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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四环边上一个普通公寓里，有一间百平米左右的办公室。就是这间办公室，曾迎进过多名中外杰出女性——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夫人、美国前总统夫人希拉里、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夫人切莉，中国全国妇联前主席彭珮云等等。这就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记者到“中心”时，头天刚从马来西亚开会回来的主任郭建梅，正和她的同事接待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到访者。郭建梅热情甚至略显急切地向对方介绍中国正日益改善的法治环境。
送走美国客人，郭建梅一边说对不起，一边与我聊起了“中心”。
作为“中心”的创始人之一，郭建梅显然是这里的灵魂人物，她与“中心”一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12年。现已年过不惑的郭建梅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谈到那些姐妹遭到的不幸或不公，她会眼含泪花；谈到妇女维权的艰难，她激动甚至愤怒，对于中国的民主与法治进程，她急切而焦灼。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带领着与她同在“中心”工作的同道人，奔波在世界各地，忽而出入于联合国，忽而走进中国最贫困的山村。一边愤世嫉俗，一边斗志昂扬，激情却不张狂，善良却绝非妇人之仁，风风火火间总能让人感受到她独有的女人性情。在激情中创立“中心”
郭建梅是北大法律系1983年的毕业生，先后供职于全国妇联、司法部等部门，并任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一直是边做记者边做律师。这期间，她从未停止过对妇女权益的关注。1989年，她参加了《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组，跑了全国10多个省市自治区，撰写了4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这是她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了解中国妇女的生存状况，那些姐妹所遭受的不幸震撼了她的心灵。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郭建梅参加了在怀柔举行的全球女律师论坛，正是这次会议使她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至今，郭建梅仍能回忆起当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来自全球的数万名女性代表齐聚北京，包括很多成功的女性律师、女性领导以及很多为女性权利而奋斗的女性代表。这些女性精英们激情演讲、游行，并高喊保护妇女权益的口号。大家有哭有笑，不分肤色、不分种族地融合在一起，亲如姐妹。
会议期间，国外法律界人士突然询问中国有没有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的民间组织。对这个问题，当时与会的中国代表都十分尴尬，因为那时中国确实还没有一家这样的组织。这给在场的郭建梅很大的刺激和触动。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她心里萌生。会后，她和大学同学、北大法学院教授马忆南等商量，成立一家妇女法律援助的民间组织，并很快取得北大法学院和社会资金的支持。于是，世妇会后仅3个月，郭建梅便辞去公职。投身妇女权益保护工作。1995年12月，在中关村一家简陋的旅馆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和研究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中心”的主要工作是提供法律咨询、代理诉讼、理论研究、提出立法建议以及与国内国际交流等，并以此为手段保护妇女权益，提高妇女自身素质。
或许，怀抱理想主义的郭建梅和她的同事们当时并没有充分预料到此举的意义，也不会预料到这将使她们付出怎样的艰辛，又将收获怎样的感动。
艰难的撼山之旅
2005年，在“中心”成立10周年时，郭建梅颇有感触地说：“10年来，我一直拉着一个沉重的车，顶着风向前行……回头望望，我已经拉着这辆车上了一个坡——个陡坡!”一句话道出了其中的艰辛。
郭建梅说，开始的几年，资金、人员短缺，每个人都在超负荷工作，身心俱疲，但这些辛劳她们不怕，最让她们伤心的是面对传统世俗观念甚至强势的国家机关，她们是那么无能为办。
郭建梅永远也忘不了她代理的第一个案子。江苏徐州的一名妇女，因儿子被当地警察打死，到北京上访。上访无果，她反而被一辆大巴撞了，多处骨折，一只眼球被摘除。交管局认定事故中她无过错，肇事车所属的那家大国企却只赔了3万元就把她打发了。几经周折，她找到了郭建梅。
这名妇女境况很惨，衣服褴褛，浑身散发臭味，无钱治愈的眼睛一直流着脓。郭建梅带着她剑法院，法官先是捏着鼻子把当事人撵出办公室，然后不解地问郭建梅：“你找不来案子吧?怎么给这种人代理?”
郭建梅感觉受到莫大的侮辱，但她忍了：“我是律师，我有案源，但我不想代理那些案子，我就愿意代理这个案子。”
开庭前，郭建梅投人自己的感情和心血，写出洋洋洒洒万余字的代理。她认为她们肯定会胜诉，“除非人都没有良心了”。
但她们最终还是败诉了。当事人当场大哭，眼泪和脓一起流下来。郭建梅嗓子哽咽，出了法院大门，失声痛哭。
这还不是她们代理的最难的案子。还有一个案子历时3载，几乎耗尽了她们和当事人的心血。这是一个打工妹权益保护的案子。1994年7月。河北涞水县何某等80多名女孩到北京市某制衣厂打工，与众多打工妹一样，她们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制衣厂不仅工作条件恶劣，任意延长工时。而且还克扣工资。打工妹多次按当初的约定索要工资，均遭粗暴拒绝。无奈之下，1997年开始，她们先后向劳动部门、工会、妇联甚至媒体等多处求助，还凑钱先后请了六七位律师打了三年多的官司，但始终没有结果。在她们几近绝望之时，全国妇联把她们介绍到了“中心”。郭建梅接手了这个案子。她们在制衣厂，法院、劳动仲裁部门之间奔走。对案子了解越多。她们也越感到了这个案子的艰难。3年时间里，案子多次更换审判机构，案件一波三折，这些打工妹大多失去信心，伤心地离开北京，何某甚至一夜白头，而且失去了男友。她们哭着说：“官司我们不打了，钱我们不要了，我们不再相信法律，也不相信你们能帮我们打赢官司!”她们的话刺痛了郭建梅的心，她说：“你们相信我，你们什么也不用做，留下一个代表，其余的都回家，需要你们时你们再过来，我为你们提供路费、住宿等一切费用，等官司打赢了我把钱送到你们的家里。留下来的代表中心负担所有费用。”
郭建梅虽然信心十足，但她也明白。这个案子要打赢真的很难。首先是打工妹和制衣厂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面临着法律保护上的空白；其次是厂方隐瞒事实，证据难取第三是职能部门不配合等等。直接走法律程序走不通。她们就迂回。请全国妇联、劳动部等领导批示，请全国最有名的专家开研讨会等等，光研讨会就开了三次，文字材料盈尺。郭建梅说：“这个案子历时3年多，其中的曲折可以写一本书。但最终我们赢了，当我们开着车把钱送到打工妹手上时，她们都哭了。这个案子的意义不在干我们替打工妹要回了多少钱，而在于我们证 明了法律是可以信赖的，是保护弱者的，只要坚持自己的权利不退缩，就能取得胜利。”
付出并感动着
由于她们的执著与坚守，她们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任，前来求助的姐妹应接不暇。但“中心”人手少，无论她们多么卖命地工作，都无法帮助所有受到侵害的妇女。刚刚帮助完一个，立刻就会发现还有无数的受害人在等着援助。于是，她们重点选择了四个最具代表性的领域推开公益诉讼：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家政女工权益保护，职场性别歧视、职场性骚扰，希望通过一些典型案件的胜诉，来影响一批同类的案件。
小雨是个漂亮的女孩，在西安某单位工作。2004年6月的一天下午，小雨所在部门的负责人安某邀请包括原告小雨在内的六人外出聚餐，饭后又一同去歌舞厅唱歌、饮酒。席间，小雨身体不适提出先行离开，安某执意要送小雨回家。途中，安某强行对小雨猥亵侮辱。其间，先后换乘三次出租车，整个过程历时两个多小时。2005年7月的一天，安某又指使杨某在自己的办公室对小雨进行言语侮辱并殴打。
这件事对小雨造成极大伤害，她不愿上班，并表现出烦闷、封闭，反复洗手等症状。同年8月住院治疗，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及颔关节紊乱综合症。小雨是独生女，漂亮懂事的她一直是父母的骄傲，但此事不仅使她在亲友面前抬不起头来，而且男友也离她而去，一时间她成了众人唾弃的对象。巨大的精神压力将全家逼入绝望的深渊，他们甚至跑到海南，一家三口想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自杀以寻求解脱。2006年7月，在北京一位亲戚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中心”。
郭建梅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她初见那一家三口时的情景。父亲是个善良的中年男人，极度的悲痛已让他说不出任何话来，只是浑身哆嗦-母亲不停地哭，小雨瘦弱苍白，目光呆滞。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取证，2006年11月，郭建梅和中心律师李莹一起奔赴西安。以性骚扰为案由将小雨一案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此前，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而此时，也正是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刚刚通过《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之时。如果此案胜诉，将成为《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后国内第一起胜诉的性骚扰案件，这对以后同类案件的影响力不言而喻。郭建梅她们不仅有信心打赢这个官司，而且对这个案子的结果充满期待。
2007年4月20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安莱向小雨赔礼道歉，并赔偿小雨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她们胜诉了。对一向艰难的性骚扰案件来说，这个胜诉来之不易。但让郭建梅她们遗憾的是，由于当地法官的保守，案件判决中并没有明确使用“性骚扰”这一用语，这让这个“性骚扰胜诉第一案”大打折扣。
但案子的胜诉却让压在小雨一家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们喜极而泣，小雨的妈妈甚至对郭建梅她们跪地谢恩。郭建梅说：“一家人是那么无助，见了我们就像见了菩萨一样。看到他们终于从阴影中走出来，我们就感觉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一座桥梁，一扇窗口
“中心”常任律师不到10人。但12年来。她们共接待来电、来信、来访及电子部件等各类法律咨询6万多件，免费代理案件600多起，几乎涉及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大量的法律实践，给她们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针对我国妇女权益保护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她们进行了多层次的理论研究，有的研究成果以立法建议的形式提交立法部门。向有关部门提交法律意见书，立法建议和报告70多件，一些建议已成功推动了有关政策的改革。
随着“中心”名气的增长，吸引了一批名人加人进来，比如以敢于直言著称的人大代表吴青教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原、原全国政协法制委员会主任关涛等，都是“中心”的理事。还有一批有影响的妇女及法律专家成了“中心”的兼职律师。“中心”为弱势妇女和政府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同时，“中心”以其顽强的援助精神也取得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1998年6月、2001年1月和2005年7月，美国前总统夫人希拉里及国务卿奥尔布糊特、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夫人、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副专员威廉-梅尔康女士、欧盟主席巴罗佐夫人及大使夫人分别访问“中心”，这些世界上的杰出女性对“中心”出色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2002年，“中心”被中国《财经》杂志选为中国十大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之一。郭建梅与全球千名杰出妇女一起共获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并被《南风密》杂志评选为2005年年度公益人物，被《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选人2006公益维权人物候选榜。
郭建梅和她的同事们不断地奔波在世界各地，在学习国外先进的维权理念的同时，也向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向世界传递着中国民间维权的信息。
郭建梅对自己的期许是，做中国第一代优秀的公益律师和NGO(民间组织)人。她说，一旦干上这一行，就再也离不开了，因为有那么多人需要你。“我会一直坚持下去，一直到老了走不动的时候。到那时，希望人们评价，我和我的同事为中国的公民社会作出了一点儿贡献。”
著名作家汪曾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12年来，郭建梅和她的同事们一路披荆斩棘，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这项事业，在艰难中收获着感动。
记者到“中心”时，头天刚从马来西亚开会回来的主任郭建梅，正和她的同事接待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到访者。郭建梅热情甚至略显急切地向对方介绍中国正日益改善的法治环境。
送走美国客人，郭建梅一边说对不起，一边与我聊起了“中心”。
作为“中心”的创始人之一，郭建梅显然是这里的灵魂人物，她与“中心”一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12年。现已年过不惑的郭建梅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谈到那些姐妹遭到的不幸或不公，她会眼含泪花；谈到妇女维权的艰难，她激动甚至愤怒，对于中国的民主与法治进程，她急切而焦灼。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带领着与她同在“中心”工作的同道人，奔波在世界各地，忽而出入于联合国，忽而走进中国最贫困的山村。一边愤世嫉俗，一边斗志昂扬，激情却不张狂，善良却绝非妇人之仁，风风火火间总能让人感受到她独有的女人性情。在激情中创立“中心”
郭建梅是北大法律系1983年的毕业生，先后供职于全国妇联、司法部等部门，并任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一直是边做记者边做律师。这期间，她从未停止过对妇女权益的关注。1989年，她参加了《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组，跑了全国10多个省市自治区，撰写了4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这是她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了解中国妇女的生存状况，那些姐妹所遭受的不幸震撼了她的心灵。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郭建梅参加了在怀柔举行的全球女律师论坛，正是这次会议使她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至今，郭建梅仍能回忆起当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来自全球的数万名女性代表齐聚北京，包括很多成功的女性律师、女性领导以及很多为女性权利而奋斗的女性代表。这些女性精英们激情演讲、游行，并高喊保护妇女权益的口号。大家有哭有笑，不分肤色、不分种族地融合在一起，亲如姐妹。
会议期间，国外法律界人士突然询问中国有没有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的民间组织。对这个问题，当时与会的中国代表都十分尴尬，因为那时中国确实还没有一家这样的组织。这给在场的郭建梅很大的刺激和触动。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她心里萌生。会后，她和大学同学、北大法学院教授马忆南等商量，成立一家妇女法律援助的民间组织，并很快取得北大法学院和社会资金的支持。于是，世妇会后仅3个月，郭建梅便辞去公职。投身妇女权益保护工作。1995年12月，在中关村一家简陋的旅馆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和研究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中心”的主要工作是提供法律咨询、代理诉讼、理论研究、提出立法建议以及与国内国际交流等，并以此为手段保护妇女权益，提高妇女自身素质。
或许，怀抱理想主义的郭建梅和她的同事们当时并没有充分预料到此举的意义，也不会预料到这将使她们付出怎样的艰辛，又将收获怎样的感动。
艰难的撼山之旅
2005年，在“中心”成立10周年时，郭建梅颇有感触地说：“10年来，我一直拉着一个沉重的车，顶着风向前行……回头望望，我已经拉着这辆车上了一个坡——个陡坡!”一句话道出了其中的艰辛。
郭建梅说，开始的几年，资金、人员短缺，每个人都在超负荷工作，身心俱疲，但这些辛劳她们不怕，最让她们伤心的是面对传统世俗观念甚至强势的国家机关，她们是那么无能为办。
郭建梅永远也忘不了她代理的第一个案子。江苏徐州的一名妇女，因儿子被当地警察打死，到北京上访。上访无果，她反而被一辆大巴撞了，多处骨折，一只眼球被摘除。交管局认定事故中她无过错，肇事车所属的那家大国企却只赔了3万元就把她打发了。几经周折，她找到了郭建梅。
这名妇女境况很惨，衣服褴褛，浑身散发臭味，无钱治愈的眼睛一直流着脓。郭建梅带着她剑法院，法官先是捏着鼻子把当事人撵出办公室，然后不解地问郭建梅：“你找不来案子吧?怎么给这种人代理?”
郭建梅感觉受到莫大的侮辱，但她忍了：“我是律师，我有案源，但我不想代理那些案子，我就愿意代理这个案子。”
开庭前，郭建梅投人自己的感情和心血，写出洋洋洒洒万余字的代理。她认为她们肯定会胜诉，“除非人都没有良心了”。
但她们最终还是败诉了。当事人当场大哭，眼泪和脓一起流下来。郭建梅嗓子哽咽，出了法院大门，失声痛哭。
这还不是她们代理的最难的案子。还有一个案子历时3载，几乎耗尽了她们和当事人的心血。这是一个打工妹权益保护的案子。1994年7月。河北涞水县何某等80多名女孩到北京市某制衣厂打工，与众多打工妹一样，她们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制衣厂不仅工作条件恶劣，任意延长工时。而且还克扣工资。打工妹多次按当初的约定索要工资，均遭粗暴拒绝。无奈之下，1997年开始，她们先后向劳动部门、工会、妇联甚至媒体等多处求助，还凑钱先后请了六七位律师打了三年多的官司，但始终没有结果。在她们几近绝望之时，全国妇联把她们介绍到了“中心”。郭建梅接手了这个案子。她们在制衣厂，法院、劳动仲裁部门之间奔走。对案子了解越多。她们也越感到了这个案子的艰难。3年时间里，案子多次更换审判机构，案件一波三折，这些打工妹大多失去信心，伤心地离开北京，何某甚至一夜白头，而且失去了男友。她们哭着说：“官司我们不打了，钱我们不要了，我们不再相信法律，也不相信你们能帮我们打赢官司!”她们的话刺痛了郭建梅的心，她说：“你们相信我，你们什么也不用做，留下一个代表，其余的都回家，需要你们时你们再过来，我为你们提供路费、住宿等一切费用，等官司打赢了我把钱送到你们的家里。留下来的代表中心负担所有费用。”
郭建梅虽然信心十足，但她也明白。这个案子要打赢真的很难。首先是打工妹和制衣厂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面临着法律保护上的空白；其次是厂方隐瞒事实，证据难取第三是职能部门不配合等等。直接走法律程序走不通。她们就迂回。请全国妇联、劳动部等领导批示，请全国最有名的专家开研讨会等等，光研讨会就开了三次，文字材料盈尺。郭建梅说：“这个案子历时3年多，其中的曲折可以写一本书。但最终我们赢了，当我们开着车把钱送到打工妹手上时，她们都哭了。这个案子的意义不在干我们替打工妹要回了多少钱，而在于我们证 明了法律是可以信赖的，是保护弱者的，只要坚持自己的权利不退缩，就能取得胜利。”
付出并感动着
由于她们的执著与坚守，她们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任，前来求助的姐妹应接不暇。但“中心”人手少，无论她们多么卖命地工作，都无法帮助所有受到侵害的妇女。刚刚帮助完一个，立刻就会发现还有无数的受害人在等着援助。于是，她们重点选择了四个最具代表性的领域推开公益诉讼：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家政女工权益保护，职场性别歧视、职场性骚扰，希望通过一些典型案件的胜诉，来影响一批同类的案件。
小雨是个漂亮的女孩，在西安某单位工作。2004年6月的一天下午，小雨所在部门的负责人安某邀请包括原告小雨在内的六人外出聚餐，饭后又一同去歌舞厅唱歌、饮酒。席间，小雨身体不适提出先行离开，安某执意要送小雨回家。途中，安某强行对小雨猥亵侮辱。其间，先后换乘三次出租车，整个过程历时两个多小时。2005年7月的一天，安某又指使杨某在自己的办公室对小雨进行言语侮辱并殴打。
这件事对小雨造成极大伤害，她不愿上班，并表现出烦闷、封闭，反复洗手等症状。同年8月住院治疗，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及颔关节紊乱综合症。小雨是独生女，漂亮懂事的她一直是父母的骄傲，但此事不仅使她在亲友面前抬不起头来，而且男友也离她而去，一时间她成了众人唾弃的对象。巨大的精神压力将全家逼入绝望的深渊，他们甚至跑到海南，一家三口想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自杀以寻求解脱。2006年7月，在北京一位亲戚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中心”。
郭建梅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她初见那一家三口时的情景。父亲是个善良的中年男人，极度的悲痛已让他说不出任何话来，只是浑身哆嗦-母亲不停地哭，小雨瘦弱苍白，目光呆滞。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取证，2006年11月，郭建梅和中心律师李莹一起奔赴西安。以性骚扰为案由将小雨一案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此前，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而此时，也正是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刚刚通过《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之时。如果此案胜诉，将成为《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后国内第一起胜诉的性骚扰案件，这对以后同类案件的影响力不言而喻。郭建梅她们不仅有信心打赢这个官司，而且对这个案子的结果充满期待。
2007年4月20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安莱向小雨赔礼道歉，并赔偿小雨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她们胜诉了。对一向艰难的性骚扰案件来说，这个胜诉来之不易。但让郭建梅她们遗憾的是，由于当地法官的保守，案件判决中并没有明确使用“性骚扰”这一用语，这让这个“性骚扰胜诉第一案”大打折扣。
但案子的胜诉却让压在小雨一家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他们喜极而泣，小雨的妈妈甚至对郭建梅她们跪地谢恩。郭建梅说：“一家人是那么无助，见了我们就像见了菩萨一样。看到他们终于从阴影中走出来，我们就感觉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一座桥梁，一扇窗口
“中心”常任律师不到10人。但12年来。她们共接待来电、来信、来访及电子部件等各类法律咨询6万多件，免费代理案件600多起，几乎涉及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大量的法律实践，给她们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针对我国妇女权益保护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她们进行了多层次的理论研究，有的研究成果以立法建议的形式提交立法部门。向有关部门提交法律意见书，立法建议和报告70多件，一些建议已成功推动了有关政策的改革。
随着“中心”名气的增长，吸引了一批名人加人进来，比如以敢于直言著称的人大代表吴青教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原、原全国政协法制委员会主任关涛等，都是“中心”的理事。还有一批有影响的妇女及法律专家成了“中心”的兼职律师。“中心”为弱势妇女和政府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同时，“中心”以其顽强的援助精神也取得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1998年6月、2001年1月和2005年7月，美国前总统夫人希拉里及国务卿奥尔布糊特、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夫人、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副专员威廉-梅尔康女士、欧盟主席巴罗佐夫人及大使夫人分别访问“中心”，这些世界上的杰出女性对“中心”出色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2002年，“中心”被中国《财经》杂志选为中国十大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之一。郭建梅与全球千名杰出妇女一起共获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并被《南风密》杂志评选为2005年年度公益人物，被《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选人2006公益维权人物候选榜。
郭建梅和她的同事们不断地奔波在世界各地，在学习国外先进的维权理念的同时，也向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向世界传递着中国民间维权的信息。
郭建梅对自己的期许是，做中国第一代优秀的公益律师和NGO(民间组织)人。她说，一旦干上这一行，就再也离不开了，因为有那么多人需要你。“我会一直坚持下去，一直到老了走不动的时候。到那时，希望人们评价，我和我的同事为中国的公民社会作出了一点儿贡献。”
著名作家汪曾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12年来，郭建梅和她的同事们一路披荆斩棘，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这项事业，在艰难中收获着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