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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减少造成全球暖化的工业气体,有个方便的办法是联合国的“洁净发展机制”。CDM是《京都议定书》的条款之一,允许工业国家向减碳成本较低的贫穷国家购买“碳补偿”,以降低自己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这项方案于2005年首次发行碳排放权,至今已经移转高达2.5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权,到2012年将增加到29亿吨。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组织的狄波尔断言,排放目标越来越严格时,“碳补偿扮演的角色将更加重要”。
不过,CDM招致的批评越来越多。批评者表示,尽管管理机关十分努力,但仍有很大一部分的补偿排放权是制造出来的,只能算是虚幻的“买空卖空”。结果,温室气体照样排放,但在其他地方并没有真正的碳减量作为补偿。
这种制造手法源于“外加性”的概念。一项减碳计划必须可以从未来将产生的碳排放中取得排放额度,才可能获得收益。而有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减碳计划所能降低的碳排放量,必须外加到没有CDM时所产生的碳排放量。比如说,开发商如果在印度建造风力发电厂来取代燃煤发电厂,就可将二种发电厂的碳排放量差额当做碳补偿来出售,但如果风力发电厂的建造不是为了取代燃煤发电厂,就不可以出售。
但是,许多CDM计划似乎完全没有补偿到碳排放量。位于美国加州的“国际河流组织”发现,有1/3的CDM水力发电计划早在取得排放权之前就已完工。美国气候学家瓦拉猜想这个数字可能更高,但他表示:“实际数字我们无从得知。”
任职于英国环保智库“角楼”的研究员罗曼解释,要断定哪些计划是“外加的”可能有点困难。他指出:“没有任何一种世界基准或事件可以说明没有这项计划会有什么结果。这个问题无法解答。”
另一个疑虑是有悖于常情的诱因。专家在评估位于发展中国家的碳补偿计划时,通常会与当地已经通过审查的计划做比较。这会诱使该国先采取污染最严重的方式,再实行碳减量措施,尽量提高可由CDM计划获得的排放额度。出售这种以人为方式扩张的排放额度,最终将使实际碳排放量变得比完全没有补偿措施时还高。例如国有的阿尔及利亚阿吉普石油公司计划以克威尔炼油厂产生的废天然气发电,取代原本应该消耗的化石燃料,以这种方式每年可产生150万吨可供出售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但某环保组织的成员卡利波认为,这种做法简直“无法无天”,因为一旦经常燃烧天然气,就会释放出苯等致癌物质并造成酸雨。
CDM的执行理事会已经加强审核过程,改良外加性的鉴定,并减少违反常理的诱因。举例来说,理事会已不再接受新的HFC--23燃烧计划,这是一种在冰箱制造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因为它产生的额外排放额度反而促使厂商建造燃烧HFC--23的专用化学厂房,因为HFC--23具有保留热的能力,因此1吨可取得1.2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额度。
不过,CDM招致的批评越来越多。批评者表示,尽管管理机关十分努力,但仍有很大一部分的补偿排放权是制造出来的,只能算是虚幻的“买空卖空”。结果,温室气体照样排放,但在其他地方并没有真正的碳减量作为补偿。
这种制造手法源于“外加性”的概念。一项减碳计划必须可以从未来将产生的碳排放中取得排放额度,才可能获得收益。而有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减碳计划所能降低的碳排放量,必须外加到没有CDM时所产生的碳排放量。比如说,开发商如果在印度建造风力发电厂来取代燃煤发电厂,就可将二种发电厂的碳排放量差额当做碳补偿来出售,但如果风力发电厂的建造不是为了取代燃煤发电厂,就不可以出售。
但是,许多CDM计划似乎完全没有补偿到碳排放量。位于美国加州的“国际河流组织”发现,有1/3的CDM水力发电计划早在取得排放权之前就已完工。美国气候学家瓦拉猜想这个数字可能更高,但他表示:“实际数字我们无从得知。”
任职于英国环保智库“角楼”的研究员罗曼解释,要断定哪些计划是“外加的”可能有点困难。他指出:“没有任何一种世界基准或事件可以说明没有这项计划会有什么结果。这个问题无法解答。”
另一个疑虑是有悖于常情的诱因。专家在评估位于发展中国家的碳补偿计划时,通常会与当地已经通过审查的计划做比较。这会诱使该国先采取污染最严重的方式,再实行碳减量措施,尽量提高可由CDM计划获得的排放额度。出售这种以人为方式扩张的排放额度,最终将使实际碳排放量变得比完全没有补偿措施时还高。例如国有的阿尔及利亚阿吉普石油公司计划以克威尔炼油厂产生的废天然气发电,取代原本应该消耗的化石燃料,以这种方式每年可产生150万吨可供出售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但某环保组织的成员卡利波认为,这种做法简直“无法无天”,因为一旦经常燃烧天然气,就会释放出苯等致癌物质并造成酸雨。
CDM的执行理事会已经加强审核过程,改良外加性的鉴定,并减少违反常理的诱因。举例来说,理事会已不再接受新的HFC--23燃烧计划,这是一种在冰箱制造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因为它产生的额外排放额度反而促使厂商建造燃烧HFC--23的专用化学厂房,因为HFC--23具有保留热的能力,因此1吨可取得1.2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