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岸巴国国王的青铜玉具剑、芙蓉江崖的摇钱树、龙溪河畔的民族岩棺、合川最早的商代陶片、江北石马河的汉代桂花酒、九龙坡陶家的汉代画像砖、三峡深处的元代壁画墓、南岸黄桷垭的宋代窑炉……这每一件文物都足以改写重庆的地方历史，而这每一件宝贝都和林必忠休戚相关。
　　
　　■ 执著
　　
　　2007年11月1日，在合川区盐井镇偏僻的小山包上，一处长六米、宽两米多的狭长窑炉酷似一条长龙静卧着。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所长助理、研究员林必忠仔细端详着从窑炉出土的残缺瓷杯、瓷碟、器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这个窑炉可能是重庆首个宋代龙窑。”
　　记者说：“考古是一个充满了惊喜的职业。”
　　林必忠说：“考古其实是个‘捧着金饭碗讨饭’的行当，它需要的更多是执著、勇气和智慧。”
　　因为一本小说《古峡迷雾》，林必忠带着几分好奇和神往选择了考古专业。然而能在这个岗位上默默付出二十多年，却源于他对历史真相的执著和保护城市文脉的使命感。
　　林必忠用自己的方式助推着重庆从几乎没有考古发掘的上世纪80年代，进入到文物保护的自觉时代。
　　1984年8月，林必忠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重庆市博物馆古代历史部，负责文物展览和野外考古工作。二十多年来，林必忠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年在野外工作的时间超过半年，他是重庆市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年限最长、完成考古工作量最多的专业技术人员。
　　“我曾徒步考察过长江、乌江、嘉陵江、涪江的重庆段两岸，穿越了大巴山、武陵山、方斗山、缙云山……”说起这些，林必忠带着一丝自豪。
　　正是这些经历，让考古深深地印刻在了他的生命中。
　　这些年来，林必忠的同学、同事有不少改行的，读博士、当硕士生导师或者搞古玩鉴定，个个衣食丰裕。
　　想着自己的艰苦，难免有时会质疑。但真要离开这个岗位，林必忠不舍得。“留住重庆的历史文脉，守住重庆的文化遗产”，他一直默默坚守。
　　考古发掘给他带来的成就感，是金钱和权势都无法给予的。
　　林必忠谈到了自己在考古工作中最得意的“作品”。那是2006年，他在位于合川銅溪镇沙帽村二组的涪江右岸二级台地涪江三桥工地的唐家坝遗址上，发掘出了22件石器。粗重的砍砸器、锐薄的刮削器，每一件石器上都残留着先人们打制该石器时的痕迹。
　　据推断，这批石器源于距今约八万年的打制石器时代（即旧石器时代），就是这22件扔在路边谁也不会多看两眼的石坨坨，将改写重庆的历史教科书。因为此前，距今两万五千年的有人类遗骨化石出土的铜梁文化，被普遍认为是嘉陵江流域最早的人类活动痕迹。而林必忠发现的这批打制石器，将嘉陵江流域人类活动的年代向前推进了五万五千年！
　　
　　■ 赛跑
　　
　　为解开历史的千古之谜，蚊叮虫咬、烟熏火燎、日晒雨淋、餐风宿露、山洪、毒蛇……这些都是野外考古必经的考验。而对考古工作者来说，真正的考验不是来自自然的恶劣环境，而是城市快速扩张的步伐。
　　这些年，林必忠一直走在漩涡的中心。
　　采访时他滔滔不绝讲了几个小时，通篇只有一个字：难。
　　根据国家的相关法规，由于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我国一般不主动考古，现有的考古工作主要配合基本建设工程而进行。
　　重庆直辖后，旧城改造、城市基本建设，到处都在动工破土，时时危及到地面、地下文物的安全。
　　林必忠迈开了和城市发展赛跑的步伐。
　　2005年5月，考古人员在对乌江彭水水电站施工工地考古发掘时发现，有大约十万平方米面积的明代冶锌遗址。锌在古代主要用于制造铜器的金属合剂，重庆发现如此大面积的冶锌遗址，证明重庆当时的铜器制造业非常发达。而此前，英国一直称伦敦是冶锌发源地，林必忠说，这次明代冶锌遗址的发现，证明冶锌是从中国发源流传到英国去的，这足已改写世界科技史。
　　这样的发掘结果，却是林必忠带着考古队争分夺秒抢下来的。
　　水电站施工场地内，有三十多处文物点将随着水电站的完工永沉在乌江奔腾的江水下。这些文物中最古老已有四千多年历史。为了抢救出更多的文物，林必忠带着考古队通宵达旦地进行勘测发掘。在极度的疲惫中，他们发现了冶锌遗址。“我们的时间太紧了，缺人手，又缺资金。”回想起那时的紧迫和巨大的精神压力，林必忠锁紧了眉头。
　　考古队不仅要和城市建设赛跑，还要和盗墓者赛跑。
　　2006年1月19日，考古人员勘察到永川一处有六个墓穴的古墓群，墓内陪葬的两个谷仓陶罐内盛满明代稻谷。为保护墓群内文物，考古人员只将当地村民从墓群中取出的五件陪葬陶器、铁器带回。当天晚上，大批随葬物品全部被盗，现场仅残留部分被破坏的文物，古墓考古工作因此停滞。
　　文物被盗并不鲜见。“重庆99%的墓葬都被盗过，我考古二十多年，发掘汉墓上百座，只有一座是完整的！”林必忠说，“最猖狂的是在三峡库区发掘文物，由于雾大能见度低，考古队在这边挖，盗墓的在那边挖，还打起考古队的旗号。”
　　根据法律规定，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在经济效益至上的年代，考古显得有点“费力不讨好”。
　　在修建重庆某座水电站时，推土机推出了汉代的铜镜、摇钱树。根据考古队勘测，工程范围内存在几十处春秋墓和汉墓。考古所将处理意见交给施工方后，却如石沉大海。林必忠几次交涉，最后，虽然施工方同意让他们进场考古发掘，却不停地催促“快点弄，我们马上要开工了”。
　　让林必忠没有想到的是，考古发掘还未完成，施工方却擅自开始蓄水。二十多个汉墓被永远淹没在水下。每一个发现都可能改写历史啊！望着滔滔江水，爽朗坚强的林必忠流泪了。
　　
　　■ 呐喊
　　
　　1987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重庆发现了一万二千多个文物点，而现在这些文物点有极大部分已经被毁或被盗。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文物点消亡的速度日趋加快。
　　江北城旧城改造时，在规划范围内，下横街35号是典型的重庆清代中期民居，有大量精美的木雕、石雕，具有相当大的保存价值。2003年，在工程动工前，林必忠参与制定了江北城的拆迁前期保护规划，把城门、城墙、古民居等文物点融入了未来的城市规划设计。然而，想不到的是，拆迁一段时间后，当林必忠一行人来检查文物保护情况时，在一栋清代民居前，被拆除的房梁、立柱杂乱地堆放在路边；一块描绘古代江北城全景的浮雕也下落不明。这座五百平方米以上的古民居已变成了一堆瓦砾。
　　“文物部门既无权又无钱，全靠嘴巴恶与甜。”聪明并善于审时度势的林必忠找到了一条“曲线救国”的路。
　　2004年1月5日，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开幕。林必忠抓住机会向王鸿举市长作了《政协“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文物保护”专题调研工作应该得到落实》专题汇报。王鸿举当即做出批示，纳入政府督办。在相关部门的干预下，存在的问题得以解决。
　　受到王市长批示的鼓舞，林必忠一口气提了有关文物保护的十个提案，他成为“提案状元”。
　　在2003年市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林必忠提交了《关于健全地方立法，尽快制定〈重庆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的建议》和《关于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文物保护工作的建议》的提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成立了专门小组进行立法调研，林必忠也成为立法组的一员。在多方推动下，2005年，重庆出台了《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
　　“法律依据有了，我希望看到人们真正全面地实施它。”林必忠拿着这本法律册子，眼中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