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特定的视角看，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一直在心甘情愿地做着外国同行的追随者：甲午战后到民国成立，我们的史学跟着日本走，以致有人说中国现代史学发源于东京；五四运动至抗战前，中国史学界又跟着法国汉学走，伯希和( Paul Pelliot,1878~1945 )成为一代学术宗师；从战后到“文革”，中国史学界又跟着苏联走，居住在莫斯科的史学家成为最高权威；近三十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界又跟在美国后边亦步亦趋，一批美国史学家特别是美国“中国学”家成为许多人的偶像。
　　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我们实现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我们所由此付出的一个沉重代价，是对中国经验的忽视和疏远，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我们在国际学术分工中，正心甘情愿地做初级学术产品的加工。当前中国史学界的一个主流倾向是“跨学科”，是“用社会科学方法治史”，这一主流的实质，是用西方理论来整理中国材料，用西方概念来表达中国经验，用西方（社会）法则来统贯中国历史。如同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工厂正处在世界产业链的末端一样，如今的中国史学界也一直充当着西方学界的学术小工：像蚂蚁一样辛苦收集材料，然后贡献给那些西方巨匠们，让他/她们去做理论化的工作，然后再把这些“理论”作为所谓的“社会科学法则”重新输入国内。如果这些“法则”与中国经验相符，倒也无妨，但问题就在于这些法则无不与中国经验隔膜，乃至相悖。
　　由此我们所得到的一个重大教训是，中国史学界今后在向西方史学界继续输出材料、输出初级学术产品的同时，必须尽快同步输出“概念化”和“理论化”的高级学术产品，这一点因中国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而变得异常紧迫。中国史坛正在成为世界史坛不可或缺乃至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从中国经验、中国历史中抽绎出来的“中国法则”，肯定会越来越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乃至会获得更具普世性的意义。
　　让我们尽快从国际学术界的学术小工变成国际学术界的思想和理论“大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