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效愚与藏丽花的婚礼
　　黄效愚与藏丽花的婚礼是一九八二年举行的。那一年，黄效愚二十五岁，藏丽花三十三岁。女方比男方大了八岁，这在当时很出格。婚礼也没几个人，馆子里吃一顿，那年头没包厢，大堂的角落事先订好席位，就一桌人。
　　我和朱亮算作男方代表，都是黄效愚的中学同学。我跟黄效愚的私交尤其铁，曾是非常好的哥们。黄效愚突然决定要结婚，骑自行车来通知，匆匆告诉具体的日子。当时我还在大学读书，是大四，眼见就要毕业，正百无聊赖，成天胡乱写小说，听了他的话，非常吃惊。
　　我说：“你不会开玩笑吧？”
　　黄效愚一向认真，很严肃地说：“这事，怎么会开玩笑！”
　　“我真觉得像开玩笑，怎么说结婚就结婚了，”我知道他不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还是忍不住要问，“你们真准备结婚了？”
　　黄效愚不说话，看了我一眼，似乎有些不高兴。
　　我继续玩笑，说：“这事有些离谱。”
　　黄效愚不说话，低着头。
　　我说：“你不觉得她年龄太大了一点？”
　　黄效愚仍然低头，不准备讨论这话题。
　　虽然也风闻一点消息，我从来没想过，他们会真的结婚。作为老同学，作为曾经的铁哥们，我知道黄效愚不是很有主见。他肯定是中了邪，不得不听命于藏丽花，肯定是落入了圈套，只能乖乖地听她使唤。我和黄效愚从小学就在一起，他这人不但没主见，还经常会在关键时刻，脑袋瓜不好使。
　　我说：“好吧，这事也不便多说，既然已决定，也烦不了，你把具体日子告诉我。”
　　黄效愚说：“不是已经说了吗？”
　　我笑着说：“最好再说一遍，我真没记住。”
　　地点是在当时有些名气的四川酒家，我把朱亮也叫去了，黄效愚并没打算喊朱亮，在他心目中，既然我俩关系最铁，有我做代表就行，朱亮去不去无所谓。倒是朱亮很把这事当真，听说黄效愚要跟一位大八岁的女人结婚，满脑子好奇，打破砂锅问到底，一路追问，非要我把知道的事都说出来。
　　我说：“你别问我，我知道的也不多。”
　　朱亮说：“起码你知道那女的大八岁，妈的，大八岁，这还得了，再大几岁，都可以做他妈了！”
　　朱亮的话并不过分，在当时，虽然开始改革开放，满大街邓丽君的歌，流行喇叭裤和留长发，可是从“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毕竟还没开过眼，没见过多少稀奇古怪，女人大男人小，岁数相差那么多，确实不可思议。
　　婚宴在中午进行，新郎新娘，加上我和朱亮，藏丽花的外公邵老先生，她的两位同事，她家的保姆，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也没多少婚宴气氛，黄效愚新做了一身西服，这是我第一次看他穿，以后再没见过，不仅颜色不对，而且不合身，怎么看都别扭。藏丽花是件红衣服，颜色有些鲜艳，依旧是大大咧咧，别人没话说，结果从头到尾，为了不冷场，基本上都她一个人在说笑。
　　印象深的是婚宴快结束，大厨过来敬酒。此前已来过一次，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胖胖的，剃着光头，红光满面。这一次来，带着他的一个徒弟，先问菜做得怎么样，是不是还说得过去。大厨是重庆人，在南京待了大半辈子，他的口音仍然听不太明白。藏丽花的外公是湖南人，显然与大厨熟悉，他们说着各自的家乡话，不时发出爽朗笑声。邵老先生一个劲夸手艺好，说很久没吃到这么正宗的川菜。
　　后来我才知道大厨是位高人，早在民国时期，已大名鼎鼎，为许多党国要员做过拿手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南京的各个角落，不经意地就会遇到一些遗老遗少，那天的大厨便是个最好例子。敬完酒，大厨吩咐徒弟去取文房四宝，笑着对邵老先生说：“老先生还中意这几样菜，我也算是踏实了。俗话说，择日不如撞日，今天你既然来了，我怕是不能轻易放过，怎么也得让你给我写几个字。”
　　说话间，文房四宝已取来，除了求字，大厨说他还写了几首不像样的诗，也希望老先生提意见。邵老先生先看那诗，很认真地看了一会儿，不说话。大厨被他的严肃弄得有些紧张，很扭捏地笑着，看了看周围的人，连声说出丑，说自己一个粗人，偷偷写着玩玩，完全是瞎闹，让老先生见笑了。


　　邵老先生将诗稿递给黄效愚，叹气说：“这诗的好坏，你们怕是看不懂，不过，这字写得是真不赖，你看是不是。”
　　黄效愚接过诗稿，很认真地看。藏丽花也把脑袋伸过去，只扫了一眼，笑着说诗好坏她也不太懂，不过一看这字，就知道是学的米芾。
　　大厨听了很兴奋，笑着说：“大小姐好厉害，好眼力，我学的正是米芾，可是一点都不像。”
　　藏丽花很随意地又说了一句：“一个馆子里的大厨，能把字写这么好，很不错了。”
　　藏丽花还以为自己是在夸人家，厨师的脸上立刻有些挂不住。邵老先生连忙打圆场，说三百六十行，行行都会出状元，大厨和大厨，区别也太大了。大厨脸上仍然有些难堪，很勉强地笑，嘴上敷衍着，说老先生说得对说得好，心里依旧不痛快。邵老先生无话可说，便说把你的那本册页拿给我看看，先看看别人都说了些什么。他的意思是说已准备题字了，大厨很高兴，吩咐徒弟赶紧磨墨。
　　邵老先生说：“不着急不着急，让他们年轻人开开眼，先看看你的册页。”
　　大厨的那本册页今天要是拿出去拍卖，一定能值很多钱。先说这上面的人名字，不是达官，就是贵人，都是民国时期的大好佬。因为这次婚礼，我总算有机会第一次亲眼目睹于右任的真迹。目睹到吴稚晖的手书，与他们常见的字体不一样，于右任的不是草书，吴稚晖的不是篆书，从收藏的角度看，这样或许更有价值。还有知名文人和书家的字，我记得有胡小石的字，有高二适的字，最难忘的是徐悲鸿题词，虽然时间隔得很久，内容我还能记得：
　　一怒定天下
　　千秋争是非
　　“好一个‘天下’，好一个‘是非’！”邵老先生对那幅字看了半天，很是赞赏，笑着说，“我的字不能和他们放在一起，还是写在纸上吧。” 　　大厨说：“老先生不要客气，今天把这个宝贝拿出来，充分说明了我对你老先生的敬仰，说明了老先生在我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不瞒你说，早就预留了位置，就等着这一天，不相信的话，老先生看这后面的几页，还空着呢。”
　　大厨的徒弟开始磨墨，藏丽花瞥了一眼，对一旁的黄效愚说：
　　“喂，别傻坐那，这事还是你来做合适，你去磨墨。”
　　黄效愚立刻站起来，看了我和朱亮一眼，屁颠颠去磨墨了。不一会墨磨好，旁边一张桌子也腾空，铺上了毛毡，等着邵老先生去题字。我们众目睽睽地看着，到这时候，邵老先生再也推托不了，叹气说自己老了，手腕上已没力，眼睛更是花得厉害，说恭敬不如从命，只怕是写了字，糟蹋了这本珍贵册页。
　　邵老先生写了什么内容，已记不清楚，能记住的只是他很不满意，不住地唉声叹气。大厨在一旁十分客套地叫着好，我和朱亮因为不懂书法，也说不清楚那字到底怎么样，只能傻乎乎地看热闹。藏丽花和黄效愚很认真地打量着邵老先生的字，不发表任何意见。
　　“丽花，你也来写两个字吧，”邵老先生忽然想到应该让外孙女露一手，“你的字，现在比爷爷都好，这里反正有纸，你来写。”
　　藏丽花不表态，大厨看了她一眼，有些客套地让她写字，似乎还不太相信她真能写。
　　邵老先生说：“对了，忘了说了，今天是我外孙女的大喜日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是外孙女婿，他们两个，都还能写上两笔。”
　　黄效愚一个劲摇手，说：“我不行，我写不好。”
　　藏丽花很爽快，说：“写就写，爷爷，你说写什么？”
　　“你的字大了好，写两个大字，”邵老先生想了想，说，“就写‘好吃’这两个字。”
　　“好吃！”
　　“对，就写好吃。”
　　“一个好，一个吃？”
　　“不是好坏的好，是好，就是喜欢的意思。”
　　藏丽花看了看笔，又看看纸，嫌弃地说：“这笔太小，大字写不了，写不好。”
　　大厨不服气地说：“大小姐要别的没有，想要大的笔倒没问题，你要多大的？”
　　“越大越好。”“越大越好？”
　　“大笔写小字没问题，”藏丽花有些傲慢地说，“小笔写不了大字。”
　　前不久，正好请了书法家来题店名，临时买了几支斗笔，大厨便吩咐徒弟赶快去取。不一会，笔拿来了，确实是很大的斗笔，藏丽花取了一支最大的，用手指捻了捻笔毛，先在水里浸了浸，示意黄效愚替自己铺纸，然后就蘸墨，凝神想了一会，一气呵成写了两个酣畅淋漓的大字。
　　那大厨真的懂点书法，看了目瞪口呆，连声说：
　　“好字，好字，真是好字！”
　　在学雷锋的日子里
　　说来话长，第一次见藏丽花，还得往前倒退十年。黄效愚与我同年出生，也许正好经历青春期的缘故，虽然只大了八岁，可是在我心目中，真觉得藏丽花要大出许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年岁差距会相对缩小，同样的道理，岁数越小，差距就会觉得越大。第一次见到藏丽花的时候，她已经二十三岁，已经有男朋友，而我们才十五岁，发育还不久，刚开始长个子。我和黄效愚都属于发育迟缓，个子很矮，是标准的“僵公”，一直坐在第一排。
　　那时候读高一，正好遇上学雷锋。在我的学生生涯中，学雷锋的日子并不多。从一九六四年开始上小学，到一九七四年中学毕业，基本上都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基本要点是阶级斗争，是路线斗争，整天斗来斗去，整天批判学习。反正都弄不明白，只记得为什么事，突然要让我们学习雷锋。
　　对于中学生来说，学习雷锋就是做好人好事。班主任让大家成立兴趣小组，让我们想出各种为人民服务的办法。记得当时最出风头的就是朱亮，不知道从哪弄来了几根针灸针，一小瓶酒精棉球，加上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便无师自通地替人治起病来。那完全是种表演，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他在手掌上到处乱扎，把所有的针都扎在自己左手上，然后缓缓举起来给大家看。我们的班主任对朱亮的冒险精神很佩服，她是一位结婚不久的大龄女教师，还没生过小孩，那时候正怀着孕，自告奋勇地让朱亮给她扎针。


　　朱亮给班主任做示范，这是他给人扎针的基本程序，先在自己身上扎给别人看。朱亮将自己裤管卷了起来，用手指在膝盖下按来按去，告诉别人足三里的位置，取出酒精棉球，擦针，再擦穴位，轻轻地将针扎进去。接下来，他开始正式给班主任扎针了，班主任十分大方地卷起裤子，裸露出了半截白花花的腿肚，在针即将深入进去的那一瞬间，她突然害怕了，众目睽睽之下，像女学生一样尖叫起来。过了一会，班主任才开始缓过神来，以命令的口吻，招呼黄效愚过去帮忙。
　　她说：“黄效愚你快过来，我裤子要掉下去了，你帮我拉一下。”
　　这以后，一直到高中毕业，同学们背后开玩笑，都会带点色情意味地对黄效愚说，班主任的裤子又快掉下去了，你快去帮她拉一下。
　　在一开始，我和黄效愚参加了朱亮的兴趣小组，与他一起研究那本《赤脚医生手册》，试着记住人身上的各个穴位。很快我们决定另起炉灶，因为像朱亮那样替别人扎针，我们不敢，没完没了地给他当试验对象，让他在身上乱扎，又心有不甘。最可恨的是朱亮还十分小气，从来不肯把《赤脚医生手册》借给别人，这书上有男女生殖器官的介绍，在那个特定年代，那些简单的示意图和解剖图是我们获得性知识的启蒙秘籍。朱亮自恃有这么一本宝书，常常差使别人为他做这做那。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理发兴趣小组，货真价实地学门手艺。为了实现这一理想，首先要想办法弄到理发工具。在当时，买一把理发用的推子，意味着要花很多钱。我决定偷偷地给北京的祖父写信，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少向父母开口要钱，也许是他们从来就不知道要给孩子零花钱，也许是他们曾经拒绝了我，反正在开口要钱这件事上，我变得特别有自尊。所以会给祖父写信，是因为老人家从来就不拒绝，只要我开口，不管合不合理，他都会满足我。 　　很快收到了寄来的包裹，在一个小木盒子里，放着理发专用的推子，还附了一封信。我已记不清祖父当时的态度，是赞成学理发，还是反对。这已经不重要，万事俱备，东风也有了，理发工具到手，可以开始大干一番。我们开始拿对方做试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用一张过期报纸围住脖子，再用小木夹子夹紧。这办法很搞笑也很糟糕，很快，剪下来的碎发浑身都是。我们的手艺都很差劲，心里想这样，结果却总是那样。为了如何下手，推子应该沿着什么角度运行，我们争来争去，到最后，越忙越乱，越来越没办法收拾，只好硬着头皮去理发店，请正规的理发师傅帮忙收拾残局。
　　理发店的陆师傅看着我们惨不忍睹的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正在理发的顾客也纷纷回头。对着我们黑白分明的发型忍俊不禁。我和黄效愚的脑袋上就像让猪拱过一样，这边多出一缕，那里少了一撮，要多滑稽有多滑稽。因为就在家门口，说一口扬州话的陆师傅看着我长大，对我很熟悉，他一边收拾残局，一边绘声绘色地教训，说小炮子则都学雷锋，我们剃头的就不要吃饭勒。等到头发收拾完，我们才想到身上分文没有。陆师傅说你们学雷锋不丑，总不能让我也跟着一起学，再说了，剃头店也是公家的，不收钱，就是慷公家之慨，就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最后也没收钱，不但没收钱，陆师傅还答应收我们做徒弟。当然也不会白白就放过，他的开恩是有条件的：“乖乖龙地咚，都晓得你家爹爹有点名气，字也写得不丑，要是你能把我一张字，今个这账就算嘞。”
　　“小炮子则”和“乖乖龙地咚”都是地道的扬州话，前者相当于小兔崽子，是一种表示亲昵的骂人，后者表示惊叹，有点不得了的意思。他也许只是随口说说，那段时候，我一门心思想学理发，一口就答应下来。第二天，拿着一张祖父的手迹，我和黄效愚又一次去理发店，陆师傅正帮人刮胡子，看见我们，说又跑来干什么，一边说，一边抹肥皂沫，拎起椅背上的一根布带，在上面来回磨剃胡须刀。他没想到我们会当真，说要想学理发，先得学如何刮胡子。又说过去当学徒，光是这个刮胡子，就得学上一年。说着，试了试刀锋，十分熟练地刮胡子，刮完，又绞了一把热毛巾给顾客。老式的理发椅可以平躺下来。刮完胡子，把椅子放正，很娴熟地为顾客掏耳朵，掏完了一只，再掏另外一只。一切都忙完，收了钱，才从我手中接过祖父的字，一边看，一边连声说好，说这字真不丑，然后递给那位正准备起身的顾客，请他发表意见：
　　“老师傅，看看这字，是不是不丑？”
　　这位被称为“老师傅”的顾客，就是藏丽花的外公邵老先生，当时最流行喊“师傅”，男女老少都这么问候。邵老先生接过祖父的字，很认真地看着，不发表任何意见。过了一会，他回过头来，看着我和黄效愚，百思不解地问为什么要学理发。
　　邵老先生说：“你们不好好读书，学剃头干什么？”
　　陆师傅说：“学剃头好呀，什么年头都有饭吃！”
　　学理发的热情很快过去，首先没人愿意当试验品，我们自己也是心有余悸，害怕会把别人的头发剃得不成样子。当时的兴趣小组，办得有些声色的是书法小组。我们的班主任教化学，对美术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对书法小组的关照也最多。她出面跟工宣队商量，把同学们的作业布置在楼道橱窗里，供大家参观。有一天放学，黄效愚很认真地跟我商量，打算参加书法小组。他要参加的理由，是觉得自己真要写毛笔字，肯定比橱窗里所有的字都好，好得多。
　　黄效愚不是个高调的人，虽然生长在军队干部家庭，身上没有一点军人的豪气。他很少说自己好，可是一旦敢说比别人强，就一定是真的出色。那时候，我还不会想到日后，想不到他真能写出一手好字，只是觉得他的想法太突然，想参加书法小组的理由说服不了我。黄效愚是我最好的朋友，通常情况下，干什么事我们都能保持一致，共同进退，从来不会单独行动，但是我当时对书法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黄效愚很失望，小声嘀咕着，一脸不高兴。看得出他是真想参加这个书法小组，那时候，我们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好，是非常的铁，黄效愚不是很有主见，却绝对讲义气。如果我不参加，他就不可能去参加。我的放弃，也意味着他不得不放弃。果然，我明确表态自己不阻拦，他可以一个人参加，黄效愚立刻摇头，斩钉截铁地说：“不，你要是不参加，我也不会参加。”


　　快分手的时候，我突然想明白他为什么要参加书法小组。我一下子就想明白了，相信黄效愚一定是为了朱越。朱越是班上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很多男孩子都在偷偷地暗恋她。那年头中学生男女绝对不会说话，平时面对面，一个个都跟仇人差不多。私下里，黄效愚曾向我表达过对朱越的好感。这样的坦白很不容易。应该说非常出格，那时候，爱这个字眼就是罪恶，就是下流，就是无耻，就是想耍流氓。无论我们在心底里喜欢什么女生，也只能把秘密埋藏在心灵深处，绝对不会把它说出来。黄效愚却傻乎乎地对我说了，说他很喜欢朱越，说朱越长得真是漂亮。
　　“朱越有什么漂亮，我一点都不觉得她漂亮。”其实我也很喜欢朱越，故意做出一点都不在乎的样子。
　　“你为什么不觉得她漂亮？”
　　“不为什么。”
　　黄效愚有些放心了，我跟他喜欢的不是同一个女生，两个好朋友不会因此争风吃醋，不会因此破坏友谊。按照规则，既然他把秘密告诉我了，我必须有所回报，也说出自己心仪的女孩。我支支吾吾不肯说，他紧追不放，一定要问出所以然。最后，我让他逼急了，胡乱地报了一个女孩的名字。
　　显然，我跟黄效愚最后参加书法小组，完全是因为朱越。朱越是书法小组的骨干，相比之下，她的字在当时也是写得最好的。我们很容易地就参加了这个小组，班主任很高兴我们的这个决定，她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拖到现在才想到参加。我们无话可说，站在办公室里傻笑。接下来，让我们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班主任突然拉开了抽屉，从里面拿出两支毛笔，十分大方地送给了我和黄效愚。
　　那时候，新华书店很萧条，连一本最普通的字帖都没有，我们在里面转了一大圈，什么也看不到，只能怏怏往回走。好在黄效愚家有一本很破的旧字帖，还是他爹转业前借的，上面还盖着某某部队阅览室的大红公章。是一本颜真卿的《勤礼碑》，我们也不明白那字是好是坏，就在那天下午，就在黄效愚家，就在他们家吃饭桌上，我们照着帖上的字迹，开始了一笔一划，写了平生的第一张毛笔字。 　　一个星期后，让班主任看作业。班主任很认真，一张接一张地看，一边笑，一边表扬鼓励。她随手挑了几个字为我们讲解，说哪一笔可以，哪一笔不太对。正好那天书法小组有活动，要请一位老先生来给大家讲课。也许想到朱越的缘故，我和黄效愚不约而同有些兴奋，让我们感到更意外的，那天来讲课的老先生不是别人，竟然是位见过的熟人，就是那天在理发店遇到的“老师傅”，就是邵老先生。
　　邵老先生和藏丽花
　　邵老先生在班主任的办公室给我们讲课，书法小组加上新参加的我和黄效愚，也就八九个人。因为此前已见过这位老先生，我和黄效愚兴致勃勃，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也对着我们望，有些不太明白的样子，大约是已想不起我们是谁。朱越找了个脏兮兮的杯子，替邵老先生倒了杯白开水，班主任一边让他喝水，一边为我们解释，为什么要请这位老先生过来，让老先生给大家讲讲课，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时隔多年，已记不清楚邵老先生说了些什么，都是些简单浅显的道理，因为简单浅显，反而弄得我们头昏脑涨。笔应该怎么拿，不应该怎么拿，他的口齿不是很清楚，很重的湖南口音，一次次做示范。从一开始，我就被相互矛盾的说法搞糊涂了。一会这么说，一会那么说，一会说笔要抓紧，一会又说绝不能死死地捏住。反正怎么说都有道理，怎么说都对。邵老先生说有人把笔抓得很死，像根棍子绑在手上，按道理这样写不好字，可是最后还是成了大书法家。有人一边写，一边捻手指，笔杆不停地在转，也一样写出了非常好的字。
　　邵老先生的字究竟有多好，我是外行，说不清楚。南京这地方藏龙卧虎，能写一手好字的人向来有很多，公认的大家也有好几位。多少年以后，因为常在文化界混，我有机会遇到一些著名的书法家，问起邵老先生的字，通常的回答都是还可以。还可以往往是一种十分暧昧的说法，有时候，说了等于没说。很显然，书法界的很多人对邵老先生根本不了解，按照流行的评判标准，他既不是中国书协会员，也不是江苏书协会员，更没出过作品集，因此能不能算书法家，还得打上一个问号。据说他生前曾参加过南京书协的活动，也曾有意想加入协会成为会员。好像还填了表，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不了了之。
　　邵老先生有时还会有人提起，甚至被抬到非常高的地位，不外乎两个原因。首先是藏丽花的外公，水涨船高，外孙女成了有全国影响的书法家，启蒙老师自然不该是等闲之辈。在藏丽花的履历上，很清晰地写着幼承家传，这个家传不会是空穴来风，研究者总得找点说法，既然她的字获得了很大声誉，邵老先生自然而然就应该是书坛名宿。
　　其次邵老先生有着很不一般的过去，他出生在官宦人家，旧学的功底十分了得。年轻时曾经从过政，虽然没当过什么特别大的官，却在各种政治集团里厮混，见多识广。邵老先生最被后人诟病的，是曾在汪伪政府里任过职，所谓当过汉奸。在老派的人看来，字如其人，有了这种不光彩经历，他的字当然不可能得到推崇。据熟悉藏丽花的人介绍，所谓幼承家传，也是后来的说法，事实上，在相当长时间里，藏丽花并不承认自己的师承与邵老先生有太大关系。在介绍自己时，她常常说跟谁学过字，是谁的关门弟子，总是羞于提到自己外公。
　　直到有一天，研究者发现邵老先生生前曾与南京几位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有过来往，譬如林散之先生，譬如高二适先生，这两位是南京书坛公认的前辈大家，后人在研究时发现，他们对邵老先生十分推崇。还有一位女书法家萧娴老太太。她与邵老先生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很长一段时间，藏丽花完全走了萧娴的路子，非北碑不碰，非《石门铭》《石门颂》《石鼓文》不写。早在民国时期，邵老先生就与萧娴的丈夫江达共过事，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是志同道合。有一段时候，他们还做过邻居，都住在玄武湖边上。
　　隔些日子，邵老先生就会来我们学校，看看书法小组的作业。因为朱越的缘故，虽然对书法毫无兴趣，我一直硬头皮跟着混，有一张无一张地乱写。书法小组的人数逐渐增多，在班主任的鼓吹下，其他班级的同学也纷纷加入。很快办公室已经嫌小，讲座干脆移到了教室。刚开始，同学们的字都惨不忍睹，好坏也没什么区别，渐渐就看出了不同。写得最好的是黄效愚，记得刚开始为交作业，我常让他帮我代写，他的字越写越好，很快没办法代劳，我们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终于有一天，邵老先生把藏丽花带来了。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她，高高的个子，穿一条黄军裤，黄的军用球鞋。可能我们当时太矮小了，藏丽花给我的第一印象，要比实际年龄还要大，大得多，完全是一个成熟女人，丰满，结实，胸脯挺得高高，脸上涨得通红。在大家的心目中，这个人与其说是个大姐姐，还不如说更像一个小阿姨，说她结过婚了，肯定不会有人不相信。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十年以后，我的好朋友和铁哥们黄效愚，会义无反顾地和她走到一起，会和她结为夫妻，还一起生了一个儿子。
　　那时候藏丽花还在农村插队，作为“文革”前的最后一届高中生，她的成绩十分出色，可惜没机会上大学。一直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为什么，为什么她会到我们学校来代课。也许是班主任怀孕了，需要有个帮手，也许邵老先生认识学校的什么人，反正稀里糊涂地就来了。我们只知道她当时不领薪水，完全是出于义务，鞍前马后地在学校乱跑，什么事都做，化学也教过，物理也教过。目的可能是想能留下来当老师，然而这显然一厢情愿，不管她有多大能耐，只是一个临时代课的知青。
　　藏丽花在学校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被辞退了，不过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大家印象最深的，是表演如何写毛笔字。那是第一次来的时候，邵老先生让她做示范。藏丽花很傲慢地看着我们，我们傻乎乎地看着她。她突然拿出一支很大的毛笔，蘸点清水，就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字很大，写完了，坐在一旁的邵老先生用不容置疑的声音对我们说：“看见没有，要写，就得是这么大的字才好！”
　　这以后，只要一提到藏丽花，我就会想到她当年的神气活现，想到她突然拿出一支笔，蘸了水，在黑板上十分潇洒地写字。我至今都不能想明白，这支笔事先藏在哪了，怎么就突然出现在她的手中。 　　一时间，我们傻了眼，以至于她回过身来，眼睛还都盯在黑板上。接下来，大家开始写字，模仿黑板上的那几个字。我们开始磨墨，打开大字练习本，依葫芦画瓢，按照那几个字的样子写。后来才知道写的是魏碑，当时只是觉得这几个字很新鲜，很好看，与我们平时见到的不太一样。在我们写字的时候，邵老先生坐那岿然不动，藏丽花走来走去，东张西望像个监考老师，不时地摇头。终于她很傲慢地转过身，向着我和黄效愚径直走过来，我连忙将刚写的字翻过去，用手压住，不让她看。
　　藏丽花已走到我们面前，冷笑着说：“好吧，不想让看，我就不看了，反正你也写不好。”
　　接下来，她盯着黄效愚的字看，很认真地看着。黄效愚有些得意，他是公认写字最好的人，大家都想知道藏丽花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她看看那字，又看看黄效愚，半天不说话。最后，她拿起黄效愚的大字练习本，翻看前面写过的字，然后合起来，看了看封面的名字，问：
　　“你就是那个黄效愚？”
　　黄效愚点了点头，睁大了眼睛，看着藏丽花。
　　藏丽花悠悠地说：“我外公说了，你的字写得还不错，不过，要我看，一点都不怎么样！”
　　藏丽花接着又说了一句：“你还得好好地练。”


　　藏丽花的故事
　　藏丽花接受记者采访，被问起什么时候开始写毛笔字，常常会用一个不知道来回答。按照她的说法，自从有了记忆，就开始运用毛笔。她没办法说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开始临帖，只记得小时候，闲着无聊，没别的孩子陪她玩，她就经常独自一人，用笔蘸着清水，在石板上写来写去。
　　藏丽花自小跟外公外婆一起长大，她父母都是革命军人，都是军人中的文化人，随解放大军去了西南。藏丽花出生在贵州，还是在月子里，父母便把她送到南京，在八岁的时候，才又一次与母亲见上一面。这时候，藏丽花父母已离婚，又结了婚，各自都有了新的小孩。藏丽花有三个舅舅，两个舅舅在外地，一个舅舅在美国，外公外婆最疼爱的是她母亲，然而这个女儿又最让他们操心和烦神。
　　母亲在藏丽花的心目中始终很陌生，外婆过世，母亲回来过一次，带着弟弟妹妹，几乎没有跟藏丽花说上话。外公过世，母亲又回来过一次，这一次是独自一个人，仍然是没有与女儿说什么。母女俩心里都有隔阂，不知道该跟女儿说什么，也不知道该跟母亲说什么，相对无言欲说还休。心里都有话，谁也不愿意多说。最后只能是丈母娘与女婿瞎聊，母亲叹着气跟黄效愚抱怨，说藏丽花这孩子很可怜，从小没有爹妈管，日后还要靠他多多照顾。黄效愚听着很不是滋味，偷偷地看了藏丽花一眼，她正在不远处看报纸，显然听见这话了，脸色更加阴沉。黄效愚心里想，丈母娘真不会说话，藏丽花听她这么说，肯定是不高兴，肯定又憋了一肚子的火。
　　丈母娘说：“她心里不喜欢我，她这人，谁也不会喜欢。”
　　丈母娘又说：“她心里根本就不会有我这个妈。不过我看得出，你喜欢她，你对她好，有你喜欢她我就放心了。”
　　藏丽花在书法上的领路人，应该是她外婆。用藏丽花的话说，外婆是个真正的大家闺秀。虽然一辈子没有工作，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却是非常了不起。在接受台湾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藏丽花侃侃而谈，大谈自己能有今天，能够成为一名女书法家，与外婆这样的家庭妇女分不开。藏丽花认为，中国大陆教育很大的失败，是因为家中没有一个称职的有文化的主妇。妇女们都出去工作了，裙子也不穿了，穿着男人一样的长裤，像男人一样干活，像男人一样地成为了机器，像男人一样只知道养家糊口。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结果因为一样，根本没人花功夫教育孩子。藏丽花说，中国大陆所说的家庭妇女，通常是指那些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只能依附丈夫苟活的女人，她们没出去工作，是因为没能力找到工作。
　　藏丽花的外婆上过大学，她那岁数的女人能上大学，绝对凤毛麟角。不过大学也没毕业，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嫁给了外公，藏丽花的外公当时已很能挣钱，神气十足地对外婆说，别上什么大学了，你不是学的家政吗，用不着再学了，就在家给我教育孩子吧。藏丽花常常要说，外公外婆年轻时，从来就没缺过钱，就算外公不能挣钱，光是外婆的陪嫁，也可以白吃白喝很多年。
　　谈到自己的书法风格，藏丽花喜欢强调家庭出身。她认为不同寻常的出身，可以造就不同寻常的书风。譬如她小时候就喜欢写大字，写那种隶书风格的擘窠大字，每个字都要比一个人的手掌还要大，外公一直反对她这么做，说一个女孩子家，写字要娟秀，写那么大的字干什么。根据外公的意思，藏丽花应该写《灵飞经》，或者学学褚遂良，然而她就是不肯听，就是不喜欢写小字，就是喜欢写大字。如果不是外婆有力地支持，藏丽花或许也会按照外公的路子走，因为外婆支持，她在一开始就学写隶书，隶书最适合写大字。
　　藏丽花的回忆中，在六岁之前，大约是家庭的经济状况比较好，还有些老底子，外公外婆也不心疼纸墨，随她去乱写。渐渐地不行了，一会儿运动，一会儿改造，没那么多的纸让她糟蹋。有一段时间，连酷爱书法的外公也不经常写字，而是改成不断地读帖。为了节省纸张，外公只能用手指在空中乱划。藏丽花最喜欢描述的，是自己如何在家藏的石板上苦练。这石板可是一块宝贝，是她外公在苏州伪省政府当官时，花了二十块大洋淘来的。当时也不仅仅是看中那石板，是看中放石板的红木架，做成了一个小桌子模样，专供人练字。
　　藏丽花开始在石板上写字时，脚底下还得垫张小板凳。她记得小时候常要和外公抢着写字，老人家在那写，她就跑过去捣乱。她和邵老先生经常要做的游戏，是外公写一个字，然后她立刻在下面学着写。早在还是一个小毛丫头的时候，藏丽花就是非凡的天才，显现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早熟。有一天，外公一位喜欢书法的友人前来做客，他让邵老先生为自己的书斋题字。邵老先生一连写了好几张，都不是很满意，结果等朋友再来时，他拿出已经写过的字，请友人随便挑一张。 　　友人一张张翻看，看中了一幅还没有题款的字，说就这张吧，我觉得这张挺好。邵老先生有些吃惊，眼前的这张字，既像是自己写的，又不太像，一时间，他竟然有些吃不准了。不过他很快就知道，这是藏丽花捣的鬼，是她偷偷地模仿着写了一张，然后混在了一起。友人不太相信，不相信一个十岁出头的小女孩，竟然能写得这么好。
　　于是把藏丽花叫来当场验证，第一张字有些紧张，写得不太好，第二张果然就十分了得，把友人惊得目瞪口呆，连声称奇拍手叫绝。那时候，藏丽花还不太会题款，也不太懂钤印，既然友人能看中这张字，邵老先生便旁边题了长款，说明这几个字的原由，然后郑重其事地钤了印。这幅字如果还在，大约可以算是藏丽花最早的作品了，可惜在“文革”中，这位友人自杀了，那字自然也不知所踪。
　　藏丽花的书法技艺，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获得了突破性进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剥夺了一代人上大学的权利，却让她有更多机会去写毛笔字。那时候，藏丽花的书法已相当不错，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正好给她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她擅长写大字，字越大越好看，学校的同学写大字报，都把标题留给她来写。写醒目的大标语，更是离不开她。因为她的毛笔字漂亮，各个造反派组织都拉拢她，讨好她，都希望她能成为自己组织里的一员。
　　多少年以后，藏丽花成了大名，成了书法界的名人。省委的一位副书记与文化界名流对话，当着各路精英的面，笑着对藏丽花说，早在三十多年前，他就知道她的字写得好。因为是座谈会形式，现场气氛十分活跃，在场的文化名流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那时候藏丽花还只是个中学生，省委副书记当然也还年轻，他怎么知道哪张大字报是藏丽花写的。
　　省委副书记说出了藏丽花当时所在的中学，又说出了她当时参加的造反派组织，更厉害的是，他还能记得她当时的笔名。这个真的让人感到很吃惊，甚至连藏丽花也快忘了她曾经用过“风雷激”这个笔名。省委副书记做了解释，说当时他大学刚毕业，跟在教育局的老局长身边当秘书，陪着局长一起去下面的中学看大字报，当然是偷偷地去的，这位局长也是个书法爱好者，一边看大字报，一边欣赏学生的毛笔字。他很吃惊藏丽花作为一个中学生，竟然能写那么一手漂亮的字。
　　藏丽花仍然有些怀疑，就算省委副书记说的都是实话，千真万确，可是当时那位教育局的局长，又怎么知道她就是“风雷激”呢？大字报内容当然不重要了，经过省委副书记的提醒，藏丽花依稀想起了自己当初的笔名。这个笔名非常可笑，非常有时代特色。她记得自己班上还有一个女生，笔名叫“战神州”，还有一个男生干脆叫“金箍棒”。藏丽花的同龄人，当时的红卫兵小将们，更多的是记住了他们怎么去串联，怎么挤火车去了北京，怎么在天安门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而她最难忘的，就剩下了一句歌词：“拿起笔作刀枪！”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笔就是刀枪，笔就是与阶级敌人战斗的武器。那时候，无论走到哪里，藏丽花身上都会带着一支毛笔。她不仅擅长运用大笔，能用大笔写字，而且为了便于携带，也能用小笔写大字。在书家看来，这是非常犯忌的事，可是当时为了方便，也顾不上了。
　　还是藏丽花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给藏丽花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不是没完没了地写大字报，而是突如其来的上山下乡。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狂热的年轻人一个个都很兴奋，都觉得这事既新鲜又刺激，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藏丽花也有过短暂的激动，一想到自己很快就要摆脱外公外婆的管束，便立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乐。
　　幸福的感受来得快，去得更快，还没有离开家，藏丽花就有些舍不得外公外婆了。外婆老是一个人悄悄地在流眼泪，这让她感到有些内疚，既然外婆对她去农村是那么难受，还有什么理由感到高兴呢。因为从来没去过农村，藏丽花并不知道前途如何，不知道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等待自己，然而外婆的眼泪，让藏丽花有了不祥的预感。
　　接下来，差不多有两年时间，藏丽花没碰过毛笔，这是她自记事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状况。虽然也带了几本字帖去插队的地方，可是她根本就没兴趣去阅读它们。在农村当知青的感觉一点都不好，那段日子，藏丽花看中了邻村的一位会计，一个回乡的男知青，大队书记的弟弟，比她还要小一岁。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偏偏那家伙有眼无珠，喜欢上了另一个女知青。这让藏丽花感到很不痛快，不仅因为他不喜欢自己，而且还因为他不识好歹，竟然爱上了一个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女人。
　　有一天，那个会计在墙上刷标语，用那种粉墙的排笔刷子，蘸着很稠的白石灰水，写了一条很大的标语。藏丽花在一边看着，满脸不屑，最后忍不住讥笑说：“你怎么可以把字写得这么难看！”
　　会计的脸上有些挂不住，悻悻地说：“你有能耐，你来。”


　　藏丽花二话不说，上前拿过刷子就写。她从来没用过排笔刷子，很不适应，手上感到非常别扭。字写好了，因为大，要退后好几步，才能看出效果。
　　会计说：“你的字也不怎么样，比我也好不到哪里，还不是跟我的字差不多！”
　　藏丽花很愤怒，排笔刷子往石灰水的桶里一扔，扭头就走，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哗哗地十分泛滥。会计还不服气，还在那叽叽咕咕。藏丽花根本就不回头，所以要流眼泪，绝不是因为这会计不喜欢自己，而是他竟然敢说她的字不怎么样，竟然会把他们的字相提并论，说藏丽花的字与他丑陋不堪的字差不多。想回城，最简便的办法是装病，装什么病都行。刚开始，藏丽花还往插队的地方寄病假条，到后来，干脆不理不睬，爱怎么样怎么样，大不了一份口粮不要了。虽然她出生在这座城市，在这上小学，读中学，然而现在已成了地道的黑户。那时候还有推荐上大学这档子买卖，藏丽花知道根据自己的表现，绝不可能有那个机会，所以也就从来不去考虑走后门。别的知青下乡，都惦记给大队书记送点礼，给队长的媳妇送双袜子，藏丽花从来不玩这一套。幸运的是，尽管她一点都不世故，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别人也没给她穿过什么小鞋。 　　那段日子，藏丽花死活不愿意再到乡下去，硬赖在城市并不是个好办法，然而她就是死皮赖脸地硬扛着。生活来源很快成了问题，成了大问题。因为“文革”，海外的舅舅没办法再寄钱回来。外公本来还有一份很不错的养老金，数额突然减去一大半。为了贴补家用，外婆开始帮街道生产小组粘火柴盒，随着时间的消逝，藏丽花已记不清楚当年粘一个火柴盒能有多少钱，能记住的只是报酬非常少，外婆干得非常辛苦，到后来，僵硬的手指都没办法再弯曲。
　　藏丽花觉得自己一生最愧对两个人，一个是自己的丈夫黄效愚，还有一个就是外婆。等到她名成功就，外婆早就死了，老人家把一生的爱都给了外孙女儿，却没有享受到她一天的福。出身于大户人家的外婆，即使生活最窘迫的时候，也能够把日子过得非常优雅。事实上，自从嫁给外公后，她断断续续地就没停过进当铺，后来当铺没有了，又成为信托商店的常客。每当遇到经济困难，柴米油盐成了问题，外婆就会翻箱倒柜，寻思自己还有什么宝贝可以拿出来应急。


　　为了能够留在城里，为了待在城里不吃闲饭，藏丽花尝试过各种办法谋求生路。做过代课教师，跟外婆一起粘火柴盒，有一段时间甚至想混进剧团当演员。受喜爱昆曲的外公影响，藏丽花自小就会唱几句昆曲，一开始只是好玩，外公有个学生是著名的票友，戏路是小生，正经八百地教过藏丽花几天。到了“文革”中，没戏可演，剧团名存实亡，转业的转业，下放的下放。然后突然来了外宾，是懂点中国文化的外宾，指名道姓地要听传统的昆曲。当时正处于军管时期，各地的第一把手都是军区司令员，譬如江苏的革委会主任，就是大名鼎鼎的许世友。武人当政，最大的好处是想干就干说干就干。于是下令剧团恢复，立刻招兵买马，面向社会招收临时青年昆曲演员。在样板戏风行的年头，还真没有什么人会唱昆曲，也没有人愿意唱。藏丽花赶紧再一次去拜师，改学花旦，天天吊嗓子练身段，勤磨苦练，现学现卖。
　　多少年以后，文化人雅聚联欢表演节目，藏丽花偶尔也会开口露上一手。唱一段《长生殿》，唱一段《牡丹亭》，抑扬顿挫一板一眼，立刻技惊四座，立刻掌声雷动，一片声的叫好。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别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作为书法家的藏丽花，竟然还有这个本事，还会有这么一手绝活。当然，别人更不会想到，藏丽花根本就不喜欢昆曲，当年临时抱佛脚，下功夫死练，只是为了能留在城里，只是为了一个城市户口，为了拿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生活费。
　　有一段时间，藏丽花几乎已是剧团的人。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她学得太晚了，唱得不是很好，然而也不算太差，蒙蒙外行没有一点问题。藏丽花早知道自己不是当演员的料，能不能唱戏也无所谓，根本不在乎是否可以真的登台亮相。那时候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千方百计混进剧团。昆曲早已是半死不活，当不了演员，能够留下来写写字幕也好。但是团里并不需要书法家，能写一手好字的人很多，和别的剧种不一样，昆曲演员更讲究传统，都是自小就开始练书法，随便找个人出来都可以写字幕。
　　成为一名专职的书法家之前，藏丽花的正式工作，是位于市中心一家国营卤菜店的员工。一段时间，她似乎很安心，很喜欢这个工作，常常引以为自豪，忍不住就向别人卖弄剁盐水鸭的绝技。她剁过的鸭子，竟然还能保持一只完整的鸭子形状，由此可想这一手刀功如何了得。藏丽花与黄效愚结婚，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期，我去那家卤菜店买过盐水鸭，她给我剁的几乎都是鸭腿，分量也明显超重。
　　藏丽花在“文革”后期正式调回南京，尽管一直赖在城里，直到正式报上城市户口，进了卤菜店，系上崭新的白围兜，她才觉得自己终于回来了。这段时候，更开心的是陷入到了对林训东的爱恋之中。这是一场非常热烈的爱情，藏丽花全身心地投入。那时候，“四人帮”还没被粉碎，思想仍然很禁锢，文化却已在悄悄复苏。不甘寂寞的年轻人蠢蠢欲动，开始了各种形式的秘密聚会，大家在私底下传阅世界名著，聚在一起偷听古典音乐，转抄民间诗人写的地下诗，传播形形色色的小道消息。
　　在一位音乐教师家中听古典音乐时，藏丽花结识了林训东。这个男人已经结婚了，有个六岁的小女儿，是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一个典型的才子，音乐诗歌戏剧舞蹈，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能玩几下。藏丽花很轻易地就被他的才华吸引，林训东谈诗，可以让诗人哑口，与音乐教师侃音乐，能够叫对方无言。让藏丽花震惊的还有，他竟然能够把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旋律，从头哼到尾，中间不会有一点停顿。
　　那时候有留声机的人家并不多，有古典音乐唱片的更少，年轻人第一次听贝多芬，第一次听柴可夫斯基，仿佛久旱遇到了甘露，文化的沙漠里看到了绿洲，被深深打动几乎不容怀疑。对于需要文化的年轻人，知识往往是最好的杀器。藏丽花不计后果地爱上了林训东，他结过婚，有个女儿，所有这种种一切，都已经变得不重要。
　　黄效愚对书法的迷恋
　　黄效愚对书法的迷恋，让人有些想不明白。也许他天生就应该写字，有人天生就适合玩书法，就像有人天生应该玩体育运动，应该去打篮球踢足球。说起来话长，因为朱越的缘故，我们参加了书法小组，这一点大家心照不宣，谁也抵赖不了。很快高中毕业，朱越下乡当了知青，我和黄效愚分别进厂当了学徒。有一次，跟黄效愚在一起聊天，说起了昔日的梦中恋人，往事历历无限感慨。
　　那时候，我们已经得到确切消息，朱越正和一个叫黄海明的男生处朋友。吃不着葡萄，难免觉得酸，我们都认识黄海明，都觉得朱越很没有眼光，怎么会看中这么一个家伙。我们都有一点点伤感，都做出不在乎的样子。那时候，我在一家机械厂上班，是钳工，每天做差不多的事，非常无聊。黄效愚在工艺美术厂上班，成天跟字模打交道，因为他喜欢写毛笔字，干这个工作倒是挺合适。
　　黄效愚对书法的迷恋，早在上高中时，就毫无保留地流露出来。一度十分红火的书法小组。很快偃旗息鼓，自从邵老先生和藏丽花再不来给我们上课，小组的活动基本上停止了。只有黄效愚傻乎乎地坚持每天写字，不仅写，还悄悄问了邵老先生家的地址，每隔一段时间，便将自己的作业送去请教。 　　邵老先生成了黄效愚的指导老师，很长的日子里，黄效愚十分有耐心地写着《勤礼碑》，一笔一划，一写就是很多年，渐渐从近似到神似。有一天，邵老先生对他说，你已经有了很不错的基础，开始写写二王吧。于是开始学二王，根据邵老先生的安排，一天隔一天临习，单日继续写颜字，双日写二王。除了临帖写字读点古文，黄效愚对其他事都不感兴趣，自作主张地将隔日临习改成了上下午，上午颜字，下午二王。每天都要在写字上面花很多时间，他的进步因此很快，基本功也变得更加扎实。进工艺美术厂以后，他的工作本来就与写字有关，有活干的时候认真干活，没事干的时候静心练字，背诵古文诗词。因为业务的需要，厂图书馆里有很多常见的传统字帖，黄效愚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开始一本接一本地抄写临摹，柳字欧字，初唐三家，宋朝的黄苏米蔡，逮着什么写什么。
　　工艺美术厂的老师傅有一种过硬本事，只要是字帖上能有的字，反复摹写几遍，就可以以假乱真。刚工作那几年，黄效愚似乎很满足自己的生活状态，每天要面对写不完的字，从来都不会觉得厌烦。一段时间，他最好的老师已不是学养丰富的邵老先生，而是厂里一个姓庞的老师傅，黄效愚一心想成为庞师傅那样的奇人，写什么像什么，想怎么写就能怎么写。大也能写，小也能写，只要多看几遍，大小收放自如。
　　恢复高考的时候，我曾想拉着黄效愚一起报名，特地跑到他们厂去找他，苦口婆心地劝，希望他能与我一起复习功课。我绝对没想到他会拒绝，当时他正在往一件漆器上描字，听了我的话，手上的毛笔依然举着，犹豫了一会，说自己对上什么大学一点兴趣都没有。
　　黄效愚说：“我们学什么呢，学理科，学文科？”
　　我兴致勃勃地说：“当然是理科，我们学医怎么样？”
　　黄效愚再次强调他对当医生毫无兴趣，除了写字，什么都无所谓。他说只有像朱亮那样的人，才应该去学医，因为朱亮喜欢针灸，天生就是个赤脚医生，是那种不穿鞋的医生，他去读了医学院，有了正经八百的文凭，就可以把鞋穿起来了。黄效愚的判断还真没有错，朱亮果然就报考了医学院，而且真考上了，毕业以后，他在一家大医院待了两年，又去美国留学，后来就留在了美国，听说医术很高，能挣很多很多钱，已进入了美国的富人行列。我的劝说对黄效愚没起一点作用，这时候的黄效愚，根本就听不进我的话。
　　几个月以后，我和朱亮被安排在同一个考场参加考试。看考场时，我们正好遇上，听说我临时改报了文科，朱亮有些想不明白，问我为什么改填了志愿，又问我黄效愚为什么不报名，说你们关系那么好，为什么不说服他一起考大学。
　　黄效愚对书法的迷恋，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友谊。自从开始全身心地投入练字以后，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对是否还有我这个朋友：已经不太在乎。我们刚开始成为好朋友的时候，通常都是他迁就我，听我的话，都是他来找我玩，无论做什么事，都是非常在乎我的意见。对书法的迷恋，彻底改变了他的性格，他的整个身心都陷入其中，以至于我每一次去找他，他似乎都在做与写字有关的事情。
　　友谊有时候就是一种习惯，被惯性推着往前走。在我做小工人的日子里，因为没什么新的朋友，尽管黄效愚常常心不在焉，我也只能去找他玩，有什么话也只能向他倾诉。他们家有两处房子，其中有一间靠着街边的房子，很小，很潮湿，黄效愚就独自一人住在这里，里面全是他写的字，非常整齐地堆放着，一排又一排，足足有桌子那么高。墙上也挂得到处都是，黄效愚告诉我，他的工资都用在写字上了，而且还特别说明，有很多纸还是他从厂里顺带回家的。
　　“成天这么写来写去，”我有点想不明白地说，“有什么意思？”
　　黄效愚说他也不知道有什么意思，反正就是觉得喜欢写，一天不动笔就难受，一天不写字就觉得欠缺了什么。他的脑子里已经让各式各样的字给填满了，一闲下来，就会想着这字应该怎么写，不应该怎么写。我去找他聊天，他总是要让我看他写的字，我又不懂字的好坏，结果就是对照原帖，只要写得像就是好的，只要写得像就是最高境界。那一段日子，差不多每个月，我都会去黄效愚的小屋玩一次，聊聊天，看看他新写的字，然后再发发牢骚。
　　如果不粉碎“四人帮”，不恢复高考，我们的生活大约就会永远那么固定下来。天天一大早去上班，傍晚天黑了再回来，今天是明天的重复，后天又和明天没任何区别。闲的时候看看小说，只能看小说，好在家里还有许多外国小说。没有看得上的女人，更没有女人看上我。黄效愚对现状很满意，我却非常讨厌自己机械单调的生活。
　　考上大学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和黄效愚几乎没有什么来往，我们像两股道上跑的车，各行其道，各走各的路。我已没那个闲工夫再去打扰他，到了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他突然神情沮丧地出现在我宿舍，憋了半天，说有话要跟我好好谈一谈。他的神态让人感到很意外，我很吃惊他会来找我，当然更为意外的，是他冒冒失失地来找我，竟然是为了要考大学。


　　我不明白为什么，十分好奇地问他：“怎么熬到现在，又突然想到要考大学了？”
　　这事有些不可思议，也不可理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苦口婆心地劝他，他不肯考。现如今一转眼，两年的宝贵时间都过去了，黄花菜也凉了，要想跟准备充分的应届高中考生竞争，他肯定不是对手。事实就是这样，黄效愚匆匆备考，匆匆参加考试，结果名落孙山，分数差了一大截。
　　黄效愚与藏丽花的故事
　　黄效愚要考大学的理由也很荒唐，说是想进一步研习《古文观止》。这是个很奇怪的念头，为了安慰他，我告诉他一个秘密，作为一名中文系的学生，事实上我们根本就不学习《古文观止》，我告诉他根本就没开过这课，中文系的人都不把古文当回事。黄效愚不相信，说中文系不学《古文观止》，那还叫什么中文系。
　　黄效愚有着很好的古文基础，起码比我这个中文系出身的人强得多。《古文观止》上的内容，他可以背诵出十之八九，《唐诗三百首》也可以默写出二百多首。这些都是受了邵老先生的影响，老先生既然把他收为弟子，便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培养。在工艺美术厂的最初几年，黄效愚感觉非常好，写字的水平突飞猛进，自学的能力越来越强，古诗文在邵老先生的辅导下也读了不少，然而没想到有一天，藏丽花突然用一盆冷水，将他给彻底浇醒了。 　　那一段时候，黄效愚对自己的字有点沾沾自喜。他开始有点骄傲了，去邵老先生家的次数明显减少，一来要做的事实在太多，有太多的字可以写，太多的书可以读，二来老先生的精力也有限，对黄效愚的所作所为，有时候也懒得过多评价。有一天，黄效愚抱着一卷新写的字，想拿去请邵老先生评点，可是去了以后，才知道邵老先生身体不适，已经住进了医院。于是立刻赶往医院，幸运的是，邵老先生病情已稳定，正处在恢复期间。邵老先生看到他很高兴，也许是许久不见面的缘故，问他这段时候干了什么，为什么老是见不到他。黄效愚解释说厂里太忙，说国庆节快到了，老是加班加点。
　　那一天正好藏丽花也在场，黄效愚虽然跟着邵老先生学了好多年的书法，但是与藏丽花的见面次数并不多。很多时候是她不在家，有时候正好在家，也是躲在自己房间里不出来。邵老先生通常都是在吃饭的客堂间接待客人。黄效愚去了，就在吃饭桌上谈话，要写字，也是临时铺上一块毛毡，现磨墨现写。对于自己的字，黄效愚一直很有信心，因为邵老先生教学生通常都很客气，以表扬和鼓励为主，基本上不说什么不好，而是指出哪一笔好，哪一个字与上次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黄效愚的习字之路，一直是在邵老先生的呵护下进行。


　　这么多年来，黄效愚已习惯了听表扬。他本来并不是一个自信的人，对书法的自信，实际上是邵老先生有意识培养的结果。那天在医院，因为藏丽花也在场，邵老先生看了黄效愚的字以后，老一套地又表扬了几句，便让藏丽花也发表意见。藏丽花很不客气地把字接过去，匆匆看了几眼，一言不发地把字还给黄效愚。
　　黄效愚有些尴尬，他知道藏丽花这人十分孤傲，也知道她的字写得很好，很有独到之处，可是就算她字写得再好，也不应该如此傲慢，如此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藏丽花的态度让黄效愚心里很不舒服，她不说，他也就懒得问。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然而邵老先生又随口追问一句，问外孙女儿有什么看法，为什么不发表意见。藏丽花咬了咬嘴唇，轻描淡写地说了半句：“还行吧，能写成这样——”
　　黄效愚与邵老先生都等她把话说完，偏偏她又卖起了关子，不往下说了。既然她不肯说，别人也就算了，邵老先生不再追问，黄效愚也不打算计较。过了一会，藏丽花又发表了意见，这一次是毫不客气：“字写的是不错，就是太俗，太俗了！”
　　太俗了这个评价，仿佛当头一棒，打在了黄效愚的脑门上，一下就把他打懵了。平时黄效愚听别人评价自己的字，都是一个好字，都是一个像字，所谓好，就是好看，漂亮，所谓像，就是和字帖上差不多，就是以假乱真。好话听多了，习惯成了自然，就不太当回事，完全是无动于衷。藏丽花的一个俗字，让黄效愚感到浑身都不自在，像一根根刺扎在了身上。
　　那天离开医院，黄效愚与藏丽花是一起走的，为什么会一起离开，黄效愚也说不清楚。一开始是邵老先生让他走，他不肯走，后来藏丽花又让他走，他还是不肯走。再后来，藏丽花也要走了，他便跟着她一起离开了医院。两个人都是骑自行车，在取自行车的时候，藏丽花就跟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不当回事地对黄效愚说：“你的字真有点俗，我跟你说，字不能这么写！”
　　黄效愚不服气，问：“那应该怎么写？”
　　“反正不能这么写！”
　　接下来，黄效愚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地开锁，推着自行车，与藏丽花一起走出医院大门。两人虽然一路同行，并排骑着自行车，也没什么话可以说。藏丽花看他生气的样子，忍不住要笑，忍不住笑了，忍不住笑出声来。时间是中午，街上也没什么人。最后，又是藏丽花先开了口，问黄效愚住什么地方。黄效愚如实回答，说住在那里。
　　藏丽花回过头来，笑着说：“听我外公说，你是一个人住，怎么样，欢迎不欢迎我去看看你写的字？”
　　黄效愚没想到她会这么说。
　　藏丽花又说：“怎么，不欢迎？我告诉你，你别跟我外公学了，你要想把字写好，得跟我学，得让我做你的老师。”
　　黄效愚听了她的话，猛地捏了一下车刹，将自行车停住。他的行动吓了藏丽花一跳，她也连忙捏刹车，停了下来。
　　黄效愚气鼓鼓地说：“我干吗要跟你学？”
　　藏丽花说：“这很简单，我的字比你好，比你好得多。”
　　黄效愚不说话了，他傻乎乎地看着藏丽花。
　　藏丽花在黄效愚的住处东张西望，看他写的字，她显然也有些吃惊，没想到他居然临过那么多的帖。这一年，藏丽花已经三十岁出头了，作为一个还没嫁人的老姑娘，她的一举一动，都不同于平常人。在黄效愚面前，更是喜怒无常，一会像个老大妈，一会像个老大姐，一会又像个小姑娘。黄效愚似乎也故意存心卖弄，很耐心地一叠叠翻给她看。藏丽花一开始还显得有点耐心，看了一会，便开始不耐烦，说看来看去，也就是这么回事。她建议黄效愚将这些字全部烧了，没必要留在房间里占地方。或者卖给收破烂的，这么多纸，都是吃了墨的，说不定还真能卖几个钱。
　　黄效愚有些后悔让藏丽花来做客，她的话让他感到自取其辱。他想赶她走，可是一时又说不出口，这么做毕竟太小家子气了。好男不跟女斗，尤其是不应该跟一个老姑娘斗气。虽然气势上藏丽花占了绝对上风，黄效愚内心并不服输，他觉得她所以会那么狂妄，那么口吐狂言，完全是属于嫉妒。邵老先生总是说他的字如何好，这肯定会让自恃甚高的藏丽花感到不舒服。对于这样不讲理的女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睬，就是让她说，随便她说什么。然而黄效愚的一味忍让，并没有让藏丽花有所收敛，她似乎存心要叫他难堪，要让他发急。黄效愚越是不说话，她就越是来劲，越是肆无忌惮，说到临了，她说自己当时在医院不过是随口说说，现在看了这么多字，可以更加肯定他的字是太俗了。
　　藏丽花说：“黄山谷有一句话，我不说你也知道——世人只识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你的字，如果说有毛病的话，就是俗，俗到了骨子里。我让你放把火，将这些字都烧了，就是要治你的病！” 　　藏丽花又说：“你来帮我磨墨，我写几个字你看看，你看看我是怎么写的。”
　　黄效愚不说话，脸上毫无表情。
　　藏丽花又说：“听说过什么叫字奴吗，听说过什么叫字匠吗，这个就是说你，说的就是你这种人，说的就是你这种字，字奴！字匠！我跟你说，你呀，绝对不能再这么写下去了——喂，帮我磨墨呀。”
　　黄效愚的脸上仍然是没有表情。
　　藏丽花见他不愿意动弹，就自己往砚台里倒水磨墨，然后铺纸，取了一支笔，随手写了几个字。写到一半，叹气说这张没写好，又换了张纸，接着写，写完了仍然是摇头，说写的不好，今天这状态真是不太适合写字。她回过头来，看了看黄效愚，他有些诧异地看看她，脸上仍然是没有任何表情。
　　“我这字也不好，”藏丽花面露尴尬，显然是真的不满意，苦笑着说，“不过跟你的字比，要好一些，你说呢？”
　　还是黄效愚和藏丽花的故事
　　黄效愚在一开始，并没有看出藏丽花的字写得有多好，他只是没想到她会这么张扬，会在他的房间里当场挥毫。眼见为实，在藏丽花口吐狂言的时候，黄效愚确实也很想看看她怎么写字。他知道她写的字很不错，在邵老先生家，黄效愚虽然没有进过藏丽花的闺房，可是他从外面看到过里面的用来写字的书案，看到过书案上的文房四宝。邵老先生家唯一的书案是属于藏丽花的，平时邵老先生要写毛笔字，只能在客堂间里的饭桌上写。
　　藏丽花写字的方式，与黄效愚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首先是抓笔，抓得好像很随意，轻轻地一把抓住了，一边写，笔管一边在手指间很随意转动，也就是所谓的捻管转锋。其次是慢，藏丽花的字，看似很轻快狂放，飞毫动云，其实写字的速度相当缓慢，笔墨非常沉滞。
　　因为写得并不满意，藏丽花带着一些遗憾，怏怏地去了。黄效愚反复地看那几个字，总觉得有些触动，有些异样的感觉。接下来的几天，黄效愚若有所失，情不自禁地总是对着那几个字看，一遍遍地琢磨，渐渐地感觉完全不一样。一旦用木夹子把它们夹住，挂在墙上，竟然是越看越好看，越看越耐看。尽管藏丽花自己并不满意，觉得并没有写好，可是黄效愚却通过这几个字，发现了另一番天地，眼前豁然开阔明朗。
　　三天以后，邵老先生出院了。一个星期以后，黄效愚去了邵老先生家，正好藏丽花也在，黄效愚便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要拜藏丽花为师。
　　藏丽花好像料定他会这样，白了他一眼。不屑地说：“你想想好，真准备拜我为师？”
　　黄效愚说：“想好了，千真万确，我就是要拜你为师。”
　　藏丽花说：“你想好了，我还未必愿意呢。我问你，我让你把自己写的那些破字都烧了，你烧了没有？”
　　黄效愚犹豫了，不说话。
　　藏丽花不依不饶，说：“要是舍不得烧，你就别想拜我为师，我这人说话算话，你舍不得，就别来找我。”
　　黄效愚咬了咬牙，说：“烧就烧，我肯定把它们烧了。”
　　“什么时候烧？”
　　“回去就烧。”
　　“真的？”
　　“真的。”
　　藏丽花笑了，很得意。明知道黄效愚舍不得，她就是要他干这舍不得的事。邵老先生在一旁看热闹，他似乎也很赞成黄效愚跟藏丽花学写字，捻着下巴上的胡须，看看外孙女，又看看黄效愚，悠悠地说：
　　“我已经老了，已经没办法再教你，你跟着丽花学学，肯定也是有好处的。再说了，你们的性格完全不一样，要是两人能够互相学习，各取所长，就更好了。”
　　“爷爷，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他要拜我为师，”藏丽花按捺不住得意，“什么叫互相学习，我难道还用跟他学？”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你如何知道他就对你没有帮助呢？”邵老先生有些不满，叹气说，“丽花，你的字确实不错，毛病就是太狂了。太狂了。”
　　藏丽花笑着，说：“我就狂，我乐意！”
　　接下来，藏丽花便把黄效愚叫进自己的闺房。这举动让邵老先生也感到有些意外，藏丽花通常是不太愿意让别人进自己的房间。这是黄效愚第一次走进藏丽花的闺房，他过去曾在这个门口经过了无数次，可就是从来也没有进去过。那天藏丽花的心情似乎特别好，把黄效愚叫进去了以后，又一次半真半假地捉弄他：
　　“喂，你是不是真想好了，真要拜我为师？”
　　“真拜你为师。”
　　“你真觉得我的字比你好？”
　　黄效愚不说话了，他笑着，傻乎乎看着藏丽花，觉得这个问题不用回答。
　　藏丽花也觉得不用回答，不过她还不愿意就这么放过黄效愚，她还想继续捉弄捉弄他。
　　藏丽花说：“要拜师可以，你得先跪下来，给我磕个头！”
　　黄效愚瞪大了眼睛，没想到她会这么说，他有些倔犟地说：“磕头不行，这个不行。”
　　黄效愚喃喃地说：“我跟邵老学了那么多年，也没磕过头。”


　　“所以我不能像我爷爷那样，白白地就教你，哪有那么容易的事，你说教就教啦，我怎么能那么好说话，”藏丽花笑得十分开心，然后一本正经地说，“喂，你磕头不磕头？”
　　“不磕。”
　　“真不磕？”
　　“真不磕。”
　　黄效愚的脸色开始变得难看，快要发急了。
　　“不磕就算了，不磕头还当什么徒弟。”
　　黄效愚这次是真的要发急了，脸色憋得通红，大有扭头就要走的意思。
　　“好吧，不磕就不磕，”藏丽花本来也只是说着玩玩，寻寻黄效愚的开心，看他真急了，赶紧给自己下台，“不过，不过我既然收你为徒，你当了我的徒弟，就得听我的话——怎么，跟你开开玩笑的，真生气了？”
　　黄效愚说：“我没生气。”
　　“还没生气？”
　　黄效愚的脸色开始缓和过来。 　　从这一天起，黄效愚正式开始跟藏丽花学写字。他并没有将自己过去写的那些字一把火烧掉，而是全部卖给了收破烂的。这意味着他要和过去的自我毅然决裂，将开始一个全新的自我。一切都要从头来，从头开始，接下来的时间，他将按照藏丽花的思想办事，将根据她设计的路子往下走。
　　这是一条与藏丽花外公教学完全不同的途径，在邵老先生指导下，黄效愚的学习过程，基本上都是临帖，临二王的帖，写唐人以后的字。走的全是馆阁体的路子。隶书也写过，魏碑也写过，都是浅尝辄止，仅仅知道一些皮毛而已。藏丽花最痛恨的就是馆阁体，她觉得一个男人写字，最可怕的就是写出一手只是看上去好看的字。因此她当老师十分简单，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抄写三个碑，也就是“三石”，反复临《石门颂》《石门铭》《石鼓文》，其他的碑帖只许看，不许写。
　　黄效愚于是老老实实地听话，他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听话，跟邵老先生学书法，怎么说，就怎么做，现在藏丽花如何吩咐，他就如何坚决执行。先是把“三石”反复临摹，不仅对着原碑写，还要临写藏丽花自己临写的“三石”。藏丽花在“三石”上下过很深功夫，尤其是临《石门颂》，非常见功力。后来，藏丽花病重的时候，黄效愚曾把她临的《石门颂》找出来，与前辈何绍基与萧娴临的相比较，不敢说就一定比他们临得更好，但是一点也不比前辈写得差。
　　有一段时候，黄效愚对藏丽花五体投地，觉得她的字怎么看都好。他和藏丽花书法见解上的最大不同在于，藏丽花总是一眼就能看出缺点在什么方面，她总是一眼就看出有什么地方不对。黄效愚恰恰相反，他往往是一眼就看出人家的字好在什么地方，一眼就能看出那一笔那一划为什么好。在见坏见好这两方面，他们两个人可以说都是天才，都绝对不同于常人。一个太张狂，睥睨天下，谁的字都不入自己法眼。一个太虚心，虚怀若谷，对什么人都会由衷佩服。黄效愚拜藏丽花为师，占便宜得到好处的当然是他，因为藏丽花总是一眼就指出他的字有什么不好，知道了不好，改进起来就会变得很容易。
　　刚开始那阵子，黄效愚一直想看她怎么写字。百闻不如一见，虽然在自己的住处，他曾经看过她挥毫，可那只是惊鸿一瞥，自从拜师以后，藏丽花一直是君子动嘴不动手，光是说不肯练。她的话自然是都有道理，句句都可以击中要害，不过不能看到她亲手写字，总觉得不太过瘾，藏丽花显然也明白黄效愚的心思，他越是急着想看，她就故意藏着掖着，拖延着不让他看。
　　终于藏丽花答应要动手写给他看，终于到了她应该好好地露一手的时候。这已经是两个月以后，天气开始转凉了，已是初冬时分，还是在藏丽花的闺房，她让黄效愚磨墨，往一个大号的砚台里倒水，一下子倒了很多水。黄效愚细细地磨着，问为什么要磨这么多的墨。
　　藏丽花笑着说：“我已经很久不写字，今日要写，就好好地写个痛快！”
　　墨磨得差不多了，藏丽花取了一支一号斗笔，先在清水里润了润笔，然后铺纸，很随意地用镇纸压住一角，蘸墨，试了试浓度，觉得正合适，便略微想了想，一气写了下去。差不多是十公分见方的字，行笔虽然慢，从头至尾，几乎没有丝毫停顿。排列非常整齐，就跟叠了格子一样，黄效愚也是练过很多年字的人，当然知道这一手硬功夫很不容易。写完了一张，换纸，仍然是魏碑风格，只是更加飘逸，写字速度也明显变快。然后写隶书，行书，独独不写楷书，又换了支更大号的笔，索性让黄效愚为她端着砚台，写擘窠大字。
　　前前后后，大约写了两个多小时，房间已经到处都是她写的字。这期间，藏丽花基本上没有停过笔。一旦进入写字状态，就像演员在舞台上演戏一样，她显得非常投入，完全沉浸在戏里面。刚开始写字，她还喊冷，忍不住要搓手取暖，又伸出去让黄效愚摸，她的手是冰冷的，可是写到后来，她已大汗淋漓，脸色通红，像喝了酒一样神采飞扬。临了，藏丽花又拿出了两方印章，一阴文，一阳文，让黄效愚为她钤印。在书法作品中，如何钤印也是一门大学问，然而她在这方面，一向有些马虎，并不太计较。
　　藏丽花笑着说：“你看哪合适，就盖在哪吧。”
　　黄效愚和藏丽花的爱情


　　黄效愚一直觉得看藏丽花写字，是一种很好的享受。我不止一次听黄效愚说过藏丽花写字，说她姿态如何优雅，如何有美感。黄效愚不仅自己喜欢写，也更愿意看藏丽花写。这两个人因写字结缘，因为写字，生活变得绚丽多彩。成为夫妇以后，藏丽花常忍不住问黄效愚，他究竟喜欢自己什么，难道就仅仅是喜欢她写的字好。
　　藏丽花总是有些疑惑，总是忍不住要问：“效愚，我比你大这么多，你是真的喜欢我？”
　　黄效愚说：“当然是真喜欢。”
　　“我都是一个老女人了，有什么好喜欢的？”
　　“我喜欢你写的字。”
　　“就为了几个字？”
　　“我喜欢你写字的样子，我喜欢看你写字。”
　　藏丽花不想就这么放过他，追着问：“你到底是喜欢我的人，还是喜欢我的字。”
　　黄效愚想了想，仍然答非所问：“我喜欢你写字的样子。”
　　藏丽花有些想不明白，喜欢一个人写的字还能理解，一个人写字的样子有什么可喜欢的。然而事实就是这样，黄效愚确实是喜欢看她写字，只要她在写字，他就会聚精会神地在一边看，好像永远也看不厌倦。结婚前是这样，结婚以后更是这样。黄效愚好像永远也看不够她怎么写字，有时候，两人发生了什么口角，为了某事不愉快，藏丽花知道他是真生气了，要想跟他和好，最有效的一招，便是当着他的面写字。这是她最好的一种认错方式，只要她肯认认真真地写字，写了以后，又屈尊逼着黄效愚提意见，与他一起讨论，问他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是不是不好，于是就会雨过天晴，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再大的一场风暴也能够过去。
　　黄效愚开始跟藏丽花学写字的时候，也正是他来找我准备考大学的时候。当初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来才知道，是受了藏丽花的突然刺激。有一天，藏丽花很感慨，说我年龄不小了，已经没机会上大学，你还能考，为什么不去考呢。藏丽花说这话时，仍然还处在与林训东的热恋中，那时候，她还没有与林训东分手。经过几年的纠葛，林训东终于与前妻离了婚。有一段时间，所有的障碍都不存在了，有情人苦尽甘来，他们眼看着就要结婚。 　　然而这两个人终究还是没有走进婚姻殿堂，所有的人都觉得不会再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却又出现了非常大非常严重的问题。无论是邵老先生，还是黄效愚，作为当时藏丽花身边最亲近的人，都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新房已布置好了，新家具也买了，嫁妆也已准备好了，黄效愚甚至陪着邵老先生去参观过新房，可是风云突变，两个人好端端的，说翻脸就翻脸，说分手就分手。
　　没有人说得清分手的具体原因，藏丽花与林训东说好就好上了，说不好就真的分了手，从头到尾都是不顾一切，都是不计任何后果。谁都知道这两个人的情感经历很不容易。从“文革”后期大家在一起偷听古典音乐，到后来各自都有了些名气，基本上都快接近成功，林训东创作了几首非常时髦的歌词，藏丽花也参加了两届有些影响的书法展览。从一开始的偷偷摸摸，到后来公开的成双成对，从一开始邵老先生的很不赞成，到后来不得不默认事实，再到后来，为了弥合这两个人的关系，邵老先生不惜老将亲自出马，让黄效愚去找林训东，约他出来进行一次面谈。面谈没有任何效果，两个人既然决定分手，别人说什么也都没有用，说什么都是白搭。反倒是藏丽花很不乐意，跟邵老先生吵，训斥黄效愚，怪他们多管闲事，怪他们给她丢了人。


　　藏丽花和林训东分手时，她的书法已开始很有些名气，可是仍然还在国营的卤菜店里卖盐水鸭。林训东正准备离开区文化馆，往省文联调动，他显然是个会折腾的人，不停地换几个地方，最后终于混到北京去了。黄效愚与藏丽花结婚的十多年以后，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去参加新疆方面举行的一个笔会，竟然会碰巧遇到了林训东。这时候的林训东，作为一名歌词作家，早就已经过气了，头发显然染过的，黑得很不自然，或许是因为太瘦，脸上的皱纹很深。年纪稍轻一点的人都不太愿意搭理他，那个笔会由两拨人士组成，一拨是作家，一拨是书画家，来自全国各地。林训东并不知道我与黄效愚的关系，听说我是南京方面去的，便向我打听知道不知道藏丽花这个人，知道不知道她现在的情况。
　　记得那一天是在塔克拉玛干的大沙漠里过夜，吃了晚饭，大家无处可去，一起到沙漠上去看月亮，坐在空旷的沙堆上聊天。林训东的问话，引起了两位书画界人士的注意，作为同行，他们显然都很喜欢藏丽花的书法，对她的字评价也非常高，却又特别喜欢开玩笑。其中一位大约也听说过一些风言风语，半开玩笑地问林训东：“林老师，听说你和这位藏丽花，曾经有过一腿，有没有这个事？”
　　问得很暧昧，林训东的回答更加暧昧，他故意往四下看看，明知道自己的话说了会引起不小震动，偏偏故意还要这么说。当着众人的面，他说你们怎么知道的，你们怎么知道我们有这个事。本来别人也只是随口说说，开个玩笑，可是林训东这么全无遮拦，赤裸裸的一个回答，别人倒也不好再说什么。一时间，大家都不说话了，确实也没办法再往下说。林训东又说，现在人太多了，还有女同志在这，有些话不好意思说，不方便说出来，等人少了，我再告诉你们。结果仍然没有人接他的话，一直到笔会结束，林训东也没有机会告诉别人，他和藏丽花究竟是怎么回事。
　　离开新疆那天，在机场的候机大楼，我和林训东的登机时间差不多，他又一次主动与我提起了藏丽花：
　　“你跟藏丽花究竟熟悉不熟悉？听说她的字现在已经很值钱了，是不是？”
　　我只能如实相告，告诉他，我只是与藏丽花的老公有点熟悉，没想到他立刻来了劲，进一步追问，说他更想知道她老公的事，说她老公是不是很厉害，是不是很结实，身体特别棒。接下来，林训东对我大谈自己与藏丽花的艳事，肆无忌惮，完全不考虑别人愿意不愿意听，根本就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不瞒你说，那时候我还在文化馆，她差不多就是个石女。什么叫石女，你是真不会想到，你绝对想不到当时要跟她做那事，有多难，有多困难，是真他妈的困难。两个人在地板上打滚，滚来滚去，她疼得哇哇乱叫，弄了不知道多少次，偷偷摸摸地一次又一次。那时候。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不瞒你说，我们当时要分手，也跟做那事没一点乐趣有关，真的是没有一点乐趣，没有一点感觉。后来，后来听说她和别人结了婚，那一年我出差去南京，约她到宾馆，你知道怎么样，她完全变了个人，完全变了，那个疯狂，那个来劲，我真没办法跟你说。事后我问她，是不是找了个特别厉害的男人，是不是找了个特别会调教女人的男人，你知道她说什么，她说，那当然，我男人很厉害，我男人比你厉害得多。”
　　林训东没有与藏丽花成为夫妻，与她成为夫妻的是黄效愚。藏丽花没有与比自己大八岁的林训东结婚，而是选择了比自己小了八岁的黄效愚。藏丽花结婚时，已三十三岁，是一个地道的老姑娘。事实上，对于黄效愚和藏丽花的故事，我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多。黄效愚不喜欢和别人说自己的故事，当年他们不顾大家反对，毅然决然结了婚，结婚以后，我跟他们交往很少，偶尔与黄效愚见上一两次面，也是匆匆见面，匆匆说上几句，不可能聊得很深。所能知道的只是一些大概，他们很快有了个儿子，藏丽花很快时来运转，书法的名声越来越大，终于离开了卤菜店，成了画院的专职书法家。黄效愚却混得不是很好，下岗了，所在的工厂倒闭了，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以做，一直赋闲在家里管儿子。
　　结婚不久，藏丽花便与黄效愚闹过一段时间离婚。邵老先生死了以后，他们又闹了一段，一时间，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再后来，两人不闹了，开始重新磨合，这一磨合，竟然找到了感觉。再后来，两人开始恩爱起来，琴瑟同谐鸾凤同鸣，成为很让人羡慕的一对夫妻。国家级一家很有影响的生活类刊物，曾发表过报道他们的文章，文章很长，标题很煽情。再后来，有人注意到黄效愚的字，他的名声也开始在小圈子里响亮起来，获得行家的好评，渐渐地，甚至后来居上，有了超过藏丽化的势头，然而就在这时候，藏丽花得了绝症。
　　我曾经跟藏丽花要过一张字，那是他们结婚不久，自然是还不太知道她名气有多大，字写得有多好。反正是不太懂，只是听黄效愚说如何好，随口要了一张。后来就大不一样了，有一段时候，藏丽花名声非常大，一字难求，谈论她书法的人特别多。世道就是这样，名声一大，字就开始值钱，字一值钱，名声就更大。藏丽花最擅长写大字，最适合写招牌，题匾额，最火爆的时候，她的字开价非常高，越是高，求的人越多。有一天在闲谈中，我说起自己还有一张她二十多年前写的字，藏丽花那时候已身患绝症，脸色很憔悴，听了我的话十分意外，按捺不住得意，不加任何掩饰地表示，她当年的字因为稀少，以后会更珍贵更值钱。 　　“不过，你怕是很长时间没看过效愚的字了，”藏丽花也觉得她刚说过的话太世俗，太赤裸裸，突然把话题一转，很诚恳地向我表扬黄效愚，“我们家效愚的字，现在写得非常好，绝对不是一般的水平，我跟你说，你真应该跟你的老同学要一张字。”
　　黄效愚的被忽视
　　邵老先生对黄效愚他们的婚事，在一开始就不怎么看好，就像当年不赞同外孙女与林训东在一起纠缠，他觉得这两个人的婚事太不像话，年龄相差太大，阴差阳错，注定会是始乱终弃。打断了牙齿往肚里咽，藏丽花与邵老先生的女儿一样，根本不可能听进别人的意见，眼看着外孙女儿就要重复她母亲走过的路，而且比她母亲走过的路还要不靠谱，还要更烦神和操心，邵老先生却没有一点办法。这是一桩谁也不会看好的婚事，黄效愚的父母自然也不会赞成这桩姻缘，他们拚命反对，实在反对不了，为了不让藏丽花这个儿媳妇进门，便跟儿子干脆断绝了往来。因此从一开始，黄效愚就是个上门女婿，住在邵老先生家里，藏丽花的闺房稍稍重新布置了一下，成了他们结婚的新房。


　　一直到有了孩子，邵老先生才算是勉强适应他们。对黄效愚这么个外孙女婿，他倒也没什么太大不满意，除了年龄不般配，性格太婆婆妈妈。邵老先生更看不惯的是外孙女的蛮横，她成天对着黄效愚指手划脚，完全不像个做媳妇的样子。藏丽花自小就被宠坏了，外婆在世的时候，家务事不管大小，都由老太太去做。外婆过世以后，家里开始乱得不像个样子，因为藏丽花根本不会做家务，也不想做。与黄效愚结婚以后，她依然还是大大咧咧，家务事很快便全盘落在了比她小八岁的黄效愚身上。
　　邵老先生觉得看一个人的字，也可以看出性格。藏丽花的字更像男人，粗犷，大气，不拘小节，黄效愚的字却像女人，细腻，结构端正，每一笔都很落位。当初黄效愚要跟藏丽花学写字，邵老先生没有反对，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希望他的字里能再增加一些阳刚之气，做人也因此变得刚烈一些。黄效愚有很好的颜字基础，按说写颜字的人，骨子里就不应该柔弱，不应该没什么原则，可是他对藏丽花，就像对自己喜欢的某一类字帖一样，总是百般呵护，一味偏袒。现实生活中，总是藏丽花跟黄效愚胡闹，她太要强了，而黄效愚的脾气又实在是太好，藏丽花怎么闹，怎么无理取闹，他都能忍让。
　　刚结婚不久，藏丽花就与黄效愚闹离婚，她的理由是他们的结合太匆忙，太不成熟。那时候因为还没儿子，黄效愚也没有十分反对，先是不理睬她，后来便赌气还击，说当初要结婚，是你的主意，现在要离婚。还是你的主意。他说我反正是个听话的人，都听你的话好了，都按照你的主意去办就是了。邵老先生对这种视婚姻为儿戏的做法十分愤怒，说你们不嫌丢人，我好歹也是知书达理的人，你们让我这张老脸，往哪里搁。两人闹了一阵，事情也就过去。藏丽花并不是一定真的要离婚，她只是情不自禁地要闹点别扭，想到黄效愚比自己要小八岁，想着想着，就觉得有些别扭，而对付别扭最好的办法，就是干脆再闹点小别扭。去医院检查化验，她发现自己已经有了身孕，便立刻放弃了离婚念头。藏丽花这个年龄的女人，很多人的小孩早上了小学，厉害的甚至上了中学，她虽然谈不上有多喜欢孩子，当母亲的权利还是不愿意放弃。离婚的念头是取消了，对黄效愚气头上说的那句话，始终不肯放弃，动不动就要翻出来敲打几句：
　　“你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都明白，什么结婚是我的主意，离婚也是我的主意，这话什么意思？还不就是说，当初是我不要脸，是我主动勾引了你。”
　　黄效愚对她的唠叨照例是不吭声，逼急了就只会一句“本来就是”。藏丽花最恨他这句话，说你真是没出息，一个大男人，还好意思说女人勾引你，我是勾引你了，可谁让我瞎了眼呢，看上了你这么个不中用的东西。等到他们儿子四岁的时候，藏丽花又跟外省的一位画家发生了瓜葛，闹得鸡飞狗跳，画家妻子打上门来，弄得大家都没办法收场。于是藏丽花打定主意要离婚，这一次，黄效愚是真不肯离，十分苦恼地说，离婚了，我们的儿子怎么办。
　　藏丽花搬到外面去住了一阵，那一段日子，黄效愚就像个烫手的热山芋，捧在手上嫌烫。真摔了又舍不得。在外面住了一阵，她找了个台阶，又住了回来。想想还是不甘心，说你现在下岗了，全靠我养着，我也不忍心把你怎么样，你不想分手，我们就不分手。可你终究是个男人，不能一点都不在乎。黄效愚说谁说我不在乎。藏丽花说在乎什么，你根本就不在乎自己戴不戴绿帽子。
　　当藏丽花说话很过分的时候，黄效愚就埋头写字，写字可以让人忘却一切烦恼。有时候心情非常糟糕，他便通宵达旦地背帖，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对帖当歌人生几何，何以忘忧惟有练字。藏丽花依然喋喋不休，很愤怒他在这种时候，竟然还能非常投入地写字，恨恨地说字如其人，你这种没出息的东西，再花功夫也仍然写不好字。你再用功，再努力，也就是个字奴，也就是个字匠。有时候被骂狠了，黄效愚也会小声嘀咕几句，不服气地说我就是字奴，我就是字匠，我喜欢当奴当匠，又怎么样。
　　藏丽花喜欢打麻将，喜欢抽烟，喜欢喝酒，像男人一样大嗓门说话。随着她的名声鹊起，麻将也越打越大，烟和酒也越来越凶。出国去赌场玩，整个代表团都去碰运气，她一定是输钱最多的人，就算是打老虎机，也能输掉很多美金。有一次在墨尔本的皇冠赌场，她先是赢了将近一万美金，可惜很快又让她给输掉了。藏丽花越来越像个女名流，关于她的话题越来越多，正面和负面的新闻源源不断。她越来越不顾家，根本就不在乎黄效愚的感受，根本就不在乎外界如何评价。她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书法展览，从省内，到国内，再到海外，不止一次地去香港和台湾，一次又一次地拿大奖。著名书法家该有的荣誉，该获得的头衔，她心想事成，基本上都拥有了。出版了高规格的书法作品集，举办个人书法展，所有这一切，曾经梦寐以求的东西，现如今水到渠成，说得到就都得到。
　　藏丽花本来就不是一个低调的人，个人事业上的成功，让她变得更加张扬，更加肆无忌惮。 　　藏丽花很少去想黄效愚对自己会有什么帮助，更不相信什么夫妻双修共同提高。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粗线条的人，很多事情根本不往心上去。她印象中的黄效愚永远是个比自己小八岁的大男孩，永远是个很虚心地跟在自己后面练习写字的学生。多少年来，对待黄效愚，想说就说想骂就骂，她这个当老师的，一直享受着盛气凌人的特权，以至习惯成为自然，隔一段如果不痛痛快快地骂骂他，就好像缺失了一些什么。
　　其实藏丽花早就明白，自己如果能像黄效愚一样投入，像他一样痴迷，她在书法造诣上还可能走得更远。她是个十分有才华的女人，在成名的日子里，她不失时机地乘胜追击，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才华，也过度地挥霍了自己的才华。和当代大多数著名的书家一样，藏丽花的创作，早就遭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她的信心还在，才华依旧，可是对黄效愚的依赖程度，却在无形之中一日日地加深了。
　　终于有一天，藏丽花突然发现自己根本就不可能离开黄效愚。多年的夫妻生活，她有意无意地一直在忽视他的存在，一直不把他放在眼里，挑剔他写过的每一张字。她已经习惯了黄效愚对自己的忍让，习惯于占上风，终于有一天，藏丽花发现经过漫长的修炼，黄效愚的书法水平早已炉火纯青。邵老先生生前曾经感叹，他们夫妻如果能够很好地切磋，都把对方当作自己命中前世就已注定的贵人，相互取长补短，两个人的技艺都会得到长足进步，前途将不可限量。


　　终于有一天，藏丽花突然开始觉悟。她突然明白外公当年为什么会那么说，为什么要发出那样的感叹。她突然发现自己所擅长的那些玩意，自己书法技艺中的那些精华，已经被黄效愚全盘吸收，已经很神奇地化成了他自己的东西。遗憾的却是，等到藏丽花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没办法弥补。藏丽花过去从来没意识到，有一天，黄效愚会变得非常优秀。她从来没想过，黄效愚可能会超过自己。她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字最后竟然会达到那么高的境界。
　　黄效愚究竟有多么优秀
　　也许黄效愚平时太刻苦，太用功，在藏丽花功成名就的大好岁月，她常常有一种不可掩饰的得意。相比较而言，她相信自己天生是一个会写字的女人，根本不需要像黄效愚那么努力，根本不需要花那么多笨功夫。出名以后，接受媒体采访避免不了，怎么回答却十分有讲究，面对记者的提问，藏丽花最初喜欢描述小时候练字如何刻苦，喜欢强调自己有什么样的童子功，到了后来，她已厌倦了那种平庸的回答，不太愿意用勤奋来形容自己。很显然，勤奋是很多常人都能够做到的，她更愿意向外界展示自己天资过人的一面。
　　藏丽花一再要强调自己的过人之处，就是一眼就能看出别人有什么不好。她总是喜欢这么说，这是我的本能，我天生就是这样，天生有一双毒辣的眼睛。有时候，这样的火眼金睛确实是很伤人，由于她的口无遮拦，充满了攻击性，无形之中已经得罪了很多同行。在当代书坛，没有人喜欢被她评头论足，没有人躲得开她的毒舌。不过，对于黄效愚来说，她却是一块很好的磨刀石，在她挑剔的目光下，他的缺点暴露无遗，根本不可能掩饰和躲藏。
　　一直到身患绝症，藏丽花都不曾明白过来，自己的进步其实与黄效愚也有着密切关系。习惯成了自然，很多事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她对不好的东西确实有过分敏感，然而对什么是最好常常犹豫不决。人有所长，必有所短，藏丽花只清楚什么是不好，却不太明白什么是更好。在这一点上，黄效愚恰恰相反，正像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他对好的玩意有着特殊嗅觉。藏丽花给别人题字，准备参加某某书展，总是习惯一气连写上几张，然后摊在地上，或是挂在墙上，让黄效愚帮她挑选。一开始或许还是无意，仅仅是因为偷懒，到后来竟然产生了严重的依赖，藏丽花已逐渐地对自己失去判断，必须要借助黄效愚的慧眼。黄效愚总是一眼就能挑出最好的那一张，他从来都不会看走眼。


　　大器晚成的黄效愚究竟有多优秀，一下子还真说不清楚。他对书法艺术总会有些特殊的理解，总会有些不一般的看法。大街上一块最普通的招牌，馆子里店员随手写的揽客菜单，甚至厕所里的下流涂鸦，都能让他流连忘返，都有可能会给他不一样的启示。博采众长转益多师，他可以非常娴熟地将北碑南帖的种种优点，很随意地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中。与藏丽花写字的速度相对缓慢不同，黄效愚动笔前会踌躇再三，有时候甚至还要冥想半天，迟迟不能下笔，可是一旦挥毫，立刻一气呵成，仿佛早就烂熟在心，已写过了多少遍一样。
　　终于有一天，藏丽花聚精会神在写字，黄效愚十分专注地一旁看着。一个写一个看，一个表演一个欣赏，妻唱夫随，本是他们夫妻生活中最让人羡慕的常见场景。然而这一天的情况十分特殊，一连写了好几张，写完了，藏丽花对着刚写的几幅作品看了半天，突然信心全无，又唉声又叹气，说这几张字简直就是不能看。那时候，她的肺部还没有查出来有什么大问题，只是动不动就咳嗽，只是感到胸口闷，常常喘不过气，说话很吃力。藏丽花不甘心地又铺了一张纸，蘸了墨，犹豫再三不能落笔，最后便把笔递给黄效愚，让他来写一张。黄效愚接过笔，不假思索，刷刷就写，很快就完了。
　　藏丽花对着那张字沉默良久，无话可说，内心深处未必完全服气，嘴上已没有了往日的犀利：“你现在的字，一点都不比我差！”
　　藏丽花开始感到悲哀，她发现在黄效愚书法作品中，已经找不出什么太大破绽。一向挑剔的藏丽花终于开始松口了，开始用听上去完全不太像表扬的话，来评价自己的老公。她很不服气地告诉黄效愚，他的字已没什么太大毛病。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非常高的评价，能这么说，说明藏丽花已不再像过去那么心高气傲。虽然是二十多年的夫妻，她总觉得黄效愚还是学生，还是习惯用老师的口气跟他说话。
　　过了五十岁以后，藏丽花发现自己对写字的热情，已经大打折扣。在藏丽花内心深处，或多或少还是有些纠结，甚至就是无奈，她接受不了黄效愚的字比自己更好的现实，虽然这个人是她的老公，是她最亲近的人。或许是好胜心在作怪，藏丽花就是不太愿意服输，不服输的最好办法，是干脆不写字。常常是黄效愚让她写，逼着她写，说了好多遍，她才会勉强拿起笔来。除非是要参加什么重大的书展，除非人家花了大价钱一定要买她的字，否则就没有一点动力。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书画家天天动笔本是常事，然而在她总是想逃避，到后来，干脆借口自己身体不好，不愿意多写。


　　一位很有名的美籍华人学者罗本来中国访问，此人的书法水平非同寻常，手上的功夫十分了得，对国内享有盛誉的书法同行，经常会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据说罗本最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就是在北京参加书法名流的聚会，到场的名家一个个泼墨挥毫献艺，轮到让他写，他看了那些名家的字，突然赌气不肯写了，因为他觉得这些名家的字，实在是太糟糕，罗本不愿意与他们为伍。主办方知道他的名气，知道罗本在海外华人圈子里的影响，一定不肯放过，非要留下墨宝不可，结果他便以右手酸疼为由，用左手胡乱涂抹了一张。
　　这个罗本是美国哈佛的著名教授，似乎根本就不怕得罪同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用词激烈，不加掩饰毫不留情，对国内的书法家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公开表示，自己既然用左手都能比他们写得好，为什么还非要用右手呢。罗本对中国文化界的游戏规则，显然是无师自通，知道如何让别人关注自己。书坛本是名利场，谁敢捅这个马蜂窝，谁就会立刻引人注目。一时间，赞成和反对的人分成两大阵营，罗本来南京讲学，本地媒体如获至宝，追在后面采访，希望能从他嘴里获得报料。罗本果然没有让喜欢八卦的媒体失望，他不加掩饰地说：“我到哪儿，都说人家的字写得不好，别人会很生气，因此我这次在南京，绝不说谁的字不好，只说谁的字好，说好话总不会有错。”
　　媒体便追着问，他觉得谁的字好。罗本说昨天刚去了夫子庙，看到很多名人题的匾，写得实在不怎么样，倒是在一不起眼的角落，看到一位叫藏丽花的几个字还说得过去，女人的字嘛，能写成那样已经很不错了。这话很快传进藏丽花耳朵，因为罗本很少说人的字好，他这么随口一说，便已是很高的评价。正好不几日就是中秋节，有关部门邀请文化名流登高赏月，本地的藏丽花与外来的罗本，都在隆重邀请之列。藏丽花因为事先知道罗本也会出席，便带了自己的书法集准备送他。通常情况下，这样的雅聚不外乎吃吃喝喝，领导讲话，艺人表演，然后到会的书画家当堂挥毫。罗本这次也没有扭捏，喝了不少茅台酒，人家一喊就写，写了“紫气东来” 四个字，然后便躲到一边去翻看藏丽花送的书法集，翻着翻着，一张字掉到了地上，捡起来打开看，却是黄效愚随手写的一张手稿，罗本一看那字，竟然立刻被字中流露出的气息给怔住了。
　　藏丽花题完字过来，罗本很兴奋地问这几个字是谁写的。藏丽花不经意地说，这是我老公的字。罗本有些吃惊，说你老公的字很厉害。藏丽花笑了，说厉害是什么意思。罗本也笑，说当然是好的意思，这字写得相当不错。藏丽花说，你说的一点不错，我老公的字真也不比我差，只不过是没名气罢了。罗本不相信，说这么好的字，怎么还会没有名气呢？藏丽花说，一个人字的好坏，本来就和名气没什么关系，罗先生不是说过吗，中国许多博得大名的人，其实那字写得都不怎么样。罗本点点头，说这话倒是在理，事实也就是如此。
　　正说着，手机响了，藏丽花一看号码，说我老公来接我了，我身体不太好，今晚要先告辞一步。罗本对这样的聚会也早就没兴趣，说要走都走，我也准备回酒店了，这个什么月亮不赏也罢。
　　结果罗本就搭了藏丽花的车，一路上，藏丽花大大咧咧地向罗本介绍自己老公，说这是我的老公兼司机。又接着对黄效愚介绍罗本，说这就是那位很牛B的罗本先生，说人家罗先生看了你的字，说你字写得不错。罗本和黄效愚让她这么一介绍，都有些不好意思。黄效愚无话可说，罗本只好与藏丽花敷衍，说你的这位老公兼司机字写得确实不错。
　　藏丽花说：“不是跟你罗先生说笑话，我老公的字现在真比我写得好，你要是不相信，你可以到我们家去看看他的字。”
　　罗本说：“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现在就去怎么样？”
　　也许喝了些酒的关系，也许真想看看黄效愚的字究竟有多好，罗本果然就去了藏丽花家。在罗本看来，藏丽花的字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很难得，他无法想象她老公的字还能怎么好。刚刚看到的只是一张小小的手稿，时间虽然有些晚了，罗本意犹未尽，欣然接受了邀请。
　　没想到一次即兴的拜访，一方面，会让自恃甚高的罗本大开了眼界，另一方面，也让黄效愚的书法名声，就此有了传出去的机会。那天晚上罗本显得很兴奋，看了黄效愚的字，心潮澎湃，说这些年来，自己一直都在努力寻找一种能看得上眼的当代书家作品，没想到今天晚上竟然在无意中遇到了。看得出，他是真心喜欢黄效愚的字，每一张字都要看很久很久，一边看，一边深深惊叹。罗本说他每一次回国，都很失望，他觉得中国有些名望的书法家日子都过得很好，都很富裕，一个个都太有钱了，可就是写出来字的气息不对，怎么看都不对。罗本说他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黄效愚的字写得这么好，却没有一点名气。
　　藏丽花在一旁笑，解释说：“这很简单，正是因为我老公没名气，他的字才会写这么好。”
　　黄效愚的书法在美国办展览
　　那天晚上，罗本没有返回酒店，干脆住在藏丽花家。他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激动，反反复复地揣摩着黄效愚的字，情绪几近失控。出身名门世家的罗本很有些名士气，他自小在美国长大，受家庭传统影响，身上有着很扎实的中国文化根底。罗本的曾祖父是大清帝国的重臣，祖父在国民政府里担任过要职，家族中出了许多赫赫有名的人，分别在学术界和商界获得了成功。作为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他的专业是古人类学，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位专家之一。除了自己的专业，罗本最喜欢的两个业余爱好，一是意大利歌剧，一是中国书法。
　　藏丽花身体不好，熬不了夜，告辞先去睡了，罗本与黄效愚一见如故，大谈多年来的习字心得。在个人的书法趣味上，这个罗本与藏丽花完全一路，他看别人的字，总是先看到种种不好，以骂为主，以讥笑批评为基本表达方式。难得他能看上黄效愚的字，难得他对他的字评价非常高，偏偏被夸奖的黄效愚不擅言辞，罗本与他煮酒论英雄，他笨嘴笨舌，说到前辈书家的字，只会一个劲地喊好，碑也好，帖也好，手卷也好，真草隶篆，仿佛天底下就没什么不好的字。说来说去，也没有什么太深见解，谈到“兰亭”，说有人说是雄强，有人说是姿媚，雄强也是好，姿媚也是好，看明白了，学会其中一招，这个就很好。有人雄强一辈子，只有雄强，有人姿媚一辈子，只会姿媚，也有人，既能雄强，也能姿媚，当然更好。罗本听了，胡乱点头，心里隐隐有些不痛快，奇怪他一个奴性十足的人，怎么会写出这么一手好字。既然黄效愚不怎么会说，他就当仁不让，说了一套又一套，说得黄效愚目瞪口呆。 　　晚上睡得晚。罗本第二天很迟才起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每隔几年，他便有机会来一趟大陆，对中国的国情十分熟悉。让罗本感到意外的是房间正对着玄武湖，虽然早听说过南京是个美丽的城市，可是以往几次，都是来去匆匆，并没有切身体会。藏丽花家就在玄武湖边上，是那种很高的高楼，从窗户里一眼望出去，玄武湖的美景尽收眼底。过去的二十年，中国文化人生活水准已有了极大提高，根据藏丽花家的居住水平，充分说明一个出了名的书法家，在中国还是很能挣钱。罗本住的房间是黄效愚儿子的，房间很大，小家伙去新加坡上大学了。这里便临时成了接待外人的客房。
　　听到房间里有了动静，黄效愚便敲门进来，招呼罗本出去吃早饭。在喝牛奶的时候，罗本注意到墙上有一幅书坛前辈萧娴的题词，写着“卫管重来”四个字，写得酣畅淋漓，这原是当年康有为写给自己女弟子萧娴的，藏丽花小时候与萧娴是邻居，老太太一时高兴，就又写了转送给她。藏丽花注意到罗本正在琢磨这几个字，就问他对萧娴的书法技艺有何评价。罗本笑了笑，说她的字只能往大里写，遇到太平盛世，给人写写招牌还是很不错的。
　　接下来，藏丽花开始大谈自己的体会。作为一个书家，该有的荣誉都有了，该拿的奖都拿过了，最高规格的书法集也出过了，国务院津贴也有了，跨世纪人才也是了，钱也挣了，身体也坏了，还能活多少年自己都不知道，一想到这些，人生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特别是有一天。一向自恃甚高的她，突然发现名不见经传的老公，他的字竟然写得比自己还好，这更让她怀疑人生，觉得自己白活了，声名也是白得了。藏丽花口无遮拦，苦笑着说像罗先生这样，真知道字的好坏，能够品出味道的，又能有多少。
　　藏丽花十分感慨，说：“现如今，字哪有什么好坏，什么书法大师，什么主席副主席，全都是蒙人。”
　　藏丽花又说：“我老公字好，不过，我老公人更好！”
　　罗本说可以由他出面，邀请黄效愚去美国办个人的书法展览。出口转内销是很好的经营策略，既然他们都觉得黄效愚的字非常好，既然目前国内还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不妨先走出国门，到海外去试试运气。藏丽花并没有太把罗本的话当真，根本没往心上去，只是觉得他随口说着玩玩。见多不怪，到国外举办书展，在她看来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影响固然会有，也十分有限。让藏丽花隐隐感到不快的，是罗本并没有邀请她一起参展，连一声客气都没有。不管怎么说，藏丽花的名声比黄效愚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如果只是以书法地位而论，她觉得自己的字在中国书法界差不多相当于省部级大员，而黄效愚则是地道的布衣。她承认黄效愚的字写得相当不错，写得甚至比自己还好，可是办书展没有她参与，真把他放在她前面，难免有些嫉妒，难免有些失落。
　　没想到这事最后竟然成了，罗本回美国，几个月以后，邀请函真的发来了，条件是藏丽花夫妇各拿出五幅精品，捐给某个基金会，然后由对方负责他们在美国期间的一切费用。藏丽花不止一次在国外办过书展，有这方面的经验。于是立刻着手为黄效愚准备，没有装裱的字，赶快送去装裱，又突击写了一部分。又去商场买了最高档的西装，最时髦的唐装，说这些衣服都是正式场合要穿的。黄效愚平时随意惯了，这时候只好听藏丽花的安排。藏丽花本是大大咧咧的人，只知道挑贵的买好的，合适不合适反倒在其次，这些所谓的正装穿在身上，怎么看都觉得别扭。
　　办护照办签证都很顺利，因为藏丽花身体已经严重的不好，黄效愚很有些担心，怕她经受不起颠簸，然而她根本不在乎，说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夫妻两个能一起出国，就是死在国外也值了。黄效愚知道她这是为了自己，因为藏丽花前前后后，已经出了许多次国。全世界凡是有华人的地方，最欢迎中国的书法代表团，一些在国外的商界领袖，最愿意接待的也是来自中国的书画家。出国对于藏丽花来说，已完全谈不上什么诱惑，一想到要坐长途飞机，她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点恐惧。三年前，藏丽花开始感到胸口不适，去医院做检查，先是查不出什么毛病，后来终于有了结果，是特发性肺纤维化。听上去，这个什么纤维化，好像并不太严重，然而医生与黄效愚谈话，告诉他危险性，说存活率多则五六年，少则两三年。这一结论让黄效愚目瞪口呆魂飞魄散，一下子都没办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想不明白为什么看上去并不严重的胸闷，呼吸不畅，会有那么可怕的严重后果。
　　医生也解释不清为什么会是肺纤维化，它的发病原因非常复杂，是现代医学中的难题。或许与抽烟有关，与喝酒有关，与熬夜有关，可是抽烟喝酒熬夜的人太多了，为什么偏偏是轮到藏丽花得了这病。人有旦夕祸福，因为这病，藏丽花开始改变生活习惯，烟也戒了，酒也不喝了，偶尔打打麻将，绝对不再熬夜。性格也有所改变，在家里不再是什么都不过问的大女人，而黄效愚却仍然还是事事都要管的小丈夫。黄效愚不得不更加细心地照顾她，因为肺已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藏丽花必须多休息，必须增强营养。按照医生的说法，像藏丽花这样的身体，真的是不适合出国。
　　黄效愚的书法展在国外也谈不上巨大成功，报纸上报道了，电视上亮相了。一位很有钱的富豪参与捧场，用很高的价格买了他的一幅字，这是非常抓人眼球的一条新闻。然而，种种一切，热闹了一阵也就都过去，好比一块石头扔在了波澜不惊的水面上，砰的一声，刚有了些动静，然后很快又恢复以往，又继续陷入了沉寂。这次出国，前后共计二十多天，黄效愚大开了眼界，毕竟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看什么事都觉得新鲜，听什么都觉得有趣，然而也不无遗憾和无聊。出了国才知道外语的重要，可怜他们一句洋文都不会，始终都得由热心的华侨陪同，限制在华人的圈子里活动，就仿佛没有出国，一旦狠狠心想离开翻译，又担心会找不到厕所，藏丽花憋尿的能力特别差。尽管罗本对黄效愚推崇备至，把他的字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上，评价已接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海外的书法爱好者并不买账，他们仍然觉得这个人名气还不够大。爱好书法从来都不等同于懂得书法，与黄效愚相比，那些似是而非的爱好者们更愿意买藏丽花的字，因为她的名气大，头顶上有着种种头衔和光环，毕竟一上网就能搜索到她的名字。 　　藏丽花因此也明白了罗本的苦心，为什么会不让她与黄效愚一起举办书展。人们总是更在乎那些与书法艺术无关的细节和琐事，如果是举办夫妇二人的合展，作为陪衬的她一定会喧宾夺主，因为在世俗的眼光里，显然是她的名头更响亮，升值的潜力更大。这让她感到自慰，同时又有莫名的悲哀。看着黄效愚有些天真的激动，满脸成功的喜悦，藏丽花不由地想起自己初次办书展时的心情，那时候，好像真已攀登到了某个艺术高峰之上，看着观众喜气洋洋拥进展览馆，按捺不住心头的高兴，然后呢，就看着人群一脸茫然，几乎是不停步地从自己最得意的作品前走过去，连最简单地瞄上一眼都不愿意，顿时一桶冷水浇了下来，所有的兴奋已不复存在。
　　回国前的一次酒会上，由于有太多的人索字，忍无可忍的藏丽花几近翻脸。作为一名书家，情绪好时随手写几张字，并没有什么太大难处，可是一窝蜂都拥过来，像一群乞丐那样围绕，死皮赖脸地跟你讨字，明摆着是要占便宜，并且还要指定写某某内容，这就显得太过分了，让人无法容忍。在国内，经常也会遭遇这种场面，要字的人不是喜欢书法，而是觉得不要白不要，觉得这字将来有可能会值钱。藏丽花都用相同的内容对付要字的人，像印刷品一样地写上“大音希声”四个字敷衍，黄效愚很少遇到这样的机会，因此有些兴奋，让他写就写，一点架子都没有，有求必应，真草篆隶，写什么都可以，最后藏丽花终于急了，红着脸说：“喂，搞搞清楚好不好，你毕竟不是卖艺的！”
　　没有结尾的故事
　　三十多年前，刚考进大学中文系，我就向黄效愚表示，要跟他一起练习书法。那时候他的字已写得很好了，写什么像什么。在我这个外行看来，什么样的字才叫好，才叫很好，其实永远说不清楚。我打算练习的目的，无非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写一手东倒西歪的丑字，实在有些难为情，都不好意思给女友写情书。断断续续地，我也临过一些碑帖，譬如《勤礼碑》，譬如《张迁碑》，又譬如《华山碑》，都是浅尝辄止，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基本上等于没写。心有余而力不足，每次与黄效愚见面，我都孩子气地发誓要开始练字，都说要拜他为师，可是事实上，每次也都是只有一个开始，没有一次能坚持下去。
　　最长的一次连续写了两个月的《勤礼碑》，一天都没断过，前一个月还有进步，接下来越来越糟，越写越难看。两个月努力都白花了，我因此向黄效愚报怨，说自己太笨，在书法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灵气，练习写字完全是自取其辱。听了我的抱怨，藏丽花十分不屑，说两个月就想有进展，你也太有灵气了，你也太有才了，还没听说谁两个月就能把字写好。当时正是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黄效愚一定问我要一本，我去送书，顺便把临的字让他们过目，既然两个月不行。便问想把字练出来，到底要多少时间。
　　黄效愚被问住，为难地说：“多少时间。这可说不准。”
　　藏丽花看了看黄效愚，笑着说：“也不多，差不多要一辈子吧！”
　　我曾在报纸上为藏丽花写过一篇小文章，是标准的不懂装懂，至今想到了都后悔。是在她刚开始成名的时候，那时候，她特别在意有人在报纸上吹捧，特别相信宣传的作用。黄效愚找到了我，希望看在老同学的面上，无论如何要帮他这个忙。那时候，外面正在盛传他们要离婚的事，藏丽花的绯闻满天飞，黄效愚跑来找我，神秘兮兮地不好意思开口，我还以为他是要向我控诉藏丽花，没想到吞吞吐吐，最后却是让我为他老婆写文章。
　　转眼间，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我的练字仍然还是在计划中。黄效愚从美国举办书展回国，藏丽花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就他的书法说几句公道话。她说中国的书法界太昏庸了，太黑暗，只看名气，只看头衔，现在黄效愚在国外已经很有影响，你为什么不站出来鼓吹一下，为什么不帮老同学呐喊几句。我说看在老熟人的面子上，应该有所表示，可是让一个不懂书法的人说几句废话，又有什么意义。我这其实是在拒绝她，藏丽花笑着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书法史，在这个书法的历史里，说废话的人太多了，很多废话说到了最后，就莫名其妙地成为了真理。
　　电话里的藏丽花似乎很兴奋，毕竟黄效愚的影响已经到了国外。她说现在起码是有两个人，都认为黄效愚是当代最优秀的书法家，一个是她藏丽花，一个是罗本。她跟我说了许多黄效愚的事，一个劲地夸他，最后又问我知道不知道她的身体情况，黄效愚有没有跟我谈起过她的病情，有没有告诉过我她将不久于人世，已经没几天可折腾了。她这么直截了当。不当一回事地问起，竟让我一时语塞，只能如实相告。说黄效愚确实跟我说起过她的病情，不过我并不太相信医生的结论，医生经常会胡说八道吓唬人。
　　藏丽花笑着说：“我才不管医生怎么说呢，反正我活一天，算一天，混一年，是一年，反正我们家黄效愚还年轻，我死了，他说不定会找个更好的女人。”
　　黄效愚不止一次跟我说过，他与藏丽花在书法上是天作之合，一想到可能会失去她，他便感到不知所措。社会上已经开始有些传言，说藏丽花知道自己不行了，很快就要告别人世，因此故意力推黄效愚的字。还有一种说法更荒诞不经，说黄效愚的字本来就不错，藏丽花的一些代表作，其实是黄效愚的代笔，藏丽花在书法界的地位，早就名不符实。对于这些传言，藏丽花非常气愤，可是也没有气力去与别人争论。流言蜚语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了胡说八道，人生也就不精彩，也就不好玩了。
　　黄效愚说自己已习惯了藏丽花说不好，他的书法能写成今天这样，能有今天这还算不错的水平，就是因为她在不断地说不好。现在，藏丽花经常是表扬，把他的字抬到一个很高的地位，黄效愚反倒有些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黄效愚宁愿藏丽花没完没了地说自己不好，他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字达到了什么水平。他写字，是因为他喜欢写字，是因为他心里总在惦记着要把字写好。有一天，他跟我说起藏丽花的病情，说自己已没什么心思再写字了，说着说着，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一样痛哭起来。
　　藏丽花的肺纤维化确诊以后，六神无主的黄效愚十分着急，到处找名医治疗，求助于各种民间偏方。他并不是个很有主见的人，一方面，并不完全相信医生的话，不相信藏丽花已经病入膏肓，另一方面，又知道医生的预言绝非儿戏。物伤其类同病相怜，残酷的现实就是如此，与藏丽花病情相似的几位病友，一个接一个地相继离开了人世，对他们夫妇来说，这是非常大的刺激。黄效愚为人不仅没有什么主见，而且神经很脆弱，反倒是藏丽花经常去安慰他。 　　黄效愚在美国办书展，曾与在海外生活的朱亮联系。朱亮开着一辆高档房车，带着金发碧眼的美国女友前去看黄效愚的书展。他已经离了婚，前妻和孩子也在美国，都过着令人羡慕的中产阶级生活。现如今的朱亮住着豪宅，家里有游泳池，每年都要去世界各国度假旅游，可是却没想到邀请黄效愚夫妇去做客。他甚至也没有请老同学吃一顿饭，只知道一而再再而三地夸耀他的房车值多少钱，自己的年薪是多少多少。
　　第二年，朱亮回国了，与黄效愚电话联系。黄效愚跟藏丽花商量，是不是应该请老同学吃顿饭，藏丽花心头有些不痛快，说当然可以请，我们不跟人家计较，不计较他当初也没请我们，既然是回国了，我们应该有点祖国的温暖，请他吃一顿，请他吃顿好的。结果不仅朱亮被宴请了，我也跟着一起沾光，被拉去一家非常高档的馆子作陪。席间他们大谈在美国如何如何，我根本插不上嘴。朱亮已跟原先那位美国女友分手，正与一位更年轻的美国女孩恋爱。藏丽花十分感慨，跟黄效愚开玩笑，说我本来还担心自己死了，你会怎么办，现在有你这位老同学做榜样，说明好日子还在后面，我一旦不在了，美国女孩子你找不到，找个年轻漂亮的中国女孩，肯定没问题。
　　一句玩笑话，让黄效愚立刻翻脸，说生气就生气，说不高兴就不高兴，半天不开口。看见他是真生气了，藏丽花有些过意不去，连忙小心翼翼地赔罪，连声说对不起，说你不喜欢这样的玩笑，我下次不说了还不行。黄效愚还是不说话，还在生气。藏丽花便当着我们的面，像哄孩子一样讨饶，说我们黄效愚真生气了，好了好了，不要生气了，是我不好，我不会再说这种话了。黄效愚气鼓鼓地说了一句，你每次都是这样，每次都喜欢乱说。藏丽花还要狡辩，说我乱讲什么了。黄效愚说，你就是乱讲。藏丽花于是神色黯然，说我知道你是在乎我的，我知道你心里真有我这个人，可是人要生病，老天爷不肯照应，这个我又没有办法，我又不想得这个病。朱亮连忙把话题岔开，说我们说点高兴的事，说大家这么聚一聚不容易，说他突然回想起了当年的四川酒家，那次是黄效愚和藏丽花结婚宴，就在大堂的角落里，人不多，朱亮与我就算是男方代表了。
　　“我记得你当时还写了两个很大的字，是什么字的，对，我想起来了，是‘好吃’。”朱亮神采奕奕，看了我一眼，仿佛在问我还能不能记得往事，“在美国的时候，我老是有意无意地想这两个字。美国佬什么都好，就是在吃上面，太差劲，太他妈没文化。”
　　朱亮说他很想再去四川酒家吃一顿，今天的宴会太高级了，太奢华，他很想重温旧梦，重新体验一下在大堂里用餐的那种感觉。朱亮的话把大家又一次都带回到了当年，我们仿佛又进入了美好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年头，口袋里也没什么钱，上馆子太难得了。那年头，我们都还年轻，前途渺茫又前途无限，街上流行穿喇叭裤，耳边响着邓丽君的歌曲。一时间，往事重来，好像就在眼前。藏丽花看着黄效愚，笑着说黄效愚你不会后悔吧，你现在想后悔也来不及了，当年我嫁给你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反对，所有的人都不看好我们，都觉得我们年龄差距太大，都觉得我们不般配。在美好的回忆气氛中，藏丽花满脸通红，突然变得很兴奋，说好在你的这两位老同学还不错，肯给我们面子，他们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见证了我们这段有点糟糕的婚姻。藏丽花越说越高兴，丝毫也没有注意到黄效愚的脸色凝重。终于，藏丽花在最后又说了一句，说没想到转眼就快三十年，黄效愚他现在想后悔也不行了。
　　黄效愚板着脸，很生硬地冒出了一句：“藏丽花，你听好了，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从来没说过后悔娶你！”
　　藏丽花一怔，调皮地伸伸舌头，说：“你说这个干吗？”
　　黄效愚说：“我不想听你这么说。”
　　藏丽花说：“好吧，对不起，不说了，我又说错了。”
　　黄效愚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从来没有！”
　　说完，黄效愚竟然像孩子一样地痛哭起来。
　　藏丽花最后与罗本也闹得有些不愉快，罗本答应尽快为黄效愚印一本高规格的书法集，七拖八拖，都两年多了，迟迟还没有印出来。黄效愚对这事倒不是很在乎，有人喜欢他的字，能够欣赏他，还愿意为他宣传，这就很好了。就可以心满意足。藏丽花担心罗本会将那些字据为己有，出于对罗本的信任，他们并没有留下任何字据。毕竟是多少年探索的积累，是黄效愚书法中的精品，而罗本恰恰又是个很识货的人，知道这些墨迹的真实价值。
　　我最近的一次见到黄效愚是在一周前，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刚跟在美国的朱亮通过电话，拜托他为藏丽花买一种刚研发出来的新药。黄效愚告诉我，藏丽花的病情最近还是加重了，并且已在死亡的边缘走了一遭，不过现在略有些好转，基本上是度过了这次危险期。过去的几个月，他们一直是在医院小心翼翼度过，生活在恐惧之中。这几天藏丽花的精神还不错，很想跟人聊聊天，如果我有时间，可以去医院看看，陪他们说说话。
　　第二天，我买了些水果和鲜花，去医院探视。在病房门口，黄效愚拦住了我，说鲜花的香味会引起病人过敏，绝对不能拿进去。我有些尴尬，只好将鲜花放在过道上，远远地，半躺在床上的藏丽花看见我了，很高兴地与我打招呼。对我挥了挥手。她剃了一个差不多是男孩子的发型，看上去要年轻许多，我笑着向她走过去，她显然很意外我会去看她。
　　我安慰她说：“你看上去不错，很有精神！”
　　藏丽花笑了，笑得很灿烂。
　　黄效愚在一旁跟我解释，说前些日子她很不好，他们的儿子专程从新加坡赶回来，现在情况稳定了，又回新加坡读书去了。藏丽花抱怨说，我说儿子不用回来，要准备毕业论文，他回来有什么用，又帮不上什么忙，是黄效愚非要让他回来。藏丽花的声音很低，完全不像过去那样精气神十足。我知道会有那么一天，藏丽花笑着说，我知道会躲不过，但是这一次好像还不是，我知道这一次还不是。说了这么几句，非常虚弱的藏丽花已经气喘吁吁，没办法再说不下去。黄效愚连忙上前照顾，让她不要多说话，然后又回过身来对我说，因为不停地咳嗽，她嗓子早就哑了，现在也没什么力气交谈，因此我可以随便多说几句，说什么都行，能让藏丽花听见就行。 　　事实上我在病房里并没有待多少时间，更没有说什么话，她住的是高干病房，条件很好，有空调有电视还有卫生间，不一会，医生前来查房，很不客气地对我说，病人需要休息，最好不要跟病人多说话。此外，外面很不干净，我这样冒冒失失地进来了，非常容易把细菌也带进来。我很快就被赶出了病房，只好在楼道里与黄效愚聊会天，有一句无一句地说着，就站在病房门口，这样，藏丽花远远地还能看见我们。
　　黄效愚很平静地说已很久没有写字，自从迷上了书法，他还不曾有过这么长时间的不碰笔。对于一个天天要写字的人，这真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他说昨天与藏丽花单独相对的时候，自己突然之间想明白了，原来真正不写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太阳照样会升起，日子照样还可以过。黄效愚觉得遗憾和可惜的，是藏丽花的身体不会再恢复了，如果她的身体能够康复，如果她能重新获得健康，他宁愿焚琴煮鹤，把自己过去写的那些字都烧了，他愿意一辈子都不再去碰毛笔。黄效愚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十分平静，没有丝毫的激动，显然他知道藏丽花正看着我们，他不想刺激她。说到最后，黄效愚苦笑着说，藏丽花要是不在了，他一个人写字还有什么意思呢，他干吗还要写字呢。
　　也许是藏丽花看着我们的缘故，我的表现也像黄效愚一样平静。我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一边听他说话，一边不时地看藏丽花一眼。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候，我笑着对藏丽花挥挥手，若无其事地捏了捏拳头，仿佛是在鼓励她要挺住，然后在同样带着微笑的黄效愚陪同下，缓缓走向电梯。电梯迟迟不上来，离开了藏丽花的视线，一时间，大家反倒无话可说，都在看门框上方的阿拉伯数字。突然，黄效愚的眼睛红了，他无限感慨，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他们夫妇本来打算为我联手写一幅字，在过去这很容易，现在看来，曾经非常容易的事，已经永远不可能了。
　　离开医院的路上，若有所失的我感到很茫然，周围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说老实话，就是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他们夫妇的字究竟有多好，可以卖到多少钱一尺。我只知道他们的字已经很值钱，未来还可能会更值钱，有很大的升值空间。艺术说到底，不是用钱来衡量，然而也只有用钱，才能更清晰地说明问题。我非常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希望他们白头偕老，天天能够写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当然，如果他们能联手写一幅字，挂在我的书房，这样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