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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迭起，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力量逐渐增强。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一党得失，实行更为积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共产国际支持《八一宣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对日实行妥协退让政策，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如何挽救民族危亡，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与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有着直接关系。
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会议指出，应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会议明确表示：“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在共产国际新政策的影响下，中共代表团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政策。此时正在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已和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系一年多，无法及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调整政策方面走在前列。
《八一宣言》的产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代表团工作人员吴玉章回忆：“1935年6月，当听到《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屠杀我爱国同胞及上海新生事件等等难忍的消息，我们急电王明同志共商对策。”王明接受吴玉章的建议，仅用4天时间便完成《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起草，然后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多次讨论和集体修改而定稿。
在《八一宣言》的形成过程中，王明向斯大林作了口头汇报，斯大林对此给予肯定。王明回忆，在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上，他和斯大林讲到抗日的政策问题。他告诉斯大林，中共中央即将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在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同时组织全国统一抗日联军和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斯大林说，中共的这个路线是正确的，目前主要的问题在于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当王明讲到中国人民要组织武装抗日时，斯大林说，“日本军阀有一个特点就是怕打，软欺硬怕”“你们中国人民多，只需团结合作抗战到底，一定能胜利”。斯大林的这些话，给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了解和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八一宣言》定稿后，由王明译成俄文，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审阅同意后，在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将《八一宣言》编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第10期，于1935年10月3日全文刊载。
从张浩回国到瓦窑堡会议
《八一宣言》发表时，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并不知道。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局机关已遭到破坏，中共的上海地下电台被迫停止工作，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失去了电讯联系。此时中共中央和红军已经陷入极端困苦的境地，对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阿坝州后才听说有《八一宣言》，当时还以为是国民党所为。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8月20日在毛尔盖召开扩大会议后，决定派潘汉年专程前往苏联汇报工作。
此时，共产国际也在为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而努力。1935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派阎红彦回国递送密电码，同时准备迎接一批军事干部到苏联学习。阎红彦由新疆入境，过甘肃，转绥远到北平，最后由山西进陕西到陕北苏区时，已是1935年底。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再派张浩回国，尽早将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传达给中共中央。
张浩即林育英，林彪（林育容）的堂兄，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中共早期革命家。1933年初，林育英赴莫斯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既为国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所熟悉和信任，又有长期国统区工作的经验，他化名“张浩”，取道蒙古越境回国，经过3个月长途跋涉，终于在1935年11月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张浩的到来是一件大事，中共中央不久便与共产国际恢复了联系。考虑到沿途通行安全，张浩未携带任何文件。他全凭记忆，准确地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转述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几天后，周恩来、毛泽东相继从直罗镇战斗前线回到瓦窑堡，先后同张浩长谈。毛泽东还与张浩长谈两个晚上，畅谈自1927年武汉分手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破裂后，为了民族利益，转而又要同国民党建立新的統一战线……1935年12月17日，瓦窑堡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瓦窑堡镇下河滩田家院张闻天的住处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邓发、刘少奇、张浩等10多人。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张浩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两个文件。
12月27日，在瓦窑堡龙虎山脚下的天主堂召开有400多人参加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报告深刻论述并进一步贯彻以上两个决议的精神，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那种孤家寡人的错误指导思想，使中共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善于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学会结合中国国情，从中国抗日救亡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战略方针和一系列政策，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必将促进全国抗日新高潮的到来。 “周先生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局面错综复杂。中国共产党冷静分析当前的局势，认为在众多复杂的矛盾中，中日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大政方针。
为了更为详细了解事变的具体情况和各方信息，中共中央决定暂不表态，当即电告共产国际征询意见，拟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与张、杨共商大计。1936年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张学良，告之中共已决定“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张学良复电：“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待恩来兄到后详谈。”由于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没有正规机场，15日清晨，周恩来一行18人冒着漫天大雪，连续骑马行程170多千米赶到延安，于17日下午乘张学良专机飞赴西安。飞行途中，随机前来迎接中共代表团的刘鼎（派往东北军进行统战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向周恩来汇报了事变中的一些情况：张学良在扣留蒋介石时，向执行者明确交代一定要抓活的，要保护蒋，促其抗战。周恩来认为这一做法是同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一致的。他对刘鼎说，西安事变并不是要打垮蒋介石的武装力量，希望结果不要造成更大的内战，只要能把抗战推进一步就很好。
飞机在西安西郊机场降落时，已近黄昏时分。一筹莫展的张学良如释重负地说：“周先生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后，当晚便与张学良举行会谈，了解西安和南京方面的有关情况。张学良认为：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该释放蒋，并且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周恩来赞同张学良的看法，同时详细表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他认为：“蒋虽被扣押，但蒋介石军事实力仍然存在。如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就会有一个好的前途；倘若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提供便利条件，那样中国的前途会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
周恩来富有说服力的分析和鲜明的意见，张学良很佩服，增加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心和信心。他说：“共产党给我做了很好的参谋，也是为未来着想考虑的。”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连夜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建议中央“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这一建议当即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12月1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第一次公开提出“保蒋安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12月18日上午，周恩来又与杨虎城举行会谈，表达力争和平解决事变、最后释放蒋的意见。杨虎城坦率地陈述了自己对蒋介石将来能否抗日，对发动事变的人是否施行报复的疑虑……杨虎城感慨地说：“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当日，周恩来再次电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在12月19日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认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把他释放。
了解到西安和中共的态度后，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飞往西安，这就促成了南京、西安、保安的三方谈判。
周恩来自然成了谈判的主角。为了民族大计，他多次同宋氏兄妹交谈，一再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宋美龄接受了周恩来的主张。24日晚，周恩来在张、杨和宋氏兄妹的陪同下，来到扣留蒋介石的高桂滋公馆与蒋会晤。
经过两天谈判，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至此，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基本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国也由此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性转折。
红军改编换军帽，“我们是白皮红心萝卜”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红军战士摘下“五星军帽”，换上国民党军队的“青天白日”灰色军帽。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难关头为促成国共合作而做出的重大让步之一，彰显了人民军队将中华民族利益置于心中最高位置的赤血忠诚。红军改编的消息一经传开，立即在部队中引起震动。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很不理解，尤其不能容忍红军的红五星换成青天白日十二角星。他们说，过去我们戴着红帽徽为穷人闹翻身，国民党军队“围剿”我们10年，如今却要摘下红五星，换上敌人的帽徽。红军由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一下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不少同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
不满情绪在红军中持续蔓延，有的基层干部晚上开完会回来就不辞而别了，有的战士表示坚决不当国民党。针对部队中的这种不满情绪，红军领导干部反复给大家解释，做思想工作，多次开会介绍抗日形势，教育部队官兵提高认识：“戴国民党军帽也是为了救国和抗日。现在国共两党携手共同拯救中华民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1937年8月底，红军部队的广大基层官兵，在复杂的情绪中，坚定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命令，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937年9月6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在西安的三原县石桥镇举行阅兵典礼和抗日誓师大会。刘伯承师长发表讲话说：“现在大敌当前，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同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明了我们党实行国共合作，坚持抗日的诚意，这对促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推动全面抗战，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大家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同志们，红军改编，这不过是一种形式，我们人民軍队的本质并没有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国劳苦大众的意志也不会变。”刘伯承师长随后提高了嗓门：“现在我命令，换帽子！”全师服从命令，一起戴上了新军帽。 之后刘伯承师长仍在军中不断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大家的心情我理解。别看现在我们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徽，可我们还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还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人民军队，为了国家，为了抗日，我们告别了红军帽。帽子换了算什么，可我们的心是红的，我们是‘白皮红心萝卜’……”
改编后的八路军随即整装东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执行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发展壮大自己的战略任务，成为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台儿庄战役前周恩来三劝李宗仁
台儿庄大捷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场典型战役。李宗仁指挥的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对战役的胜利发挥了主要作用，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也与这场大战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对台儿庄大捷功不可没。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团副团长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担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一职。
1937年12月，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失陷。不到半年时间，国民党军队在平津、忻口、淞沪、南京等重大战役中屡屡失利，损兵百万。
对急转直下的战局，中共方面深感忧虑。周恩来觉得，必须利用国共合作这一有利条件，动员国民党在徐州打一仗，挫一挫日军的锐气。
当时徐州战区为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李宗仁有爱国之心，西安事变前后，与中共素有往来，并与一贯排斥异己的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因此，周恩来首先想到要争取李宗仁。
从抗日大局着想，周恩来主动登门面见尚在武汉的李宗仁。见面后，周恩来直接说明来意。李宗仁对周恩来在徐州与日军打一仗的动议在内心是十分认同的，但因不满蒋介石在大敌当前不顾大局，利用最高统帅的特权保存实力、消除异己的做法；又因五战区部队成分复杂、多系杂牌、不便驾驭，武器装备又十分落后，难与日军匹敌的情况，顾虑重重……
初次劝说未果，周恩来得知国民党新桂系另一首领、李宗仁的好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即将飞赴徐州的信息，于是，周恩来与叶剑英又不失时机地拜访白崇禧，希望通过白崇禧间接做李宗仁的工作。
谈话中，周恩来除了再次建议应早下决心在徐州打一仗，还详细说明了共产党关于打赢此仗所采取的作战方针，进一步坚定了白崇禧打赢此仗的信心。周恩来顺势建议白崇禧到徐州后，务必向李宗仁将军转达中共这一建议，望其早下决心。白崇禧慨然应允，表示一定会向李将军面陈，随即飞赴徐州。
白崇禧离开武汉赴第五战区后，周恩来继续关注着徐州的形势。1938年3月初，周恩来派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少将高级参谋张爱萍前往第五战区，面见李宗仁，代表中共对李宗仁再做一次争取工作。
张爱萍接受任务后，日夜兼程，赶到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部。谈话中，张爱萍了解到，在危急时刻，李宗仁仍处于犹疑之中，便对李宗仁说：“现在日军骄横一切，实在欺我太甚。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军人，岂能容忍他们继续下去！”“日本现在是孤军直入，乃兵家所忌，正是予以打击的良机。”张爱萍着急地说，“此战非打不可，再拖延下去，日军就攻占徐州了！”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胸怀爱国之心的李宗仁，终于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复劝导、一再努力下，下定了在徐州打一仗的决心。他坚定地向张爱萍表示：“我已最后决定在徐州打一仗！请您转禀周副部长，他的意见很好，请听候我的捷音！”
1938年3月28日，臺儿庄战役打响，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终于获得成功。台儿庄一役，中国军队痛歼日军矶谷师团大部，重创板垣师团，战果辉煌，震惊中外。这不仅是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胜利，更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的一曲凯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十年内战之后，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历史条件下，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出现全国抗战的新局面，奏响了全社会抗日救国的时代最强音。中华民族空前地团结起来，一切爱国力量都集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凝聚成反对外来侵略的滚滚洪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最广泛、最深厚的民族基础，谱写了中国历史上反抗外来侵略的最壮烈、最恢宏的篇章。
共产国际支持《八一宣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对日实行妥协退让政策，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如何挽救民族危亡，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与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有着直接关系。
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会议指出，应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会议明确表示：“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在共产国际新政策的影响下，中共代表团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政策。此时正在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已和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系一年多，无法及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调整政策方面走在前列。
《八一宣言》的产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代表团工作人员吴玉章回忆：“1935年6月，当听到《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屠杀我爱国同胞及上海新生事件等等难忍的消息，我们急电王明同志共商对策。”王明接受吴玉章的建议，仅用4天时间便完成《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起草，然后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多次讨论和集体修改而定稿。
在《八一宣言》的形成过程中，王明向斯大林作了口头汇报，斯大林对此给予肯定。王明回忆，在共产国际七大会议上，他和斯大林讲到抗日的政策问题。他告诉斯大林，中共中央即将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在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同时组织全国统一抗日联军和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斯大林说，中共的这个路线是正确的，目前主要的问题在于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当王明讲到中国人民要组织武装抗日时，斯大林说，“日本军阀有一个特点就是怕打，软欺硬怕”“你们中国人民多，只需团结合作抗战到底，一定能胜利”。斯大林的这些话，给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了解和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八一宣言》定稿后，由王明译成俄文，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审阅同意后，在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将《八一宣言》编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第10期，于1935年10月3日全文刊载。
从张浩回国到瓦窑堡会议
《八一宣言》发表时，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并不知道。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局机关已遭到破坏，中共的上海地下电台被迫停止工作，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失去了电讯联系。此时中共中央和红军已经陷入极端困苦的境地，对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阿坝州后才听说有《八一宣言》，当时还以为是国民党所为。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8月20日在毛尔盖召开扩大会议后，决定派潘汉年专程前往苏联汇报工作。
此时，共产国际也在为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而努力。1935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派阎红彦回国递送密电码，同时准备迎接一批军事干部到苏联学习。阎红彦由新疆入境，过甘肃，转绥远到北平，最后由山西进陕西到陕北苏区时，已是1935年底。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再派张浩回国，尽早将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传达给中共中央。
张浩即林育英，林彪（林育容）的堂兄，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中共早期革命家。1933年初，林育英赴莫斯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既为国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所熟悉和信任，又有长期国统区工作的经验，他化名“张浩”，取道蒙古越境回国，经过3个月长途跋涉，终于在1935年11月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张浩的到来是一件大事，中共中央不久便与共产国际恢复了联系。考虑到沿途通行安全，张浩未携带任何文件。他全凭记忆，准确地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转述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几天后，周恩来、毛泽东相继从直罗镇战斗前线回到瓦窑堡，先后同张浩长谈。毛泽东还与张浩长谈两个晚上，畅谈自1927年武汉分手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破裂后，为了民族利益，转而又要同国民党建立新的統一战线……1935年12月17日，瓦窑堡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瓦窑堡镇下河滩田家院张闻天的住处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邓发、刘少奇、张浩等10多人。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张浩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两个文件。
12月27日，在瓦窑堡龙虎山脚下的天主堂召开有400多人参加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报告深刻论述并进一步贯彻以上两个决议的精神，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那种孤家寡人的错误指导思想，使中共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善于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学会结合中国国情，从中国抗日救亡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战略方针和一系列政策，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走向成熟，必将促进全国抗日新高潮的到来。 “周先生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西安事变爆发后，局面错综复杂。中国共产党冷静分析当前的局势，认为在众多复杂的矛盾中，中日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大政方针。
为了更为详细了解事变的具体情况和各方信息，中共中央决定暂不表态，当即电告共产国际征询意见，拟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与张、杨共商大计。1936年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张学良，告之中共已决定“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张学良复电：“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待恩来兄到后详谈。”由于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没有正规机场，15日清晨，周恩来一行18人冒着漫天大雪，连续骑马行程170多千米赶到延安，于17日下午乘张学良专机飞赴西安。飞行途中，随机前来迎接中共代表团的刘鼎（派往东北军进行统战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向周恩来汇报了事变中的一些情况：张学良在扣留蒋介石时，向执行者明确交代一定要抓活的，要保护蒋，促其抗战。周恩来认为这一做法是同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一致的。他对刘鼎说，西安事变并不是要打垮蒋介石的武装力量，希望结果不要造成更大的内战，只要能把抗战推进一步就很好。
飞机在西安西郊机场降落时，已近黄昏时分。一筹莫展的张学良如释重负地说：“周先生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后，当晚便与张学良举行会谈，了解西安和南京方面的有关情况。张学良认为：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该释放蒋，并且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周恩来赞同张学良的看法，同时详细表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他认为：“蒋虽被扣押，但蒋介石军事实力仍然存在。如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就会有一个好的前途；倘若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提供便利条件，那样中国的前途会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
周恩来富有说服力的分析和鲜明的意见，张学良很佩服，增加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心和信心。他说：“共产党给我做了很好的参谋，也是为未来着想考虑的。”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连夜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建议中央“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这一建议当即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12月18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第一次公开提出“保蒋安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12月18日上午，周恩来又与杨虎城举行会谈，表达力争和平解决事变、最后释放蒋的意见。杨虎城坦率地陈述了自己对蒋介石将来能否抗日，对发动事变的人是否施行报复的疑虑……杨虎城感慨地说：“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当日，周恩来再次电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在12月19日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认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把他释放。
了解到西安和中共的态度后，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飞往西安，这就促成了南京、西安、保安的三方谈判。
周恩来自然成了谈判的主角。为了民族大计，他多次同宋氏兄妹交谈，一再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宋美龄接受了周恩来的主张。24日晚，周恩来在张、杨和宋氏兄妹的陪同下，来到扣留蒋介石的高桂滋公馆与蒋会晤。
经过两天谈判，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至此，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基本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国也由此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性转折。
红军改编换军帽，“我们是白皮红心萝卜”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红军战士摘下“五星军帽”，换上国民党军队的“青天白日”灰色军帽。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难关头为促成国共合作而做出的重大让步之一，彰显了人民军队将中华民族利益置于心中最高位置的赤血忠诚。红军改编的消息一经传开，立即在部队中引起震动。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很不理解，尤其不能容忍红军的红五星换成青天白日十二角星。他们说，过去我们戴着红帽徽为穷人闹翻身，国民党军队“围剿”我们10年，如今却要摘下红五星，换上敌人的帽徽。红军由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一下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不少同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
不满情绪在红军中持续蔓延，有的基层干部晚上开完会回来就不辞而别了，有的战士表示坚决不当国民党。针对部队中的这种不满情绪，红军领导干部反复给大家解释，做思想工作，多次开会介绍抗日形势，教育部队官兵提高认识：“戴国民党军帽也是为了救国和抗日。现在国共两党携手共同拯救中华民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1937年8月底，红军部队的广大基层官兵，在复杂的情绪中，坚定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命令，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937年9月6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在西安的三原县石桥镇举行阅兵典礼和抗日誓师大会。刘伯承师长发表讲话说：“现在大敌当前，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同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明了我们党实行国共合作，坚持抗日的诚意，这对促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推动全面抗战，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大家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同志们，红军改编，这不过是一种形式，我们人民軍队的本质并没有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国劳苦大众的意志也不会变。”刘伯承师长随后提高了嗓门：“现在我命令，换帽子！”全师服从命令，一起戴上了新军帽。 之后刘伯承师长仍在军中不断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大家的心情我理解。别看现在我们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戴着青天白日的帽徽，可我们还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还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人民军队，为了国家，为了抗日，我们告别了红军帽。帽子换了算什么，可我们的心是红的，我们是‘白皮红心萝卜’……”
改编后的八路军随即整装东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执行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牵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发展壮大自己的战略任务，成为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台儿庄战役前周恩来三劝李宗仁
台儿庄大捷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场典型战役。李宗仁指挥的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对战役的胜利发挥了主要作用，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也与这场大战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对台儿庄大捷功不可没。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驻武汉代表团副团长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担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一职。
1937年12月，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失陷。不到半年时间，国民党军队在平津、忻口、淞沪、南京等重大战役中屡屡失利，损兵百万。
对急转直下的战局，中共方面深感忧虑。周恩来觉得，必须利用国共合作这一有利条件，动员国民党在徐州打一仗，挫一挫日军的锐气。
当时徐州战区为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是李宗仁。李宗仁有爱国之心，西安事变前后，与中共素有往来，并与一贯排斥异己的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因此，周恩来首先想到要争取李宗仁。
从抗日大局着想，周恩来主动登门面见尚在武汉的李宗仁。见面后，周恩来直接说明来意。李宗仁对周恩来在徐州与日军打一仗的动议在内心是十分认同的，但因不满蒋介石在大敌当前不顾大局，利用最高统帅的特权保存实力、消除异己的做法；又因五战区部队成分复杂、多系杂牌、不便驾驭，武器装备又十分落后，难与日军匹敌的情况，顾虑重重……
初次劝说未果，周恩来得知国民党新桂系另一首领、李宗仁的好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即将飞赴徐州的信息，于是，周恩来与叶剑英又不失时机地拜访白崇禧，希望通过白崇禧间接做李宗仁的工作。
谈话中，周恩来除了再次建议应早下决心在徐州打一仗，还详细说明了共产党关于打赢此仗所采取的作战方针，进一步坚定了白崇禧打赢此仗的信心。周恩来顺势建议白崇禧到徐州后，务必向李宗仁将军转达中共这一建议，望其早下决心。白崇禧慨然应允，表示一定会向李将军面陈，随即飞赴徐州。
白崇禧离开武汉赴第五战区后，周恩来继续关注着徐州的形势。1938年3月初，周恩来派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少将高级参谋张爱萍前往第五战区，面见李宗仁，代表中共对李宗仁再做一次争取工作。
张爱萍接受任务后，日夜兼程，赶到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部。谈话中，张爱萍了解到，在危急时刻，李宗仁仍处于犹疑之中，便对李宗仁说：“现在日军骄横一切，实在欺我太甚。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军人，岂能容忍他们继续下去！”“日本现在是孤军直入，乃兵家所忌，正是予以打击的良机。”张爱萍着急地说，“此战非打不可，再拖延下去，日军就攻占徐州了！”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胸怀爱国之心的李宗仁，终于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复劝导、一再努力下，下定了在徐州打一仗的决心。他坚定地向张爱萍表示：“我已最后决定在徐州打一仗！请您转禀周副部长，他的意见很好，请听候我的捷音！”
1938年3月28日，臺儿庄战役打响，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终于获得成功。台儿庄一役，中国军队痛歼日军矶谷师团大部，重创板垣师团，战果辉煌，震惊中外。这不仅是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胜利，更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的一曲凯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十年内战之后，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历史条件下，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出现全国抗战的新局面，奏响了全社会抗日救国的时代最强音。中华民族空前地团结起来，一切爱国力量都集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凝聚成反对外来侵略的滚滚洪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最广泛、最深厚的民族基础，谱写了中国历史上反抗外来侵略的最壮烈、最恢宏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