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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南京、由刘伯承于1951年创办的军事学院(简称军院),与坐落在北京、1957年成立的高等军事学院,不是一个单位,但有关系。高等军事学院是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和高级速成系为基础创建的,骨干多来自南京军事学院,是当时解放军的最高学府,开始仍由刘伯承担任院长兼政委。刘伯承因健康状况欠佳离职后,职务由叶剑英接任。
“文革”期间,军事学院由张震和王平担任院长和政委;高等军事学院由李聚奎和李志民担任院长和政委。1969年,这两所军校都被撤销,新成立了军政大学,后由萧克和唐亮分别担任校长和政委。不幸的是,由这六位主官分别领导的三所高级军事院校,在“文革”中相继受到了冲击:“文革”前期,是生死磨难;“文革”后期,是命运抗争。
李志民:现在团结、活泼没有了,只剩下紧张、严肃了
其实,在“文革”风暴席卷而来之前,军事院校已经有些“黑云压城”了。
高等军事学院成立之初,学习空气十分浓厚。这与政委李志民有很大关系。李志民在志愿军里工作了七年,深感解放军大部分指战员还缺乏系统的政治、军事学习。他又是一个个性活跃的人,认为:“活泼,是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我们要使学院永远充满朝气蓬勃的气象,一扫暮气沉沉的气象。”
为此,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李志民在高等军事学院组织了“将军业余合唱团”,并自告奋勇担任合唱团总指挥,他的连襟、高等军事学院副政委王宗槐担任合唱团政委。周恩来、贺龙听说这件事后,安排合唱团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看罢演出,周恩来上台与李志民握手,连声称赞合唱团搞得好,并当即指示要扩大合唱团的规模,还让合唱团参加国庆10周年晚会演出。10月3日的国庆晚会上,230名身经百战的将军,身着礼服,胸佩勋章,整齐地站在大红旗前,在李志民指挥下,“将军业余合唱团”演唱了《在太行山上》等四首歌。每唱完一首,台下都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八一电影制片厂将这一雄壮、热烈的场面拍摄成彩色纪录片,在国内外公开放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64年,正当李志民集中精力抓工作的时候,突然来了一次院校整风。此前,林彪派人到海军、空军去夺权,到政治学院去整风。由军委一名副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组成工作组,直接领导高等军事院校的整风工作。在高等军事学院,工作组人员一开始就将斗争矛头指向李志民,硬说李志民为“彭(德怀)黄(克诚)分子”。后来,军委一位负责同志发了话:“谁是彭黄分子,我还不知道?我是彭黄专案组的组长。”
工作组不死心,又把矛头转向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林浩,抓所谓“杨献珍的大弟子”。他们借口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来高等军事学院讲过课,因而要揭“阶级斗争的盖子”。那时,社会上正在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杨献珍在高等军事学院讲过三次课,他在讲课中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观点,阐述了事物除了“一分为二”以外,还有“合二而一”的思想。当时的毕业学员邱会作趁机给中央写信,说高等军事学院给杨献珍提供了反党的讲坛。于是,工作组追查杨献珍是谁请来的。林浩因过去在马列学院学习过,杨是教育长,请杨来高等军事学院讲课是林陪同李志民、王宗槐等去的。于是,林浩被说成是“杨献珍的大弟子”,大会小会批斗了几个月。工作组还派人到林浩的家乡搞调查,以“莫须有”的罪名硬将他打成“反党分子”、“阶级异己分子”。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为了提高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提出高级干部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罗瑞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找陈伯达列出马、恩、列、斯30本书的书目。经毛泽东同意,中宣部把30本书印成单行本。毛泽东还批示要印大字本,以便老同志阅读。当时军委指示由高等军事学院具体实施教学,采取轮训的方式,每期学习三个月,读两三本书。
高等军事学院党委对此非常重视,决定抽调最好的教员组成30本书教学组,院领导亲自听课试教。高级干部读书班共办了四期,学员为来自大军区和总部机关的高级干部。除第一期四五十人外,其余各期都在100人以上。
各大军区都先后成立了“30本书读书组”,一时全军高级干部学习30本书蔚然成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曾要高等军事学院汇报30本书的教学情况;《人民日报》记者也来高等军事学院采访,并由李志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向全国推广30本书教学经验。
可是,随着错误批判罗瑞卿,学习30本书也成了罪状,读书班不能办了,主抓这件事的人也都挨了批。批来批去,弄得人们对马列教学也不敢搞了,造成教学思想的极大混乱。李志民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高等军事学院经过这次折腾后,再没有招收学员,教学工作全部停顿。
李志民,这位从抗大走出来的将军,面对学校的混乱状况,不住地摇头:“抗大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现在团结、活泼没有了,只剩下紧张、严肃了!”
1965年春,李志民根据上级指示,带领高等军事学院教职员和部分地方干部组成工作队,到河北省乐亭县东石各庄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一到乡下,就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对基层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他不搞乱批乱斗那一套极左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帮助基层党支部,密切党群关系,建立起一个坚强的党支部领导核心。
军事学院“按兵不动”,王平被说成是“彭真一伙的”
“文革”爆发前,张震正在军事学院院长任上。他和许多人一样,对“文化革命”,起初是很不理解的。他天天看报,报上陆续发表的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所谓的“毒草”电影和小说的文章,他都不太在意。他总以为那主要是地方学术界、文艺界的事,与军队关系不大。军事学院政委王平与张震一样,对这场运动开始也很不敏感,毫无思想准备,处于不理解、跟不上的被动状态。
1966年4月下旬,华东局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传达关于罗瑞卿的所谓“反党”问题。张震、王平参加了这次会议,感到难以理解。在他们的印象中,罗瑞卿一直是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也很有魄力和能力,怎么会反党呢?会上,传达了毛泽东近期的几次谈话,主要是说意识形态领域存在阶级斗争,要开展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当时,他们只是作了字面上理解,认识依然比较模糊。事后想来,那实际上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在给党内高级干部打招呼。
不久,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通知王平:“军事学院和南京军区各派20名教员和干部,组织工作组,到南京的地方院校和有关单位帮助宣传、落实《二月提纲》,要求挑选好的同志去。”南京军区一位负责同志对王平说,不要派年轻的同志去,挑些年龄大的,准备将来转业留下。但王平没有听,而是按总政治部要求,将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教员派了出去。
4月间,王平因十二指肠溃疡在家休养。南京军区原政委唐亮来看他,对他说:“据说毛主席认为《二月提纲》是错误的,你心里要有个底。”
这时,地方上传达、落实《二月提纲》搞得轰轰烈烈,军事学院政治部也请地方同志来作报告。政治部事先没向院党委报告,到下午开会前王平才知道。他告诉政治部不要开这个会,政治部的人说作报告的人已经来了,不好变动了。王平就交代说:“那就通知学院党委成员一律不要参加,仅以政治部名义组织。”即便如此,这请人来作报告的事后来也成了王平的一条罪状,说什么由于他是“彭真一伙的”,所以军事学院“按兵不动”。之所以说王平是“彭真一伙的”,就因为他曾参加过彭真率领的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
军事学院党委对“文革”运动的领导虽然停止了,但学院还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张震的态度是:只要还没有被打倒,就要负责地去管。因为社会秩序很乱,如果学院出了问题,损失就大了。12月8日晚,南京军区召开作战会议,也通知张震参加。会上,许世友讲:地方造反派要利用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机会,搞一次所谓的“新一二·九”运动,可能会冲击军事机关,要求各单位作好自卫准备。
时间紧迫,回到军事学院后,张震连夜召集各部、系领导开会,研究防范措施,要求增派一定数量人员把守营门,加强警戒,同时决定把学院军械库的枪支发给干部一部分,用以自卫。为了防止出问题,没有配发子弹,还要求对红卫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当时,王平正在养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第二天,张震专门向他作了汇报,并向军委、总政治部报告备案。
张震这样做,触怒了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此时正在南京。他两次跑到军事学院,对发枪加强警戒一事提出质询。
12月25日晚,张震接到全军文革小组的电话,说军事学院加强警戒是搞戒严,是妨碍群众运动的行为,因而是完全错误的。过了两天,北京又转来蒯大富的告状信,要张震说明情况。
1967年1月4日晚,张震接到军委通知,要他马上到北京开会。临走时,张震到南京军区总医院看望病中的王平,商量如何向军委汇报。他俩颇费了一番心思:说真话吧,上面不爱听;说假话吧,我们又不会。最后商定,还是据实汇报。
1月6日,张震来到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全军各大单位的主要领导聚在一起,议论最多的就是对社会混乱状况不满,担心军队会被搞乱,因为已经有了这种苗头。会下的情绪,难免带到会上。汇报中,大家纷纷提到这些问题,希望军委拿出办法来。会上,总政治部要张震讲清军事学院的所谓“戒严”情况,张震如实说明了情况。
就在张震十分苦闷的时候,又传来噩耗。一天,粟裕来到张震的房间,沉痛地告诉他,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去世了,死在一口井里,是有人谋害推下去的,还是在那种野蛮的批斗下,一念之差,出此下策,尚不得而知。张震与陶勇是老战友,彼此非常熟悉,关系很好。他听到陶勇的死讯后,悲痛地哭了。粟裕劝张震不要太感情用事,但张震还是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军事学院的造反派两次派人来北京,还给张震带来了一顶“高帽子”,勒令他立即回去作检查。张震反复说明,军委正在开会,会后一定及时赶回去,向群众说清自己的“问题”。
这次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于春节前结束,大家忙着返回。到会的大军区领导,不少人对张震很关心,纷纷给他出主意。杨得志要张震到济南过年,说他那儿还算安全。许世友对张震说:军事学院造反派不讲理,你不要马上回南京。许世友还特意找到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要他带张震到厦门躲一躲,并且说,再过三个月,就没事啦。但张震心里很清楚,这个时候,哪儿都不能去,只能回军事学院。他谢绝了大家的好意,表示“没做亏心事,不怕回南京”。
2月8日,张震乘飞机返回南京。飞机刚刚落地,军事学院的造反派就冲了上来,把他强行架走。当晚,造反派扒掉张震的领章、帽徽,把他弄到凳子上搞“喷气式”,并且反复质问为什么搞“戒严”。
这一关就是一个月,张震的日记本被没收,连续多年记日记的习惯,被迫中断。后来,张震的腰也被打伤了,生活难以自理。造反派不得不送张震回家休息。养了一段,伤势仍不见好转。4月初,张震住进了南京军区总医院。
从5月开始,对张震的批斗逐步升级,小会质问,大会批判,“帽子”戴了一顶又一顶,“罪状”列了一条又一条。
在张震被揪斗的时候,王平的处境更为困难。
揪来斗去,医院不太平,军委说话也不灵
军事学院的群众组织后来分成两派,一派是“红司”,另一派是“革联”。他们都急着夺学院的权,天天到南京军区总医院和王平谈判,要他把学院的公章交给他们。王平告诉他们:“文革”反对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院领导哪一个也不是,你们反对哪一个我都不支持,学院的公章也不在我手里。
1967年4月2日,王平的病情加重,精神不好,头昏眼花,医生给他注射阿托品、杜冷丁,并告知下周做手术治疗。手术前,王平坐南京军区参谋长王蕴瑞的车回家看了看。
4月6日,南京军区总医院给王平做手术。叶剑英对王平的病情很关心,多次签发电报,指示有关部门搞好治疗,并转告有关群众组织不要干扰治疗。5月17日,总政治部来电:“同意王平同志全休疗养。”5月21日,军委发特急电:“军事学院党委并南京军区党委:王平同志病刚做过手术,根据他的病情,尚需恢复一个时期。请你们转告军事学院各战斗组织,待王平同志病情好转后,再去听取大家对他的批评和意见。”
5月24日,军事学院造反派不顾军委电报指示精神,将王平拉回单位批斗,声称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还声称“对军委有关王平的一切指示命令,我们一律抵制”。造反派下午5点将王平抬走,夜里12点才把他送回医院。5月下旬,军院两派轮番把王平抬出去揪斗。
王平动手术后,“红司”和“革联”都找军事学院的领导支持他们,“红司”把张震院长、吴华夺教育长、政治部陈副主任抢去,“革联”一直在争取王平。一天,“革联”把王平抓去弄到一个工厂车间做他的工作,但看到争取无望,把他关了一晚,又送回医院。
7月17日,南京开始“揪军内一小撮”。晚上,军事学院部分造反派翻墙进到医院病房,王平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就被他们用被子裹着弄到军院的一间小平房里。从此,王平就被关了起来。9月24日,林彪和由他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根据某些人操纵罗织的“王平罪行”的报告,说王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彭黄反党集团漏网分子和假党员”,令其停职反省。
11月下旬,张震回到军事学院,立即被一派群众组织“看管”起来,住在汽车连的简陋平房里,继续接受“审查”。
另一派为了直接批斗张震,精心策划了一个劫持行动。1968年5月22日清晨,造反派趁张震上厕所之际,突然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强行将他从两米多高的围墙吊拉过去。张震顿时昏死过去,好大一会儿才苏醒过来。随后,他们又将张震在地上拖拉了几十米,还用铁棍猛打,致使他全身多处出血。在随后的批斗过程中,有人用鞋打张震的脸,用脚踢他的腰,还有人揪着他的头发,搞“喷气式”。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军事学院。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即给许世友打电话,要求他“注意张震的安全,不能再发生问题”。在南京军区的安排下,张震又住进了军区总医院。医生看到张震脖子上深深的麻绳印记,气愤地说:“太野蛮啦!”
7月28日,毛泽东召见所谓的“五大学生领袖”时,说:“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不那么多,实际学习一些军事教练。……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是看过的。”
林彪还专门补充了个军事学院的例子。他说:“黄埔军校有个××,蒋介石奖他一只表,后来在南京,打仗就是不行。”
叶群急忙补充:“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泽东不屑一顾:“在世界上不被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
林彪接着说:“××在南京军事学院,很多学科都能考五分,就是不能打仗。”言外之意,像军事学院这样的学校教不出会打仗的。这些话又刺激了造反派,也预示着军事学院离解散的日子不远了。
9月,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12月,军事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1969年2月,军事学院被撤销。
1969年6月5日,造反派宣布解除对张震的“隔离审查”。随后,军委办事组通知张震去武汉钢铁厂“蹲点”,说白了,就是到那里劳动。(未完待续)
“文革”期间,军事学院由张震和王平担任院长和政委;高等军事学院由李聚奎和李志民担任院长和政委。1969年,这两所军校都被撤销,新成立了军政大学,后由萧克和唐亮分别担任校长和政委。不幸的是,由这六位主官分别领导的三所高级军事院校,在“文革”中相继受到了冲击:“文革”前期,是生死磨难;“文革”后期,是命运抗争。
李志民:现在团结、活泼没有了,只剩下紧张、严肃了
其实,在“文革”风暴席卷而来之前,军事院校已经有些“黑云压城”了。
高等军事学院成立之初,学习空气十分浓厚。这与政委李志民有很大关系。李志民在志愿军里工作了七年,深感解放军大部分指战员还缺乏系统的政治、军事学习。他又是一个个性活跃的人,认为:“活泼,是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我们要使学院永远充满朝气蓬勃的气象,一扫暮气沉沉的气象。”
为此,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李志民在高等军事学院组织了“将军业余合唱团”,并自告奋勇担任合唱团总指挥,他的连襟、高等军事学院副政委王宗槐担任合唱团政委。周恩来、贺龙听说这件事后,安排合唱团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看罢演出,周恩来上台与李志民握手,连声称赞合唱团搞得好,并当即指示要扩大合唱团的规模,还让合唱团参加国庆10周年晚会演出。10月3日的国庆晚会上,230名身经百战的将军,身着礼服,胸佩勋章,整齐地站在大红旗前,在李志民指挥下,“将军业余合唱团”演唱了《在太行山上》等四首歌。每唱完一首,台下都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八一电影制片厂将这一雄壮、热烈的场面拍摄成彩色纪录片,在国内外公开放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64年,正当李志民集中精力抓工作的时候,突然来了一次院校整风。此前,林彪派人到海军、空军去夺权,到政治学院去整风。由军委一名副总参谋长和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组成工作组,直接领导高等军事院校的整风工作。在高等军事学院,工作组人员一开始就将斗争矛头指向李志民,硬说李志民为“彭(德怀)黄(克诚)分子”。后来,军委一位负责同志发了话:“谁是彭黄分子,我还不知道?我是彭黄专案组的组长。”
工作组不死心,又把矛头转向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林浩,抓所谓“杨献珍的大弟子”。他们借口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来高等军事学院讲过课,因而要揭“阶级斗争的盖子”。那时,社会上正在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杨献珍在高等军事学院讲过三次课,他在讲课中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观点,阐述了事物除了“一分为二”以外,还有“合二而一”的思想。当时的毕业学员邱会作趁机给中央写信,说高等军事学院给杨献珍提供了反党的讲坛。于是,工作组追查杨献珍是谁请来的。林浩因过去在马列学院学习过,杨是教育长,请杨来高等军事学院讲课是林陪同李志民、王宗槐等去的。于是,林浩被说成是“杨献珍的大弟子”,大会小会批斗了几个月。工作组还派人到林浩的家乡搞调查,以“莫须有”的罪名硬将他打成“反党分子”、“阶级异己分子”。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为了提高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提出高级干部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罗瑞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找陈伯达列出马、恩、列、斯30本书的书目。经毛泽东同意,中宣部把30本书印成单行本。毛泽东还批示要印大字本,以便老同志阅读。当时军委指示由高等军事学院具体实施教学,采取轮训的方式,每期学习三个月,读两三本书。
高等军事学院党委对此非常重视,决定抽调最好的教员组成30本书教学组,院领导亲自听课试教。高级干部读书班共办了四期,学员为来自大军区和总部机关的高级干部。除第一期四五十人外,其余各期都在100人以上。
各大军区都先后成立了“30本书读书组”,一时全军高级干部学习30本书蔚然成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曾要高等军事学院汇报30本书的教学情况;《人民日报》记者也来高等军事学院采访,并由李志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向全国推广30本书教学经验。
可是,随着错误批判罗瑞卿,学习30本书也成了罪状,读书班不能办了,主抓这件事的人也都挨了批。批来批去,弄得人们对马列教学也不敢搞了,造成教学思想的极大混乱。李志民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高等军事学院经过这次折腾后,再没有招收学员,教学工作全部停顿。
李志民,这位从抗大走出来的将军,面对学校的混乱状况,不住地摇头:“抗大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现在团结、活泼没有了,只剩下紧张、严肃了!”
1965年春,李志民根据上级指示,带领高等军事学院教职员和部分地方干部组成工作队,到河北省乐亭县东石各庄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一到乡下,就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对基层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他不搞乱批乱斗那一套极左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帮助基层党支部,密切党群关系,建立起一个坚强的党支部领导核心。
军事学院“按兵不动”,王平被说成是“彭真一伙的”
“文革”爆发前,张震正在军事学院院长任上。他和许多人一样,对“文化革命”,起初是很不理解的。他天天看报,报上陆续发表的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所谓的“毒草”电影和小说的文章,他都不太在意。他总以为那主要是地方学术界、文艺界的事,与军队关系不大。军事学院政委王平与张震一样,对这场运动开始也很不敏感,毫无思想准备,处于不理解、跟不上的被动状态。
1966年4月下旬,华东局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传达关于罗瑞卿的所谓“反党”问题。张震、王平参加了这次会议,感到难以理解。在他们的印象中,罗瑞卿一直是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也很有魄力和能力,怎么会反党呢?会上,传达了毛泽东近期的几次谈话,主要是说意识形态领域存在阶级斗争,要开展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当时,他们只是作了字面上理解,认识依然比较模糊。事后想来,那实际上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在给党内高级干部打招呼。
不久,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通知王平:“军事学院和南京军区各派20名教员和干部,组织工作组,到南京的地方院校和有关单位帮助宣传、落实《二月提纲》,要求挑选好的同志去。”南京军区一位负责同志对王平说,不要派年轻的同志去,挑些年龄大的,准备将来转业留下。但王平没有听,而是按总政治部要求,将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教员派了出去。
4月间,王平因十二指肠溃疡在家休养。南京军区原政委唐亮来看他,对他说:“据说毛主席认为《二月提纲》是错误的,你心里要有个底。”
这时,地方上传达、落实《二月提纲》搞得轰轰烈烈,军事学院政治部也请地方同志来作报告。政治部事先没向院党委报告,到下午开会前王平才知道。他告诉政治部不要开这个会,政治部的人说作报告的人已经来了,不好变动了。王平就交代说:“那就通知学院党委成员一律不要参加,仅以政治部名义组织。”即便如此,这请人来作报告的事后来也成了王平的一条罪状,说什么由于他是“彭真一伙的”,所以军事学院“按兵不动”。之所以说王平是“彭真一伙的”,就因为他曾参加过彭真率领的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
军事学院党委对“文革”运动的领导虽然停止了,但学院还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张震的态度是:只要还没有被打倒,就要负责地去管。因为社会秩序很乱,如果学院出了问题,损失就大了。12月8日晚,南京军区召开作战会议,也通知张震参加。会上,许世友讲:地方造反派要利用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机会,搞一次所谓的“新一二·九”运动,可能会冲击军事机关,要求各单位作好自卫准备。
时间紧迫,回到军事学院后,张震连夜召集各部、系领导开会,研究防范措施,要求增派一定数量人员把守营门,加强警戒,同时决定把学院军械库的枪支发给干部一部分,用以自卫。为了防止出问题,没有配发子弹,还要求对红卫兵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当时,王平正在养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第二天,张震专门向他作了汇报,并向军委、总政治部报告备案。
张震这样做,触怒了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此时正在南京。他两次跑到军事学院,对发枪加强警戒一事提出质询。
12月25日晚,张震接到全军文革小组的电话,说军事学院加强警戒是搞戒严,是妨碍群众运动的行为,因而是完全错误的。过了两天,北京又转来蒯大富的告状信,要张震说明情况。
1967年1月4日晚,张震接到军委通知,要他马上到北京开会。临走时,张震到南京军区总医院看望病中的王平,商量如何向军委汇报。他俩颇费了一番心思:说真话吧,上面不爱听;说假话吧,我们又不会。最后商定,还是据实汇报。
1月6日,张震来到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全军各大单位的主要领导聚在一起,议论最多的就是对社会混乱状况不满,担心军队会被搞乱,因为已经有了这种苗头。会下的情绪,难免带到会上。汇报中,大家纷纷提到这些问题,希望军委拿出办法来。会上,总政治部要张震讲清军事学院的所谓“戒严”情况,张震如实说明了情况。
就在张震十分苦闷的时候,又传来噩耗。一天,粟裕来到张震的房间,沉痛地告诉他,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去世了,死在一口井里,是有人谋害推下去的,还是在那种野蛮的批斗下,一念之差,出此下策,尚不得而知。张震与陶勇是老战友,彼此非常熟悉,关系很好。他听到陶勇的死讯后,悲痛地哭了。粟裕劝张震不要太感情用事,但张震还是止不住自己的泪水。
军事学院的造反派两次派人来北京,还给张震带来了一顶“高帽子”,勒令他立即回去作检查。张震反复说明,军委正在开会,会后一定及时赶回去,向群众说清自己的“问题”。
这次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于春节前结束,大家忙着返回。到会的大军区领导,不少人对张震很关心,纷纷给他出主意。杨得志要张震到济南过年,说他那儿还算安全。许世友对张震说:军事学院造反派不讲理,你不要马上回南京。许世友还特意找到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要他带张震到厦门躲一躲,并且说,再过三个月,就没事啦。但张震心里很清楚,这个时候,哪儿都不能去,只能回军事学院。他谢绝了大家的好意,表示“没做亏心事,不怕回南京”。
2月8日,张震乘飞机返回南京。飞机刚刚落地,军事学院的造反派就冲了上来,把他强行架走。当晚,造反派扒掉张震的领章、帽徽,把他弄到凳子上搞“喷气式”,并且反复质问为什么搞“戒严”。
这一关就是一个月,张震的日记本被没收,连续多年记日记的习惯,被迫中断。后来,张震的腰也被打伤了,生活难以自理。造反派不得不送张震回家休息。养了一段,伤势仍不见好转。4月初,张震住进了南京军区总医院。
从5月开始,对张震的批斗逐步升级,小会质问,大会批判,“帽子”戴了一顶又一顶,“罪状”列了一条又一条。
在张震被揪斗的时候,王平的处境更为困难。
揪来斗去,医院不太平,军委说话也不灵
军事学院的群众组织后来分成两派,一派是“红司”,另一派是“革联”。他们都急着夺学院的权,天天到南京军区总医院和王平谈判,要他把学院的公章交给他们。王平告诉他们:“文革”反对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院领导哪一个也不是,你们反对哪一个我都不支持,学院的公章也不在我手里。
1967年4月2日,王平的病情加重,精神不好,头昏眼花,医生给他注射阿托品、杜冷丁,并告知下周做手术治疗。手术前,王平坐南京军区参谋长王蕴瑞的车回家看了看。
4月6日,南京军区总医院给王平做手术。叶剑英对王平的病情很关心,多次签发电报,指示有关部门搞好治疗,并转告有关群众组织不要干扰治疗。5月17日,总政治部来电:“同意王平同志全休疗养。”5月21日,军委发特急电:“军事学院党委并南京军区党委:王平同志病刚做过手术,根据他的病情,尚需恢复一个时期。请你们转告军事学院各战斗组织,待王平同志病情好转后,再去听取大家对他的批评和意见。”
5月24日,军事学院造反派不顾军委电报指示精神,将王平拉回单位批斗,声称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还声称“对军委有关王平的一切指示命令,我们一律抵制”。造反派下午5点将王平抬走,夜里12点才把他送回医院。5月下旬,军院两派轮番把王平抬出去揪斗。
王平动手术后,“红司”和“革联”都找军事学院的领导支持他们,“红司”把张震院长、吴华夺教育长、政治部陈副主任抢去,“革联”一直在争取王平。一天,“革联”把王平抓去弄到一个工厂车间做他的工作,但看到争取无望,把他关了一晚,又送回医院。
7月17日,南京开始“揪军内一小撮”。晚上,军事学院部分造反派翻墙进到医院病房,王平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就被他们用被子裹着弄到军院的一间小平房里。从此,王平就被关了起来。9月24日,林彪和由他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根据某些人操纵罗织的“王平罪行”的报告,说王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彭黄反党集团漏网分子和假党员”,令其停职反省。
11月下旬,张震回到军事学院,立即被一派群众组织“看管”起来,住在汽车连的简陋平房里,继续接受“审查”。
另一派为了直接批斗张震,精心策划了一个劫持行动。1968年5月22日清晨,造反派趁张震上厕所之际,突然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强行将他从两米多高的围墙吊拉过去。张震顿时昏死过去,好大一会儿才苏醒过来。随后,他们又将张震在地上拖拉了几十米,还用铁棍猛打,致使他全身多处出血。在随后的批斗过程中,有人用鞋打张震的脸,用脚踢他的腰,还有人揪着他的头发,搞“喷气式”。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军事学院。周恩来得知情况后,立即给许世友打电话,要求他“注意张震的安全,不能再发生问题”。在南京军区的安排下,张震又住进了军区总医院。医生看到张震脖子上深深的麻绳印记,气愤地说:“太野蛮啦!”
7月28日,毛泽东召见所谓的“五大学生领袖”时,说:“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不那么多,实际学习一些军事教练。……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是看过的。”
林彪还专门补充了个军事学院的例子。他说:“黄埔军校有个××,蒋介石奖他一只表,后来在南京,打仗就是不行。”
叶群急忙补充:“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泽东不屑一顾:“在世界上不被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
林彪接着说:“××在南京军事学院,很多学科都能考五分,就是不能打仗。”言外之意,像军事学院这样的学校教不出会打仗的。这些话又刺激了造反派,也预示着军事学院离解散的日子不远了。
9月,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12月,军事学院成立革命委员会。1969年2月,军事学院被撤销。
1969年6月5日,造反派宣布解除对张震的“隔离审查”。随后,军委办事组通知张震去武汉钢铁厂“蹲点”,说白了,就是到那里劳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