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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和中国工业化的主力。他们的命运关系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未来，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能否顺利进行。必须从加快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局出发，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诉求和面临的障碍，既立足当前，帮助他们解决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又着眼全局和长远，推进城乡联动改革创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有序融入城镇，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社会管理体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5-0121-04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传统农业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人口结构调整现象。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他们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是现代产业工人的组成部分，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顺利融入城市，涉及上亿农村人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关系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未来，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能否顺利进行，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全局和国家未来发展。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特征
2011年全国外出进城农民工达15863万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估计超过1亿人[1]，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农民工大军的主体力量。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虽与传统农民工同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境遇，但因其所处特殊的年龄阶段和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转型而成长，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四个显著特征：
（一）多元性
我国有1亿多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众多，地域分布、年龄结构、能力素质、利益诉求等差异性大。他们从小就与电视和手机相伴，比较了解城市和外部世界，进城打工的目的趋于多元化，除了赚钱外，他们更把外出务工作为改变生活状态和人生道路的一种途径，或寻求自我发展和立足城市的机会，或为回乡创业打基础，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二）发展性
据农业部农研中心的调查，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年，比上一代农民工高1.6年，其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近30%，显著高于上代农民工[1]。良好的教育及发达的电视、网络信息平台让他们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了解，对就业有更高的预期，在利益诉求和思想上他们不再满足于工资能按时发放，他们渴望有优越的工作环境、认同感和成就感，希望能学到知识和技能，有自我发展和提升的空间。他们更加看重发展前景、社会地位和人身权利，渴望市民身份认同、待遇平等及融入城市。
（三）多变性
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16岁到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1-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四）边缘性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又主要在城市生活，与家乡渐行渐远，脱离了输出地政府的监督和基层组织的管理，农村对其影响力日益弱化。而一些输入地基层政府部门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还没有做好相应准备，现有管理与服务跟不上农民工的输入规模与现实需求。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社会边缘人处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管理的真空地带。新生代农民工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又无法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最大雇主的中小企业，也是一个新生的社会经济组织，在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两个新生的、又都是比较困难的群体相伴相生，非常容易产生利益上和观念上的冲突。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可以说，“拔根农村”比较彻底、“扎根城市”力不从心，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二、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现实障碍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五大需求，第一层次是生理的需求。生理的需求是人生最基本的需求；第二层次是安全的需求，没有安全感，人就不可能有归宿感；第三层次是社交或情感的需求。不但有亲情、爱情，而且有真挚的友情、邻里情；第四层次的需求是尊重，自由表达权是尊重的基础；第五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就是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有成功感、成就感。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难以在城市立足，又不能适应农村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传统二元社会结构中衍生出的“第三元”，在再社会化、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面临诸多障碍。
（一）生存障碍
由于财政、社会保障条块分割体制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和失业登记、劳动合同签订、就业援助、技能提升等工作没有纳入地方政府工作目标。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只有36.9%[2]。由于文化素质较低，主要集中在建筑、采掘、纺织、冶金、餐饮、商贸等条件艰苦、污染较重的行业和第三产业一些收入较低的岗位。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仍以非正规就业为主，频繁跳槽，流动性很大，不利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据统计测算，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20%在城市稳定就业，近80%处于不稳定状态[1]。没有稳定的就业，就难以有自身的成长积累，难以有产业工人队伍素质的整体提升，难以保证收入稳定增长。
（二）安全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发展的建设者，也是城市生活的守望者。他们创造和改变着城市，保障着城市24小时的运转和生活，但他们却被城市“遗忘”和“边缘化”。城市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重监管轻服务，重使用轻规划。为在陌生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的集聚。当出现矛盾纠纷时，因沟通渠道不畅，群体性失语现象比较明显，有时被迫法外维权，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加上近年来依附于户籍制度的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生存费用的上涨，职业安全隐患多，使新生代农民工很难成为在城镇安居乐业的市民。 （三）社交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正值充满憧憬和幻想的年龄，对交友、恋爱、结婚有着十分强烈的渴求。但特殊的经历和境遇又使他们的追求和现实存在一定距离。由于生活在集体宿舍、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他们中很多人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苦闷、孤独、焦虑与无助使他们缺乏幸福感。长期的心理、精神需求被忽视，缺乏有效的沟通和疏导机制，极易心理失衡，一旦有事就有可能出现情绪失控，产生极端行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四）尊重障碍
尊重，是人与人之间平等、信任、友爱、诚信的基石，社会这个大家庭，每个成员间的相互尊重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更是一个城市文明进步程度的标志。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规划上已经不再满足过去那种简单的生存需求，他们渴望用自己的汗水和付出融入到城市中，渴望拥有更为体面的劳动和福利，用劳动赢得尊严。但因未获得城市户籍和市民身份，政府、企业和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人文关怀不足，有时甚至被歧视。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他们权利表达的渠道都很少，权利表达渠道的狭窄，导致他们的权利诉求总是被漠视。
（五）发展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一种转变，也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而是社会权利、角色意识、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等一系列变迁过程[3]。新生代农民工怀揣梦想进城，渴望变成真正的城里人，但他们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职业技能、心理素养等基本素质，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同时，农民工的发展上升问题、他们的明天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突出表现在技能培训、职业发展指导、继续教育严重不足，身份及地位上升通道并不通畅。
三、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成因
“十二五”时期，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城市化的主角。为保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诸多针对农民工的保护与服务政策。然而，城市社会的多重阻隔，严重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适应和融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是根本原因
我国现行城市管理体系仍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实行“一国两策”，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严格分离。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享受的权利不平等，以及城市群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各种偏见，严重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是非农产业，但是身份是农民，他们居住生活在城市，户口却在农村。他们尽管较长时期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但是整个社会并不认为他们归属于城市，而是认为他们归属于农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法像城市市民一样，平等地就业、平等地获得工资报酬、平等地享受社会保障和城市发展所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
（二）利益诉求渠道不畅是直接原因
由于农民工在城市处于一种非工非农的尴尬境地，尽管新生代农民工阶层数量庞大，但很少参加各级党代会、人代会、工会和企业职代会，遇到困难时很少得到专门组织的救助、互助，加上信息渠道的不畅和流动的不确定性，他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利益诉求。同时，城市社区没有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规定和条件，农民工不能实现参与社区政治的愿望。农民工自身的素质也限制了其参与社区政治的广度和深度。农民工对城市管理的参与程度过低，导致自我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差，对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影响微弱。作为农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是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但农民工常住城市，受选举利益的关联性、时空阻隔，及信息不畅和选举成本增加等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不会回原籍去参加选举，导致其政治权利形同虚设。无法参与村民代表大会，又与城市基层民主制度隔离，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的不畅通，阻碍了他们合法、有效地利益申诉，不利于维护和争取自身利益。
（三）综合文化素质偏低是主要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素质不仅关系生存和就业，还影响其身份地位的提升。与父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教育水平、知识结构、职业技能、观念意识、生活方式等方面，其自身素质与城市现代化生产的要求和城市现代文明生活的需要仍存在较大差距，存在社会阅历浅、文化素质低、抗压能力差、心理脆弱、自卑等问题。受自身文化、技能、社会关系网络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影响了他们在城市的维权、政治参与和人际交往，使之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
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生力军，并将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人力资源。必须从加快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局出发，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诉求和面临的障碍，既立足当前，帮助他们解决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又着眼全局和长远，推进城乡联动改革创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有序融入城镇，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
（一）创新城市公共管理制度，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
传统的户籍制度以及所依附的二元福利制度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障碍。必须加大户籍及相关福利制度改革，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一要建立统一高效的协调管理体制，加强输入地和输出地政府间的衔接与协作，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转移的组织化和有序化程度[4]；二是不再出台与户籍挂钩的社会福利政策，从制度上淡化身份差别和身份意识。同时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让其仅成为公安部门进行人口登记管理的手段；三要积极探索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技术资格、工龄、社保缴纳年限等为条件，采取积分式、择优式、渐进式等方法，设置准入门槛，确保符合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尽早转入当地城市户口，享有与当地市民同等的待遇；四要在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按照“体系完善、制度对接、水平适度、覆盖广泛、重点突出”[5]的总体思路，逐步统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基本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制度，逐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看病难、子女入学难、住房难、权益维护难、融入城市生活难等问题，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一起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 （二）创新劳动就业制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生存能力
就业和工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最基本条件，必须创新劳动就业制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生存能力。一要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完善劳资争议处理机制，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就业的各项歧视性规定；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署劳动合同，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加强各地就业信息的沟通与共享；二要加大对中小企业政策扶持力度，出台面向中小企业的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扶持措施。鼓励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自谋职业、返乡创业、兴办工商服务小企业，扩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渠道；三要采取职业教育与在岗培训相结合，学历教育与技能培养相结合，校企合作、产学合作等方式，增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创业技能和整体素质。同时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培训，减少就业的盲目性，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高收入；四要通过规划加强区域协调，进一步优化城镇群布局，大力促进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发展，着眼于各地的特色优势，把一批经济基础较好、人口规模较大、环境承载力较强的县城（镇）培育成产业支撑强、地域文化特色鲜明、人居环境良好的经济强县和强镇，提高其产业和人口聚集能力，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就近转移和就业。
（三）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必须减少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营造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一要以农民工需求为导向，整合延伸到社区的人口、就业、社保、民政、教育、卫生等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建立以社区服务站为主体的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并将农民工服务管理纳入其中，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平台；二要探索建立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中心，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职业培训、社保经办、政策咨询、法律援助、文化娱乐、计划生育和公共卫生服务、居住登记和公共证件办理、劳动争议仲裁和调解、党团组织管理等公共服务；三要充分发挥现有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团组织的作用，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就业扶持服务，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推动拓宽新生代农民工参政议政渠道，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心理疏导和婚恋交友服务。
（四）创新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质提升，增强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发展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职业技能素质、心理健康素质、安全生产素质、公民意识、职业规划意识、法律知识、文化修养、子女教育和城市生活常识等。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质提升，既要发挥国家、用工单位及社会相关部门的积极性，也要发挥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积极性。这就要求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民工素质提升问题，把它纳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目标考核工作总体部署。增加财政资金投入，通过政企民联动方式，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民工素质教育和培训。一是建立多功能教育培训体系，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输出地和输入地规划建设一批职业教育学校和实训教育基地，同时推行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工程；二是针对农民工各个层次的不同需求，开展“订单、定点、定向”、或“送教上门，工余学习”、或网络大学等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形成常态化的制度安排；三是完善多元化教育培训机制，由政府、企业、社会各方共同分担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建立起促进农民工成长成才的激励机制和长效保障制度；四是在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就业、生活的企业和社区，建立和完善生活、学习和锻炼等公共服务设施。如充分利用社区阵地，围绕农民工关心的话题，组织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人员开展访谈、对话和交流，积极引导农民工融入城市文明。通过定期开展“社区邻里节”、“邻里赏月茶话会”、“好邻居评选”、“好邻居趣味运动会”、“家庭厨艺秀”、“社区文化体育节”、“全民健身社区行”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为社区农民工和本地居民搭建一个感情交流与沟通的平台，让他们“相知、相识、相亲”，使农民工感到人格上得到尊重，身心上得到愉悦。五是逐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党代会、人大、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不断畅通他们反映诉求和问题的渠道，让他们拥有“话语权”，成为社区“自家人”。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全面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融入城市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韩长赋.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路径[N].光明日报，2012-03-16.
[2]杨 昕.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08（9）：8.
[3]翟秀海.谈农村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的协同发展[J].商业时代，2009（16）：7.
[4]中国工运研究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判·对策建议[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120.
[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与顶层设计[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49.
责任编辑 莫仲宁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社会管理体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5-0121-04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传统农业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人口结构调整现象。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他们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是现代产业工人的组成部分，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顺利融入城市，涉及上亿农村人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关系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未来，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能否顺利进行，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全局和国家未来发展。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特征
2011年全国外出进城农民工达15863万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估计超过1亿人[1]，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农民工大军的主体力量。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虽与传统农民工同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境遇，但因其所处特殊的年龄阶段和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转型而成长，与传统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四个显著特征：
（一）多元性
我国有1亿多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众多，地域分布、年龄结构、能力素质、利益诉求等差异性大。他们从小就与电视和手机相伴，比较了解城市和外部世界，进城打工的目的趋于多元化，除了赚钱外，他们更把外出务工作为改变生活状态和人生道路的一种途径，或寻求自我发展和立足城市的机会，或为回乡创业打基础，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二）发展性
据农业部农研中心的调查，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年，比上一代农民工高1.6年，其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近30%，显著高于上代农民工[1]。良好的教育及发达的电视、网络信息平台让他们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了解，对就业有更高的预期，在利益诉求和思想上他们不再满足于工资能按时发放，他们渴望有优越的工作环境、认同感和成就感，希望能学到知识和技能，有自我发展和提升的空间。他们更加看重发展前景、社会地位和人身权利，渴望市民身份认同、待遇平等及融入城市。
（三）多变性
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16岁到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1-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四）边缘性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又主要在城市生活，与家乡渐行渐远，脱离了输出地政府的监督和基层组织的管理，农村对其影响力日益弱化。而一些输入地基层政府部门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还没有做好相应准备，现有管理与服务跟不上农民工的输入规模与现实需求。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社会边缘人处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管理的真空地带。新生代农民工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又无法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最大雇主的中小企业，也是一个新生的社会经济组织，在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两个新生的、又都是比较困难的群体相伴相生，非常容易产生利益上和观念上的冲突。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可以说，“拔根农村”比较彻底、“扎根城市”力不从心，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二、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现实障碍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五大需求，第一层次是生理的需求。生理的需求是人生最基本的需求；第二层次是安全的需求，没有安全感，人就不可能有归宿感；第三层次是社交或情感的需求。不但有亲情、爱情，而且有真挚的友情、邻里情；第四层次的需求是尊重，自由表达权是尊重的基础；第五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就是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有成功感、成就感。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难以在城市立足，又不能适应农村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传统二元社会结构中衍生出的“第三元”，在再社会化、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面临诸多障碍。
（一）生存障碍
由于财政、社会保障条块分割体制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和失业登记、劳动合同签订、就业援助、技能提升等工作没有纳入地方政府工作目标。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只有36.9%[2]。由于文化素质较低，主要集中在建筑、采掘、纺织、冶金、餐饮、商贸等条件艰苦、污染较重的行业和第三产业一些收入较低的岗位。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仍以非正规就业为主，频繁跳槽，流动性很大，不利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据统计测算，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20%在城市稳定就业，近80%处于不稳定状态[1]。没有稳定的就业，就难以有自身的成长积累，难以有产业工人队伍素质的整体提升，难以保证收入稳定增长。
（二）安全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发展的建设者，也是城市生活的守望者。他们创造和改变着城市，保障着城市24小时的运转和生活，但他们却被城市“遗忘”和“边缘化”。城市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重监管轻服务，重使用轻规划。为在陌生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的集聚。当出现矛盾纠纷时，因沟通渠道不畅，群体性失语现象比较明显，有时被迫法外维权，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加上近年来依附于户籍制度的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生存费用的上涨，职业安全隐患多，使新生代农民工很难成为在城镇安居乐业的市民。 （三）社交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正值充满憧憬和幻想的年龄，对交友、恋爱、结婚有着十分强烈的渴求。但特殊的经历和境遇又使他们的追求和现实存在一定距离。由于生活在集体宿舍、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他们中很多人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苦闷、孤独、焦虑与无助使他们缺乏幸福感。长期的心理、精神需求被忽视，缺乏有效的沟通和疏导机制，极易心理失衡，一旦有事就有可能出现情绪失控，产生极端行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四）尊重障碍
尊重，是人与人之间平等、信任、友爱、诚信的基石，社会这个大家庭，每个成员间的相互尊重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更是一个城市文明进步程度的标志。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规划上已经不再满足过去那种简单的生存需求，他们渴望用自己的汗水和付出融入到城市中，渴望拥有更为体面的劳动和福利，用劳动赢得尊严。但因未获得城市户籍和市民身份，政府、企业和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人文关怀不足，有时甚至被歧视。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他们权利表达的渠道都很少，权利表达渠道的狭窄，导致他们的权利诉求总是被漠视。
（五）发展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一种转变，也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而是社会权利、角色意识、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等一系列变迁过程[3]。新生代农民工怀揣梦想进城，渴望变成真正的城里人，但他们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职业技能、心理素养等基本素质，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同时，农民工的发展上升问题、他们的明天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突出表现在技能培训、职业发展指导、继续教育严重不足，身份及地位上升通道并不通畅。
三、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成因
“十二五”时期，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城市化的主角。为保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诸多针对农民工的保护与服务政策。然而，城市社会的多重阻隔，严重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适应和融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是根本原因
我国现行城市管理体系仍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实行“一国两策”，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严格分离。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享受的权利不平等，以及城市群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各种偏见，严重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是非农产业，但是身份是农民，他们居住生活在城市，户口却在农村。他们尽管较长时期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但是整个社会并不认为他们归属于城市，而是认为他们归属于农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法像城市市民一样，平等地就业、平等地获得工资报酬、平等地享受社会保障和城市发展所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
（二）利益诉求渠道不畅是直接原因
由于农民工在城市处于一种非工非农的尴尬境地，尽管新生代农民工阶层数量庞大，但很少参加各级党代会、人代会、工会和企业职代会，遇到困难时很少得到专门组织的救助、互助，加上信息渠道的不畅和流动的不确定性，他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利益诉求。同时，城市社区没有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规定和条件，农民工不能实现参与社区政治的愿望。农民工自身的素质也限制了其参与社区政治的广度和深度。农民工对城市管理的参与程度过低，导致自我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差，对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影响微弱。作为农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是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但农民工常住城市，受选举利益的关联性、时空阻隔，及信息不畅和选举成本增加等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不会回原籍去参加选举，导致其政治权利形同虚设。无法参与村民代表大会，又与城市基层民主制度隔离，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的不畅通，阻碍了他们合法、有效地利益申诉，不利于维护和争取自身利益。
（三）综合文化素质偏低是主要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素质不仅关系生存和就业，还影响其身份地位的提升。与父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教育水平、知识结构、职业技能、观念意识、生活方式等方面，其自身素质与城市现代化生产的要求和城市现代文明生活的需要仍存在较大差距，存在社会阅历浅、文化素质低、抗压能力差、心理脆弱、自卑等问题。受自身文化、技能、社会关系网络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影响了他们在城市的维权、政治参与和人际交往，使之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
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生力军，并将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人力资源。必须从加快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局出发，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诉求和面临的障碍，既立足当前，帮助他们解决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又着眼全局和长远，推进城乡联动改革创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有序融入城镇，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
（一）创新城市公共管理制度，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
传统的户籍制度以及所依附的二元福利制度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障碍。必须加大户籍及相关福利制度改革，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一要建立统一高效的协调管理体制，加强输入地和输出地政府间的衔接与协作，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转移的组织化和有序化程度[4]；二是不再出台与户籍挂钩的社会福利政策，从制度上淡化身份差别和身份意识。同时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让其仅成为公安部门进行人口登记管理的手段；三要积极探索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技术资格、工龄、社保缴纳年限等为条件，采取积分式、择优式、渐进式等方法，设置准入门槛，确保符合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尽早转入当地城市户口，享有与当地市民同等的待遇；四要在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按照“体系完善、制度对接、水平适度、覆盖广泛、重点突出”[5]的总体思路，逐步统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基本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制度，逐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看病难、子女入学难、住房难、权益维护难、融入城市生活难等问题，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一起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 （二）创新劳动就业制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生存能力
就业和工资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最基本条件，必须创新劳动就业制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生存能力。一要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完善劳资争议处理机制，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就业的各项歧视性规定；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署劳动合同，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加强各地就业信息的沟通与共享；二要加大对中小企业政策扶持力度，出台面向中小企业的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扶持措施。鼓励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自谋职业、返乡创业、兴办工商服务小企业，扩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渠道；三要采取职业教育与在岗培训相结合，学历教育与技能培养相结合，校企合作、产学合作等方式，增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创业技能和整体素质。同时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培训，减少就业的盲目性，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高收入；四要通过规划加强区域协调，进一步优化城镇群布局，大力促进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发展，着眼于各地的特色优势，把一批经济基础较好、人口规模较大、环境承载力较强的县城（镇）培育成产业支撑强、地域文化特色鲜明、人居环境良好的经济强县和强镇，提高其产业和人口聚集能力，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就近转移和就业。
（三）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必须减少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营造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归属感和幸福感。一要以农民工需求为导向，整合延伸到社区的人口、就业、社保、民政、教育、卫生等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建立以社区服务站为主体的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并将农民工服务管理纳入其中，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平台；二要探索建立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中心，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职业培训、社保经办、政策咨询、法律援助、文化娱乐、计划生育和公共卫生服务、居住登记和公共证件办理、劳动争议仲裁和调解、党团组织管理等公共服务；三要充分发挥现有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团组织的作用，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就业扶持服务，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推动拓宽新生代农民工参政议政渠道，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心理疏导和婚恋交友服务。
（四）创新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质提升，增强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发展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职业技能素质、心理健康素质、安全生产素质、公民意识、职业规划意识、法律知识、文化修养、子女教育和城市生活常识等。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质提升，既要发挥国家、用工单位及社会相关部门的积极性，也要发挥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积极性。这就要求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民工素质提升问题，把它纳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目标考核工作总体部署。增加财政资金投入，通过政企民联动方式，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民工素质教育和培训。一是建立多功能教育培训体系，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输出地和输入地规划建设一批职业教育学校和实训教育基地，同时推行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工程；二是针对农民工各个层次的不同需求，开展“订单、定点、定向”、或“送教上门，工余学习”、或网络大学等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形成常态化的制度安排；三是完善多元化教育培训机制，由政府、企业、社会各方共同分担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建立起促进农民工成长成才的激励机制和长效保障制度；四是在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就业、生活的企业和社区，建立和完善生活、学习和锻炼等公共服务设施。如充分利用社区阵地，围绕农民工关心的话题，组织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人员开展访谈、对话和交流，积极引导农民工融入城市文明。通过定期开展“社区邻里节”、“邻里赏月茶话会”、“好邻居评选”、“好邻居趣味运动会”、“家庭厨艺秀”、“社区文化体育节”、“全民健身社区行”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为社区农民工和本地居民搭建一个感情交流与沟通的平台，让他们“相知、相识、相亲”，使农民工感到人格上得到尊重，身心上得到愉悦。五是逐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党代会、人大、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不断畅通他们反映诉求和问题的渠道，让他们拥有“话语权”，成为社区“自家人”。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全面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融入城市生活创造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韩长赋.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路径[N].光明日报，2012-03-16.
[2]杨 昕.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08（9）：8.
[3]翟秀海.谈农村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的协同发展[J].商业时代，2009（16）：7.
[4]中国工运研究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判·对策建议[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120.
[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创新与顶层设计[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49.
责任编辑 莫仲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