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药学家、化学家、我的恩师黄量院士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一年来，每当想起这位默默奉献的老人，都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去年11月22日，我像往常一样打开电子信箱，看到一封从美国发来的邮件：“黄老师昨天去世。”读完邮件，脑中一片空白。呆坐了不知多长时间，开始回信，但没打几个字，泪水就模糊了双眼。我拨通了黄老师女儿的电话，刚开口就泣不成声。
　　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1982年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考上黄老师的硕士研究生。进入药物研究所后，我们这些学生马上被她无比充沛的精力所感染，每周7天從早到晚就没见她闲下来过。那个年代每周只有一天休息，而几乎在每一个休息日，我们都能在图书馆看到黄老师夫妇的身影。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总是在这一天查阅资料，据说这个习惯黄老师在“文革”期间都尽量坚持，尽管那些年国内没有什么科研文献可读，而她也被迫停止了药学研究，到锅炉房去敲水碱。

　　入学不久的一天，黄老师要我到她家谈试验的事，那几天她高烧不退已无法上班。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黄老师家，眼前的情景让我惊呆了：一间十分窄小拥挤的卧室，床上是靠在枕头上一声声咳嗽的老师，床边是一个书柜，房间里到处是书籍、杂志和文稿，一张吃饭用的折叠桌上也堆放着各种资料……这就是著名科学家黄量的家吗？这幅画面对我的震撼难以言表，定格在记忆深处，至今难以忘怀。
　　后来我才了解到黄老师身体并不好。在1974年从事抗癌药物研究时，黄老师就患了直肠癌。住院期间，黄老师始终在指导实验室的工作，并编审出版了药学专著。直肠癌手术从中年开始就给黄老师的工作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但作为国家药学研究学科的带头人，她一点儿都没有因此而影响工作，总像健康人一样，忙碌在实验室、办公室以及国内外所有需要她的地方。
　　黄老师是1946年由原圣约翰大学化学系主任泰勒教授推荐，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的，1949年获有机化学博士学位。此后，她先后在美国几所著名大学的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并和国际著名的化学家合作发表了多篇论文，这位已经崭露头角的年轻的女博士，已经可以看得到不远处成功的召唤。但新中国成立后，黄老师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毅然放弃了美国理想的治学环境和优越的生活，和同样是康奈尔大学博士的丈夫刘金旭教授一起，携4岁的女儿不事声张地回到了急需科技人才的祖国。1956年，我国民生领域专业研究条件之简陋、困难之巨大、创业之艰辛是今天难以想象的，黄老师同先后返国的第一代“海归”从零开始，一点一滴、一步一个脚印地为祖国的药学研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慢慢建立起了完整的药物研发体系。
　　黄量院士最为人知的是在抗肿瘤和计划生育方面的成就，其实她的贡献远不止如此。1958年，回国不久的黄老师领导的科研团队就研发出国产新药降压灵，至今惠泽民生;1959年，她开始了中国第一个抗癌新药的研发，于1964年通过鉴定并投产。在1956到2010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黄老师领导和参加的新药研究涉及抗肿瘤、心血管、抗病毒等许多领域，多项成果应用于临床治疗并为世界所关注，获奖无数。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药物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黄老师对培养科技人才也是倾尽心力，学生们在实验室里经常要当面回答黄老师的问题，小到化学试验仪器的安装使用和对试验数据的分析，大到对相关文献以及学科发展前景的了解，不一而足。但黄老师对学生要求的严格也是出了名的，如果研究生论文水平不够，只要黄老师在答辩委员会里，那一定是通不过的，哪怕是她自己的学生。
　　逝世前几年，黄老师一直和女儿生活在一起，默默地同几次不期而遇的重病搏斗，默默地每天锻炼，尽量恢复一度失去的行动、语言和书写能力，九十多岁了还始终保持着和同事、学生的联系，直到最后一次病魔袭来时告诉女儿：一个人要是一直都在认真做事，一生其实并不长。黄老师走了，在人生的时间表里没有退休这个选项的老人家永远地退休了。她走得那样低调，那样清寂，只把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无言地留在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