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作人与其弟子俞平伯、废名等人的思想和创作的关系，当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这是３０年代京派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所谓“京派中的京派”是也。但在１９４０年代上半期，文载道、纪果庵等私淑弟子与周作人的特殊关系，则是另外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学史问题。影响和传承关系其实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在另一方面，这也是阐释周作人的一个独特的视角。
　　关键词：京派；弟子；阐释我想写一本书，题目是《京派中的京派——周作人与他的弟子的思想和创作》；作为本书开篇的《绪言》，我想以释题的方式来说明本书的“名”与“实”，概述全书的题旨和内容以及写作设计。
　　一、京派中的京派
　　正如10多年前我在《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那本京派史论的书中所说，京派是由分化后的“语丝”派和“新月”派汇聚、融合而来的，而３０年代初海外留学归来的朱光潜等人和北平诸高校毕业的卞之琳、何其芳等人的加入，则是扩大并加强了这个流派的实力和声势{1}。据此而论，由“语丝”派分化而成的以周作人为中心的《骆驼草》杂志诸人，其实是京派形成之前的最初的“前京派”，所以，沈从文重回北平之前在《论冯文炳》一文中说周作人是北方文坛的“盟主”，并批评周作人及其影响之下的弟子俞平伯、废名{2}，则是全然视之为一个文学团体，也即所谓的文学流派。并且，虽然《骆驼草》仅仅是在１９３０年昙花一现，而叶公超主编的后期《新月》１９３４年才停刊，并旋即创刊《学文》，但后期“新月”派却并未取代或收编“骆驼草”诸人，反倒是叶公超、沈从文等后期“新月”派主要人物主动地趋拜、输诚于周作人。叶公超重回北平后成为“苦雨斋”的座上常客，甚至在北平沦陷之后还回到北平殷切劝说周作人南下③。沈从文对周作人的态度变化，最具意味。１９３３年夏天重回北平的沈从文，一反他此前在《论冯文炳》一文中的批评态度，主动拜访“苦雨斋”，为自己主编的《大公报》之“文艺”副刊约稿{4}。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说：
　　趣味的恶化，作者方向的转变，或者与作者在北平的长时间生活不无关系。在现时，从北平所谓“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人，散文中糅杂了文言文，努力使它在这类作品中趣味化，且从而非意识的或意识的感到写作的喜悦，这“趣味的相同”，使冯文炳君以废名笔名发表了他的新作，我觉得是可惜的。这趣味将使中国散文发展到较新情形中，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而同时作品的地方性，因此一来亦已完全失去。代替这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一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态一事了。{1}
　　而据巴金回忆，３０年代中期，沈从文“常常用尊敬的口气谈起周（作人）”；并且在看到巴金的讽刺周作人等人“沉落”的小说之后，马上致信质问巴金，认为巴金并不理解周作人{2}。其实巴金的讽刺，和沈从文此前在《论冯文炳》中批评周作人等人“趣味的恶化，作者方向的转变，或者与作者在北平的长时间生活不无关系”基本一致，将“作者在北平的长时间生活”和“趣味的恶化，作者方向的转变”视为因果关系，虽然主要是批评艺术的“趣味”，实则隐含了巴金所讽刺的人生的“沉落”，不同之处在于批评与讽刺之别，在于思想的出发点不同。所以，从京派的基本队伍之最初构成来看，周作人及其弟子俞平伯、废名等人，诚可谓京派中的京派。
　　再从３０年代初海外留学归来的朱光潜等人和北平诸高校毕业的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人的情况来看，也可以看出周作人及其弟子俞平伯、废名等人在京派中的核心地位。
　　朱光潜早在回国之前就发表过《雨天的书》的书评，高度称赞周作人的散文③。回国之后著文称赏陶渊明的“静穆”，受到鲁迅的严厉批评{4}，原因就在于不仅周作人３０年代一再称颂陶渊明，而且废名在《知堂先生》一文中将周作人比拟成陶渊明一样的“渐近自然”的“南朝人物”{5}。废名还在《关于派别》一文中批评林语堂“说知堂先生是今日之公安派”，认为“知堂先生恐不是辞章一派，还当于别处求之。因此我想到陶渊明”⑥。甚至在周作人“下水”附逆之前，大后方作家批评、讨伐周作人竟然出席日伪的活动，朱光潜仍然发表文章为周作人辩解，呼吁慎重对待{7}。——周作人之“下水”，首先伤害深重的就是朱光潜、叶公超这些尊敬、信任他的朋友。
　　朱光潜对废名称赏不已。他著文高度评价废名的小说《桥》：“《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理趣’没有使《桥》倾颓，因为它幸好没有成为‘理障’，因为它融化在美妙的意象与高华简练的文字里面”。这几乎道尽了《桥》最主要的思想和艺术特征。并且，朱光潜也几乎是最早指出废名小说与“晚唐诗”的关系，认为“《桥》的文字技巧似得力于李义山诗”，进而指出《桥》“对于卞之琳一派新诗的影响似很显著”{8}。朱光潜甚至对废名为数极少的诗，也很称赏：
　　废名先生的诗不容易懂，但是懂得之后，你也许要惊叹它真好。有些诗可以从文字本身去了解，有些诗非先了解作者不可。废名先生富敏感而好苦思，有禅家与道人的风味。他的诗有一个深玄的背景，难懂的是这背景。{9}
　　朱光潜当然是深为“了解”废名其人的，不仅有极深的交往，而且十分欣赏废名的艺术见解。他在１９３６年公开发表的《王静安的〈浣溪沙〉》一文中说：
　　友人废名君有一次来闲谈，提起六朝文学，他告诉我说：“别看六朝人的词藻那样富丽，他们的内心实有一种深刻的苦痛。”这句话使我非常心折。六朝人的词藻富丽，谁都知道，他们的内心苦痛，稍用心体察的人们也可以见出。废名君的灵心妙悟在把他们的词藻富丽和内心苦痛联在一起说，仿佛见出这两件事有因果关系。
　　此“闲谈”犹魏晋之“清谈”也；这是一段可入《世说新语》之“言语”卷的文字。与乃师知堂素有同好，废名亦对六朝文章有很深刻的独特领悟，而朱光潜亦固是“解人”，所以文章紧接着是这样一段文字：
　　我当时没有问废名君，依他看，这种关系究竟如何。依我揣想，尼采对于古希腊人所说的“由形相得解脱”也许可以应用到六朝人。词藻富丽是他们拿来掩饰或回避内心苦痛的，他们愈掩饰，他们的苦痛更显得深沉。看六朝人的作品，首先要明白这一点，如果只看到词藻富丽，那就只看到空头架子了。写到这里，我想起况周颐在《蕙风词话》里批评纳兰容若的话：“寒酸语不可作。即愁苦之音，亦以华贵出之，饮水词之所以为重光后身也。”“愁苦之音，亦以华贵出之”是六朝人的妙处，是李后主和纳兰容若的妙处，也是这首词（按，王国维《浣溪沙》“天末同云黯四垂”）后段的妙处。{1}
　　由废名的言论，联想到尼采论古希腊悲剧和《蕙风词话》中的议论，再回看“六朝人的作品”和李后主、纳兰容若、王国维的词，朱光潜到底是精通中西诗学的大家。
　　朱光潜如此，留学欧陆归来的梁宗岱也是如此。虽然他才气逼人，孤傲激烈，绝不轻易许人，甚至著文批评好友朱光潜对象征主义之“象征”的误解，然而他却十分佩服周作人。１９３４年，梁宗岱读到刚刚出版的《水星》杂志上登载的周作人的《〈论语〉小记》一文，马上撰文《说“逝者如斯夫”》，称赞周作人这篇文章“平淡而美妙”，认为“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看出知堂老人底个性或艺术态度：一个谦避一切玄谈，以平淡为隽永的兴趣主义者”。何以引起梁宗岱如此反应？原因就在于周作人在文章中说：“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章，“读了觉得颇有诗趣”。周作人的这个说法令梁宗岱十分激动，因为梁宗岱认为《论语》这一章周作人所谓的“诗趣”，正是他所津津乐道的诗之“宇宙精神”：“孔子底话却同时直接抓住了特殊现象和普遍原理底本体，是川流也是宇宙底不息的动，所以便觉得诗意葱茏了。”我们知道，梁宗岱显然是在发挥他的“象征主义”的诗学理论。所以他以这样一段文字结束全文：
　　至于这句话所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就是由于它底表现方法暗合了现代诗之所谓“具体的抽象化，抽象的具体化”底巧妙的配合。“川流”原是一个具体的现象，用形容它底特性的“逝者”二字表出来，于是一切流逝的，动的事物都被包括在内，它底涵义便扩大了，普遍化了；“永久”原是一个抽象的观念，用“不舍”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动词和“昼”“夜”两个意象鲜明的名词衬托出来，那滔滔不息的景象便很亲切地活现在眼前了。{2}
　　梁宗岱到底是深受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因而似乎过于执着于所谓的“宇宙精神”，所以他对周作人所说的《论语》这一章低回不已，而对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深深感怀的《论语》另外一章，置而不论。周作人说：
　　《微子》第十八中又有一章很特别的文章云：“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不晓得为什么缘故，我在小时候读《论语》读到这一章，很感到一种悲凉之气，仿佛是大观园末期，贾母死后，一班女人都风流云散了的样子。这回重读，仍旧有那么样的一种印象，我前后读《论语》相去将有四十年之谱，当初的印象保存到现在的大约就只这一点了罢。③
　　按，皇侃《论语义疏》引孔安国注：“鲁哀公时，礼毁乐崩，乐人皆去。”{4}钱穆《论语新解》云：“此章记鲁衰，乐官四散，逾河蹈海以去，云天苍凉，斯人寥落。记者附诸此篇，盖不胜其今昔之悲感。记此八人，亦所以追思孔子也。”{5}问题是，这一章七句，每一句只是客观地叙述某个乐官去了哪里，却暗示了“鲁衰”之际“礼毁乐崩”乱世景象。这是很接近象征主义诗学所谓的“客观对应物”的写法，而周作人说这一章很有“诗趣”，所谓的“很感到一种悲凉之气”，也正是对其中所蕴含的象征诗意的领会。
　　朱光潜、梁宗岱是京派著名的理论家，他们对周作人、废名的称赏，不能仅仅视为京派同人的思想之接近，更应该看作是周作人及其弟子在京派中的重要意义的一种证明。至于卞之琳等年轻一辈受到周作人、废名的影响，也是证据确凿的史实，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总之，从分化后的“语丝”、“新月”这两个构成京派的基本力量之间的关系来看，从刚刚回国的朱光潜、梁宗岱等人和陆续毕业的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等人和周作人及其弟子俞平伯、废名等人的关系来看，周作人及其弟子诚可谓是京派中的京派，具有核心地位的意义。
　　因此，研究周作人及其弟子，能够更深入地认识、理解京派。
　　二、周作人和他的弟子
　　周作人的弟子，有多种说法，但一般是指俞平伯、废名、沈启无和江绍原四人，这是就继承其衣钵而言的，他们的创作和学术中有周作人的直接的巨大影响，可谓是得乃师一瓣香而自成一园地：俞平伯一度流连于晚明小品之后，迅速投入到晚唐，由晚唐词而五代、两宋词，精神内核始终是“晚唐诗”的趣味；废名则是由“晚唐诗”而六朝文，执着于周作人假借日人所谓的“一种风流”；江绍原沿袭周作人的民俗学的兴趣，而进行学术的研究；只有沈启无，一直学舌乃师，其实并无心得，不过因为在周作人指导之下编书《近代散文钞》而得一时之名而已——难怪３０年代林语堂在上海编杂志，也得借重于远在北平的周作人，以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来开张《论语》，果然文坛顿时注目，继而议论蜂起{1}。
　　但是，正如本书中间一章论述任访秋与周作人之关系所表明的，周作人的弟子远不止通常的俗论之所谓的“四大弟子”。比如李广田，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曾选修过周作人的日文课；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画廊集》就是由周作人作序的，其中叙述故乡的民间风情，深得周作人散文的神韵；受周作人影响，他阅读关于风俗、自然的著作，并撰写书评，他的散文《怀特及其自然史》，发表于１９３４年３月１７日《大公报》之“文艺”副刊，是写英国学者怀特及其著作《塞耳彭自然史》的，发表之后即受到周作人的注意；此外还有《何德森及其著书》、《道旁的智慧》等同样性质的散文，所以他在《画廊集·题记》中说：“我喜欢Ｇ·Ｗｈｉｔｅ，喜欢Ｗ·Ｈ·Ｈｕｄｓｏｎ，又喜欢写了《道旁的智慧》的Ｍａｒｔｉｎ。”{2}他的这种“喜欢”，显然是来自乃师周作人的影响。再如柳雨生，即后来以“柳存仁”名字著名的学者，也是深受周作人影响的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的学生，选修过周作人的课，应该也是及门弟子③。由于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没有写李广田、柳雨生等人与周作人的篇章，至今十分遗憾。幸好因为母校河南大学纪念任访秋先生诞辰百年，我赶写了纪念导师任访秋先生的论文，作为会议论文，从古典文学研究这个特殊的角度论述任访秋先生与他的硕士导师周作人的思想关联，现在成为本书的一章，以弥补没有全部完成“周作人与他的弟子”的原计划的缺憾，暗示这个问题远比俗论“四大弟子”要深刻而丰富得多。
　　及门弟子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虽然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私淑弟子的意义却别有意味，特别是文载道、周黎庵、纪果庵诸人。他们在日伪统治的上海、南京等地，在《古今》、《天地》、《风雨谈》（按，这个刊物的名字来自周作人的一本散文集）等杂志，写作周作人式的“言志”散文，谈历史、谈读书、说民俗，绝不正面直接涉及血雨腥风的现实，出言玄远，追求冲淡、闲适的格调，以示风雅、自若。周作人“下水”之后的散文，是将其３０年代的那种不失为一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极高艺术水准的散文，发挥成为一种发生了质变的“言志”之言说，此时之冲淡、闲适，绝非彼时之冲淡、闲适；而文载道、周黎庵、纪果庵诸人的散文，则是通过模仿周作人的艺术风格，自诩“言志”，实则以冲淡、闲适而文饰其患得患失或做贼心虚的扭曲心态，貌似镇定自若，几或宠辱不惊。
　　周作人和文载道、周黎庵、纪果庵等私淑弟子在《古今》、《天地》、《风雨谈》等杂志上的同台出现，是１９４０年代初上海文坛的特殊景观，其同质性极其明显。正如解志熙所论：
　　如果说“孤岛”时期的杂文继承、发扬的是鲁迅的战斗传统的话，那么抗战中后期华中沦陷区的散文显然追随着周作人的步调和情调，所作多为说古论今的文史随笔和感伤低调的抒情小品。从“鲁迅风”式的战斗杂文转向“知堂风”的趣味随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型，而所牵涉的又不仅仅是纯文学的旨趣，还有人生操守的选择，这即使对作者自己来说也并不是件很容易心安理得的事情。所以，南方沦陷区的散文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作者进退失据的矛盾、游移和扭捏。……文载道、柳雨生、纪果庵基本上代表了华中沦陷区散文的成就。他们都继承周作人的衣钵，自认是些“近乎唯美的言志派”，所作皆富于书卷气而且都工愁善感，文笔摇曳多姿而不免顾影自怜，在情感的抒发上尚未达到周作人的节制与洗练。{1}
　　这是一个十分准确的文学史的论述。
　　１９４４年，谭雯《柳雨生论》说：“近几年来，为了时代和环境三转变，文学又走上了荒芜衰落的路”，“但在散文方面，却并不如是”；“言志的散文却高过于载道的散文”，“前者可以本书所要论的柳雨生和纪果庵、班公、实斋诸君为代表，他们的作品都名重一时”；“他们都是和周作人先生有些关系的，尤其是北大出身像柳雨生君那样的人”{2}。可见在时人眼中，周作人风格的所谓的“言志”散文，风行一时。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正如上文所说，柳雨生算是周作人的及门弟子，但因为开始创作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并且是和文载道、周黎庵、纪果庵诸人一起在《古今》、《天地》、《风雨谈》杂志上发表文章，所以这里一并而论。
　　周作人也是很欣赏这些私淑弟子的。他在为文载道的散文集《文抄》所写的序言中这样说：“在上海南京刊行的杂志上面”出现的作者，“有两位可以提出来一说，这便是纪果庵与文载道”。可见他对这两位私淑于他的散文作者，特别赏识。原因何在？周作人这样解释说：
　　纪君已出文集名曰两都集，文君的名曰风土小记，其中多记地方习俗风物，又时就史事陈述感想，作风固各有特色，而此种倾向大抵相同。自己平常也喜欢写这类文章，却总觉得写不好，如今见到两家的佳作那能不高兴，更有他乡遇故知之感。③
　　这里没有明说的意思显然是，纪果庵、文载道写的是和周作人自己一路的散文，更是模仿周作人自己的风格。
　　与此同时，这些私淑弟子也公开表明他们对周作人散文的认同。纪果庵可以说是周作人私淑弟子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上文引述周作人为文载道散文集所写的序言的一段话中，虽然是将纪果庵、文载道二人并列而论，却是先纪果庵而后文载道，可见在周作人眼中，分量还是有所不同的。纪果庵曾连续发表《知堂先生南来印象追记》、《知堂老人南游纪事诗》两篇长文{4}，叙述周作人１９４２年春末南行的行踪、活动，景仰之情，溢于言表。《知堂先生南来印象追记》中说，周作人的文章，“篇篇读过”，并且认为：
　　大约二十五岁以前的人是鲁迅翁的信徒多，二十五岁后，则未有不拜倒先生（按，周作人）之门者。{5}
　　如此比较而论鲁迅与周作人，实在是一个十分奇特的说法，却很容易让人想起西方的一句名言。
　　比较而论，文载道学周作人，似乎连形似亦犹乎不及。比如《茶烟小记》一文，连题目都模仿周作人。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们需要一点儿悠闲，一点儿从容！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也的确是辅助和营养。……片刻的休憩之闲，作一回情绪的散步，灵魂的苏息。然后点上一枝烟，呷几口茶，然后再进而去致力各人的“本位”，不管是革命，是拼命，是流血，都无碍其为伟大和英勇。{1}
　　这个说法我们十分耳熟，其实就是模仿周作人的著名作品《喝茶》一文中这段很有名的话：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2}
　　然而，文载道的这篇《茶烟小记》毕竟是发表在１９４３年，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如此学舌周作人２０年代初的《喝茶》，令人有不知人间何世之叹！更令人发指的是，竟然在这样的时空之下以明显的反讽语调说什么“不管是革命，是拼命，是流血”，轻薄以至于此！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兹再举两例。
　　其一，１９４４年前后，周作人一再著文议论明朝的灭亡，凭吊甲申之变，甚至一再文末以干支纪年之“甲申”标明作文时间。其《甲申怀古》云：
　　说历史的用处是在警告我们不要再如此。明朝甲申之变至少也该给我们一个大的教训。民不聊生，为盗为乱，又受外诱，全体崩溃，是其一。士人堕落，唯知做官，无恶不作，是其二。这两件事断送了明朝，至今已三百年，引起现在人的追悼，继以嗟叹，末了却需得让我们来希望，如巴古宁所说，以后再没有这些毛病了。③
　　所谓“这两件事断送了明朝”，其说未必不是，但我们也知道，外族的致命一击才使得明朝彻底灭亡。在日寇侵占大半个中国而中国政府正在苦撑危局的国难之际，这样只谈内乱而不论外寇，难道是仅仅讳言更重要的问题？对所论问题说出人人能够接受的、甚至是深刻的意见，却刻意回避谈论不可回避、不能不论的更重要的问题，这种写法，显示了作者精通文章之道，殊不知却也充分暴露了作者之欺世、虚伪，因为他竟然以“局部事实”来掩盖“全部事实”、甚至更为严酷的事实，来自欺欺人地愚弄世人。
　　文载道似乎也意识到，谈论甲申之变是一个表明自己拳拳爱国之心的好题目，在周作人文章发表之后，他马上发表《甲申志感》一文，一连列举六个原因说明明朝的灭亡，从明太祖专制残暴、八股愚民，说到明末帝王昏庸、文人无耻、民众起义{4}。和周作人的文章《甲申怀古》一样，只是着眼于“内乱”，而不言及“外寇”，只是远不及周作人文章简洁、明了，更没有周作人文章高明：立片言以居要之恰当（“说历史的用处是在警告我们不要再如此”）；引用（“如巴古宁所说，以后再没有这些毛病了”）与立说浑然一体。
　　其二，１９４２年，周作人曾公开发表他为《汪氏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一书所写的序；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予昔时曾多读佛经，最初所见者有菩萨投身饲虎经一卷，文情俱胜，可歌可泣。中国历史上此种志士仁人不少概见，或挺身犯难，或忍辱负重，不惜一身以利众生，为种种难行苦行。……如汪先生此录，自更令人低徊不置矣。抑汪先生蒙难不止庚戌，民国以后，乙亥在南京，已卯在河内，两遭狙击，幸而得免，所舍不祗生命，且及名声，持此以观庚戌之役，益可知其伟大，称之为菩萨行正无不可也。{5}
　　这里所谓的“菩萨投身饲虎”这个佛经中的古典，因此也就成为周作人此后的文章中一再出现的今典。正如古苍梧所说：“汪氏或‘和平运动’中人应该都乐于以‘投身饲虎’的菩萨行自况的。”{1}
　　柳雨生在出席“日本文学报国会”主办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后，于１９４３年发表《怀乡记》一文，文中说：
　　我们不但应该以德报德，并且应该用投饲饿虎的伟大精神，用一切的努力，去拯救全宇宙全人类正在挣扎苦痛中的水深火热生活。{2}
　　以一种周作人向来不能欣赏的夸饰、激昂的腔调进行布道，仿佛还沉浸在出席大会的亢奋之中，柳雨生的散文刻意模拟周作人的文章，实则较文载道更逊一筹。所谓“投饲饿虎”，正是借用周作人在文章中首先使用的“菩萨投身饲虎”典故，而不是直接来自佛经的熟典，偶然的巧合，因为柳雨生的这篇文章在周作人之后发表于《风雨谈》，并且柳雨生晚年回忆周作人的长篇文章中所津津乐道的所谓周作人“晚期”的散文，正是周作人“下水”之后发表在《古今》、《风雨谈》等上海杂志上的文章。
　　事实表明，１９４０年代初，文载道、周黎庵、纪果庵、柳雨生诸人与周作人的上述特殊的关联，具有不同寻常的意味，完全不同于二三十年代的俞平伯、废名、李广田等人于周作人的关系；他们私淑周作人，倡言为文“言志”，不屑于“载道”，实则是放弃起码的民族道义的借口，理论上看似几无破绽，甚至冠冕堂皇，其实自欺欺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周作人的“言志”之理论和文章之风格的追和，也是对周作人３０年代文学主张、文章风格的负面意义之可能性、对周作人４０年代前半期的言行和文章之实质的一种特殊的诠释。
　　因此，“周作人和他的弟子”这个问题，“弟子”的概念应该包括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考察周作人与他的私淑弟子在４０年代的文学创作，自然就不再是“京派中的京派”的问题了，而是对中国４０年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而有特别意义的文学现象的研究。限于体例和篇幅，本书只能集中讨论周作人和他的及门弟子。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周作人与其私淑弟子的关系，因为这是研究“下水”之后的周作人这个难题的一个极好的学术视角：以周作人与其私淑弟子的关系来诠释周作人，并且不仅仅是讨论周作人对其私淑弟子的“影响”问题。
　　三、问题：思想和创作
　　本书原名中的“思想和创作”，才是本书所要论述的核心问题。
　　笔者看来，“周作人与他的弟子”，是故事的叙述，但读者对这些故事大都耳熟能详，因而笔者实在没有讲述“周作人与他的弟子”的故事的兴致。已经有了钱理群、止庵两位的《周作人传》③，即使还能发掘一些这两部传记偶尔忽略或没有深谈的史实甚至逸事，恐怕也没有多大的意义。然而，史实的考察可以深入论述问题，比如，本书对周作人４０年代之所以“怀废名”、与沈启无发生的“破门”事件的叙述和分析，实则论述周作人“下水”之后的思想特征，尤其是周作人已经意识到抗日战争即将结束，大局已定，他不免惶然、焦虑甚至侥幸的复杂心态。他写作《怀废名》一文，心理极为微妙，亦极尽他所擅长的那种具有特殊风格的文章之妙；而“破门”事件，与其说他绝不“宽容”，寸铁杀人，不如说他进退失据，不惜自毁其冲淡、闲适的形象塑造。“知人论世”，此之谓欤？
　　因此，研究的思路和本书的写作设计，仅仅是以“周作人与他的弟子”作为研究和论述的对象或框架，主旨是问题的研究和论述，这个问题就是“周作人与他的弟子”之“思想和创作”。
　　“思想”的讨论，其实就是研究、论述其人生的选择和文学的“趣味”，俗白的说法其实就是常规的“作家论”和“创作论”，丝毫没有玄学化、哲学化之形而上努力的奢望，也没有这个兴趣。人生的选择，关注的是周作人２０年代末和３０年代末这两个关键时刻及其前后的思想状况与人生道路的选择，是历史时空之中的具体的人与事，而不是什么“生命意识”、“时间意识”、“宇宙意识”之类。上文所谓的对周作人４０年代之所以“怀废名”、与沈启无发生的“破门”事件的叙述和分析，就是如此。
　　旨归在文学。即使讨论其“思想”，分析的是其人生的形式、趣味和选择，也没有脱离文学的讨论，而是通过具体的文字之表述和文体之特征，考察其“思想”的实际内容和具体形态。周作人这样杰出的文章大家，他的散文极尽文章之妙，看似“简单”，实则充满修辞技巧，并且是大巧若拙。婉曲、反讽、典故、引用之类不论，即使直白的表述往往也绝不是“大白话”。他二三十年代小品文之于读者的审美之魅力尽在于此，令人低回不已；而他“下水”之后的文章也因此极具审美之魅惑，令人几或不知人间何世，无论魏晋者也。验之于周作人研究历史，我以为，周作人研究的难题乃至误解，不仅仅在于他的思想的复杂性，而且也在于其文章艺术之妙——作者的真实形象因为文字的审美表述而几如云山雾罩，作者的思想情感在这种审美文字的字里行间的显现，往往是极其隐微而迷离。
　　周作人的文学思想，相对而言，要明确得多。其卓识不仅在于他的深刻的理论修养，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深刻把握和准确预见。关于小说，早在１９２０年，周作人就说：
　　这抒情诗的小说，虽然形式有点特别，但如果具备了文学的特质，也就是真实的小说。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要有葛藤，极点与收场，才得谓之小说；这种意见，正如十七世纪的戏曲的三一律，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1}
　　那是远在中国现代小说刚刚起步之际，周作人就如此提倡并准确地预见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出现和发展，并且我们完全也可以将这段话所谓的“形式有点特别”，作为鲁迅自谓其小说“格式的特别”之说的一个最为准确的笺疏{2}。关于新诗，１９２６年，周作人在《〈扬鞭集〉序》中说：
　　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而写法则觉得所谓“兴”最有意思，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让我说一句陈腐话，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是最旧，在中国也“古已有之”。……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③
　　这是在周作人推荐出版的李金发《微雨》诗集问世的那一年{4}，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歌在２０年代后期即将登场；周作人倡导并准确预见了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出现和发展。和他肯定抒情小说一样，周作人对中国象征主义诗歌，不仅理论贡献重大，而且是最早的倡导者。至于散文，从“五四”时期发表《美文》开始，到２０年代末提倡“小品文”，周作人的理论贡献和他的创作成就一样重大，自不必说。
　　因此，周作人的文学影响，是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影响，而不仅仅是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及门弟子和私淑弟子。也就是说，周作人对其弟子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小圈子”里的气味相投而已。再者，周作人的弟子，大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学者，并且大有如废名这样深刻影响过诸如小说家沈从文、汪曾祺和诗人卞之琳、散文家何其芳的杰出作家。——这大概也是“周作人与他的弟子”这个命题的特殊的魅力和意义之所在吧。
　　旨归在文学，却也不能不正视周作人“下水”这个难题。
　　之所以说是“难题”，仅从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评价的差异之大就可以看出{5}。而之所以具有解释、评价的巨大差异，也绝不仅仅是因为论者的民族主义（“汉奸”问题）、道德主义或人格主义（“气节”问题）的思想立场的差异。在这里，所谓文是文、人是人，不以其人而废其言，是没有意义的，理论上和事实上均不能成立，此论远不及钱锺书论“文如其人”之睿智而圆通：
　　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何须固执有言者必有德乎？{1}
　　据此似可以说：深赏周作人其文者，而或愈加惋惜其人；固然不必“固执有言者必有德”，亦难免或有“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之叹。此外，另有学者将周作人“下水”之前的思想与他“下水”这个行为视为因果关系，试图演绎出一条周作人的内在思想逻辑线索，此亦难以自圆其说，理据和事实依据似乎并不充分。
　　也许，和王国维之“自杀”、李叔同之“出家”一样，都是２０世纪中国的“世纪难题”；也许，类似于海德格尔与纳粹的“世界难题”？那么西方的海德格尔研究或许能够给予周作人研究以某种启发？——既然连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思想家也不敢贸然对“海德格尔与纳粹”这个命题进行“解构”，更不至于否认海德格尔的“失节”，那么中国学者中有人竟然为周作人之“下水”这种附逆、事敌的叛国行为进行辩解，作“同情”之理解，实在匪夷所思！
　　周作人之“下水”，自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也有偶然非常之外因，不免令人同情，但这一切都不足以使之附逆、事敌行为具有合理性。毕竟不过是一个文化汉奸，尚不至于曾经双手沾满民族同胞之鲜血，和那一时期的许多大大小小的汉奸相比，也未必更是罪不可赦，但周作人这个名字又毕竟曾经是当时的中国文学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周作人其人也毕竟是当时具有相当威望和影响的重要作家，可谓是肩负当时一切具有民族道义之作家的殷切期望，因而周作人之“下水”，其文化的、道德的破坏力，也是十分巨大的。而在我看来，其最不可原谅之处，就是他竟然以“一说便俗”自辩，至死也没有哪怕是一句认罪、悔过乃至歉然的话，其傲慢实乃卑劣；而其深深伤害废名、朱光潜等人尊敬他、爱戴他的良心和尊严，尚在其次也。——即便如此，每次阅读、引述朱光潜的《再论周作人事件》，我都不禁长叹，久久难以释怀！想象朱光潜得到周作人确实“下水”消息时的心情，难免内心隐隐作痛！因为这客观上是对一颗善良的心灵的最为无情的伤害，对一个具有高洁的人生理想的学者的最为残忍的嘲弄。汉娜·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有着深切的思想和感情的联系，台湾学者蔡英文在其论述汉娜·阿伦特的著作中说：
　　人所作所为不能忤逆自我对话的另一位伙伴，即你自己，而造成自我矛盾的处境。人为恶造成自我割裂的矛盾，则带来所谓的“良知的负担”。{2}
　　人性有常，难道周作人真的如其文章所表现的那么心安理得吗？难道以“一说便俗”自辩，就真的具有理论的自洽性，因而没有丝毫“良知的负担”吗？还是欺人同时也是自欺？
　　如果说周作人之“下水”，自有其深刻的思想原因，那么这个思想或许就是他那唯美的个人主义吗？
　　早在１９２２年，周作人就在其著名的《自己的园地》一文中说：
　　倘若用了什么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美其名曰迎合社会心理，——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③
　　当时的中国，在周作人眼里无异乎“白痴的社会”，正如他在纪念“三·一八”死难的学生时愤激地说：“什么世界，还谈爱国？”{4}这是他为悼念死难学生而写的一副挽联的上联。他当时撰写的另外一副挽联的下联则云，“活着又怎么样，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掠耳，弹雨临头”{5}，意在愤然慨叹“苟全性命于乱世”，却仿佛一语成谶，竟然预示了他十几年后的遭遇。所以，周作人宣布经营其“自己的园地”。并且这样解释说：
　　泛称人生派的艺术，我当然是没有什么反对，但是普通所谓人生派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对于这个我却略有一点意见。“为艺术的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至于如王尔德的提倡人生之艺术化，固然不很妥当；“为人生的艺术”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也何尝不把艺术与人生分离呢？我以为艺术当然是人生的，因为他本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表现，叫他怎能与人生分离？“为人生”——于人生有实利，当然也是艺术本有的一种作用，但并非唯一的职务。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为艺术”派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为人生”派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又即以为实生活的基本；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1}
　　这是周作人借反思“五四”新文学，来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周作人敏感地意识到，随着“救亡”之国家意识的日益高涨，个人主义将被集体主义所取代的时代思潮的趋向。虽然他在这里尚且说“如王尔德的提倡人生之艺术化，固然不很妥当”，但我们知道，不久之后，１９２４年，周作人就著文《生活之艺术》，提出一种唯美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１９２８年，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说：
　　……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丈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2}
　　这个说法，完全可以看作周作人这期间发表的《十字街头的塔》、《闭户读书论》诸文的核心思想。直到１９３４年，周作人在《〈论语〉小记》中所表达的，仍然是其２０年代以来一以贯之的思想：
　　我对于这些隐者向来觉得喜欢，现在也仍是这样，他们所说的话大抵都不错。……中国的隐逸都是社会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理想，却看得社会浑浊无可实施，便只安分去做个农工，不再来多管，见了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却是所谓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想了方法要留住他。看上面各人的言动虽然冷热不同，全都是好意，毫没有“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意味，孔子的应付也是如此，这是颇有意思的事。外国的隐逸是宗教的，这与中国的截不相同。他们独居沙漠中，绝食苦祷，或牛皮裹身，或革带鞭背，但其目的在于救济灵魂，得遂永生，故其热狂实在与在都市中指挥君民焚烧异端之大主教无以异也。二者相比，似积极与消极大有高下，我却并不一定这样想。对于自救灵魂我不敢赞一辞，若是不惜用强硬手段要去救人家的灵魂，那大可不必，反不如去荷蒉植杖之无害于人了。我从小读《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对于隐者的同情，这恐怕也是出于读经救国论者“意表之外”的罢？③
　　自言像“隐者”那样，“不再来多管”国家、社会，并且借评说“外国的隐逸是宗教的”、“不惜用强硬的手段要去救人家的灵魂”，隐含否定“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乃至各种政党的政治宣传，还直接挖苦、讽刺所谓“读经救国论者”，周作人在这里所表现的思想，仍然是其唯美的个人主义。虽说有其激烈的愤世思想，但用世、经世的思想可以说几乎全然没有了。
　　以上的概述，表明周作人思想的一个方面，即唯美的个人主义，贯穿整个二三十年代，是其一贯的思想。并且，由于这个思想经过他一再的多方面、多形式的述说，几乎自成系统，具有了一定的理论的自洽性。
　　问题在于，这种思想本身无可厚非，甚至有其抵制、反抗专制统治或极权主义的积极性质和思想力量；即使就周作人生活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而言，以此获得某种思想的慰藉，也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然而，在周作人所谓的“苦住”沦陷于日寇统治之下的北平那样一个极端的环境，因为周作人的名望所招致的远比常人更加危险的处境{1}，这种唯美的个人主义，极有可能成为“苟全性命于乱世”——周作人曾经一再引述并曲解诸葛亮的这句名言——的思想借口。而这种思想因为在周作人那里几乎自成体系，具有了一定的理论的自洽性，其危险性也就更大，正如汉娜·阿伦特说：
　　恶的真正诱人之处，魔鬼身上所具有的迷人特质，首先就是一种审美现象，从最广义的“审美”来看，那些坚持“生意就是生意”信条的商人，以及坚持“战争就是战争”的政治家，都是处在“价值真空”中的审美化的文人。在都为自己体系的自洽性而着迷这一点上，他们都是唯美主义者；而他们之所以成为杀人者，是因为他们准备为了这种自洽性、这种“优美的”一致性而牺牲任何东西。{2}
　　而对周作人这个唯美的个人主义者来说，他一再述说他的那种唯美的个人主义思想，也就近乎“为自己体系的自洽性而着迷”；他的唯美的个人主义思想，也因为具有某种程度的理论的自洽性，也就几乎是具有了“恶的真正诱人之处，魔鬼身上所具有的迷人特质”。——如此说来，“下水”之于周作人，不仅是被迫、不得已，也是一种诱惑？周作人在其著名的《五秩自寿诗》中自云“不将袍子换袈裟”、“光头更不著袈裟”，曾几何时，何以一身日伪戎装出行视察、登台训话，照片发表天下？纪果庵《知堂先生南来印象追记》云：
　　起初，我们听了“督办”两个字，未免有些与先生的风度不相和谐的感觉，也许是民国以来所谓“督办”者，给人印象太坏之故；至去年冬，我披阅北京出版的《新民报》，见有先生着戎装检阅青年团的照相，更其不免要笑出来，因为好像与先生日常习惯距离愈加远了，“周知堂”或“药堂”等字，怎么会和“青年团”发生联系呢？不知先生自己心中怎样，我们反正是这么大胆的感觉着了，果然，不过两三个月，先生就放弃了“乌纱”生活，而照旧穿那不肯换袈裟的袍子。③
　　纪果庵“不免要笑出来”，岂止“因为好像与先生日常习惯距离愈加远了”而已？实则丑态毕现，以至于私淑弟子也觉得不堪、丢人；“不知先生自己心中怎样”之问，意味深长；不是周作人主动“放弃了‘乌纱’生活”，而是官场争斗的失意，纪果庵岂能不知？盖深感难堪，所以也就只好一笑了之矣。
　　（本文乃作者近著《周作人和他的弟子》一书的《绪言》，该书即将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穆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