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与侯波到上海。担任“全国即时艺术摄影比赛”评委工作。她在毛主席身边做专职摄影记者多年,一点儿没有大摄影家的架子,更多的像一位亲切的老大姐,对年轻人更是呵护有加。所以,在几天的评选工作中我与侯波老师已然熟悉。乘火车回到北京时,侯波约我到她家去坐坐。
　　到了北太平庄侯波老师的家里,看着徐肖冰老师拿给我的历史照片画册,一幅幅记录着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照片,生动极了。我心里惦记着主编丛林交给我的任务:《八小时以外》要用图片反映老一辈革命家的业余生活。在这之前,我已经编发了侯波老师为贺龙与夫人薛明在四川渡口市拍的一幅作品:夫妇二人并肩而立,贺老总手持刚从树上折下的一枝带有红花的树枝。从衣装上看,应是初春的季节吧,画面闲适安逸。侯波告诉我,这是贺老总夫妇在“文化大革命”前拍的最后一次照片。不久,一场浩劫席卷了神州,贺龙也死于非命。
　　在“珍贵的留影”栏目刊发的这幅珍贵的照片,特意写下了这样的说明文字:“贺龙同志和薛明同志一九六六年在渡口市”——今天我写这篇稿子,又翻看这幅作品,真的感慨,什么是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这就是。看着贺老总夫妇纯朴无防的目光,让人感觉是如此遥远与陌生,珍稀得像另一个世界埋藏了几个世纪的钻石!
　　就是在那次,侯波热心地说,你找杨绍明去吧,他是杨尚昆的儿子,在新华社国内组。他拍过不少国家领导人的业余生活照片。
　　于是,新华社摄影部的办公室中,我与杨绍明有了多次的约稿、访谈。他值夜班时,常常是夜里十一二点我才能在他忙碌工作的间隙谈选题,选作品。他比我大几岁,朴实而认真,身上极少高干子弟的符号。深夜里,在他办公室的台灯下,聊些家常之话题,更有如兄长般的温暖。他给我的诸多支持,使我难忘。
　　《八小时以外》封二“珍贵的留影”版面上开始了“色彩纷呈”:毛主席和程潜先生在中南海划船;叶剑英左手持横拍打乒乓球(1982年),张桂玉摄;邓小平和外孙女植树;李先念和孩子们(1978年杭州),张桂玉摄;胡耀邦右手牵孙女、左手携孙子散步(1982年),杨绍明摄;廖承志为儿媳、孙女拍照片(1983年农历正月十五),杨绍明摄;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薄一波……许多珍贵的照片得以在《八小时以外》首发、独家发表。
　　邓小平与外孙女羊羊,是杨绍明拍摄于北戴河的一张照片。十几岁的羊羊梳了一头小细辫子,小平同志抓了一把辫子在手中。慈祥的目光、轻松的笑容,长辈的慈爱与亲情充溢其间。题目是“真调皮!”,这轻松的命题概括了多少艰涩的岁月!“黑猫、白猫”、“我是维吾尔姑娘,头上辫子多”——这是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邓公名言。三起三落的砥柱中流,成就了设计民族未来的一代伟人,闲暇时光的画面透着政治家举重若轻的挥洒自如。
　　这个栏目在读者中引发了积极的反响,我曾在不少单位的办公桌玻璃板下看到精心剪下的“珍贵留影”图片,反映着众人的珍爱。这一帧帧珍贵的留影已成历史底片,投影在共和国画卷的大背景中,映照着《八小时以外》杂志的昨夜星辰。
　　有一年我在怀仁堂采访一场文艺演出。恰巧薄一波与习仲勋同志来得较早,演出没开始,我坐到了他们的前一排,他们正在互相问候着年纪与身体。我说,我是《八小时以外》杂志的,为您们拍张照片吧。薄一波略带山西口音连说了两句,知道,知道。
　　还有一次,见到杨尚昆,他当时担任国家主席。我为杨尚昆主席拍完照片,他知道我是《八小时以外》杂志的,也随口说道,嗯,晓得。
　　由此可见《八小时以外》杂志在当时的知名度和影响。
　　十年浩劫后,在历史的拐点上,初晴的华夏大地催生了《八小时以外》杂志。“南山阴崖犹含冻,远树浮烟已是春”。在那个岁月里,她无愧地担当了文化冻土上开犁报春的领头人。是几位别具眼光和胆识的人创办、孕育了《八小时以外》杂志,是一批殚精竭虑的出版人为之耕耘。《八小时以外》杂志当年每期一百多万册的发行量,实在是那个历史年代不可复制的风景。
　　《八小时以外》是期刊之林的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她曾经“洛阳纸贵”过。当年外出采访,在飞机上、在火车的车厢里,多少人凭着八小时以外的话题成为相识、相知,使我心中叠加了莫名的使命感和一份小小的虚荣。我而立之年进入出版社,就在《八小时以外》杂志。尤其是在丛林、余秋明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几年,正是《八小时以外》最辉煌的时代,也是我锻炼成长的难忘记忆。还有柳心、陈砾、乔绍庆等老一辈出版人的敬业与当时看似平常、今日想来却是珍贵无比的操守,都令我心生敬意。如今我临近退休,匆匆已近三十载,成为了这个集体中陪伴这本杂志走过时间最长的一员。
　　我为她奔波,为她梳妆打扮,为她百般构思、干般琢磨。心中曾想:《八小时以外》杂志是棵葱茏的大树,风吹过,那响声中有一片绿叶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