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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赤科举制的废除，使近百万旧式文人的安置问题成为一大社会问题。为了稳定局面，安抚民心，清政府采取多种方式，为他们广筹就学、就业出路，取得较好效果。
[关键词]晚清政府，旧式文人，安置措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3－0031－05
清末科举制的废除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的废除，居然没有引起任何社会骚乱，这不仅为当时的外国人士感到惊诧，也为后人留下了疑惑。对这一重要的历史“反常”现象，其中虽有几篇文章偶有涉及，但多点到为止，至于政府行为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则少有详细论述。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初创于隋唐，完善于明清。随着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其社会功能不断扩大，远远超出原有选官职能，成为对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有着深远影响的制度，在维系传统社会结构、传承儒家文化，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于它的废除，社会反响并不强烈，除了几家媒体如《申报》《时报》《万国公报》发了一些评论性文章外，没有引起多大波澜。对此一些在中国的外国人士颇为不解，目睹废科举全过程的日本人跟津一描绘道：“废止科举是近来非常极端的措施，但未发生激烈的反对……”
旧式文人，即传统的举贡生员，是科举制度下的产物。清末科举制的废除，受影响最大的正是这些人，他们本希望通过科举谋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科举制的废除不仅使他们的希望破灭，原有生路和地位也受到威胁。下一步何去何从，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焦虑的问题，也是摆在政府面前一个不得不妥善解决的社会问题。
从清末新政的科举改制到科举废除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01年清政府宣布新政，提出兴学诏，改书院为学堂；1903年袁世凯、张之洞等提出递减科举中额名额，每次递减三分之一，直至最后结束；1905年，袁世凯等提出彻底废除科举，同年光绪皇帝下诏自丙午科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在这三个阶次的改制进程中，清政府对士子的安置问题始终给予关注和考虑。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提出兴学诏，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全国掀起一股兴学热潮，书院的招牌纷纷摘下，换上学堂的招牌，原来书院生员自然转化为学堂学生。此次改制，士子的名与利都没有受到影响，原廪膳费改为学生的津贴；原来可以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现通过学堂照旧可以获得。变化的唯有课程内容和教授管理方式，即在原有中学的基础上增添了很多西学课程，教授管理方式也由书院形式转化为学堂管理形式。这次改制对士子来说，没有利益的损失，反有学识的增加，所以，士子们大多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
然学堂教育取代科举教育是大势所趋，也是清政府改革的目的所在，科举的存在显然阻碍了学堂教育的推广。为尽快推广学堂教育，1903年，张之洞等向慈禧太后面奏科举改制事宜，提出科举考试从下届丙午年起，每科递减中额的三分之一，待三科减尽，科举制自动结束的建议。慈禧对此建议，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安置士子问题，“若废科举又恐失士子之心，如之何?”张之洞回答：“科举之废所不便进，但三四十岁之老生员耳，其年富力强者皆可入学堂矣，且学堂大开，此三四十岁之老生员多可为小学堂之教习，又为之宽筹出路，并非科举一停，即无事可做。况臣之请停科举亦非刻下即行罢废，其所必待三科减尽者，亦正为此。盖此三科中，若再不能中式，已皆五六十岁，亦必不愿再入场矣。故失士心一层亦万不足虑。”慈禧听到这样的回答才稍觉释怀，面谕政务处妥议科举改制之事。征得了慈禧太后首肯后，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拟定的《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上呈朝廷。在这个折子中，对如何逐步递减科举中额、最终达到废除的目的，如何处理善后事宜都做了具体陈述，其中包括如何安置旧日举贡生员问题，具体方案：
“科举即议停减，旧日举贡生员，年在三十岁以下者，皆可令入学堂肄业。三十岁以上至五十岁者，可入师范学堂之简易科。若三十岁以上，既不能入学堂，也不能入师范简易科者，及年至五十六十者，拟请自下科起，举人于每科会试后大挑一次，或拣发一次。并多挑誊录分送各馆。其大挑拣发未入选之举人，及恩拔副岁优各项贡生，均比照孝廉方正例，准其考职分别用为州同、州判。生员亦准比照满吏考职，用为佐贰杂职，分发各省试用。其年在六十以上不能与考者，酌给虚衔。至经生寒儒，文行并美而不能改习新学者，可选充各学堂经学科文学科之教习。如此，则旧日应科举之老儒亦不致失所矣。”
可以看出，清政府对士子们的安置问题是有充分考虑的，根据他们不同的年龄和实际情况给予不同的安排，或就学或就业，或者给予一定的功名，使其生活有所依托，不致无路可走。这一安排显然为士子们所接受。
然时势难料，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打乱了清政府的科举改制计划，日本的意外取胜极大地刺激了清政府统治集团的神经，迫使他们不得不加速改革进程。1905年，张之洞、袁世凯等上书要求立停科举，同年，光绪皇帝下诏：著自丙午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以前的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具体办法即按照上述所请办理。如果说前期的改书院为学堂，递减中试名额还为士子们留有一线希望而为他们勉强接受外，科举制的宣告废除则彻底打破了他们科举入仕的希望，那份绝望心情正如刘大鹏在日记中所形容的那样：“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为安抚天下士子，1906年初《宽筹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随之出台，内容包括：增加优拔贡录取名额；扩大举贡生员的就业门路；对于已获功名却没有职位的人员由吏部酌情安排就职等。这一章程对旧式文人的安置作了极具操作性的规定，指导原则仍是通过给予出身或安排就职为其生活提供保障，对于士子来说无论在精神慰藉还是实际安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在政府的政策导向下，各省纷纷采取措施为旧式文人的就学、就业提供各种机会和便利条件，一场安置旧式文人的行动在全国上下开展起来，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入学堂学习
按照政府规定，年龄30岁以下的年轻举贡生员应入新式学堂继续学习，为了吸引旧式文人主动人学堂，政府以给予出身作为诱饵，并在招生上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如在《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和《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中就明确规定师范学堂招生应首先考虑招收原举贡生员，“省城初级师范学堂学生须选本省内各州县之贡、廪、增、附、监生，州县初级师范学堂学生须选本州县内之贡、廪、增、附、监生。这些规定为举贡生员进入师范学堂提供了便利，如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从1902年开 办至1906年，共招收师范生512人，其中有传统功名者422人(包括举人62人，贡生48人，监生84人，生员232人)，占师范生总数的82％。保定师范学堂，1902年首批招生600名，学生皆选自各府州县之举贡生员，初创时期的师范学堂几乎为旧式文人所垄断。
1903年新学制颁布后，大、中、小学堂以及师范、实业、军事等各级各类学堂在全国各地次第建立，学堂数量与日俱增，1905年学堂有8277所；1906年也就是科举制正式废除的第一年，全国各地兴起一股兴学热，学堂数量直线上升，高达23862所；1909年达59177所。这些新式学堂的开办为旧式文人的重新就学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他们可以根据个人基础和兴趣选择进入不同的学堂，学生数量急剧增加，1902年全国学生数仅6912人，1903年增至31428人，1906年上升为545338人，1909年达到1639641人，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学生总数高达300万人。在这学生群中，举贡生员占了绝对的比例，尤其是初兴阶段更是如此，“各省初办学堂……学生率皆取诸原业科举之士”。
新式学堂对旧式文人的广泛接纳，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政府安置他们的压力，1906年废科举时，全国士绅不低于150万，其中进入学堂接受再教育者，据有的研究者估计则高达五分之一，即30万左右。这个估计基本可信，1906年全国学生数545338人，如果旧式文人为30万左右，所占比例大约为55％，基本上能够反映当时的状况。
(二)安排任职
年轻的举贡生员可以进入新式学堂，那些年老不能就学或不想继续就学者则在政府安置下纷纷就职。主要就职渠道：
1、充当教习。充当学堂教习是旧式文人就业的一大领域。清政府推行学堂教育，各级各类学堂纷纷创建，师资短缺的问题随之凸现，这为旧式文人的就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他们虽对新学知之甚少，但毕竟是知识文化人，成为从事教育活动的最佳人选。清政府为此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指示，如“经生寒儒，文行并美而不能改习新学者，可选充各学堂经学科、文学科之教习”。“停止科举后，各省生员不能不予以出路，拟六年考优一次，十二年考拔一次，专取博于旧学之生员作为中学堂教习”。宣统元年经科大学建立，经科大学的教员，也都是从举贡生员中考取。这些指导性规定为旧式文人充任教职打开了方便之门，一批旧式文人流入新式学堂，构成了晚清新式学堂教师的主体。据1907年学部的《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记载，当时全国学堂及教育处所得教职员合计为118915人，而其中有传统功名和官职衔者将近10万人，占了大约84％的比重。
旧式文人充当新式学堂教职员，既是政府充分调动原有人才资源、用其所长的举措之一，也是基于现实需要的考虑。学堂初兴，除了原有的知识群体——举贡生员外，再没有其他更好的师资来源，聘请外国教习只是权宜之计，且受财力和数量的限制，绝大多数的师资还要靠自己解决，何况一些科目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等科只能由中学有根底的旧式文人担任。所以，各地在初创学堂时也都自然地选聘当地负有盛名的举贡生员充当教习，“当科举初废之时，正兴举学校之始。故所需教员于旧日文士中求之，其学问稍有根底，虽未明教授管理诸法，而随时实地研究，其成绩亦颇可观”。
2、充任政府官吏。登科入仕一直是旧式文人的终极奋斗目标，途径就是通过科举。科举制废除后，入仕之路被切断，但是读书做官的思想观念并没就此终止，士子们依旧以入仕途为最大追求，清政府也一时难逃惯性思维的束缚，积极在仕途上为他们广开就职渠道，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就是最好的明证，如1905年清政府先后颁布的“停止科举后之生员出路”、“丁未科举行举贡生员廷试纪闻”、“举贡将充胥吏化名誊录”、“举人作为知县”、“举人令赴京学习法政”等，同时一些政府机构还为其提供各种就业机会，鼓励报考并优先录用，如邮传部在招考本部录事时，明确规定“招考各省落第举贡……此外概不收考”，这些就业机会的提供，解决了部分士子的出路问题。但是仕途的容量毕竟有限，据有的学者称，政府衙门所能容纳者不过15万人，其时官府已经人满为患，候补者更是不计其数，到底有多少旧式文人还能被安插进入因为没有统计不敢断言，但作为政府的一项安置措施不容忽视。
(三)出洋游学和鼓励自费留学
清政府大规模地派出洋游学开始于1901年(以前也有，但是规模不大)。新政伊始，急需各类新式人才，本国没有相应的教育资源，作为权宜之计，只能借助外国所谓学堂教育资源为本国培养新式人才。1905年8月，在科举制度即行废除之际，张之洞考虑到“近五科举贡精力尚皆强壮，一例弃置未免可惜”。于是决定将近五科举人、副贡、优贡一律派往日本游学，并札饬各府州县一体遵照办理。同年9月，张之洞特饬学务处传知五科以内之举贡，如愿出洋学习师范者即至学务处报名并写立愿书，由官费派往，第一次造册咨送者210余名。其他省份也纷纷效仿，1906年福建派留日官费生71人，其中举贡生监为49人，童生19人；陕西留日官费生55名，其中举贡生监38人，生童17人；贵州97人中，举贡生监95人。除官费派遣留学生外，清政府还鼓励自费留学，规定留学归国后只要通过留学生考试，不论官费私费，一律奖励出身并授予官职，这一规定极大地刺激了士子的留学热情，很多旧式文人自备斧资，漂洋过海留学，其中以留学日本为主，据统计，1904年去日本者1300余人，1905年2400余人，1906年高达8000余人。
(四)部分地保留传统方式，作为缓冲
政府除了积极开拓新的安置举措外，还借助于传统方式为旧式文人们谋取出路。一是扩大优拔贡额。原来生员的录取名额有限，如考优拔贡，每县学学额只有一两名。科举制废除后，考虑到秀才少了出身之路，政府决定十年三科之内各省优贡照旧举行，仍于旧学生员中考取，并扩大录取名额，“嗣后每大县拔八名，中县四名，小县两名，以惠士林”。后来更扩大为加四倍考取。二是改取缔私塾为改造私塾。私塾是传统社会中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在启蒙教育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推动新式学堂的发展，清政府起初决定取缔私塾，但社会实际状况使政府这一一厢情愿的命令根本无法贯彻下去，碍于现实的考虑和需要，清政府不得不改取缔私塾为改造私塾，通过对现有塾师进行短期培训和对私塾加以规范允许其继续存在。这一政策的调整使大部分塾师避免了失业的威胁，他们可以继续以舌耕为业，生活不致受太大影响。另外，还有存古学堂的设立。设存古学堂本是张之洞为保存国粹起见而设，由武昌经心书院改建而成，保持了传统教育中以经史辞章为主要学习内容的特点。后来，各省纷纷效仿，却改变了张之洞设立的初衷，变为士子谋出路的一种手段，“科 举停止以来，各省多就旧日书院改设为存古学堂，湘豫两省首先创办，其余各省亦次第举办，意在体恤寒唆，三年毕业，一律奖给出身”。不管是扩大优贡名额，还是保留私塾和存古学堂等传统方式，都为了让士子们的生活和就业有所保障。
三
总的来讲，清政府对士子的安置措施是值得肯定的，社会效应也是较为明显的。
(一)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废除科举是否会引起骚动与士子的反应直接相关，科举制的废除切断了他们的晋身之阶，使他们陷入无处立身的迷茫和无助之中，如果政府不出面给予及时的安抚，他们很有可能会因为看不到前途而孤注一掷地采取过激行为，所幸清政府从一开始就对此问题有充分的考虑和准备，积极为其谋取就学、就业机会，甚至顺应其需求，有限度地保留给予出身等传统方式作为缓冲，从而保证了这一难关的顺利过渡。
有人曾经对清末保留给予出身并用于学堂教育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清末奖励出身的措施，对于士林心态、社会观念、国家吏治与教育等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笔者倒认为这种做法是利大于弊的。士在传统社会中有着非同一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1895年，一次1300多名举子的公车上书就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清末废科举之时，“各省举贡人数合计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如果不因势利导，引起他们的群起对抗，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清政府通过采取给予学堂毕业出身的方式，吸引了大批士子进入学堂或出国游学，主动接受再教育，不仅客观上推动了学堂教育的发展，而且成就了一批新型人才。如果从一开始就采取西方的学历、学位制，士子们是否能够接受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过程，新陈代谢自有它的规律所在，如果无视这一规律，凭主观行事，必将遭到惨败。
(二)促进了新政的推行
首先，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新政的顺利推行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清末科举制废除没有引起骚动，不能不说与清政府对士子出路问题的重视和有效的善后处理措施有着直接关系，这就为新政的顺利推行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清政府注重原有人才资源的利用和改造的举措，为新政的推行提供了大量的有用人才。如选派旧式文人充任新式学堂的师资，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学堂初办时期师资严重不足的困境。用新方式培训、改造旧的人才资源是清政府颇具特色的一项举措，如为改造旧式官吏，特设立课吏馆、幕僚学堂、吏胥学堂等来提高他们的从政水平；为造就新式农、工、商人才，特设工艺局所、农务学堂、商业学堂等；另外，还广设军事学堂、邮政学堂、电信学堂等专门学堂，为新政的推行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在政府的这一举措下，30多万旧式文人实现了自我转型，他们经过再学习，开阔了眼界，增长了学识，转变了观念，成为一支推动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重要力量。
当然，清政府的安置举措不可能解决所有旧式文人的出路问题，还有相当一部分旧式文人不能或不愿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所幸转型时期的社会为他们提供了多种就业途径，其中一些人投身新闻界，创办报纸杂志，如罗振玉，做了五年私塾塾师后，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于1901年创办起《教育世界》杂志，主要介绍日本教育经验，为中国近代学制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清末民初是中国报纸杂志兴起和发展时期，所创报刊种类不下千种。民国元年以后，中国报刊据初步统计达，活跃于这一新兴领域的一部分人就是来自于旧营垒的原举贡生员，这些人眼光敏锐，思想进步，面临着社会的历史性分化和重新组合，勇敢地走向时代的前列，投身于新兴领域，为新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奔走呼号，成为时代的弄潮儿。随着观念的转变，还有一些人投身工商界、军界等各个领域。“文人经商”、“秀才当兵”成为晚清颇具特色的现象，这些旧式文人通过自我更新和转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总的来说，清政府的安置举措是比较到位的，尽管不可能解决所有旧式文人的出路问题，但是在稳定大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晚清政府的有效举措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社会转轨时期安置落伍群体的模式。在致力于革新的同时必须对“抚旧”予以充分重视，不仅要给予出路，更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措施使其变成新时期的有用人才。改革不是简单的弃旧扬新，它更多地伴随着社会的延续。抚旧工作在革新时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唯有认真对待，才能尽可能地规避社会风险，减少社会动荡，降低改革成本。
尽管清政府不久就被革命力量所推翻，但是其安置旧式文人的成功举措至今仍不失借鉴意义。
[关键词]晚清政府，旧式文人，安置措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3－0031－05
清末科举制的废除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的废除，居然没有引起任何社会骚乱，这不仅为当时的外国人士感到惊诧，也为后人留下了疑惑。对这一重要的历史“反常”现象，其中虽有几篇文章偶有涉及，但多点到为止，至于政府行为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则少有详细论述。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初创于隋唐，完善于明清。随着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其社会功能不断扩大，远远超出原有选官职能，成为对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有着深远影响的制度，在维系传统社会结构、传承儒家文化，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于它的废除，社会反响并不强烈，除了几家媒体如《申报》《时报》《万国公报》发了一些评论性文章外，没有引起多大波澜。对此一些在中国的外国人士颇为不解，目睹废科举全过程的日本人跟津一描绘道：“废止科举是近来非常极端的措施，但未发生激烈的反对……”
旧式文人，即传统的举贡生员，是科举制度下的产物。清末科举制的废除，受影响最大的正是这些人，他们本希望通过科举谋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科举制的废除不仅使他们的希望破灭，原有生路和地位也受到威胁。下一步何去何从，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焦虑的问题，也是摆在政府面前一个不得不妥善解决的社会问题。
从清末新政的科举改制到科举废除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01年清政府宣布新政，提出兴学诏，改书院为学堂；1903年袁世凯、张之洞等提出递减科举中额名额，每次递减三分之一，直至最后结束；1905年，袁世凯等提出彻底废除科举，同年光绪皇帝下诏自丙午科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在这三个阶次的改制进程中，清政府对士子的安置问题始终给予关注和考虑。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提出兴学诏，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全国掀起一股兴学热潮，书院的招牌纷纷摘下，换上学堂的招牌，原来书院生员自然转化为学堂学生。此次改制，士子的名与利都没有受到影响，原廪膳费改为学生的津贴；原来可以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现通过学堂照旧可以获得。变化的唯有课程内容和教授管理方式，即在原有中学的基础上增添了很多西学课程，教授管理方式也由书院形式转化为学堂管理形式。这次改制对士子来说，没有利益的损失，反有学识的增加，所以，士子们大多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
然学堂教育取代科举教育是大势所趋，也是清政府改革的目的所在，科举的存在显然阻碍了学堂教育的推广。为尽快推广学堂教育，1903年，张之洞等向慈禧太后面奏科举改制事宜，提出科举考试从下届丙午年起，每科递减中额的三分之一，待三科减尽，科举制自动结束的建议。慈禧对此建议，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安置士子问题，“若废科举又恐失士子之心，如之何?”张之洞回答：“科举之废所不便进，但三四十岁之老生员耳，其年富力强者皆可入学堂矣，且学堂大开，此三四十岁之老生员多可为小学堂之教习，又为之宽筹出路，并非科举一停，即无事可做。况臣之请停科举亦非刻下即行罢废，其所必待三科减尽者，亦正为此。盖此三科中，若再不能中式，已皆五六十岁，亦必不愿再入场矣。故失士心一层亦万不足虑。”慈禧听到这样的回答才稍觉释怀，面谕政务处妥议科举改制之事。征得了慈禧太后首肯后，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拟定的《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上呈朝廷。在这个折子中，对如何逐步递减科举中额、最终达到废除的目的，如何处理善后事宜都做了具体陈述，其中包括如何安置旧日举贡生员问题，具体方案：
“科举即议停减，旧日举贡生员，年在三十岁以下者，皆可令入学堂肄业。三十岁以上至五十岁者，可入师范学堂之简易科。若三十岁以上，既不能入学堂，也不能入师范简易科者，及年至五十六十者，拟请自下科起，举人于每科会试后大挑一次，或拣发一次。并多挑誊录分送各馆。其大挑拣发未入选之举人，及恩拔副岁优各项贡生，均比照孝廉方正例，准其考职分别用为州同、州判。生员亦准比照满吏考职，用为佐贰杂职，分发各省试用。其年在六十以上不能与考者，酌给虚衔。至经生寒儒，文行并美而不能改习新学者，可选充各学堂经学科文学科之教习。如此，则旧日应科举之老儒亦不致失所矣。”
可以看出，清政府对士子们的安置问题是有充分考虑的，根据他们不同的年龄和实际情况给予不同的安排，或就学或就业，或者给予一定的功名，使其生活有所依托，不致无路可走。这一安排显然为士子们所接受。
然时势难料，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打乱了清政府的科举改制计划，日本的意外取胜极大地刺激了清政府统治集团的神经，迫使他们不得不加速改革进程。1905年，张之洞、袁世凯等上书要求立停科举，同年，光绪皇帝下诏：著自丙午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以前的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具体办法即按照上述所请办理。如果说前期的改书院为学堂，递减中试名额还为士子们留有一线希望而为他们勉强接受外，科举制的宣告废除则彻底打破了他们科举入仕的希望，那份绝望心情正如刘大鹏在日记中所形容的那样：“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为安抚天下士子，1906年初《宽筹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随之出台，内容包括：增加优拔贡录取名额；扩大举贡生员的就业门路；对于已获功名却没有职位的人员由吏部酌情安排就职等。这一章程对旧式文人的安置作了极具操作性的规定，指导原则仍是通过给予出身或安排就职为其生活提供保障，对于士子来说无论在精神慰藉还是实际安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在政府的政策导向下，各省纷纷采取措施为旧式文人的就学、就业提供各种机会和便利条件，一场安置旧式文人的行动在全国上下开展起来，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入学堂学习
按照政府规定，年龄30岁以下的年轻举贡生员应入新式学堂继续学习，为了吸引旧式文人主动人学堂，政府以给予出身作为诱饵，并在招生上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如在《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和《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中就明确规定师范学堂招生应首先考虑招收原举贡生员，“省城初级师范学堂学生须选本省内各州县之贡、廪、增、附、监生，州县初级师范学堂学生须选本州县内之贡、廪、增、附、监生。这些规定为举贡生员进入师范学堂提供了便利，如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从1902年开 办至1906年，共招收师范生512人，其中有传统功名者422人(包括举人62人，贡生48人，监生84人，生员232人)，占师范生总数的82％。保定师范学堂，1902年首批招生600名，学生皆选自各府州县之举贡生员，初创时期的师范学堂几乎为旧式文人所垄断。
1903年新学制颁布后，大、中、小学堂以及师范、实业、军事等各级各类学堂在全国各地次第建立，学堂数量与日俱增，1905年学堂有8277所；1906年也就是科举制正式废除的第一年，全国各地兴起一股兴学热，学堂数量直线上升，高达23862所；1909年达59177所。这些新式学堂的开办为旧式文人的重新就学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他们可以根据个人基础和兴趣选择进入不同的学堂，学生数量急剧增加，1902年全国学生数仅6912人，1903年增至31428人，1906年上升为545338人，1909年达到1639641人，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学生总数高达300万人。在这学生群中，举贡生员占了绝对的比例，尤其是初兴阶段更是如此，“各省初办学堂……学生率皆取诸原业科举之士”。
新式学堂对旧式文人的广泛接纳，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政府安置他们的压力，1906年废科举时，全国士绅不低于150万，其中进入学堂接受再教育者，据有的研究者估计则高达五分之一，即30万左右。这个估计基本可信，1906年全国学生数545338人，如果旧式文人为30万左右，所占比例大约为55％，基本上能够反映当时的状况。
(二)安排任职
年轻的举贡生员可以进入新式学堂，那些年老不能就学或不想继续就学者则在政府安置下纷纷就职。主要就职渠道：
1、充当教习。充当学堂教习是旧式文人就业的一大领域。清政府推行学堂教育，各级各类学堂纷纷创建，师资短缺的问题随之凸现，这为旧式文人的就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他们虽对新学知之甚少，但毕竟是知识文化人，成为从事教育活动的最佳人选。清政府为此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指示，如“经生寒儒，文行并美而不能改习新学者，可选充各学堂经学科、文学科之教习”。“停止科举后，各省生员不能不予以出路，拟六年考优一次，十二年考拔一次，专取博于旧学之生员作为中学堂教习”。宣统元年经科大学建立，经科大学的教员，也都是从举贡生员中考取。这些指导性规定为旧式文人充任教职打开了方便之门，一批旧式文人流入新式学堂，构成了晚清新式学堂教师的主体。据1907年学部的《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记载，当时全国学堂及教育处所得教职员合计为118915人，而其中有传统功名和官职衔者将近10万人，占了大约84％的比重。
旧式文人充当新式学堂教职员，既是政府充分调动原有人才资源、用其所长的举措之一，也是基于现实需要的考虑。学堂初兴，除了原有的知识群体——举贡生员外，再没有其他更好的师资来源，聘请外国教习只是权宜之计，且受财力和数量的限制，绝大多数的师资还要靠自己解决，何况一些科目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等科只能由中学有根底的旧式文人担任。所以，各地在初创学堂时也都自然地选聘当地负有盛名的举贡生员充当教习，“当科举初废之时，正兴举学校之始。故所需教员于旧日文士中求之，其学问稍有根底，虽未明教授管理诸法，而随时实地研究，其成绩亦颇可观”。
2、充任政府官吏。登科入仕一直是旧式文人的终极奋斗目标，途径就是通过科举。科举制废除后，入仕之路被切断，但是读书做官的思想观念并没就此终止，士子们依旧以入仕途为最大追求，清政府也一时难逃惯性思维的束缚，积极在仕途上为他们广开就职渠道，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就是最好的明证，如1905年清政府先后颁布的“停止科举后之生员出路”、“丁未科举行举贡生员廷试纪闻”、“举贡将充胥吏化名誊录”、“举人作为知县”、“举人令赴京学习法政”等，同时一些政府机构还为其提供各种就业机会，鼓励报考并优先录用，如邮传部在招考本部录事时，明确规定“招考各省落第举贡……此外概不收考”，这些就业机会的提供，解决了部分士子的出路问题。但是仕途的容量毕竟有限，据有的学者称，政府衙门所能容纳者不过15万人，其时官府已经人满为患，候补者更是不计其数，到底有多少旧式文人还能被安插进入因为没有统计不敢断言，但作为政府的一项安置措施不容忽视。
(三)出洋游学和鼓励自费留学
清政府大规模地派出洋游学开始于1901年(以前也有，但是规模不大)。新政伊始，急需各类新式人才，本国没有相应的教育资源，作为权宜之计，只能借助外国所谓学堂教育资源为本国培养新式人才。1905年8月，在科举制度即行废除之际，张之洞考虑到“近五科举贡精力尚皆强壮，一例弃置未免可惜”。于是决定将近五科举人、副贡、优贡一律派往日本游学，并札饬各府州县一体遵照办理。同年9月，张之洞特饬学务处传知五科以内之举贡，如愿出洋学习师范者即至学务处报名并写立愿书，由官费派往，第一次造册咨送者210余名。其他省份也纷纷效仿，1906年福建派留日官费生71人，其中举贡生监为49人，童生19人；陕西留日官费生55名，其中举贡生监38人，生童17人；贵州97人中，举贡生监95人。除官费派遣留学生外，清政府还鼓励自费留学，规定留学归国后只要通过留学生考试，不论官费私费，一律奖励出身并授予官职，这一规定极大地刺激了士子的留学热情，很多旧式文人自备斧资，漂洋过海留学，其中以留学日本为主，据统计，1904年去日本者1300余人，1905年2400余人，1906年高达8000余人。
(四)部分地保留传统方式，作为缓冲
政府除了积极开拓新的安置举措外，还借助于传统方式为旧式文人们谋取出路。一是扩大优拔贡额。原来生员的录取名额有限，如考优拔贡，每县学学额只有一两名。科举制废除后，考虑到秀才少了出身之路，政府决定十年三科之内各省优贡照旧举行，仍于旧学生员中考取，并扩大录取名额，“嗣后每大县拔八名，中县四名，小县两名，以惠士林”。后来更扩大为加四倍考取。二是改取缔私塾为改造私塾。私塾是传统社会中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在启蒙教育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推动新式学堂的发展，清政府起初决定取缔私塾，但社会实际状况使政府这一一厢情愿的命令根本无法贯彻下去，碍于现实的考虑和需要，清政府不得不改取缔私塾为改造私塾，通过对现有塾师进行短期培训和对私塾加以规范允许其继续存在。这一政策的调整使大部分塾师避免了失业的威胁，他们可以继续以舌耕为业，生活不致受太大影响。另外，还有存古学堂的设立。设存古学堂本是张之洞为保存国粹起见而设，由武昌经心书院改建而成，保持了传统教育中以经史辞章为主要学习内容的特点。后来，各省纷纷效仿，却改变了张之洞设立的初衷，变为士子谋出路的一种手段，“科 举停止以来，各省多就旧日书院改设为存古学堂，湘豫两省首先创办，其余各省亦次第举办，意在体恤寒唆，三年毕业，一律奖给出身”。不管是扩大优贡名额，还是保留私塾和存古学堂等传统方式，都为了让士子们的生活和就业有所保障。
三
总的来讲，清政府对士子的安置措施是值得肯定的，社会效应也是较为明显的。
(一)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废除科举是否会引起骚动与士子的反应直接相关，科举制的废除切断了他们的晋身之阶，使他们陷入无处立身的迷茫和无助之中，如果政府不出面给予及时的安抚，他们很有可能会因为看不到前途而孤注一掷地采取过激行为，所幸清政府从一开始就对此问题有充分的考虑和准备，积极为其谋取就学、就业机会，甚至顺应其需求，有限度地保留给予出身等传统方式作为缓冲，从而保证了这一难关的顺利过渡。
有人曾经对清末保留给予出身并用于学堂教育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清末奖励出身的措施，对于士林心态、社会观念、国家吏治与教育等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笔者倒认为这种做法是利大于弊的。士在传统社会中有着非同一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1895年，一次1300多名举子的公车上书就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清末废科举之时，“各省举贡人数合计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如果不因势利导，引起他们的群起对抗，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清政府通过采取给予学堂毕业出身的方式，吸引了大批士子进入学堂或出国游学，主动接受再教育，不仅客观上推动了学堂教育的发展，而且成就了一批新型人才。如果从一开始就采取西方的学历、学位制，士子们是否能够接受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过程，新陈代谢自有它的规律所在，如果无视这一规律，凭主观行事，必将遭到惨败。
(二)促进了新政的推行
首先，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新政的顺利推行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清末科举制废除没有引起骚动，不能不说与清政府对士子出路问题的重视和有效的善后处理措施有着直接关系，这就为新政的顺利推行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清政府注重原有人才资源的利用和改造的举措，为新政的推行提供了大量的有用人才。如选派旧式文人充任新式学堂的师资，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学堂初办时期师资严重不足的困境。用新方式培训、改造旧的人才资源是清政府颇具特色的一项举措，如为改造旧式官吏，特设立课吏馆、幕僚学堂、吏胥学堂等来提高他们的从政水平；为造就新式农、工、商人才，特设工艺局所、农务学堂、商业学堂等；另外，还广设军事学堂、邮政学堂、电信学堂等专门学堂，为新政的推行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在政府的这一举措下，30多万旧式文人实现了自我转型，他们经过再学习，开阔了眼界，增长了学识，转变了观念，成为一支推动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型的重要力量。
当然，清政府的安置举措不可能解决所有旧式文人的出路问题，还有相当一部分旧式文人不能或不愿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所幸转型时期的社会为他们提供了多种就业途径，其中一些人投身新闻界，创办报纸杂志，如罗振玉，做了五年私塾塾师后，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于1901年创办起《教育世界》杂志，主要介绍日本教育经验，为中国近代学制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清末民初是中国报纸杂志兴起和发展时期，所创报刊种类不下千种。民国元年以后，中国报刊据初步统计达，活跃于这一新兴领域的一部分人就是来自于旧营垒的原举贡生员，这些人眼光敏锐，思想进步，面临着社会的历史性分化和重新组合，勇敢地走向时代的前列，投身于新兴领域，为新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奔走呼号，成为时代的弄潮儿。随着观念的转变，还有一些人投身工商界、军界等各个领域。“文人经商”、“秀才当兵”成为晚清颇具特色的现象，这些旧式文人通过自我更新和转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总的来说，清政府的安置举措是比较到位的，尽管不可能解决所有旧式文人的出路问题，但是在稳定大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晚清政府的有效举措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社会转轨时期安置落伍群体的模式。在致力于革新的同时必须对“抚旧”予以充分重视，不仅要给予出路，更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措施使其变成新时期的有用人才。改革不是简单的弃旧扬新，它更多地伴随着社会的延续。抚旧工作在革新时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唯有认真对待，才能尽可能地规避社会风险，减少社会动荡，降低改革成本。
尽管清政府不久就被革命力量所推翻，但是其安置旧式文人的成功举措至今仍不失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