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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 中央歌剧院编剧，著名剧作家曹禺之女。主要作品有：《杀人》《空镜子》《香气迷人》《有一种毒药》等。
出生于文学豪门，却从未上过大学，年轻时插过队，当过兵，写过小说，过了50岁以后又开始写话剧。
“很多人问我，作为曹禺的女儿，你有没有压力?说实话，我确实没有感觉到什么压力。”万方端坐在椅子上，手里摩挲着茶杯，声轻气缓。
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她确实不敢写话剧，“有父亲的《雷雨》、《日出》在那儿摆着，我怎么敢轻易动笔?”
直到五年前，她才写了自己的话剧处女作——《有一种毒药》，故事很简单：在一个大家庭里，一个终日酗酒、内心苦涩的丈夫，一个疾病缠身、失去行动能力的儿媳，一个厌恶丈夫、仇视儿媳的婆婆，一个循规蹈矩、混沌度日的儿子，为了各自的理想彼此纠缠不休。
“我终于做了自己一直想做却不敢做的事。”万方说。
中戏大院里长大
1960年代初，青草地、红房子，鸟语蝉鸣相伴，就在大师云集的中央戏剧学院大院里，万家有女初长成。
少时的她，日常生活与其他同龄人并无二致：上学、嬉闹，穿粗布衣服。“那是一个千篇一律的年代，大家的童年都差不多，如果自己的境遇比别人好一点，就会觉得很自卑。”
妈妈曾给她买了一件的确良衬衫，她坚决不穿，一直等到洗得发旧了才敢换上。因为皮肤比较白，她一有空就坐在院子外边晒太阳，以贴近“劳动人民的本色”。
母亲方瑞，是清代“桐城派”著名文人方苞的后代，曾被吴祖光称为“最后一个大家闺秀”，写的一手好书法。万方记得，小时候，曾有不少亲戚、朋友专门跑到家里向妈妈索要作品。
由于父亲曹禺的原因，她从小便被书“包围”着。上初中之前，她已经读了许多古典文学名著，还有《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红色小说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读的。
父母对她的教育基本上是放羊式的——“对孩子自由放任，尊重孩子的兴趣，很少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这让她有了很多的自由空间，做起事儿来少了些条条框框。
对话剧的兴趣，很早就开始了。五六岁时跟父亲一起看《雷雨》，她被舞台上的电闪雷鸣吓得直哭；看传统剧目《芦花记》，她竟激动难抑，几次哭出声来。
从开始记事起，在自家的客厅里，她就见过许多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巴金、梅阡、焦菊隐、于是之……
她还曾到剧院后台看马连良和新凤霞的演出，“父亲和他们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平时关系非常密切，但在后台化妆的时候，他们一句话也不多说，就像互相不认识一样。直到演出结束，他们才又海阔天空地聊起来。”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说是家学渊源也好，天生聪慧也罢，万方早早地就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从上幼儿园时起，她便开始写短诗，虽不甚成熟，却都是大人们想象不出来的句子。进了小学，她的数学成绩一般，语文成绩却很突出，尤其是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在全班甚至全校朗读。
“那是不自觉的选择。”万方说，“父亲曾希望我成为一名医生或科学家，最后却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
“终于可以吃这口饭了!”
万方14岁时，“文革”爆发。父亲很快被打倒，不能再写东西了，只能到首都剧场去看大门。她这个“反动文人”的女儿自然也受牵连：上课不能进教室，只能坐到教室外面的台阶上听讲，下了课还要受红卫兵们的欺侮。
当时，北京人艺一个剧院的门口，挂着两个巨大的条幅，上面写着“打倒反动文人曹禺!”，旁边还划了两个大大的叉，她每次经过那里都觉得心惊胆颤。
不久，她被下放到东北农村，在吉林一个叫三岔河的地方劳动。那是段苦日子，“吃的都是棒子面、咸菜，还要整天干活儿。”但万方心里却觉得挺高兴，因为离开了大城市，再也不用受周围人的歧视了。
1970年，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到吉林征兵，万方报了名。剧团政委颜庭瑞是个作家，非常崇拜曹禺，一听是曹禺的女儿，就冒着风险把她留在团里搞创作。
在团里，他们有一个颇为军事化的名字——“创作员”，主要任务是下连队体验生活，搜集一些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然后写成剧本。
万方记得，那几年她写过一个《妈妈来队》，一个《丹心颂》，“都是政治任务，谈不上什么艺术的创作。”
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创作，是在退伍以后。1978年，在部队里待了8年的万方从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退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此时的父亲已经恢复工作，她也进入《剧本月刊》当了编辑。两年后，又进入中央歌剧院当编剧。
1980年代，万方先后将父亲的话剧经典——《日出》《原野》改编成电影和歌剧，受到海内外观众的一致好评。《日出》获得了1986年“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原野》则获得了1989年慕尼黑第三届国际音乐戏曲研究会“特别荣誉证书奖”，并作为首部在国外上演的中国现代歌剧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进行商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有很长一段时间，万方对自己的写作水平心里没底。她的第一部小说《星星离我们并不遥远》，写的是自己的经历。父亲看完以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希望她能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万方知道，自己的功力还不够。
从那以后，她很少再将自己的作品拿给父亲看，“不是怕父亲的标准太高，会批评，而是根本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1994年，万方的农村题材小说《杀人》在《收获》杂志上作为头条发表，曹禺看到后，欣慰地对她说：“小方子，你真行，可以写出好东西来!”后来，万方创作的电视剧《牛玉琴的树》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已经躺在病床上的曹禺更是连连称赞：“真好!故事很真实、很感人!”
万方知道，父亲从来不会说假话，自己终于可以吃写作这口饭了!
修建自己的庙堂
2000年，万方已经48岁了，欲知天命。此时的她早已没有了写作上的紧张与不安，笔下的文字也开始有了更深的观照。
这一年，她写了中篇小说《空镜子》。故事源自与朋友的一次闲谈，“别人两次给她介绍男朋友，中间相隔数年，她见到的却是同一个人。”
那时的万方历经了一场婚变，自己的经历让她能体会到那种痛苦。她感觉到在生活的表象之下，似乎有一股潜流在循环往复，虚虚实实，一片混沌。她提笔写下了一部4万多字的小说，取名为《空镜子》。
“镜子是一种很实在的东西，但是又会给人一种‘空’的感觉，就像人的一生。”她说，“你很忙碌、很辛苦，既激动、高兴，也生气、发愁，但到头来转身一看，这一生就这么混混沌沌地过来了，这就是‘空’。”
国内一家知名影视公司的老总看了小说，深有感触，决定改编成电视剧。这便有了后来创造了收视奇迹的电视剧《空镜子》。接下来，她的《空房子》《空巷子》《女人心事》等作品也被陆续搬上荧屏。
与早期那些极端、凶悍的作品不同，“空”系列写得很平淡，很生活化。作家王海说，万方作品中强悍的东西消失了，变得越来越宽容，越来越温情了。
万方自己则说：“可能是到了一定的年龄，看待生活不再是之前的那种战斗的心态了，跟生活、跟自己做了一种妥协吧。”
“写《星星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时候，父亲曾担心我会过于自我，但是现在，我永远不会成为那样一个作者了。” 在她眼里，写作就是一个解惑的过程。这个困惑能不能解决并不重要，但是否从这一点出发却很重要。
2006年，适逢曹禺先生逝世10周年，万方写了她自己的第一部话剧《有一种毒药》。“在夫妻之间，婆媳之间，母子之间，可怕的怨恨的潜流在涌动。梦想撞在现实的硬壁上，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坠落为碎片。真正的受害者到底是谁?谁的手里握着毒药?谁又会被毒死?”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也是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困境。
“最近，我一直在看一部外国的话剧《哥本哈根》，看了好几遍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我希望将来我们自己也能写出这样的话剧来，这是在关照人类的命运，也是在修建自己的庙堂。”
“父亲的痛苦我没有经历过”
《中华儿女》：您说过，作为曹禺先生的女儿并没有感到什么压力，但人们在介绍您的时候总不忘在前面加上一句“曹禺先生的女儿”，作为一个作家，这是您的幸运还是不幸?
万方：我觉得还是幸运更多一些吧!前不久，我在做《读书》栏目的时候，主持人一说到万方，并没有很多人知道，但是一说是曹禺先生的女儿，底下就一阵骚乱。说实话，我不会觉得有任何的不快，好像忽略了我而只记得他。相反，这让我感觉到特别的安慰。有那么多的人知道他，那么多的人喜欢他!
《中华儿女》：外人看曹禺先生总是高山仰止，您对自己的父亲有什么不同的观察?
万方：我从来没觉得他是什么大师，他就是我爸爸嘛!虽然等我大了以后，我会看到很多人来看他，请他看戏、参加各种活动，走到哪里都被别人簇拥着。但是，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他到了晚年时期的那种痛苦。那种痛苦不仅是他 “文革”中所经历的痛苦，还有他想写作而写不出来的痛苦。
《中华儿女》：想写作而写不出来的痛苦，您自己有过吗?
万方：我没有像他那样的痛苦。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感性，非常容易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的人。很多年以来，他相信自己是不好的，是要被改造成另外一个人的。但是，这谈何容易!
他在此之前已经写出了《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了，你让他改造成什么样?“文革”的时候他跟我说，我要是不认识字就好了!他不认识字，他就不可能写出这些东西，他就可以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平平静静地去生活啊!
《中华儿女》：这一定是痛苦到一定程度后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万方：对，是这样的。那时候谁都可以来抨击他、批判他，这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也是非常持久的。后来文革结束了，院长啊、主席啊，这些头衔都恢复了，但是，我觉得他的人格已经被扭曲了。所以他写不出来，但其实他又极想写。
《中华儿女》：有人说，在当今的话剧界，大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您怎么看?
万方：这么说也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可看的东西太多了。以前那个时代，你能看电视吗?那时候连电影都是很少的!所以，出来一个(话剧大师)，他的作品就可以影响很多很多的人，不像现在，人们可以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所吸引。我想所谓大师的时代过去了，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很快，大家没有时间停下来去思考，因而也就很难产生大师级的作品。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国外有个话剧《哥本哈根》，我第一次看时就非常感动；第二次去看，一直看得泪流满面。我想，那样的作品应该就能称得上是大师级的作品。
《中华儿女》：为什么当下这样一个时代很难再产生像《雷雨》这样伟大的作品呢?
万方：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想了很久很久。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时代当然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是，我父亲那一代人所经历的社会动荡可能要比当下更剧烈。他们曾经历过整个国土都被外人入侵的时代，还有之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你们太年轻，毕竟没有经历这样的时代，不会有什么深刻的体会。可能像我父亲那代人的体会就会很深。
另外，现在这个时代，科技的发展已经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飞速前进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获得了很多，但也失去了很多。伟大的作品是要靠沉思，要有特别深厚的体验、感悟才能出来的，我父亲在写《雷雨》之前就整整思考了五年，现代人哪会有这个时间啊!
“写话剧是一件幸福的事”
《中华儿女》：据说《有一种毒药》的灵感来自于一首诗?
万方：对，是一首外国诗：“如果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那么我的工作就是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这不是同一回事，但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我当时一看到这首诗心里就特别激动，这是一种很极端、很决绝的生活态度。它是在讲，在生活中你需要放弃些什么。
为什么我要写《有一种毒药》这个剧本?其实这跟我的一些生活经历有关。我最早是写小说，后来写的影视剧本比较多，但是影视剧这东西是由投资人出钱来定制的一个娱乐产品，你不能坚持你自己，你一定要去迎合观众。你所写的，可能真不是你心里想说的话。你心里可能有想写的东西，但是来了一个电视剧，你就把它给放下了。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儿沮丧，就觉得总在放弃什么。当初我一看到这首诗，心里就特别激动，就想要写这样一个东西。
《中华儿女》：那现在写话剧是不是您最想做的事?或者是您能做的最好的事?
万方：对，写话剧就是我所想要做的。但是说实话，真难，非常非常难。话剧是一门极度浓缩的艺术，就这么几十平米，两个小时之内，你要把你真正想说的说出来，又要好看，能吸引观众，太难了!
但是，等你真正写出来了，你也坐在观众中间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很好。你坐在观众中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观众的反应。等到演完了，演员谢幕，观众鼓掌，你也特别的满足。
什么是幸福?你有别墅，你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旅游，这是一种幸福。但是还有一种幸福，就是大家能够在一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我觉得话剧就是这么一件让人感觉非常幸福的事儿。
《中华儿女》：50岁以后才开始写话剧是不是晚了一点?
万方：不晚，因为在这之前我也写不出来啊，话剧太难了!之前也不是没有想过写话剧，但是，因为有父亲的作品在那儿放着呢，我怎么敢写啊!我离得太远，做不到的时候我就根本不敢写。
《中华儿女》：您对话剧的发展有什么看法?一百多年了，它仍然跟百年前一样，还是在小剧场里边。
万方：大剧场也有，像首都剧场，不小了，可能是少吧。话剧还很小众，那是肯定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真人在演，是不可复制的，不能连着演，演多了累啊!但是电影不一样，拷贝一出来，你可以从早上8点演到夜里10点，可以无限复制。话剧的不可复制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小众性，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我并不觉得这就是什么坏事儿，甚至觉得这还是一件好事儿。正是因为它是小众，你才能跟这些进来的人有一种更深的沟通，才可以一起探讨更深一点的东西。正因为它是小众的，你可以不去跟随潮流，这恰恰正是它的一种优势。你去追随大众，你追得过电影吗?一味地搞笑，你比得过郭德纲吗?你想比声、光、电，你比得过《阿凡达》吗?一味追流行的话，话剧也就丧失了它自己的价值了。话剧可以是幽默喜剧，但是，除此之外，它还可以给人更多的东西，比如精神上的满足。这才恰恰是话剧应该做的。
出生于文学豪门，却从未上过大学，年轻时插过队，当过兵，写过小说，过了50岁以后又开始写话剧。
“很多人问我，作为曹禺的女儿，你有没有压力?说实话，我确实没有感觉到什么压力。”万方端坐在椅子上，手里摩挲着茶杯，声轻气缓。
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她确实不敢写话剧，“有父亲的《雷雨》、《日出》在那儿摆着，我怎么敢轻易动笔?”
直到五年前，她才写了自己的话剧处女作——《有一种毒药》，故事很简单：在一个大家庭里，一个终日酗酒、内心苦涩的丈夫，一个疾病缠身、失去行动能力的儿媳，一个厌恶丈夫、仇视儿媳的婆婆，一个循规蹈矩、混沌度日的儿子，为了各自的理想彼此纠缠不休。
“我终于做了自己一直想做却不敢做的事。”万方说。
中戏大院里长大
1960年代初，青草地、红房子，鸟语蝉鸣相伴，就在大师云集的中央戏剧学院大院里，万家有女初长成。
少时的她，日常生活与其他同龄人并无二致：上学、嬉闹，穿粗布衣服。“那是一个千篇一律的年代，大家的童年都差不多，如果自己的境遇比别人好一点，就会觉得很自卑。”
妈妈曾给她买了一件的确良衬衫，她坚决不穿，一直等到洗得发旧了才敢换上。因为皮肤比较白，她一有空就坐在院子外边晒太阳，以贴近“劳动人民的本色”。
母亲方瑞，是清代“桐城派”著名文人方苞的后代，曾被吴祖光称为“最后一个大家闺秀”，写的一手好书法。万方记得，小时候，曾有不少亲戚、朋友专门跑到家里向妈妈索要作品。
由于父亲曹禺的原因，她从小便被书“包围”着。上初中之前，她已经读了许多古典文学名著，还有《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红色小说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读的。
父母对她的教育基本上是放羊式的——“对孩子自由放任，尊重孩子的兴趣，很少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这让她有了很多的自由空间，做起事儿来少了些条条框框。
对话剧的兴趣，很早就开始了。五六岁时跟父亲一起看《雷雨》，她被舞台上的电闪雷鸣吓得直哭；看传统剧目《芦花记》，她竟激动难抑，几次哭出声来。
从开始记事起，在自家的客厅里，她就见过许多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巴金、梅阡、焦菊隐、于是之……
她还曾到剧院后台看马连良和新凤霞的演出，“父亲和他们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平时关系非常密切，但在后台化妆的时候，他们一句话也不多说，就像互相不认识一样。直到演出结束，他们才又海阔天空地聊起来。”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说是家学渊源也好，天生聪慧也罢，万方早早地就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从上幼儿园时起，她便开始写短诗，虽不甚成熟，却都是大人们想象不出来的句子。进了小学，她的数学成绩一般，语文成绩却很突出，尤其是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在全班甚至全校朗读。
“那是不自觉的选择。”万方说，“父亲曾希望我成为一名医生或科学家，最后却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
“终于可以吃这口饭了!”
万方14岁时，“文革”爆发。父亲很快被打倒，不能再写东西了，只能到首都剧场去看大门。她这个“反动文人”的女儿自然也受牵连：上课不能进教室，只能坐到教室外面的台阶上听讲，下了课还要受红卫兵们的欺侮。
当时，北京人艺一个剧院的门口，挂着两个巨大的条幅，上面写着“打倒反动文人曹禺!”，旁边还划了两个大大的叉，她每次经过那里都觉得心惊胆颤。
不久，她被下放到东北农村，在吉林一个叫三岔河的地方劳动。那是段苦日子，“吃的都是棒子面、咸菜，还要整天干活儿。”但万方心里却觉得挺高兴，因为离开了大城市，再也不用受周围人的歧视了。
1970年，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到吉林征兵，万方报了名。剧团政委颜庭瑞是个作家，非常崇拜曹禺，一听是曹禺的女儿，就冒着风险把她留在团里搞创作。
在团里，他们有一个颇为军事化的名字——“创作员”，主要任务是下连队体验生活，搜集一些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然后写成剧本。
万方记得，那几年她写过一个《妈妈来队》，一个《丹心颂》，“都是政治任务，谈不上什么艺术的创作。”
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创作，是在退伍以后。1978年，在部队里待了8年的万方从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退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此时的父亲已经恢复工作，她也进入《剧本月刊》当了编辑。两年后，又进入中央歌剧院当编剧。
1980年代，万方先后将父亲的话剧经典——《日出》《原野》改编成电影和歌剧，受到海内外观众的一致好评。《日出》获得了1986年“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原野》则获得了1989年慕尼黑第三届国际音乐戏曲研究会“特别荣誉证书奖”，并作为首部在国外上演的中国现代歌剧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进行商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有很长一段时间，万方对自己的写作水平心里没底。她的第一部小说《星星离我们并不遥远》，写的是自己的经历。父亲看完以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希望她能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万方知道，自己的功力还不够。
从那以后，她很少再将自己的作品拿给父亲看，“不是怕父亲的标准太高，会批评，而是根本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1994年，万方的农村题材小说《杀人》在《收获》杂志上作为头条发表，曹禺看到后，欣慰地对她说：“小方子，你真行，可以写出好东西来!”后来，万方创作的电视剧《牛玉琴的树》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已经躺在病床上的曹禺更是连连称赞：“真好!故事很真实、很感人!”
万方知道，父亲从来不会说假话，自己终于可以吃写作这口饭了!
修建自己的庙堂
2000年，万方已经48岁了，欲知天命。此时的她早已没有了写作上的紧张与不安，笔下的文字也开始有了更深的观照。
这一年，她写了中篇小说《空镜子》。故事源自与朋友的一次闲谈，“别人两次给她介绍男朋友，中间相隔数年，她见到的却是同一个人。”
那时的万方历经了一场婚变，自己的经历让她能体会到那种痛苦。她感觉到在生活的表象之下，似乎有一股潜流在循环往复，虚虚实实，一片混沌。她提笔写下了一部4万多字的小说，取名为《空镜子》。
“镜子是一种很实在的东西，但是又会给人一种‘空’的感觉，就像人的一生。”她说，“你很忙碌、很辛苦，既激动、高兴，也生气、发愁，但到头来转身一看，这一生就这么混混沌沌地过来了，这就是‘空’。”
国内一家知名影视公司的老总看了小说，深有感触，决定改编成电视剧。这便有了后来创造了收视奇迹的电视剧《空镜子》。接下来，她的《空房子》《空巷子》《女人心事》等作品也被陆续搬上荧屏。
与早期那些极端、凶悍的作品不同，“空”系列写得很平淡，很生活化。作家王海说，万方作品中强悍的东西消失了，变得越来越宽容，越来越温情了。
万方自己则说：“可能是到了一定的年龄，看待生活不再是之前的那种战斗的心态了，跟生活、跟自己做了一种妥协吧。”
“写《星星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时候，父亲曾担心我会过于自我，但是现在，我永远不会成为那样一个作者了。” 在她眼里，写作就是一个解惑的过程。这个困惑能不能解决并不重要，但是否从这一点出发却很重要。
2006年，适逢曹禺先生逝世10周年，万方写了她自己的第一部话剧《有一种毒药》。“在夫妻之间，婆媳之间，母子之间，可怕的怨恨的潜流在涌动。梦想撞在现实的硬壁上，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坠落为碎片。真正的受害者到底是谁?谁的手里握着毒药?谁又会被毒死?”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也是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困境。
“最近，我一直在看一部外国的话剧《哥本哈根》，看了好几遍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我希望将来我们自己也能写出这样的话剧来，这是在关照人类的命运，也是在修建自己的庙堂。”
“父亲的痛苦我没有经历过”
《中华儿女》：您说过，作为曹禺先生的女儿并没有感到什么压力，但人们在介绍您的时候总不忘在前面加上一句“曹禺先生的女儿”，作为一个作家，这是您的幸运还是不幸?
万方：我觉得还是幸运更多一些吧!前不久，我在做《读书》栏目的时候，主持人一说到万方，并没有很多人知道，但是一说是曹禺先生的女儿，底下就一阵骚乱。说实话，我不会觉得有任何的不快，好像忽略了我而只记得他。相反，这让我感觉到特别的安慰。有那么多的人知道他，那么多的人喜欢他!
《中华儿女》：外人看曹禺先生总是高山仰止，您对自己的父亲有什么不同的观察?
万方：我从来没觉得他是什么大师，他就是我爸爸嘛!虽然等我大了以后，我会看到很多人来看他，请他看戏、参加各种活动，走到哪里都被别人簇拥着。但是，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他到了晚年时期的那种痛苦。那种痛苦不仅是他 “文革”中所经历的痛苦，还有他想写作而写不出来的痛苦。
《中华儿女》：想写作而写不出来的痛苦，您自己有过吗?
万方：我没有像他那样的痛苦。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感性，非常容易自我怀疑与自我否定的人。很多年以来，他相信自己是不好的，是要被改造成另外一个人的。但是，这谈何容易!
他在此之前已经写出了《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了，你让他改造成什么样?“文革”的时候他跟我说，我要是不认识字就好了!他不认识字，他就不可能写出这些东西，他就可以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平平静静地去生活啊!
《中华儿女》：这一定是痛苦到一定程度后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万方：对，是这样的。那时候谁都可以来抨击他、批判他，这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也是非常持久的。后来文革结束了，院长啊、主席啊，这些头衔都恢复了，但是，我觉得他的人格已经被扭曲了。所以他写不出来，但其实他又极想写。
《中华儿女》：有人说，在当今的话剧界，大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您怎么看?
万方：这么说也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你可看的东西太多了。以前那个时代，你能看电视吗?那时候连电影都是很少的!所以，出来一个(话剧大师)，他的作品就可以影响很多很多的人，不像现在，人们可以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所吸引。我想所谓大师的时代过去了，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很快，大家没有时间停下来去思考，因而也就很难产生大师级的作品。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国外有个话剧《哥本哈根》，我第一次看时就非常感动；第二次去看，一直看得泪流满面。我想，那样的作品应该就能称得上是大师级的作品。
《中华儿女》：为什么当下这样一个时代很难再产生像《雷雨》这样伟大的作品呢?
万方：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想了很久很久。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时代当然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是，我父亲那一代人所经历的社会动荡可能要比当下更剧烈。他们曾经历过整个国土都被外人入侵的时代，还有之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你们太年轻，毕竟没有经历这样的时代，不会有什么深刻的体会。可能像我父亲那代人的体会就会很深。
另外，现在这个时代，科技的发展已经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飞速前进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获得了很多，但也失去了很多。伟大的作品是要靠沉思，要有特别深厚的体验、感悟才能出来的，我父亲在写《雷雨》之前就整整思考了五年，现代人哪会有这个时间啊!
“写话剧是一件幸福的事”
《中华儿女》：据说《有一种毒药》的灵感来自于一首诗?
万方：对，是一首外国诗：“如果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那么我的工作就是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情，这不是同一回事，但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我当时一看到这首诗心里就特别激动，这是一种很极端、很决绝的生活态度。它是在讲，在生活中你需要放弃些什么。
为什么我要写《有一种毒药》这个剧本?其实这跟我的一些生活经历有关。我最早是写小说，后来写的影视剧本比较多，但是影视剧这东西是由投资人出钱来定制的一个娱乐产品，你不能坚持你自己，你一定要去迎合观众。你所写的，可能真不是你心里想说的话。你心里可能有想写的东西，但是来了一个电视剧，你就把它给放下了。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儿沮丧，就觉得总在放弃什么。当初我一看到这首诗，心里就特别激动，就想要写这样一个东西。
《中华儿女》：那现在写话剧是不是您最想做的事?或者是您能做的最好的事?
万方：对，写话剧就是我所想要做的。但是说实话，真难，非常非常难。话剧是一门极度浓缩的艺术，就这么几十平米，两个小时之内，你要把你真正想说的说出来，又要好看，能吸引观众，太难了!
但是，等你真正写出来了，你也坐在观众中间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很好。你坐在观众中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观众的反应。等到演完了，演员谢幕，观众鼓掌，你也特别的满足。
什么是幸福?你有别墅，你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旅游，这是一种幸福。但是还有一种幸福，就是大家能够在一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我觉得话剧就是这么一件让人感觉非常幸福的事儿。
《中华儿女》：50岁以后才开始写话剧是不是晚了一点?
万方：不晚，因为在这之前我也写不出来啊，话剧太难了!之前也不是没有想过写话剧，但是，因为有父亲的作品在那儿放着呢，我怎么敢写啊!我离得太远，做不到的时候我就根本不敢写。
《中华儿女》：您对话剧的发展有什么看法?一百多年了，它仍然跟百年前一样，还是在小剧场里边。
万方：大剧场也有，像首都剧场，不小了，可能是少吧。话剧还很小众，那是肯定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真人在演，是不可复制的，不能连着演，演多了累啊!但是电影不一样，拷贝一出来，你可以从早上8点演到夜里10点，可以无限复制。话剧的不可复制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小众性，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我并不觉得这就是什么坏事儿，甚至觉得这还是一件好事儿。正是因为它是小众，你才能跟这些进来的人有一种更深的沟通，才可以一起探讨更深一点的东西。正因为它是小众的，你可以不去跟随潮流，这恰恰正是它的一种优势。你去追随大众，你追得过电影吗?一味地搞笑，你比得过郭德纲吗?你想比声、光、电，你比得过《阿凡达》吗?一味追流行的话，话剧也就丧失了它自己的价值了。话剧可以是幽默喜剧，但是，除此之外，它还可以给人更多的东西，比如精神上的满足。这才恰恰是话剧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