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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贷无限扩张的时刻，中国金融财富再分配的功能凸显。如何摆脱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提款机的命运?人们有理由追问。
7月17日，各大银行类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匆匆赶往金融街银监会办公大楼，参加在此召开的银监会2009年第三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与以往历次会议不同的是，这次会议的气氛有点严肃。
央行7月8日以罕见方式提前发布了6月存贷款数据。6月单月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较上月新增15304亿元，各项存款较上月新增20022亿元。之所以说其方式“罕见”，是因为按照以往惯例，中央银行数据公布采取“夹叙夹议”方式，如信贷“平稳”增长，存款“较快”增长。唯有6月，中央银行似乎把判断权交给了市场，由市场判别这一单月数据的微妙内涵。
简单直观地判断，2009年上半年信贷增量已经达到7.37万亿元，而2007和2008年全年的信贷增量分别为3.6万亿元和4.9万亿元。这意味着，仅2009年上半年的信贷增量就接近前两年的总和。这一数字令所有的市场人士为之咋舌，亦让本次参会的金融高管们心怀忐忑。问题的核心在于7.37万亿的巨额信贷背后，贷款投向是否布局合理，实体经济可否惠及?
所有与会的人都在期待一种最权威的监管明示：经济形势判断到底如何?怎么看待信贷的高速增长?如何把握当前的信贷风险?下一步监管何去何从?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指出，贷款高速投放积聚的风险隐患在增加，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活动中的不审慎行为和冲动放贷、粗放经营的倾向有所抬头。刘明康强调当前要特别防范项目资本金不实或不足风险、票据融资风险、贷款集中度风险和房地产市场风险等新的风险点。
会议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银监会做出的基本判断是：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全球经济短期内复苏希望渺茫，国内宏观经济运行面临严重挑战。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分析，银监会曾分别在今年2月、4月、6月展开过3轮对五大国有银行的专项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信贷主体、信贷投向、信贷合规性。检查的重点为自去年10月1日到今年5月30日的新增贷款。银监会根据检查结果，承认银行此轮信贷增长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政府投资的项目贷款为主，与以前发放的贷款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贷款主体的不同，以前是“去政府化，而重企业”，现在的贷款主体呈现出“浓厚的政府化”。
金融争夺战烽烟四起
在这一轮信贷猛增的背后，金融资源配置的质量与风险问题已开始浮出水面。事实上，信贷资金扎堆于地方政府和大型国企项目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其实很普遍。但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看来，银行追着国企和地方政府屁股放贷的背后，金融资源配置的质量与风险问题却令人忧虑。宏观层面上，金融资源的流向并没有更加合理化、市场化，畸形配置的情况甚至有加剧，“对银行而言，现在信贷是放出去了，短期内不良贷款率好像也下来了，但这些项目中很多是没有收益或者收益不乐观的，未来的偿还能力并不强，贷款质量风险正在不断上升。”
其实贯穿中国改革始终，推动和维系经济高增长一直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这不仅是一个经济任务，也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政治硬约束。这种硬约束对中国的金融体系造成了持续和严重的压力。这就是所谓金融支持。
地方政府显然是这一轮信贷增长的大客户。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只能向银行借钱，使得行政干预银行的力量在加强，一些省市甚至把信贷增速异化为政府政绩，以信贷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荣，靠大量负债“保增长”的动机十分明显；而银行贷款冲动也异常强烈，拼命往政府项目和国企项目上靠，不仅缺乏充分的风险评估，有些连担保都不用就使劲“扔钱”，想着反正有政府兜底，这些贷款最保险，行长们的政治风险大大甚于贷款风险的考虑，地方政府与银行之间的共同利益也在进一步强化。必须警惕的是，地方政府过度信贷举债的财政风险是很可能转化为银行金融风险的，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信贷举债负担超过了地方财政支付能力的情况下，银行不良贷款风险的隐忧是在加速积聚的。
大量信贷的另一个流向当然就是大型国企。银行向国企“垒大户”的现象非常明显，但一些大型国企获得的信贷资金并没有流入项目投资中，在楼市和股市回暖升温的态势下，一部分资金进入了这两个资产领域。特别是近期土地市场上一个接一个“地王”的产生，给楼市泡沫不断推波助澜，而实际上是一些大型国企利用信贷资金(当然也包括中央4万亿计划的资金)在背后支撑。
“在政策指导和市场环境限制的双重作用下，导致银行贷款集中投向少数大型企业和少数项目，尤其是财政刺激项目。”李扬表示，“一些政府投资项目如果仓促上马而缺乏科学论证，这些项目未来的偿债能力值得关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魏加宁研究员对于上半年脱缰野马式的信贷井喷感到心惊肉跳，当前，中央的主基调是“保增长”，下半年货币政策依然会是维持宽松局面。而地方政府财政尚未根本好转，还得指望银行借钱，一部分在上半年分羹不如意的股份制银行也正铆足了劲欲在第三季度继续发力，估计信贷盛宴立马终结的可能性并不大。
魏加宁坦言，金融官员与各类国企的“软”的利益勾结及合谋不易察觉，但无所不在。一般以各种合法、合规的贷款形式出现，而实际上则多半是里应外合的金融诈骗。这种合法的金融诈骗在中国金融系统中不仅长期存在，甚至已经成为企业和金融内部人士快速致富的一个标准途径。其后果就是在中国金融系统资产负债表堆积如山但却根本找不到责任人的金融坏账。
在李扬看来，本轮信贷集中度风险日益凸显，一些资金在大项目与银行间来回倒腾，还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股市和楼市，而广大中小企业却并没有享受到这场盛宴，按照魏加宁的测算，有20％左右的信贷资金流入股市，30％左右的信贷资金流入了票据市场。魏加宁表示，“这意味着有一半左右的银行资金是在金融系统内部自我循环，将会推动金融泡沫的形成。
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对于金融权力、金融资源的博弈中，如何规范各方的行为、权力，形成利于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真正形成经济金融良性互动的局面，李扬认为这些需要各个方面拿出智慧，“这种不合理的金融资源配置已为银行未来不良贷款的急剧上升埋下了隐患，在现实中也可能引发投资的畸形化，使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更难得到改善。”
定海神针还是财富再分配?
虽然银监会对信贷风险的担忧在不断加剧、央行对货币投放引发通胀风险的担忧也在加剧，但从大方向上都要服从国务院对经济工作的整体安排。短期内，如在三季度，保增长毫无疑问仍将是中央政府的工作重 心；因而其紧缩的效果也不会很大。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广义货币在20％以上的高速增长区间运行将持续一段时间。按照以往的经验，贷款增速一旦超过20％，质量将会出现明显下滑。在指标考核压力下，“信贷员加班搞贷款，质量很难保证”，贷前调查、贷中审查和贷后管理压力加大。
随着经济回暖的持续，央行和银监会很可能也会在权责范围内，对宽松货币政策的执行进行小的调整，以减少过度信贷投放对银行经营和今后通胀带来的威胁。出于对货币增长和贷款投放增长过快的担忧，目前货币政策的微调很可能已经开始，体现出管理层对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越来越谨慎的态度。
不能回避的是，信贷扩张是改变分配财富格局的开始。在应付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各种责难的时候，中国官员非常乐于将问题完全归咎于金融支持所带来的“政策性亏损”，但对这种流行的说法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它掩盖中国金融在转轨时期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服务也服从于特殊利益集团需要的财富再分配功能。
对中国的特殊利益阶层来说，如何利用权力在财富分配中攫取最大的份额，是隐秘贯穿于中国改革始终的。这种财富再分配不仅仅是存量财富的再分配，也同样包括对增量财富的再分配。“就便捷性而言，金融可能是财富再分配最为快速的通道，因为它是直接经营钱的。在整个改革时期，金融将成为财富再分配最合意的手段。”魏加宁警告，如果中国经济再次上演信贷扩张一资产价格泡沫一通货膨胀三部曲，国内的中低收入人群将连续遭受对其不利的财富重组。以堂而皇之的政策名义，在不同时期向不同利益集团所给予的金融扶持，将全民共同创造的金融资源配置给特殊利益集团，也显著地创造了财富再分配效应。“2002年的金改中，通过剥离5万亿坏账以及近万亿注资换来了报表上光鲜的银行业，但是老百姓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多年的通胀，难道还要再重演?”
郭田勇对于这次信贷扩张的前景不乐观，中国的金融致命缺陷是政治体系所造就的。如果政治体系所赋予的经济增长及财富分配功能不改变，那么，中国金融系统在注资之后还需要再注资，剥离之后还需要再剥离。“中国金融改革30多年，表面上虽然热热闹闹，创新不断，但基本上都在技术问题上做文章，而基础体制上的改革却了无进展。”中国的大部分改革成本都沉淀在金融体系中，但金融的奇特之处在于可以将这种成本向未来推移，从而尽量减少当下所感受到的痛苦和振荡。作为其后果，中国金融体系在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在本质上创造着世界金融史上仅见的坏账率。“沉积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坏账像是一只凶猛的老虎蛰伏于中国经济奇迹的阴影之中，随时都可能发出致命的一击。”
7月17日，各大银行类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匆匆赶往金融街银监会办公大楼，参加在此召开的银监会2009年第三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与以往历次会议不同的是，这次会议的气氛有点严肃。
央行7月8日以罕见方式提前发布了6月存贷款数据。6月单月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较上月新增15304亿元，各项存款较上月新增20022亿元。之所以说其方式“罕见”，是因为按照以往惯例，中央银行数据公布采取“夹叙夹议”方式，如信贷“平稳”增长，存款“较快”增长。唯有6月，中央银行似乎把判断权交给了市场，由市场判别这一单月数据的微妙内涵。
简单直观地判断，2009年上半年信贷增量已经达到7.37万亿元，而2007和2008年全年的信贷增量分别为3.6万亿元和4.9万亿元。这意味着，仅2009年上半年的信贷增量就接近前两年的总和。这一数字令所有的市场人士为之咋舌，亦让本次参会的金融高管们心怀忐忑。问题的核心在于7.37万亿的巨额信贷背后，贷款投向是否布局合理，实体经济可否惠及?
所有与会的人都在期待一种最权威的监管明示：经济形势判断到底如何?怎么看待信贷的高速增长?如何把握当前的信贷风险?下一步监管何去何从?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指出，贷款高速投放积聚的风险隐患在增加，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活动中的不审慎行为和冲动放贷、粗放经营的倾向有所抬头。刘明康强调当前要特别防范项目资本金不实或不足风险、票据融资风险、贷款集中度风险和房地产市场风险等新的风险点。
会议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银监会做出的基本判断是：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依然脆弱，全球经济短期内复苏希望渺茫，国内宏观经济运行面临严重挑战。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分析，银监会曾分别在今年2月、4月、6月展开过3轮对五大国有银行的专项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信贷主体、信贷投向、信贷合规性。检查的重点为自去年10月1日到今年5月30日的新增贷款。银监会根据检查结果，承认银行此轮信贷增长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政府投资的项目贷款为主，与以前发放的贷款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贷款主体的不同，以前是“去政府化，而重企业”，现在的贷款主体呈现出“浓厚的政府化”。
金融争夺战烽烟四起
在这一轮信贷猛增的背后，金融资源配置的质量与风险问题已开始浮出水面。事实上，信贷资金扎堆于地方政府和大型国企项目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其实很普遍。但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看来，银行追着国企和地方政府屁股放贷的背后，金融资源配置的质量与风险问题却令人忧虑。宏观层面上，金融资源的流向并没有更加合理化、市场化，畸形配置的情况甚至有加剧，“对银行而言，现在信贷是放出去了，短期内不良贷款率好像也下来了，但这些项目中很多是没有收益或者收益不乐观的，未来的偿还能力并不强，贷款质量风险正在不断上升。”
其实贯穿中国改革始终，推动和维系经济高增长一直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这不仅是一个经济任务，也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政治硬约束。这种硬约束对中国的金融体系造成了持续和严重的压力。这就是所谓金融支持。
地方政府显然是这一轮信贷增长的大客户。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只能向银行借钱，使得行政干预银行的力量在加强，一些省市甚至把信贷增速异化为政府政绩，以信贷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荣，靠大量负债“保增长”的动机十分明显；而银行贷款冲动也异常强烈，拼命往政府项目和国企项目上靠，不仅缺乏充分的风险评估，有些连担保都不用就使劲“扔钱”，想着反正有政府兜底，这些贷款最保险，行长们的政治风险大大甚于贷款风险的考虑，地方政府与银行之间的共同利益也在进一步强化。必须警惕的是，地方政府过度信贷举债的财政风险是很可能转化为银行金融风险的，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信贷举债负担超过了地方财政支付能力的情况下，银行不良贷款风险的隐忧是在加速积聚的。
大量信贷的另一个流向当然就是大型国企。银行向国企“垒大户”的现象非常明显，但一些大型国企获得的信贷资金并没有流入项目投资中，在楼市和股市回暖升温的态势下，一部分资金进入了这两个资产领域。特别是近期土地市场上一个接一个“地王”的产生，给楼市泡沫不断推波助澜，而实际上是一些大型国企利用信贷资金(当然也包括中央4万亿计划的资金)在背后支撑。
“在政策指导和市场环境限制的双重作用下，导致银行贷款集中投向少数大型企业和少数项目，尤其是财政刺激项目。”李扬表示，“一些政府投资项目如果仓促上马而缺乏科学论证，这些项目未来的偿债能力值得关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魏加宁研究员对于上半年脱缰野马式的信贷井喷感到心惊肉跳，当前，中央的主基调是“保增长”，下半年货币政策依然会是维持宽松局面。而地方政府财政尚未根本好转，还得指望银行借钱，一部分在上半年分羹不如意的股份制银行也正铆足了劲欲在第三季度继续发力，估计信贷盛宴立马终结的可能性并不大。
魏加宁坦言，金融官员与各类国企的“软”的利益勾结及合谋不易察觉，但无所不在。一般以各种合法、合规的贷款形式出现，而实际上则多半是里应外合的金融诈骗。这种合法的金融诈骗在中国金融系统中不仅长期存在，甚至已经成为企业和金融内部人士快速致富的一个标准途径。其后果就是在中国金融系统资产负债表堆积如山但却根本找不到责任人的金融坏账。
在李扬看来，本轮信贷集中度风险日益凸显，一些资金在大项目与银行间来回倒腾，还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股市和楼市，而广大中小企业却并没有享受到这场盛宴，按照魏加宁的测算，有20％左右的信贷资金流入股市，30％左右的信贷资金流入了票据市场。魏加宁表示，“这意味着有一半左右的银行资金是在金融系统内部自我循环，将会推动金融泡沫的形成。
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对于金融权力、金融资源的博弈中，如何规范各方的行为、权力，形成利于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真正形成经济金融良性互动的局面，李扬认为这些需要各个方面拿出智慧，“这种不合理的金融资源配置已为银行未来不良贷款的急剧上升埋下了隐患，在现实中也可能引发投资的畸形化，使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更难得到改善。”
定海神针还是财富再分配?
虽然银监会对信贷风险的担忧在不断加剧、央行对货币投放引发通胀风险的担忧也在加剧，但从大方向上都要服从国务院对经济工作的整体安排。短期内，如在三季度，保增长毫无疑问仍将是中央政府的工作重 心；因而其紧缩的效果也不会很大。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广义货币在20％以上的高速增长区间运行将持续一段时间。按照以往的经验，贷款增速一旦超过20％，质量将会出现明显下滑。在指标考核压力下，“信贷员加班搞贷款，质量很难保证”，贷前调查、贷中审查和贷后管理压力加大。
随着经济回暖的持续，央行和银监会很可能也会在权责范围内，对宽松货币政策的执行进行小的调整，以减少过度信贷投放对银行经营和今后通胀带来的威胁。出于对货币增长和贷款投放增长过快的担忧，目前货币政策的微调很可能已经开始，体现出管理层对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越来越谨慎的态度。
不能回避的是，信贷扩张是改变分配财富格局的开始。在应付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各种责难的时候，中国官员非常乐于将问题完全归咎于金融支持所带来的“政策性亏损”，但对这种流行的说法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它掩盖中国金融在转轨时期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服务也服从于特殊利益集团需要的财富再分配功能。
对中国的特殊利益阶层来说，如何利用权力在财富分配中攫取最大的份额，是隐秘贯穿于中国改革始终的。这种财富再分配不仅仅是存量财富的再分配，也同样包括对增量财富的再分配。“就便捷性而言，金融可能是财富再分配最为快速的通道，因为它是直接经营钱的。在整个改革时期，金融将成为财富再分配最合意的手段。”魏加宁警告，如果中国经济再次上演信贷扩张一资产价格泡沫一通货膨胀三部曲，国内的中低收入人群将连续遭受对其不利的财富重组。以堂而皇之的政策名义，在不同时期向不同利益集团所给予的金融扶持，将全民共同创造的金融资源配置给特殊利益集团，也显著地创造了财富再分配效应。“2002年的金改中，通过剥离5万亿坏账以及近万亿注资换来了报表上光鲜的银行业，但是老百姓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多年的通胀，难道还要再重演?”
郭田勇对于这次信贷扩张的前景不乐观，中国的金融致命缺陷是政治体系所造就的。如果政治体系所赋予的经济增长及财富分配功能不改变，那么，中国金融系统在注资之后还需要再注资，剥离之后还需要再剥离。“中国金融改革30多年，表面上虽然热热闹闹，创新不断，但基本上都在技术问题上做文章，而基础体制上的改革却了无进展。”中国的大部分改革成本都沉淀在金融体系中，但金融的奇特之处在于可以将这种成本向未来推移，从而尽量减少当下所感受到的痛苦和振荡。作为其后果，中国金融体系在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在本质上创造着世界金融史上仅见的坏账率。“沉积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坏账像是一只凶猛的老虎蛰伏于中国经济奇迹的阴影之中，随时都可能发出致命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