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中国移动原董事长、党组书记奚国华向全体员工发出了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封邮件。《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发现，今年以来，至少有18家中央企业“一把手”进行了调整，涉及能源、电力、汽车、通信等领域。其中，包括奚国华在内的6位央企负责人因年龄退出领导班子。
　　2013年的一项统计显示，央企“一把手”（董事长、未设董事会央企的总经理、院长）当年的平均年龄为57.11岁。按照央企高管副部级63岁、正局级60岁的退休年龄，可以预见从2015年开始，一批“50后、55前”的央企老总们将逐渐淡出央企的舞台。
　　这个“亦官亦商”的群体，退休之后的生活模式也大不相同。
　　从“将军”到“谋士”：担任外部董事发挥余热
　　2004年，国资委开始在央企中推行董事会改革，引入外部董事是改革的核心内容，目的是通过选派代表出资人利益的外部董事，进一步改善董事会组成结构。2005年10月宝钢集团成为第一家启动董事会改革的央企，经过10年的发展，目前国资委监管的111家中央企业中董事会试点企业已达74家，超过60家央企先后引入外部董事。
　　记者查阅资料后发现，作为规范董事会制度中最为关键的主体，目前外部董事这一群体主要由退休央企高管、高校学者、法律和会计界专业人士组成。
　　对众多退休央企“一把手”而言，去其他央企担任外部董事，是他们继续发挥余热的主要选择。如2013年4月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董事长职位退休的杨继学，在2014年3月被聘为为中国轻工集团外部董事，2014年6月杨继学又被聘为另一家央企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的外部董事;2014年1月退休的宝钢集团原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刘国胜，从2014年8月开始担任神华集团外部董事;中国节能集团原党委书记、副董事长陈津恩在2013年9月退休后，2014年12月被聘为中国建材集团外部董事。
　　资深企业人力资源专家李元飞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现行机制下外部董事只是被聘用的董事，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如果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到位，外部董事很容易被内化。”
　　“外部董事在董事会中相对弱势，话语权有限。” 据某央企上市公司董秘介绍，外部董事名义上由国资委选聘指派，但实际操作中，企业董事长的意见对于外部董事的选聘和评价更为重要。
　　有“钢铁界铁娘子”之称的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谢企华在退休3年后，于2010年12月以67岁的“高龄”被国资委返聘出任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国新公司注册资本金45亿元，是配合国资委优化中央企业布局结构、主要从事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的企业化操作平台。2014年7月，71岁的国新公司董事长谢企华正式退位。
　　中央党校教授徐平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退休央企高管有很丰富的行业经历和领导经验，他们愿意在不同的平台继续发挥能量，要多从正面角度看待。“市场经济下报酬和贡献要对等，确有余热的（退休老总）要合理给予报酬，反之则值得商榷。”徐平说。
　　担任行业协会领导，不驻会的不领报酬
　　除了外部董事，也有央企老总退休后选择在自己有资深经历的领域，担任行业协会领导等职务。
　　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中国移动原董事长王建宙。在掌舵中国移动的7年里，通信行业从2G转战3G，再到推动TD-LTE成为4G国际标准，中国移动成长为市场“巨无霸”，王建宙既是主要见证者，又是主要推动者。2013年11月，退休19个月后，王建宙接替陈清泰成为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新掌门。
　　2013年卸任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周纪昌，退休后继续担任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理事长一职，该协会是经交通运输部、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国性、行业性和非营利性的法人社会团体。和大多数行业协会类似，“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也是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的主要职能。8月26日，周纪昌还到他曾参与重要决策的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现场进行调研。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网站显示，会见地方领导、组织行业活动、提供咨询，65岁的周纪昌，充实而忙碌。
　　2014年2月，在央企中担任正职领导时间最长、有华侨城集团“灵魂人物”之称的任克雷，离开了他掌管20年的华侨城。两个月后，任克雷被推选为深圳市设计联合会会长。2014年10月，全国第一家在民政部门注册的跨行业联盟——深圳市设计与艺术联盟成立，任克雷又当选为联盟第一任主席。今年全国两会上，作为政协委员的他提交了以设计服务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提案，对于设计服务如何适应“新常态”提出了建议。
　　8月22日，今年5月卸任的中石化原董事长傅成玉，出现在广西南宁的“2015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这是他退休后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他此行的身份是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作为最具“国际范”的明星企业家，傅成玉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发表了“大企业要有大胸怀、大作为、大担当”的主题演讲。
　　类似的情况还有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范集湘，目前也担任中企联副会长。据中企联内部人士介绍，多位央企在职负责人都在中企联担任“职务”，不出意外，他们退居二线后“职务”将得到保留。“傅成玉等人并非驻会领导，不领报酬。”该人士说。
　　到外企任职，“不走寻常路”
　　与前述几种退休去向相比，还有几位退休央企老总的“下一站”堪称凤毛麟角，比如到体制外企业任职。
　　据挪威媒体报道，65岁的中远集团原董事长魏家福近期再度出山，成为位于美国加州的 “阿波罗并购公司”（Apollo Acquisition Corp.）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这家成立于2006年的企业是一个空壳公司，该公司目前没有资产和收入，只是企业合并之间的媒介。 　　从1998年11月出任总裁起到2013年7月退休，生于1950年的魏家福全部职业生涯都在中远集团度过。执掌中远15年，伴随着国际航运业的跌宕起伏，魏家福国际化的视野和明确的战略导向一度拯救中远集团于危难，但是由于对航运市场低迷期的判断过于乐观，魏家福的激进也让中远遭遇巨亏。
　　“主观上尽了一切努力，但客观环境不尽如人意，对此我深表遗憾。”这位敢说敢干、颇具争议的“中远船长”曾这样表白：“党中央、国务院了解中远，我就足够了。”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魏家福履新外企是一种现象，没有先例，是否有更多的魏家福值得关注。”
　　写书法、搞文学、带孙子，享受生活
　　王平是某转制央企离退休人员管理办公室的主管，主要负责联系企业的离退休高管并做好相关服务。据王平介绍，该企业多数退下来的领导，除了出席新春团拜会、公司年会等例行重要活动之外，几乎很少出现在企业。
　　在王平看来，这些曾经位高权重、管理着几万人的企业领导，退休生活和普通老人没什么区别。“有在家带孙子的，有出国旅游的，有上老年大学的，见着我们都很客气。”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辗转联系到某央企已退休的党组书记，“我正在国外探亲，每天都上网关注国内阅兵。每个年龄有每个年龄的活法，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他说。
　　对于人生阅历丰富的央企老总，卸下公务之后，也有了将兴趣爱好融入生活的机会。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贺恭，在电力企业任职期间，便创作了大量反映水电、电力题材的诗歌和书法作品。退休后的贺恭，公开场合的身份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力文联主席、中国电力书法家协会主席。
　　无官一身轻，这曾是中国古代官员告老还乡的感慨，也是大多数央企老总退休后的真实写照。资深企业人力资源专家李元飞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只有当更多的“官员变平民”成为生活的常态，才彰显出一个社会的全面进步。
　　到龄退休也不一定能“平安落地”
　　当然，并不是所有央企老总都能安享退休后的生活。2015年8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邓崎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这一天，距离 6月2日中组部有关负责同志在武钢内部会议上宣布其“到龄退出领导班子”， 仅仅88天。今年年初，中央巡视组进驻武钢后发现，武钢存在“以钢谋私、大肆敛财”、“违规决策、管理混乱”等现象，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
　　和很多制造业央企老总的成长轨迹类似，1975年，23岁的邓崎琳从武汉钢铁学院冶金专业毕业后进入武钢，此后40年的职业生涯他再未离开武钢。没有人会想到，一路从武钢炼钢厂工艺技术员做到武钢掌门人的邓崎琳，“到龄退休”并未能“平安落地”。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邓崎琳参加与网民交流时表示：我一年税后工资是40多万，你会信吗？美国GE等大公司年薪是千万美金，民营企业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中国央企高管的工资薪酬水平和同类岗位相比低得多，这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