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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河北平山北庄村，我村与西柏坡只有一土岸之隔，村民习惯称西柏坡为北岸上。1947年至1949年春，中共中央驻在西柏坡，对外称“工校”。当时我十四五岁，耳闻目睹了“工校”的一些趣闻轶事。
“东西南北风”
我小时候参加了儿童团，经常站岗放哨。1947年春，有一天我正在村西头站岗，将近中午时分，从西沟方向来了一支穿灰军装的队伍，向西柏坡方向进发。我立正上前询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由于紧张，把最后几个字说成了“哪一股风”，领队的战士随口说道：“东南西北风”，逗得大家都笑了。后来他说是“工校”的，要到西柏坡。接着，又过来一批骡马队，上边载着老人和小孩，经询问是“八路根”，也到西柏坡。后来才知道，“工校”是中共中央的代号，“八路根”是“工校”家属的代号。此前几天，有人把东西柏坡、南北庄、夹峪等村房屋较多的农户门上都用粉笔写上“工校”二字，我们不解其意。没几天各村一下子都住满了人，才知道这是为“工校”打前站的人号的房子。后来才听说，西柏坡驻的是中央机关，南庄驻的是中组部，东柏坡驻的是妇委，夹峪村驻的是中央办公厅，我们北庄村驻的是中宣部。中宣部陆定一部长住在我们村齐学韶家南院，青委书记冯文彬住在史椿寿家。我家也住进两位老军人，由于语言不通，第一天即闹出笑话，他们把火柴叫“刺啦”，我们叫“起灯”、“取筒”，说来说去没能理会，后来用手比画多次，才弄明白。由于住房紧张，“工校”又买了一些树木，抓紧修复了一些被日寇烧毁的房屋。
“工校”移驻西柏坡初期，由于没有小学，“工校”机关有三个孩子在北庄初小上学。该校是开明士绅齐学韶的打更房，地处我们村东北角，距西柏坡不过半里路，上学很方便。这三个孩子中，有位女同学叫刘慧敏，有位男同学叫刘猴猴，另一位男同学记不起名字了。这三个孩子和大家同学习、同值日、同娱乐，没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很好相处。所不同的是，他们每人每天都带一玻璃瓶凉开水喝，而我们喝的都是水缸里的凉水。直到一年后西柏坡中央小学成立，这三个孩子才离开该校。
1947年春天，因天旱洪子店区政府为北庄安装了一台洋水车，用毛驴拉着浇地。因看到毛驴拉着吃力，我就用手给齿轮泼水，想起点润滑作用，减轻毛驴负担，一不小心左手大拇指被车轮铰了一个大血口。母亲见状焦急万分，马上带我到中宣部卫生室治疗。上药包扎后，十几天就康复了，不过至今手指上还有一个大疤痕作为见证。没过几天，母亲做饭切菜时，不慎又切掉了半个指头，血流不止。父亲马上用一块白布为母亲包扎，但仍流血不止，我和父亲就赶紧用毛驴驮着母亲去东柏坡“工校”卫生所求治。我村距东柏坡1公里，中途经过西柏坡。行至“工校”大院门口西约50多米的地方，见到一位年纪稍大的军人正在散步，他看到母亲手上鲜血染红的白布，就询问原因，并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写上：“卫生所，请马上给这位受伤妇女包扎治疗，朱校董。”我们赶到卫生所后，看病的人挤满诊室，父亲递上纸条，医生看后立刻麻利地给母亲消毒上药，包扎治疗。流血很快止住，我们吊着的心终于放下来。返回的路上，父亲心情轻松，就问我：“你知道路上写条子的那位军人是谁吗?”我说不知道。他告诉我：“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朱总司令!”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开会时见过朱总司令的画像，总司令来两柏坡后，外出散步时经常带着猎枪在树林与河滩打猎，百发百中，好多人都认识他。这个落款可能是个化名。”父亲如是说。可惜，那张纸条没有保存下来。
“工校”大院门口连小铜锣也不让敲
“工校”大院位于西柏坡村东岸，北边有两个小门，朝南是个敞口大门，门前是一条可行大车的交通要道，西通洪子店，东通郭苏乃至灵寿。大门口岗哨严密，昼夜轮换，门口一段不许有声响。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这一带家家户户买糖瓜祭灶，准备过年。灵寿、新乐等县卖糖瓜的小商贩们挑着担子，敲着小铜锣，走村串乡，沿街叫卖。当他们敲着小锣路过“工校”大院门口时，多次遭到警卫制止。商贩就问老乡：“这里住着什么大官，连小铜锣也不让敲?”乡亲们就说：“这里是工校，正在上课，请不要干扰!”商贩们信以为真，就悄悄地离开，走远后才敲起来。其实，不止限制卖糖瓜小铜锣的声响，驮骡队系着响铃路过这里时也被制止弄出大声响，进村前就摘掉响铃，走远后再系上。他们问乡亲原因时，老乡还是那句话应付。“工校”驻在这里时，当地村民就是这样自发自觉地做保密保卫工作的。
“工校”到达西柏坡后，首先在夹峪、南庄、北庄等村搞土改试点，各村工作组长均由中央直接委派。钱俊瑞任夹峪工作组组长，张月霞任南庄工作组组长，我们村组长姓张，记不清名字了，工作组中有一位女同志叫王丹一，住在封秀家。土改和整党结合进行，群众发动起来后，“搬石头”(即整干部)，斗地主，各村普遍出现了一些极左行为，出现地主被群众吊打等现象。我们村村民齐树智的姑爷刘维民，当时住在阜平，任晋察冀边区卫生部政委，正准备调往前线任职。刘维民与妻子回北庄探亲时，南庄村贫农团正好到北庄村抢齐学韶家的粮食、家具、衣物等浮财。刘维民的警卫员误认为他们是土匪，双方发生口角，状告到了中央。土改工作组介入调查，最后定为“首长对警卫员教育不够，管理不严，撤销提拔调令，就地反省”。一年后，他才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后勤部工作。土改试点期间，各村多少都走了一些弯路，后来慢慢得到纠正。工作组的王丹一在下乡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故事。有一次王丹一到地头和农民拉家常，遇到一位看甜瓜的小姑娘，口渴就买了一个甜瓜，可是一掏口袋发现没带钱，就用随身带的一个小瓷壶作抵。那个小姑娘说啥也不要，王丹一说这是纪律，坚持要给。现在，那个小姑娘虽已是老人，但直今还保存着那个小瓷壶。
1948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工校”突然在西柏坡村西挖一个大土坑焚烧文件，熊熊火焰在北庄也能看得很清楚。各村驻着的“工校”机关也都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转移。“工校”大院的家属又和来时一样，骑着骡马经北庄后街向西转移。据说转移到文都河和卸甲河流域的山庄。村民不知缘由，开始跟着紧张起来。经询问中宣部的工作人员，才知道是傅作义企图偷袭石家庄，进而摧毁西柏坡的解放军总部。当时解放军主力部队都在前方，石家庄一带无重兵御敌，情势万分危急。但五六天后，“工校”家属又坐在骡马背上原路返回了。机关干部也都解开行囊，恢复正常工作。后来才知道，解放区军队作出了节节抗敌的部署，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几篇颇具震慑力的述评文章，对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的战略部署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对兵力部署、武器装备、部队番号、军师长姓名及主攻方向等都揭露得一清二楚。同时也把我军迎击准备的兵力部署讲得有条有理。这几篇述评，犹如几枚 重磅炸弹，震得傅作义的将士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傅作义只好退兵。这就是后来流传的“毛泽东巧布空城计，击退蒋傅十万兵!”
“浑水摸鱼嘛”
西柏坡村南是6000多亩的一片庄卜滩，滩中有一条从滹沱河引水的大灌渠。渠宽约7米，深约5米。庄卜滩二节水磨处，由于水磨用水量大，渠面最宽，渠水也最深。1948年7月下旬的一天，西柏坡村民阎民生、阎板板等人正在庄卜滩二节水磨下大渠游泳，突然来了几位军人，问渠水深不深，能不能游泳。由于他们水性很好，可以脚不着底，头部和双手都浮出水面，即随口答道：“就这么深。”几位军人下水一试，结果水淹没了头顶，赶紧上岸，说阎民生等人不说实话，随即离去。不一会儿，来了20多位军人，护着一位身材魁梧的人走过来，战士示意村民离远一点。这位身材魁梧的人和几位士兵一同下了水，阎民生等人在远处偷偷观望。看到其他人都是蛙泳，就中间一人是仰泳，第一次见到仰泳，觉得很新奇。这些人顺着水渠游了近一个小时才上岸。后来才知道，这位身材魁梧的人是毛泽东主席。
西柏坡一带，无论滹沱河、大渠或池塘中都有鱼，但当地村民没有吃鱼的习惯，偶尔捡到或捉到一条鱼，就喂猫和猪，后来才慢慢开始学吃鱼。毛主席爱吃红烧肉和红烧鱼。“工校”来此后，发现了这一资源。警卫战士在繁忙工作之余，曾多次到河边捉鱼。有一次，毛主席散步来到一个小池塘边，就问警卫战士里面有没有鱼，战士说：“水至清则无鱼，估计没有。”毛主席说不妨下水试一试。几位战士下水后，发现鱼是有，但池水深，鱼又光又滑，手脚并用也没能捉住。毛主席就在岸上喊：“把水搅浑!浑水摸鱼嘛。”战十们把水搅浑后，鱼果然被呛得浮出水面喘气，不一会儿，战士们就抓住十几条大鱼。还有一次，警卫战士带着绑成小捆的麦根，来到庄卜滩大渠的落差跌头处捉鱼，他们排成人墙，水从人和麦捆的间隙流走，鱼被逼得走投无路，乖乖地被战士抓住。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阴谋被粉碎后，西柏坡形势比较稳定，警卫排抽出一部分战士到附近的霍宾台文化补习学校学习。战士们利用星期日，在池塘里捉了不少鱼。
“工校”在西柏坡期间，防空设施有多种。中央大院后的老鼠岭上挖了一个防空洞，南边三个洞口，分别连着毛泽东、刘少奇住处和小礼堂(即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北边一个口，距朱德住处不远。老鼠岭上，设有报警钟、警报器。刚开始时是手动报警，我家曾住过警卫班，警卫战士让我看过报警器，左手抓住，右手摇把，操作比较容易，响声波及面较近。沏沏水电厂发电后，改为电动警报器，一拉警报，周围十里八里都能听到。当时，曾拉过几次警报，毛主席等人到防空洞隐蔽过，都有惊无险。东柏坡与夹峪之间有个山头，名叫“窄嘴庄”，距西柏坡约1.5公里。这里配备高射炮和机关枪。有一次，我去夹峪村的姥姥家，路过“窄嘴庄”，正好听到轰隆隆的飞机声。抬头一看，有一架轰炸机正飞越上空，只见高射炮手和机关枪手马上进入位置，瞄准操作。我和几位村民躲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炮口对着飞机旋转，心想打下一架敌机才过瘾呢!飞机没有投弹轰炸，也没有俯冲射击，慢慢向东南飞走了，机关枪手也离开了射击位置。
“晚上出太阳啦!”
西柏坡向外的通道，主要是西南方向。路经北庄、南庄、洪子店，向东通平山城、石家庄。“丁校”大院的汽车，每天都从此路经过。有一次，“工校”的一辆小吉普路过北庄大街时，由于街面狭窄，在拐弯处和一马车相遇，不慎撞坏了敬二白家厕所的墙角。第二天，“工校”行政处派人到敬二白家道歉，并带着工匠立即修复撞坏的厕所墙壁，弄得二白老人很不好意思。敬二白心想，“工校”每天有车从这里经过，厕所的墙角有碍交通，不修改的话以后还会给车辆找麻烦。于是，他自己动手把墙角缩了回去，改成了半圆形，后来就再也没出过事故。
“工校”进驻后，西柏坡一带文化活动十分活跃。西柏坡和各村经常放映电影，开始是无声电影，后来改为有声电影，记得大多是苏德战争片和抗战片，看后很受鼓舞。在西柏坡放映时，开始是“工校”的人和村民一起看，后来由于人多不方便，警卫任务也很大，就改为“工校”一场，村民一场。“工校”在这里时，还上演过几次京戏。在东柏坡中央大礼堂上演时，是按人头发票，“工校”一天，村民一天。在西柏坡和西沟等村临时搭建的戏台公演时，十里八乡村民蜂拥而至，人山人海。印象最深的是李和曾、金刚钻等名演员唱的《苏三起解》、《河神娶亲》、《杜十娘》、《三打祝家庄》等。那时村里还没有收音机和扩音器，上演京戏时，扩音器的大喇叭放得哇哇响，远近都能听清，群众非常满意。至今金刚钻高唱“苏三离了洪洞县……”的声音还不时在耳边响起。
夹峪村在西柏坡往东约3公里的地方，每年农历二月二十三日是夹峪庙会。我姥姥家就在该村，我每年去赶庙会，看几天戏。平时唱戏在戏楼上，中央办公厅移驻夹峪村后借用了戏楼。唱戏时由办公厅出钱，村里出工，临时在村东搭个戏台，过后拆除。1949年农历二月二十三日晚，唱的是赞皇丝弦《杨金花夺印》。晚上10点左右，人们正看到夺印高峰时，突然东方天空一片光亮，无数个光柱在不停地移动，人们茫然不知所措，议论纷纷，感到非常奇怪。有的说：“晚上出了太阳啦!”有的说：“不会，可能是月亮。”时间不长，又听到轰隆隆的机器声，观众和演员都跑到大路边看热闹，原来是一长队汽车自东向西开来，车灯照亮了整个夜空。好长的车队，足足有半公里长。前边是小车，后边是大卡车，那时人们很少见到汽车，更甭说车队了，所以觉得很新奇。车队来干什么?谁也不知道。第二天，我从夹峪村赶回家，路过西柏坡“工校”大院门口时，发现往日戒备森严的大院空无一人，就好奇地到院内转了一圈，结果人去院空!回家后才知道，那个车队是来接“工校”进京的，住在北庄的中宣部也全走了。
“东西南北风”
我小时候参加了儿童团，经常站岗放哨。1947年春，有一天我正在村西头站岗，将近中午时分，从西沟方向来了一支穿灰军装的队伍，向西柏坡方向进发。我立正上前询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由于紧张，把最后几个字说成了“哪一股风”，领队的战士随口说道：“东南西北风”，逗得大家都笑了。后来他说是“工校”的，要到西柏坡。接着，又过来一批骡马队，上边载着老人和小孩，经询问是“八路根”，也到西柏坡。后来才知道，“工校”是中共中央的代号，“八路根”是“工校”家属的代号。此前几天，有人把东西柏坡、南北庄、夹峪等村房屋较多的农户门上都用粉笔写上“工校”二字，我们不解其意。没几天各村一下子都住满了人，才知道这是为“工校”打前站的人号的房子。后来才听说，西柏坡驻的是中央机关，南庄驻的是中组部，东柏坡驻的是妇委，夹峪村驻的是中央办公厅，我们北庄村驻的是中宣部。中宣部陆定一部长住在我们村齐学韶家南院，青委书记冯文彬住在史椿寿家。我家也住进两位老军人，由于语言不通，第一天即闹出笑话，他们把火柴叫“刺啦”，我们叫“起灯”、“取筒”，说来说去没能理会，后来用手比画多次，才弄明白。由于住房紧张，“工校”又买了一些树木，抓紧修复了一些被日寇烧毁的房屋。
“工校”移驻西柏坡初期，由于没有小学，“工校”机关有三个孩子在北庄初小上学。该校是开明士绅齐学韶的打更房，地处我们村东北角，距西柏坡不过半里路，上学很方便。这三个孩子中，有位女同学叫刘慧敏，有位男同学叫刘猴猴，另一位男同学记不起名字了。这三个孩子和大家同学习、同值日、同娱乐，没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很好相处。所不同的是，他们每人每天都带一玻璃瓶凉开水喝，而我们喝的都是水缸里的凉水。直到一年后西柏坡中央小学成立，这三个孩子才离开该校。
1947年春天，因天旱洪子店区政府为北庄安装了一台洋水车，用毛驴拉着浇地。因看到毛驴拉着吃力，我就用手给齿轮泼水，想起点润滑作用，减轻毛驴负担，一不小心左手大拇指被车轮铰了一个大血口。母亲见状焦急万分，马上带我到中宣部卫生室治疗。上药包扎后，十几天就康复了，不过至今手指上还有一个大疤痕作为见证。没过几天，母亲做饭切菜时，不慎又切掉了半个指头，血流不止。父亲马上用一块白布为母亲包扎，但仍流血不止，我和父亲就赶紧用毛驴驮着母亲去东柏坡“工校”卫生所求治。我村距东柏坡1公里，中途经过西柏坡。行至“工校”大院门口西约50多米的地方，见到一位年纪稍大的军人正在散步，他看到母亲手上鲜血染红的白布，就询问原因，并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写上：“卫生所，请马上给这位受伤妇女包扎治疗，朱校董。”我们赶到卫生所后，看病的人挤满诊室，父亲递上纸条，医生看后立刻麻利地给母亲消毒上药，包扎治疗。流血很快止住，我们吊着的心终于放下来。返回的路上，父亲心情轻松，就问我：“你知道路上写条子的那位军人是谁吗?”我说不知道。他告诉我：“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朱总司令!”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开会时见过朱总司令的画像，总司令来两柏坡后，外出散步时经常带着猎枪在树林与河滩打猎，百发百中，好多人都认识他。这个落款可能是个化名。”父亲如是说。可惜，那张纸条没有保存下来。
“工校”大院门口连小铜锣也不让敲
“工校”大院位于西柏坡村东岸，北边有两个小门，朝南是个敞口大门，门前是一条可行大车的交通要道，西通洪子店，东通郭苏乃至灵寿。大门口岗哨严密，昼夜轮换，门口一段不许有声响。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这一带家家户户买糖瓜祭灶，准备过年。灵寿、新乐等县卖糖瓜的小商贩们挑着担子，敲着小铜锣，走村串乡，沿街叫卖。当他们敲着小锣路过“工校”大院门口时，多次遭到警卫制止。商贩就问老乡：“这里住着什么大官，连小铜锣也不让敲?”乡亲们就说：“这里是工校，正在上课，请不要干扰!”商贩们信以为真，就悄悄地离开，走远后才敲起来。其实，不止限制卖糖瓜小铜锣的声响，驮骡队系着响铃路过这里时也被制止弄出大声响，进村前就摘掉响铃，走远后再系上。他们问乡亲原因时，老乡还是那句话应付。“工校”驻在这里时，当地村民就是这样自发自觉地做保密保卫工作的。
“工校”到达西柏坡后，首先在夹峪、南庄、北庄等村搞土改试点，各村工作组长均由中央直接委派。钱俊瑞任夹峪工作组组长，张月霞任南庄工作组组长，我们村组长姓张，记不清名字了，工作组中有一位女同志叫王丹一，住在封秀家。土改和整党结合进行，群众发动起来后，“搬石头”(即整干部)，斗地主，各村普遍出现了一些极左行为，出现地主被群众吊打等现象。我们村村民齐树智的姑爷刘维民，当时住在阜平，任晋察冀边区卫生部政委，正准备调往前线任职。刘维民与妻子回北庄探亲时，南庄村贫农团正好到北庄村抢齐学韶家的粮食、家具、衣物等浮财。刘维民的警卫员误认为他们是土匪，双方发生口角，状告到了中央。土改工作组介入调查，最后定为“首长对警卫员教育不够，管理不严，撤销提拔调令，就地反省”。一年后，他才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后勤部工作。土改试点期间，各村多少都走了一些弯路，后来慢慢得到纠正。工作组的王丹一在下乡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故事。有一次王丹一到地头和农民拉家常，遇到一位看甜瓜的小姑娘，口渴就买了一个甜瓜，可是一掏口袋发现没带钱，就用随身带的一个小瓷壶作抵。那个小姑娘说啥也不要，王丹一说这是纪律，坚持要给。现在，那个小姑娘虽已是老人，但直今还保存着那个小瓷壶。
1948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工校”突然在西柏坡村西挖一个大土坑焚烧文件，熊熊火焰在北庄也能看得很清楚。各村驻着的“工校”机关也都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转移。“工校”大院的家属又和来时一样，骑着骡马经北庄后街向西转移。据说转移到文都河和卸甲河流域的山庄。村民不知缘由，开始跟着紧张起来。经询问中宣部的工作人员，才知道是傅作义企图偷袭石家庄，进而摧毁西柏坡的解放军总部。当时解放军主力部队都在前方，石家庄一带无重兵御敌，情势万分危急。但五六天后，“工校”家属又坐在骡马背上原路返回了。机关干部也都解开行囊，恢复正常工作。后来才知道，解放区军队作出了节节抗敌的部署，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几篇颇具震慑力的述评文章，对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的战略部署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对兵力部署、武器装备、部队番号、军师长姓名及主攻方向等都揭露得一清二楚。同时也把我军迎击准备的兵力部署讲得有条有理。这几篇述评，犹如几枚 重磅炸弹，震得傅作义的将士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傅作义只好退兵。这就是后来流传的“毛泽东巧布空城计，击退蒋傅十万兵!”
“浑水摸鱼嘛”
西柏坡村南是6000多亩的一片庄卜滩，滩中有一条从滹沱河引水的大灌渠。渠宽约7米，深约5米。庄卜滩二节水磨处，由于水磨用水量大，渠面最宽，渠水也最深。1948年7月下旬的一天，西柏坡村民阎民生、阎板板等人正在庄卜滩二节水磨下大渠游泳，突然来了几位军人，问渠水深不深，能不能游泳。由于他们水性很好，可以脚不着底，头部和双手都浮出水面，即随口答道：“就这么深。”几位军人下水一试，结果水淹没了头顶，赶紧上岸，说阎民生等人不说实话，随即离去。不一会儿，来了20多位军人，护着一位身材魁梧的人走过来，战士示意村民离远一点。这位身材魁梧的人和几位士兵一同下了水，阎民生等人在远处偷偷观望。看到其他人都是蛙泳，就中间一人是仰泳，第一次见到仰泳，觉得很新奇。这些人顺着水渠游了近一个小时才上岸。后来才知道，这位身材魁梧的人是毛泽东主席。
西柏坡一带，无论滹沱河、大渠或池塘中都有鱼，但当地村民没有吃鱼的习惯，偶尔捡到或捉到一条鱼，就喂猫和猪，后来才慢慢开始学吃鱼。毛主席爱吃红烧肉和红烧鱼。“工校”来此后，发现了这一资源。警卫战士在繁忙工作之余，曾多次到河边捉鱼。有一次，毛主席散步来到一个小池塘边，就问警卫战士里面有没有鱼，战士说：“水至清则无鱼，估计没有。”毛主席说不妨下水试一试。几位战士下水后，发现鱼是有，但池水深，鱼又光又滑，手脚并用也没能捉住。毛主席就在岸上喊：“把水搅浑!浑水摸鱼嘛。”战十们把水搅浑后，鱼果然被呛得浮出水面喘气，不一会儿，战士们就抓住十几条大鱼。还有一次，警卫战士带着绑成小捆的麦根，来到庄卜滩大渠的落差跌头处捉鱼，他们排成人墙，水从人和麦捆的间隙流走，鱼被逼得走投无路，乖乖地被战士抓住。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阴谋被粉碎后，西柏坡形势比较稳定，警卫排抽出一部分战士到附近的霍宾台文化补习学校学习。战士们利用星期日，在池塘里捉了不少鱼。
“工校”在西柏坡期间，防空设施有多种。中央大院后的老鼠岭上挖了一个防空洞，南边三个洞口，分别连着毛泽东、刘少奇住处和小礼堂(即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北边一个口，距朱德住处不远。老鼠岭上，设有报警钟、警报器。刚开始时是手动报警，我家曾住过警卫班，警卫战士让我看过报警器，左手抓住，右手摇把，操作比较容易，响声波及面较近。沏沏水电厂发电后，改为电动警报器，一拉警报，周围十里八里都能听到。当时，曾拉过几次警报，毛主席等人到防空洞隐蔽过，都有惊无险。东柏坡与夹峪之间有个山头，名叫“窄嘴庄”，距西柏坡约1.5公里。这里配备高射炮和机关枪。有一次，我去夹峪村的姥姥家，路过“窄嘴庄”，正好听到轰隆隆的飞机声。抬头一看，有一架轰炸机正飞越上空，只见高射炮手和机关枪手马上进入位置，瞄准操作。我和几位村民躲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盯着炮口对着飞机旋转，心想打下一架敌机才过瘾呢!飞机没有投弹轰炸，也没有俯冲射击，慢慢向东南飞走了，机关枪手也离开了射击位置。
“晚上出太阳啦!”
西柏坡向外的通道，主要是西南方向。路经北庄、南庄、洪子店，向东通平山城、石家庄。“丁校”大院的汽车，每天都从此路经过。有一次，“工校”的一辆小吉普路过北庄大街时，由于街面狭窄，在拐弯处和一马车相遇，不慎撞坏了敬二白家厕所的墙角。第二天，“工校”行政处派人到敬二白家道歉，并带着工匠立即修复撞坏的厕所墙壁，弄得二白老人很不好意思。敬二白心想，“工校”每天有车从这里经过，厕所的墙角有碍交通，不修改的话以后还会给车辆找麻烦。于是，他自己动手把墙角缩了回去，改成了半圆形，后来就再也没出过事故。
“工校”进驻后，西柏坡一带文化活动十分活跃。西柏坡和各村经常放映电影，开始是无声电影，后来改为有声电影，记得大多是苏德战争片和抗战片，看后很受鼓舞。在西柏坡放映时，开始是“工校”的人和村民一起看，后来由于人多不方便，警卫任务也很大，就改为“工校”一场，村民一场。“工校”在这里时，还上演过几次京戏。在东柏坡中央大礼堂上演时，是按人头发票，“工校”一天，村民一天。在西柏坡和西沟等村临时搭建的戏台公演时，十里八乡村民蜂拥而至，人山人海。印象最深的是李和曾、金刚钻等名演员唱的《苏三起解》、《河神娶亲》、《杜十娘》、《三打祝家庄》等。那时村里还没有收音机和扩音器，上演京戏时，扩音器的大喇叭放得哇哇响，远近都能听清，群众非常满意。至今金刚钻高唱“苏三离了洪洞县……”的声音还不时在耳边响起。
夹峪村在西柏坡往东约3公里的地方，每年农历二月二十三日是夹峪庙会。我姥姥家就在该村，我每年去赶庙会，看几天戏。平时唱戏在戏楼上，中央办公厅移驻夹峪村后借用了戏楼。唱戏时由办公厅出钱，村里出工，临时在村东搭个戏台，过后拆除。1949年农历二月二十三日晚，唱的是赞皇丝弦《杨金花夺印》。晚上10点左右，人们正看到夺印高峰时，突然东方天空一片光亮，无数个光柱在不停地移动，人们茫然不知所措，议论纷纷，感到非常奇怪。有的说：“晚上出了太阳啦!”有的说：“不会，可能是月亮。”时间不长，又听到轰隆隆的机器声，观众和演员都跑到大路边看热闹，原来是一长队汽车自东向西开来，车灯照亮了整个夜空。好长的车队，足足有半公里长。前边是小车，后边是大卡车，那时人们很少见到汽车，更甭说车队了，所以觉得很新奇。车队来干什么?谁也不知道。第二天，我从夹峪村赶回家，路过西柏坡“工校”大院门口时，发现往日戒备森严的大院空无一人，就好奇地到院内转了一圈，结果人去院空!回家后才知道，那个车队是来接“工校”进京的，住在北庄的中宣部也全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