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12日是四川汶川大地震三周年纪念日。我得到进入灾区进行采访的机会。
　　生命财产损失严重的北川老县城，如今作为地震遗址被保存下来。从车窗望去，山坡上因地震滑坡导致植被脱落的痕迹历历在目。—下车，我顿觉心跳加快·正前方映入眼帘的是拦腰折断的大桥。走入遗址区，为参观者重新修整的道路两侧满是坍塌或半坍塌的建筑。
　　地震时，北川中学正在上课的师生大部分未能幸免于难，原校址已化为一片废墟，唯一未毁的是国旗台，在它的前方人们搭建了献花祭坛。我手握一束菊花，向遇难者致衷。默哀时，我想到了伴随千年一遇海啸的“3·11”日本大地震中遇难的日本人，同样的哀思也连着我的同胞。心中再次涌起感激之情，感谢在日本大地震中“感同身受”、伸出援助之手的中国政府与人民，特别感谢通过媒体和互联网向日本人民送去“日本加油”声援的许多中国人。
　　面对自然灾害的不可抗力，人类苦心营建的一切，瞬间化为乌有。人类的努力毫无例外地显得如此脆弱，正因为如此，我体悟到“雪中送炭”、“患难真情”等人类那种代代相传的互助之谊与无疆大爱的难能可贵。
　　我们走过羌族住宅区的废墟，这里也曾经有着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由于底层垮塌，整个大楼倒向一边，一半已经碎裂。这情景惨不忍睹，令人悲从中来。1995年，阪神大地震发生一个月之后，作为北海道新闻评论员，我曾走访灾区。当年的记忆在这里再次被激活。当时我原以为通过报纸、电视等报道已经充分了解到当时的灾情，可当我从神户市三宫进^灾区时，还是不禁为大自然的威力所震慑。切身感受到的强烈冲击，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从未亲身经历过大地震的我，深深感受到—种无助。
　　这次参观了北川老县城、绵竹市汉旺镇等各地的地震遗址，我很想知道，那些失去了親朋幸存下来的人们如何面对灾后心理创伤，以及政府对此有何对策。61岁的赵梅海是一名家庭主妇，现住在新兴镇寿阳泉安置点灾后重建的新住宅里，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地震发生时，我正忙完农活在午睡，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地震，根本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赶紧跑出屋外。现在仍然偶尔做关于地震的噩梦，半夜会突然惊醒。”赵梅海对于新家很满足，看上去也很开朗，但无疑在心理上仍留下了轻度创伤。
　　“灾后我们最重视的就是心理重建问题。”汶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郭山鹰向我们重点介绍了该县心理授建方面所做的工作，“灾后3年，因心理问题自杀的村民，我县还没有出现过一例。”她看上去很有信心。北川羌族自治县心理卫生中心的康力就灾后容易出现的心理障碍向我们做了说明。灾后具代表性的心理问题主要有：心理压力、失眠、植物神经系统失调、抑郁症等。心理问题因年龄、家庭环境等情况程度各异。“‘情况因人而异，心理专家：医生、政府机关职员组成联合小组，定期对受灾群众进行检查。”
　　阪神大地震后，由于受灾者长期在防震棚生活，如何减轻受灾者的心理负担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而这次日本大地震中，还伴随着核电站事故给灾民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安。震后重建工作已走上正轨，今后如何应对因人而异的灾后心理创伤问题，使饱受创伤的心灵得到康复，必须在政策上给予重视，跨地区的互助合作也不可或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四川汶川大地震灾区的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邻里间的人情关系发挥了很大作用。现住北京、对中国和日本的情况都有一定了解的一位中国心理医生告诉我，“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人际关系趋于淡薄。四川灾后心理重建之所以比较顺利，与受灾区属于农村有很大关系。但四川震后受灾者的心理重建跟踪调查很重要。”
　　衣食住条件的充足，尤其是住宅重建和就业机会的增加，对心理重建都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这样看来，在灾区重建事业中，把重点放在住宅建设上是有道理的。另外对于因震灾的发生而不得不弃农的人们，需要给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因此，全球人居环境论坛理事会将“全球灾后重建最佳范例”奖颁发给汶川县水磨镇，就显得很有意义。将产业结构从以工农业为主体转向以旅游观光业为主，帮助受灾群众找到新的生存价值，这些尝试对于日本大地震之后东北地区的重建，也都极具参考价值。
　　
　　(岛影均《人民中国》杂志社日文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