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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月，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出版，《大众哲学》是中国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开山之作，艾思奇为何能写出《大众哲学》一书？
曾被蔡锷将军收为义子
艾思奇的原名叫李生萱，艾思奇是他的笔名。1910年2月3日，艾思奇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清光绪年间，考入京师大学堂，攻读经济特科兼读外语，后来在黄兴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期，李曰垓参加了昆明起义，云南军政府成立后，被委任为军政部次长。袁世凯复辟期间，他任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第一军秘书长，据史料载，“护国军”之名就是出自李曰垓的建议而得，著名的讨袁檄文也是由他与第二军秘书长钟动一道起草的，文中留下了“昆仑山下谁非黄帝子孙？逐鹿中原合洗蚩尤兵甲”的名句，被好友章太炎誉为“滇南一支笔”。
艾思奇有兄弟姐妹5个，在兄弟中排行老二，因为从小比较聪颖，曾被蔡锷收为义子。艾思奇的大哥李生庄，是五四时期云南新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对艾思奇的影响也很大。
弥勒佛不会吃，
供它干什么
1923年，由于李曰垓受到军阀唐继尧的排挤，全家人被迫迁到香港，艾思奇考入了教会办的岭南分校就读，校内课程设置以圣经、国文、英文为主，艾思奇在班上各科成绩优良，唯独对《圣经》课没有兴趣。一次，校长讲到圣经中的福音时说：“当人打你的右脸时，你再让他打你的左脸。”艾思奇听后，愤忿地站起来反驳说：“我国之所以贫弱，就是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而不敢反抗的结果。我坚决反对圣经中的这段话。”
据艾思奇的弟弟妹妹回忆，艾思奇自幼就不信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只相信客观存在的事物才是真实的。有一次他们的母亲摆了一桌糕点供奉菩萨，艾思奇就偷偷拿了几块，母亲发现之后，就追问是谁干的，艾思奇就说：“是弥勒佛偷吃了。”他的母亲训斥道：“胡说！弥勒佛是瓷制的，怎么会偷了吃？”艾思奇又说：“既然弥勒佛不会吃，供它干什么？不要迷信了，根本就没有鬼神。”他的母亲无言以对。
热衷艺术，
与聂耳是好友
1925年，艾思奇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学校有一个话剧团，因为当时一中所有的学生都是男生，找不到女生来扮演女角，艾思奇便自告奋勇，来演女角，而且演得惟妙惟肖。五卅惨案发生后，昆明的学生声援五卅运动，聂耳是云南省一师的学生代表，经常到省一中开会，就这样聂耳与艾思奇认识了，并很快成为了好朋友。后来，艾思奇到日本去留学，第一次从日本回昆明时，还给聂耳带回了一些书籍，其中有许多是世界音乐家的传记，还有《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等著名歌曲。《伏尔加纤夫曲》是一首著名的苏俄歌曲，而将《伏尔加船夫曲》译成中文的就是当时仅有18岁的艾思奇，他的翻译通顺有力，琅琅上口，而且词意通俗而深刻。艾思奇把这首歌交给聂耳在昆明教唱，经过了八九十年的考验，得到了音乐界和广大群众的认可和喜爱。
17岁被俘入狱，
险些被判处死刑
在省一中期间，艾思奇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昆明学生掀起声援抗议运动高潮，当局决定镇压学生运动，艾思奇被列入黑名单，军阀唐继尧亲自下令逮捕自己的政治死敌李曰垓的儿子艾思奇。 后来，艾思奇乔装成一个英国牧师的家庭教师，才离开昆明，于1926年底来到苏州父亲身边。
1927年，艾思奇又从苏州前往南京，找到了正在东南大学学习西洋哲学的大哥李生庄，当时，李生庄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艾思奇也考入南京东南大学的高中部读书，并在大哥的影响下，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新滇社”。但没有多久，大哥李生庄被穷途末路的军阀孙传芳列入黑名单，一天，艾思奇去东南大学宿舍找大哥，大哥不在，恰逢军警来抓人，就这样艾思奇被军警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走了，在狱中艾思奇受到严刑拷打，并被判处死刑，因为当时他才年仅17岁，加上大哥与父亲多方奔走，艾思奇才被保释出狱。
留学日本主修冶金专业，
却对马克思主义有特别兴趣
李曰垓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工业不发达，决定送儿子艾思奇去日本学习工业。1927年春天，艾思奇第一次东渡日本，这期间他阅读了《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日译本书籍，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看书，他的头发总是很长很长也无暇顾及，衣服也要很久很久才换洗一次。因劳累过度，艾思奇患了胃病，他不得不中断学习回昆明老家养病。
日本福岗工业大学办得非常出色，恢复健康后的艾思奇再赴日本，并考取了这所学校的冶金系学习，艾思奇除认真学习冶金系的功课外，还广泛地涉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各国哲学流派的理论著作更感兴趣。艾思奇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为了取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看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版著作，当时他一边学日语，还要一边学德语。
走上宣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
从日本回国后，艾思奇来到上海，1934年6月，由中共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安排，24岁的艾思奇担任《申报》副刊“读书问答”专栏的撰稿工作。后来，《申报》副刊“读书问答”栏目从《申报》独立出来，改名为《读书生活》半月刊，艾思奇开始为《读书生活》每一期写一篇哲学讲话，第一篇的题目是《哲学并不神秘》，用生动通俗的语言，撩开了哲学神秘的面纱，使哲学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截止到1935年11月，共发表了24篇文章，随后，艾思奇将这24篇文章集结出版，书名定为《哲学讲话》，但这本书的畅销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不久，即遭查禁，再版时，更名为《大众哲学》。
（摘自《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曾被蔡锷将军收为义子
艾思奇的原名叫李生萱，艾思奇是他的笔名。1910年2月3日，艾思奇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清光绪年间，考入京师大学堂，攻读经济特科兼读外语，后来在黄兴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期，李曰垓参加了昆明起义，云南军政府成立后，被委任为军政部次长。袁世凯复辟期间，他任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第一军秘书长，据史料载，“护国军”之名就是出自李曰垓的建议而得，著名的讨袁檄文也是由他与第二军秘书长钟动一道起草的，文中留下了“昆仑山下谁非黄帝子孙？逐鹿中原合洗蚩尤兵甲”的名句，被好友章太炎誉为“滇南一支笔”。
艾思奇有兄弟姐妹5个，在兄弟中排行老二，因为从小比较聪颖，曾被蔡锷收为义子。艾思奇的大哥李生庄，是五四时期云南新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对艾思奇的影响也很大。
弥勒佛不会吃，
供它干什么
1923年，由于李曰垓受到军阀唐继尧的排挤，全家人被迫迁到香港，艾思奇考入了教会办的岭南分校就读，校内课程设置以圣经、国文、英文为主，艾思奇在班上各科成绩优良，唯独对《圣经》课没有兴趣。一次，校长讲到圣经中的福音时说：“当人打你的右脸时，你再让他打你的左脸。”艾思奇听后，愤忿地站起来反驳说：“我国之所以贫弱，就是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而不敢反抗的结果。我坚决反对圣经中的这段话。”
据艾思奇的弟弟妹妹回忆，艾思奇自幼就不信虚无缥缈的东西，他只相信客观存在的事物才是真实的。有一次他们的母亲摆了一桌糕点供奉菩萨，艾思奇就偷偷拿了几块，母亲发现之后，就追问是谁干的，艾思奇就说：“是弥勒佛偷吃了。”他的母亲训斥道：“胡说！弥勒佛是瓷制的，怎么会偷了吃？”艾思奇又说：“既然弥勒佛不会吃，供它干什么？不要迷信了，根本就没有鬼神。”他的母亲无言以对。
热衷艺术，
与聂耳是好友
1925年，艾思奇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学校有一个话剧团，因为当时一中所有的学生都是男生，找不到女生来扮演女角，艾思奇便自告奋勇，来演女角，而且演得惟妙惟肖。五卅惨案发生后，昆明的学生声援五卅运动，聂耳是云南省一师的学生代表，经常到省一中开会，就这样聂耳与艾思奇认识了，并很快成为了好朋友。后来，艾思奇到日本去留学，第一次从日本回昆明时，还给聂耳带回了一些书籍，其中有许多是世界音乐家的传记，还有《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等著名歌曲。《伏尔加纤夫曲》是一首著名的苏俄歌曲，而将《伏尔加船夫曲》译成中文的就是当时仅有18岁的艾思奇，他的翻译通顺有力，琅琅上口，而且词意通俗而深刻。艾思奇把这首歌交给聂耳在昆明教唱，经过了八九十年的考验，得到了音乐界和广大群众的认可和喜爱。
17岁被俘入狱，
险些被判处死刑
在省一中期间，艾思奇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昆明学生掀起声援抗议运动高潮，当局决定镇压学生运动，艾思奇被列入黑名单，军阀唐继尧亲自下令逮捕自己的政治死敌李曰垓的儿子艾思奇。 后来，艾思奇乔装成一个英国牧师的家庭教师，才离开昆明，于1926年底来到苏州父亲身边。
1927年，艾思奇又从苏州前往南京，找到了正在东南大学学习西洋哲学的大哥李生庄，当时，李生庄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艾思奇也考入南京东南大学的高中部读书，并在大哥的影响下，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新滇社”。但没有多久，大哥李生庄被穷途末路的军阀孙传芳列入黑名单，一天，艾思奇去东南大学宿舍找大哥，大哥不在，恰逢军警来抓人，就这样艾思奇被军警不分青红皂白地抓走了，在狱中艾思奇受到严刑拷打，并被判处死刑，因为当时他才年仅17岁，加上大哥与父亲多方奔走，艾思奇才被保释出狱。
留学日本主修冶金专业，
却对马克思主义有特别兴趣
李曰垓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工业不发达，决定送儿子艾思奇去日本学习工业。1927年春天，艾思奇第一次东渡日本，这期间他阅读了《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日译本书籍，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看书，他的头发总是很长很长也无暇顾及，衣服也要很久很久才换洗一次。因劳累过度，艾思奇患了胃病，他不得不中断学习回昆明老家养病。
日本福岗工业大学办得非常出色，恢复健康后的艾思奇再赴日本，并考取了这所学校的冶金系学习，艾思奇除认真学习冶金系的功课外，还广泛地涉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各国哲学流派的理论著作更感兴趣。艾思奇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为了取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看的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版著作，当时他一边学日语，还要一边学德语。
走上宣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
从日本回国后，艾思奇来到上海，1934年6月，由中共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安排，24岁的艾思奇担任《申报》副刊“读书问答”专栏的撰稿工作。后来，《申报》副刊“读书问答”栏目从《申报》独立出来，改名为《读书生活》半月刊，艾思奇开始为《读书生活》每一期写一篇哲学讲话，第一篇的题目是《哲学并不神秘》，用生动通俗的语言，撩开了哲学神秘的面纱，使哲学从高高在上的神坛走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截止到1935年11月，共发表了24篇文章，随后，艾思奇将这24篇文章集结出版，书名定为《哲学讲话》，但这本书的畅销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不久，即遭查禁，再版时，更名为《大众哲学》。
（摘自《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