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您认为自己有资格来宣扬探明生活意义、蔑视痛苦这类观点？难道您以前受过苦？您知道什么叫痛苦？请问您小时候挨过打吗？”（伊凡·德米特里）
　　“不，我的父母痛恨体罚。”（安德烈·叶菲梅奇）
　　“可是我经常挨父亲的毒打。我的父亲是个性情暴躁、害痔疮的文官，鼻子很大，脖颈灰黄。不过还是谈谈您吧。您这一辈子，谁也没有用指头碰过您一下，谁也没有吓唬过您，折磨过您，您健壮得像头牛。您在父亲的庇护下长大，他供您上学读书，后来又找了一个高薪而清闲的肥缺。二十多年来您住着不花钱的公房，供暖、照明、仆役，一应俱全，而且有權爱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爱干几小时就干几小时，哪怕什么事不做也行。您生来就是个懒散、疲沓的人，所以您竭力把生活安排得不让任何事情来打扰您，免得您动一动位子。您把工作交给医生和其他混蛋去做，自己坐在温暖安静的书房里，积攒钱财，读书看报。您自得其乐，思考着各种各样高尚的胡言乱语，而且还——”
　　伊凡·德米特里看一眼医生的红鼻子，“爱喝酒。总而言之，您没有见过生活，根本不了解生活，您只是在理论上认识现实。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什么都不表示惊奇，其原因很简单：人世的空虚，身外之物和内心世界，蔑视生活、痛苦、死亡，探明生活的意义，真正的幸福——凡此种种是最适合俄国懒汉的哲学。比如说，您看见一个农民在打他的妻子。何必抱不平呢？由他打去吧，反正两人迟早都要死的，再说他打人侮辱的不是被打的人，而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的，不成体统的，可是喝酒的要死，不喝酒的也要死。有个村妇来找您，她牙疼……嘿，那算什么？疼痛是人对病痛的一种观念，再说这世界上没有不生病的人，大家都要死的，所以你这婆娘，去你的吧，别妨碍我思考和喝酒。年轻人来讨教怎样生活，该做什么。换了别人回答前一定会认真考虑，可是您的答案是现成的：努力去探明生活的意义，或者努力去寻找真正的幸福。可是这种神话中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当然，答案是没有的。我们这些人被关在铁牢里，浑身脓疮，受尽煎熬，可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在这个病室和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其实毫无差异。好方便的哲学：无所事事，良心清白，自以为是个智者……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考，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是巫师显灵，是痴人说梦……是的！”伊凡·德米特里又勃然大怒，“您蔑视痛苦，可是，如果您的手指叫房门夹一下，恐怕您就要扯开嗓门大喊大叫了！”
　　“也许我不大喊大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微笑着说。
　　“是吗！哪能呢！假定说，您突然中风，‘咚’地一声栽倒了，或者有混蛋和无耻小人，利用他的地位和官势当众侮辱您，您明知他这样做可以不受惩罚——嘿，到那时您就会明白叫别人去探明生活的意义、追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独到的见解。”安德烈·叶菲梅奇满意地笑着、搓着手说，“您爱好概括，这使我感到又愉快，又吃惊。您刚才对我的性格特征作了一番评定，简直精彩之极。说真的，同您交谈给了我极大的乐趣。好吧，我已经听完了您的话，现在请听我说……”
　　知识分子伊凡·德米特里受尽生活的煎熬，对黑暗的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次，面前经过一队被押解的犯人，他深受刺激，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根本就是生活在沙皇俄国这个大监狱里，而且永远无可逃遁。于是他再也不能安然生活下去了，他每时每刻都感到压抑得透不过气来，于是被关进了治疗“疯子”的第六病室。
　　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刚来医院时，想在周围建立一种合理、健全的生活秩序，但是他深感在黑暗现实面前自己的软弱无力。他躲在家里喝酒、看书，形成了一种妥协的、自欺欺人的哲学。然而残酷的现实，使他内心越来越苦闷、矛盾。在和德米特里的争论中，他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激烈言辞所吸引，渐渐觉醒。他很快也被当作疯子关起来，最终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