全、生活安危的實情大事，受到社會和百姓關注及重視也是情理之中。
　　 遇事必有解題人，遭災必出善行者。多年來，本澳和國內一樣，沿襲繼承著古老優良的傳統中華文化，崇尚扶貧濟困，行善積德;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習性。別的不提，就從這一年半來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來說，在對待和防範這一大災大難面前，中國自上而下表現出來的上下齊心、整體劃一、堅毅果敢、團結拚搏精神，成為戰勝新冠肺炎疫情的堅實基礎和無窮力量。而在這一過程中，與國家緊密相連的澳門特區積極主動響應中央政府號召，緊隨國內步伐，嚴陣以待，疫情防疫阻擊戰、殲滅戰打的也是有聲有色，可圈可點。
　　 這場大疫，給全球各國經濟和人民生活都帶來了巨大衝擊，為此中國政府採取積極靈活的優惠政策、稅收減免政策、經濟刺激計劃及增強內外雙循環戰略、拉動國內消費等策略應對和抵御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各種負面影響，取得了抗擊疫情、恢復經濟、穩定民生、促進發展的偉大勝利，成為全球最早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在這期間，本澳也採取了積極主動的應對之策，從去年2月份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在全球爆發以來，以博彩旅遊業為主的澳門經濟更是遭受重創，為穩定經濟、減輕中小微企負擔、紓解民困、確保社會穩定，特區政府先後推出了減免水電費、減免稅收、優惠貸款、以工帶賑、帶薪培訓等多項幫扶企業及市民的優惠減負措施。同時政府也順應社會呼聲，從財政節餘的儲備中拿出資金，連續兩年提前發放人均每次一萬元的現金分享，並先後推出了三輪人均共計萬元以上的消費代金劵補貼計劃，以期通過拉動內需，刺激消費等促進消費類企業生存和發展，降低疫情對民生的影響。
　　 澳門是個高度依賴博彩旅遊業的微型經濟體，好在前十多年在國家政策的全力支持下，本澳經濟好彩連連，繁榮發展，一方面民間資本大佬們掙得盆滿缽滿，悠然自得;另一方面政府稅收源源不斷，積累起了數千億的財政盈餘。十多年時間澳門成為了全球快速致富的領頭羊，躍居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最富有地區行列。多年來，澳門政府開始花錢闊綽，民生福利等快速提高。也正是這一快速而巨大的發展和變化，助長起澳門社會的一種自我優越感和小富即安思想。
　　 但必須看到，近二十年的發展，澳門取得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百姓安居樂業，成績斐然的背後，貧富差距，收入失衡等問題同樣變得十分突出，這可以通過新城舊城市民居住環境的對比，通過政府及社會組織進行的財富指標的統計分析，通過市民日常生活成本及開銷的調查等找尋到答案，而最為簡單的是可以參照特區政府有關社屋、經屋的申請標準及本澳家團維持生計的開支標準，來劃定低收入及貧困人口群體。而從幫扶助困的本質上來說，這部分群體才是疫情等各種困難時期，抵御風險能力弱，最容易遭受生活衝擊的人，是需要社會和政府有針對性地關注幫扶的對象。
　　 面對全澳社會人均收入落差、貧富差距的客觀現實，同樣承受著疫情困擾，且財政呈現入不敷出影響的特區政府，拿出昔日財政盈餘開展科學而有針對性地施救、幫扶措施，是社會管理者的責任，理所當然，也事在必行。但我們要強調的是，澳門特區政府近幾次的紓困幫扶措施是全社會、全方位的推行，這在特殊時期、緊急情況下可以臨時性實施，但如果長久地採取這種“大水漫灌”式的扶困救助措施，就明顯地會脫離現實，淪為盲目性，極易滋生出平均主義和“大鍋飯”思想。
　　 客觀地講，社會上低收入群體、因疫情而失業喪失收入的群體、老弱病殘群體才是我們政府真正需要針對性幫助的群體。社會上一些人過去和現在動輯以疫情紓困救助之名，呼籲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發放現金分享，或幾千上萬地為全民發放免費消費劵的濫輸血行為，實際上是在借為民發聲之名，一方面為自己臉上貼金，搏取眼球，爭取利益;另一方面也存在著渾水摸魚，為自己順便也撈點政府疫情幫扶補貼款當零花錢玩的嫌疑。而這些人多數收入有保障，家庭條件不錯，甚至不少還是身家幾千、上億的老闆，他們和那些穩定月入幾萬、十幾萬甚至更多的收入群體，還需要政府的這些疫情助困補貼嗎！政府稀裏糊塗地給，這些人也心安理得地拿，也真是澳門的一道獨特風景線！
　　 科學精準幫扶助困，將有限的財力用到最需要幫扶救助的群體，提高社會抗疫效率，是政府避免救助中出現不公平、不合理的平均主義分享，杜絕“懶政”行為應盡的責任。更應該是樹立公平社會和正確弘揚扶貧濟困、行善積德良好風氣的使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