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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发生根本性变革，给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创造了条件和机遇。反思民国前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及特点，可为当前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特点；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9214（2015）02-0277-02
清末，在西学东渐影响下中国出现了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等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但这些机构只是现代大学的雏形，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和政体的根本性变革才为中国大学真正由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转变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造就了大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和学术精神的现代大学”。[1]我国现代大学究竟缺失了什么，如何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可以从对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分析中找些答案。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制度在政府的宏观政策法令和教育爱国人士的具体办学实践的合力推动下，逐渐步入了现代化发展轨道。
一、学习原型转换下的政府法规政策
自清末到辛亥革命前的近10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在理论、制度、实践层面都是“以日为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蔡元培积极推行教育改革，他借鉴德国大学模式，试图摆脱日本模式对中国大学发展的影响。1912年教育部颁布了民国的第一个学制，即“壬子癸丑学制”。后来陆续颁布的《大学规程》、《大学令》等法规，初步勾勒出民初大学制度的法律框架，为民国大学迈进现代化提供了外部制度支撑，建立了校内设评议会、教授会的管理体制，显示了现代大学内部运作的重要特征。
民国成立后不久，袁世凯篡取了革命果实，在教育界掀起了复古逆流，但这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走向。新知识分子崛起并成为教育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美国教育界的实用主义和进步主义理论契合了当时中国教育的需求，广大知识分子发起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许多大学校长由留美学者担任，引进了美国大学办学制度和理念，于是中国大学制度开始向访美过渡。1922年 “壬戌学制”出台，1924年颁布了《国立大学条例》，重新规定了国立大学的内部组织制度，这些制度设计基本沿袭了美国大学制度。《国立大学条例》和《壬戌学制》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从模仿日本向模仿美国这一转变的完成。[2]
二、基层教育界的具体办学实践
1、北大模式
“壬子癸丑学制”、《大学令》等虽然在制度上使中国大学现代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这些制度要落实到具体办学中还需要后续实践推动。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深受洪堡大学理念影响，重视高深知识研究，强调“为了学术而学术”。蔡元培首先提出了“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的主张，从根本上转变中国大学性质和学生观念，使学校真正成为研究学问的地方。[3]他倡导学术独立，为培养学术气氛，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大学管理体制上，设评议会，确立教授在大学管理中的核心地位，首开“教授治校”先河，设教授会，实行民主管理。
2、东南大学模式
1919年郭秉文担任东南大学校长，与蔡元培一样，郭秉文主张学术自由、学者治校，在校内管理制度上与北大改革基本相似。不同的是，郭秉文办学以美国大学制度为参照，主张大学应走出“象牙塔”，融进社会生活，依靠社会力量办大学，这一点应用在制度改革上便是高校领导体制——学校董事会的新尝试。董事会成员包括工商业人士、政府官员、教授以及社会各方面教育专家。郭秉文强调政府管理，更重视借助社会的力量，倡导“公办民助”的多渠道经费来源和办学模式，致力于建设真正的“综合性大学”。
无论是“美国模式”还是“洪堡模式”都强调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大学理念，大学理念是属于“形而上”的哲学范畴，要把这种观念层面的办学追求转化为具体的办学实践，还有赖于具体制度的支撑。蔡元培和郭秉文做到了这点，他们都把“学术自由”、“学者治校”贯彻到了具体大学制度改革中，使得大学理念得以制度化。[4]北大和东南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最具现代意义的大学。
三、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形成期的特点
1、强烈移植中的民族化探索。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缺乏现代大学的底蕴，是移植他国大学制度的产物。究竟移植哪一国的大学制度为好，就有了很强的比较性，这也决定了在我国大学制度形成时期模式是非单一性的，移植中有多元化探索特点，才有了先后向日本、德国、美国借鉴学习的过程。虽然当时的大学制度具有较强的移植性，带着明显的外来成分，但并不是全盘抄袭的产物，所有这些改革方案都包含了知识分子对大学理念、大学发展道路的思考，折射了人们寻求构建切合中国国情的大学制度的努力，如蔡元培、郭秉文、张伯苓等在大学改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对现实需求的体悟和对西方大学制度的借鉴，构成了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形成的基本方式。
2、基于基层的自下而上的改革。民国前期，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基本上是在中央政府对全国教育大局失去控制的局面下进行的。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洋军阀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中，无暇顾及大学制度建设。于是大批教育团体出现，他们的活动直接左右着教育制度的改革方向。教育界人士更是身体力行，积极投身于大学制度建设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说，“壬戌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规定和《国立大学条例》的颁行，就是教育界集体智慧的结果。因此，这一时期教育变革民间、基层发挥了很大作用，具有明显的自下而上的特点。[5]
3、民国大学繁荣的短暂性。当时的中国对欧美大学观念的接受都是源自学者个人的认知，大学制度变革是在个别学者能力范围内渐进推动的，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大学制度构建的内在逻辑，但这种大学制度的自主构建是基于学者个人魅力的自我探索，对大学发展来说也会是一种劣势。所以这种自治现象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夭折了。正是由于当时大学制度的成功往往是与某个人的魅力人格联系在一起的，就像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郭秉文之于东南大学，他们的去留决定了大学命运。[6]再者，当时的中国一直处于存在多重政治实体的不稳定状态，中央政府缺乏全面推进大学制度改革的基础，改革没有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和推广。所以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一党专政”，大学开始背离大学自治和自由的现代大学精神，大学随之衰落。 四、对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启示
我国大学制度发展至今经过多次重大调整，已经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体系，但仍存在许多问题。中国大学制度存在的缺陷，基本是围绕大学存在严重的行政泛化，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高校实体性地位缺失。[7]反思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可以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不少启示。
首先，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需要政府的外部法律制度保障。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政府制定了较多的教育政策法令，为大学发展提供法制化依据。尽管由于当时政局失序，不少政策法令仅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完全得到落实，但其毕竟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了体现。反观现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法制建设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大学法规建设滞后，《高等教育法》逻辑结构不够严密，很多方面没有涉及，缺乏大学权力保障。中国当前大学制度的建设具有民国无法比拟的优势，稳定的外部环境、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为大学制度的法制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理应有能力提供完善的法律法规。
第二，现代大学制度需要重构大学理念，强化大学的学术力量。中国当前大学组织的行政泛化严重，大学内部官本位盛行，行政权力压制学术权力，大学自治、教授治学、学术自由等观念没能真正得到体现。因此，中国的大学制度必须做好“去行政化”，在大学内真正形成“学术本位”的价值取向，让大学回归知识性的本质属性，强化大学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主体地位。
第三，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需着眼于转变政府职能，平衡大学与政府的教育权力。大学与政府间教育权力的博弈与平衡推动着我国大学的发展进程，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大学制度与模式。[7]民国时期，正是政府权力弱化，而大学教育权力强化的阶段，两者形成了互不干扰且相互平衡的关系，使得民国大学作为研究高深知识的学府在政府干预和意识形态控制方面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制约，为大学的繁荣提供了前提。而现在高等教育体制政府集权管理不断加强，形成了大学自主权严重缺失，而政府高度集权的不平衡局面，大学发展时刻被政府意志所干预。实际上，大学与政府既是斗争的主体，又是相互合作的主体，政府需要打破权力垄断，归还属于高校的教育权力，双方在权力的合理分配中可以达到共融，才能促进高校的长远发展。
现在的大学，财力物力人力都有，但发展为何仍与西方大学差距颇大，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中国要想真正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不妨回顾历史，回望民国大学。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许美德.中国的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66.
[2]张建奇，杜驰.民国前期中国大学制度的确立[J].大学教育科学，2005（6）：63-64.
[3]曾华.民国时期大学发展及其制度选择[J].教育与考试，2012（4）：73-79.
[4][6]马延奇.大学转型：以制度建设为中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91.
[5]田正平，高丽浩.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45.
[7]闻万春，张宁宁.大学与政府之间教育权力的平衡——基于民国教育的考察[J].现代教育科学，2013（2）：107-110.
关键词：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特点；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9214（2015）02-0277-02
清末，在西学东渐影响下中国出现了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等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但这些机构只是现代大学的雏形，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和政体的根本性变革才为中国大学真正由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转变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造就了大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和学术精神的现代大学”。[1]我国现代大学究竟缺失了什么，如何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可以从对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分析中找些答案。
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制度在政府的宏观政策法令和教育爱国人士的具体办学实践的合力推动下，逐渐步入了现代化发展轨道。
一、学习原型转换下的政府法规政策
自清末到辛亥革命前的近10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在理论、制度、实践层面都是“以日为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蔡元培积极推行教育改革，他借鉴德国大学模式，试图摆脱日本模式对中国大学发展的影响。1912年教育部颁布了民国的第一个学制，即“壬子癸丑学制”。后来陆续颁布的《大学规程》、《大学令》等法规，初步勾勒出民初大学制度的法律框架，为民国大学迈进现代化提供了外部制度支撑，建立了校内设评议会、教授会的管理体制，显示了现代大学内部运作的重要特征。
民国成立后不久，袁世凯篡取了革命果实，在教育界掀起了复古逆流，但这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走向。新知识分子崛起并成为教育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美国教育界的实用主义和进步主义理论契合了当时中国教育的需求，广大知识分子发起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许多大学校长由留美学者担任，引进了美国大学办学制度和理念，于是中国大学制度开始向访美过渡。1922年 “壬戌学制”出台，1924年颁布了《国立大学条例》，重新规定了国立大学的内部组织制度，这些制度设计基本沿袭了美国大学制度。《国立大学条例》和《壬戌学制》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从模仿日本向模仿美国这一转变的完成。[2]
二、基层教育界的具体办学实践
1、北大模式
“壬子癸丑学制”、《大学令》等虽然在制度上使中国大学现代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这些制度要落实到具体办学中还需要后续实践推动。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深受洪堡大学理念影响，重视高深知识研究，强调“为了学术而学术”。蔡元培首先提出了“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的主张，从根本上转变中国大学性质和学生观念，使学校真正成为研究学问的地方。[3]他倡导学术独立，为培养学术气氛，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大学管理体制上，设评议会，确立教授在大学管理中的核心地位，首开“教授治校”先河，设教授会，实行民主管理。
2、东南大学模式
1919年郭秉文担任东南大学校长，与蔡元培一样，郭秉文主张学术自由、学者治校，在校内管理制度上与北大改革基本相似。不同的是，郭秉文办学以美国大学制度为参照，主张大学应走出“象牙塔”，融进社会生活，依靠社会力量办大学，这一点应用在制度改革上便是高校领导体制——学校董事会的新尝试。董事会成员包括工商业人士、政府官员、教授以及社会各方面教育专家。郭秉文强调政府管理，更重视借助社会的力量，倡导“公办民助”的多渠道经费来源和办学模式，致力于建设真正的“综合性大学”。
无论是“美国模式”还是“洪堡模式”都强调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大学理念，大学理念是属于“形而上”的哲学范畴，要把这种观念层面的办学追求转化为具体的办学实践，还有赖于具体制度的支撑。蔡元培和郭秉文做到了这点，他们都把“学术自由”、“学者治校”贯彻到了具体大学制度改革中，使得大学理念得以制度化。[4]北大和东南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最具现代意义的大学。
三、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形成期的特点
1、强烈移植中的民族化探索。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缺乏现代大学的底蕴，是移植他国大学制度的产物。究竟移植哪一国的大学制度为好，就有了很强的比较性，这也决定了在我国大学制度形成时期模式是非单一性的，移植中有多元化探索特点，才有了先后向日本、德国、美国借鉴学习的过程。虽然当时的大学制度具有较强的移植性，带着明显的外来成分，但并不是全盘抄袭的产物，所有这些改革方案都包含了知识分子对大学理念、大学发展道路的思考，折射了人们寻求构建切合中国国情的大学制度的努力，如蔡元培、郭秉文、张伯苓等在大学改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对现实需求的体悟和对西方大学制度的借鉴，构成了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形成的基本方式。
2、基于基层的自下而上的改革。民国前期，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基本上是在中央政府对全国教育大局失去控制的局面下进行的。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洋军阀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中，无暇顾及大学制度建设。于是大批教育团体出现，他们的活动直接左右着教育制度的改革方向。教育界人士更是身体力行，积极投身于大学制度建设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说，“壬戌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规定和《国立大学条例》的颁行，就是教育界集体智慧的结果。因此，这一时期教育变革民间、基层发挥了很大作用，具有明显的自下而上的特点。[5]
3、民国大学繁荣的短暂性。当时的中国对欧美大学观念的接受都是源自学者个人的认知，大学制度变革是在个别学者能力范围内渐进推动的，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大学制度构建的内在逻辑，但这种大学制度的自主构建是基于学者个人魅力的自我探索，对大学发展来说也会是一种劣势。所以这种自治现象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夭折了。正是由于当时大学制度的成功往往是与某个人的魅力人格联系在一起的，就像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郭秉文之于东南大学，他们的去留决定了大学命运。[6]再者，当时的中国一直处于存在多重政治实体的不稳定状态，中央政府缺乏全面推进大学制度改革的基础，改革没有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和推广。所以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一党专政”，大学开始背离大学自治和自由的现代大学精神，大学随之衰落。 四、对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启示
我国大学制度发展至今经过多次重大调整，已经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体系，但仍存在许多问题。中国大学制度存在的缺陷，基本是围绕大学存在严重的行政泛化，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高校实体性地位缺失。[7]反思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可以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不少启示。
首先，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需要政府的外部法律制度保障。民国前期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政府制定了较多的教育政策法令，为大学发展提供法制化依据。尽管由于当时政局失序，不少政策法令仅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完全得到落实，但其毕竟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了体现。反观现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法制建设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大学法规建设滞后，《高等教育法》逻辑结构不够严密，很多方面没有涉及，缺乏大学权力保障。中国当前大学制度的建设具有民国无法比拟的优势，稳定的外部环境、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为大学制度的法制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理应有能力提供完善的法律法规。
第二，现代大学制度需要重构大学理念，强化大学的学术力量。中国当前大学组织的行政泛化严重，大学内部官本位盛行，行政权力压制学术权力，大学自治、教授治学、学术自由等观念没能真正得到体现。因此，中国的大学制度必须做好“去行政化”，在大学内真正形成“学术本位”的价值取向，让大学回归知识性的本质属性，强化大学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主体地位。
第三，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需着眼于转变政府职能，平衡大学与政府的教育权力。大学与政府间教育权力的博弈与平衡推动着我国大学的发展进程，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大学制度与模式。[7]民国时期，正是政府权力弱化，而大学教育权力强化的阶段，两者形成了互不干扰且相互平衡的关系，使得民国大学作为研究高深知识的学府在政府干预和意识形态控制方面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制约，为大学的繁荣提供了前提。而现在高等教育体制政府集权管理不断加强，形成了大学自主权严重缺失，而政府高度集权的不平衡局面，大学发展时刻被政府意志所干预。实际上，大学与政府既是斗争的主体，又是相互合作的主体，政府需要打破权力垄断，归还属于高校的教育权力，双方在权力的合理分配中可以达到共融，才能促进高校的长远发展。
现在的大学，财力物力人力都有，但发展为何仍与西方大学差距颇大，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中国要想真正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不妨回顾历史，回望民国大学。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许美德.中国的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66.
[2]张建奇，杜驰.民国前期中国大学制度的确立[J].大学教育科学，2005（6）：63-64.
[3]曾华.民国时期大学发展及其制度选择[J].教育与考试，2012（4）：73-79.
[4][6]马延奇.大学转型：以制度建设为中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91.
[5]田正平，高丽浩.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45.
[7]闻万春，张宁宁.大学与政府之间教育权力的平衡——基于民国教育的考察[J].现代教育科学，2013（2）：107-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