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广大出版人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充分发挥数字化产品的优势，在短时间内策划出版了一大批抗疫相关图书，为助力疫情防控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其中也存在选题同质化、出版生命周期短和传播力度参差不齐的问题。出版机构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应未雨绸缪、抓住机遇，建立和健全应急出版机制，加快推进数字出版转型，坚守深度融合发展之路。
关键词：新冠肺炎；出版机构；应急出版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0.02.014
2020年新年伊始，始料未及的新冠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汹涌而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通知，要求出版界要进一步加强出版服务，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面对疫情，我国出版界再一次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短时间内策划出版了一系列抗疫相关图书，构建起疫情阻击战的知识防线，为坚定人心和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从抗击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到抗击新冠肺炎，应急出版给出版企业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
一、新冠肺炎出版物概况
1. 快速响应，高效出版
2020年1月23日，广东科技出版社率先出版了全国第一本抗疫图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从启动出版流程到书籍付印只用了短短48小时。随后，全国出版社纷纷发挥各自优势，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截至2020年3月23日，中央宣传部出版物数据服务中心开设的“抗击新冠肺炎”专题数据显示，与新冠肺炎相关的图书已出版244种。反观SARS时期，2003年2月初SARS疫情在广东省内全面暴发，而绝大多数 SARS相关图书集中出版于2003年四五月份。应该说对于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而言，广大出版社的响应速度明显加快，这与编印发等环节的技术进步以及媒介融合的助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2. 线上发力，优势凸显
疫情使得各地印刷业、物流业延期复工，纸质图书的印刷和发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大众却急需能为他们答疑解惑的图书产品，这段足不出户的“宅”时光正好也催生了大众阅读和学习的热情。面对读者的需求，数字化产品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不少出版社抓住机遇，转为线上发力，創新出版形式，纷纷推出电子书、有声书等图、文、声并茂的数字化产品，而且绝大多数以免费的形式发布。其中一批集权威性和科学性的科普作品，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民心理健康实例手册》、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防护指南》等，经微信公众号、各大网络平台和数字阅读平台广泛传播，社会反响热烈。这与SARS相关图书以纸质载体为主有着明显的不同。
3. 种类繁多，亦好亦忧
笔者将已出版的244种新冠肺炎出版物，按其内容类别大致分为七大类：第一类为面向普通大众讲述新冠肺炎防护知识的图书，主要是一些问答、手册类图书，占总数的35%；第二类为面向特殊人群（如儿童、老人）或特殊机构（如厂矿、学校）的防护知识类图书，占19%；第三类为面向医护人员，指导临床诊疗的专业参考类图书，占19%；第四类为讲述疫情之下如何做好心理疏导的图书，占15%；第五类为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政策法规类图书，占8%；第六类是反映抗疫一线英雄人物或感人事迹的纪实文学类图书，占3%；第七类是与新冠肺炎相关的食疗保健类图书，占1%。可谓种类繁多，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求，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选题同质化。由于受到时效性的约束，笔者发现不少出版社在选题切入时未能适当拉开距离，以大众疾病防护为主要内容的图书占总数的1/3以上，例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防护手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100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防控指南》等，内容上未免交叉重复。二是出版生命周期短。一旦疫情过去，以疾病防护知识为主要内容的书籍便逐渐失去了生命力；另外，对于疾病的认知也在不断地修正和完善中，如书籍内容未能及时更新，其所传播的知识便会被淘汰。三是传播力度参差不齐。以国家知识服务平台“可知”分平台的阅读点击量为例，上线的65个品种（截至2020年3月23日）中，点击量排名第一的达到8万多，而有45本的点击量都在1千以下。可见，不同出版社利用新媒体营销的能力差距较大，有很多图书并不能为大众所熟知。
二、对出版机构应急出版的几点建议
1. 未雨绸缪，抓住机遇
公共突发事件容易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面对电视上每天滚动播报的新闻，大众难免会对这些“信息轰炸”无所适从，甚至产生恐慌情绪，而相关的图书则可以帮助大众答疑解惑，对新闻报道进行深化、补充。所以，公共突发事件类图书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是在信息快速更新的时代背景下，基于大众对信息更深层次需求的必然产物；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此类图书的阅读需求将会日益增长，对阅读体验的多元化也会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应急出版考验的是一个出版机构的出版能力和水平，需要我们有高度的敏感性和预见性，要能未雨绸缪、提前谋划、抓住机遇。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笔者认为应该注重以下几方面：
第一，日常要注重开发一些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普适性图书、长销图书。这类图书的适用范围广、生命周期长，不会因为某一次突发事件的结束而降低销售热度。例如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灾后社会心理支持核心信息卡》《心理危机干预》《严重创伤救治规范》等书籍，每次发生公共突发事件都能带动其销售量的增加。
第二，应急出版就是要力求精准、快速。一旦公共突发事件演变为社会热点，我们要能及时捕捉到出版商机。要善于从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广泛收集有价值的信息：哪些是大众关切的问题？随着事件的进展，大众的关注点又发生了哪些转移？事件带给我们哪些认识和反思？能否从中提炼出一些着眼长远、更有知识含量的选题？哪些思维视角是其他同类产品尚未涉及的“盲点”？在产品类型和阅读服务上还能有哪些创新？思考这些问题，有助于更精准地进行选题策划，避免选题内容同质化、浅层化。 2. 建立应急出版机制，固化、优化工作流程
为了确保应急出版工作高效有序地开展，出版社要建立一套应急出版机制，并固化、优化工作流程。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日常要做好应急出版资源的储备，临阵磨枪是做不出高质量出版物的。一是作者队伍的建设。平时要多和传染病学、病毒学、免疫学、急诊医学、危重症医学、心理学、公共卫生学、灾害医学、灾难救援等相关领域的专业作家和科普作家建立联系，尤其要争取到各种学会、卫生行政部门的权威作者资源。二是做好应急出版队伍的建设。出版社要培养一批能打“硬仗”的出版力量，除了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还要完善其道德修养，在紧急任务下达时能勇挑重担、甘于奉献；编辑人员要有意识地培养对热点新闻的捕捉能力，注意学习有关的政策法规、领导讲话精神，提高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对书稿中传达的价值观和导向性要能把好关。三是做好应急出版保障。出版社还要与那些能承接紧急任务、能保证印装质量的印装厂建立稳定联系，并长期储备一定数量和品种的纸张，以保证在最短时间内合格出厂。
第二，成立应急出版工作小组。以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为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该社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冠肺炎应急出版”工作小组，由社长牵头，小组成员由编辑室、总编室、排版部、印制部、市场部、电子部和发行部的骨干员工组成。组内成员各司其职：社长统筹安排，明确各成员工作职责；编辑室负责落实稿件编写，把关质量，协调各环节，是出版全流程的枢纽和整合者；总编室负责书号和CIP加急报批；排版部按照责任编辑要求同步进行版式设计、封面设计和分批排版；印制部提前与印厂沟通，联系纸张调度，做好随时开印准备；市场部负责营销文案策划和媒体平台对接，确保电子版及时上线；电子部负责社内微信平台维护，确保服务器在海量访问情况下能稳定运行；发行部确保发行、捐赠和运输渠道通畅。
第三，制定应急出版流程。出版社平时要制定特殊时期的应急出版流程，在环节流转上打破常规，在不影响内容质量的情况下，简化或合并部分环节，并能将应急流程固化下来，再不断优化。例如，在选题策划阶段，由原先策划编辑提出选题改为由社领导直接提出选题或指出选题方向，以减少选题论证的中间环节；启动编写后，作者可按章节陆续交付稿件；出版社收到稿件后，第一时间启动由一位编辑总负责、多位编辑共同参与的工作模式，每人负责一部分稿件，加快审读速度；书稿加工的同时，录排、封面设计同步进行。全部稿件实行边写、边发、边编、边排、边校的工作模式。
以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为例，该社目前已策划出版7本新冠肺炎出版物，其中4本由来自抗疫一线的临床专家编写，他们在承担着极为繁重的临床工作的情况下，组建了强大的编写团队，身兼医者和作者双重身份，与编辑出版团队密切配合、无缝对接，一个月内完成从确定选题、启动编写到稿件交付出版社、电子版上线的全部工作，高效和高质量地完成了应急出版任务，将来自抗疫临床一线的宝贵诊疗经验及时共享给广大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这次应急出版的成功，得益于日常与作者的沟通形成的高度默契和信任；得益于一批学者型编辑和复合型编辑能在较短时间内，协助承担起部分作者的工作，整合社内外资源；得益于科学合理、顺畅快捷的应急出版流程；得益于成熟稳定的录排、印制等合作方的有力保障。
3. 加快数字出版转型，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可以说，是否具备数字出版能力，能否充分发挥新媒体的营销优势，决定了一个出版企业能否在此次应急出版“战疫”中脱颖而出、拔得先机。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也使出版人感受到了数字出版转型的大势所趋。
笔者认为，出版机构除了做好传统纸质出版外，要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创新出版形式，進一步加快对电子书、有声书、音像制品、线上培训课程等数字化产品的开拓和布局，以满足读者在不同条件和环境下的多样化需求。尤其当特殊时期受众获取知识的渠道发生改变时，出版企业必须有能力进行多维度的内容供给。我们还可以看到，此次疫情使得在线教育爆发式增长，在线上课成为广大师生“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主要手段。对于拥有优质内容资源和作者资源的出版社而言，在深耕教育类纸书出版的同时，与在线教育深度融合、优势互补，将是大有可为的。另外，出版机构还要探索多元的、立体的、以读者为中心的新媒体营销模式，进一步融入互联网和线上社群，加强与网络出版传播平台的合作，充分发挥网络传播的优势，加大推送力度，以更好地满足特殊时期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从而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公共突发事件下的应急出版就是应国家之急、应民族之急、应社会之急，广大出版机构应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以读者为中心的导向，明确公共突发事件的公益出版定位，时刻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广泛获取信息的能力，建立和完善应急出版的快速反应机制，同时还要高瞻远瞩，及时调整业务模式和战略布局，坚持深度融合发展，以提高抗击困难和风险的能力。
（李娜，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编辑；王凤廷，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社长）
关键词：新冠肺炎；出版机构；应急出版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0.02.014
2020年新年伊始，始料未及的新冠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汹涌而来。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通知，要求出版界要进一步加强出版服务，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面对疫情，我国出版界再一次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短时间内策划出版了一系列抗疫相关图书，构建起疫情阻击战的知识防线，为坚定人心和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从抗击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到抗击新冠肺炎，应急出版给出版企业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
一、新冠肺炎出版物概况
1. 快速响应，高效出版
2020年1月23日，广东科技出版社率先出版了全国第一本抗疫图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从启动出版流程到书籍付印只用了短短48小时。随后，全国出版社纷纷发挥各自优势，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截至2020年3月23日，中央宣传部出版物数据服务中心开设的“抗击新冠肺炎”专题数据显示，与新冠肺炎相关的图书已出版244种。反观SARS时期，2003年2月初SARS疫情在广东省内全面暴发，而绝大多数 SARS相关图书集中出版于2003年四五月份。应该说对于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而言，广大出版社的响应速度明显加快，这与编印发等环节的技术进步以及媒介融合的助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2. 线上发力，优势凸显
疫情使得各地印刷业、物流业延期复工，纸质图书的印刷和发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大众却急需能为他们答疑解惑的图书产品，这段足不出户的“宅”时光正好也催生了大众阅读和学习的热情。面对读者的需求，数字化产品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不少出版社抓住机遇，转为线上发力，創新出版形式，纷纷推出电子书、有声书等图、文、声并茂的数字化产品，而且绝大多数以免费的形式发布。其中一批集权威性和科学性的科普作品，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民心理健康实例手册》、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防护指南》等，经微信公众号、各大网络平台和数字阅读平台广泛传播，社会反响热烈。这与SARS相关图书以纸质载体为主有着明显的不同。
3. 种类繁多，亦好亦忧
笔者将已出版的244种新冠肺炎出版物，按其内容类别大致分为七大类：第一类为面向普通大众讲述新冠肺炎防护知识的图书，主要是一些问答、手册类图书，占总数的35%；第二类为面向特殊人群（如儿童、老人）或特殊机构（如厂矿、学校）的防护知识类图书，占19%；第三类为面向医护人员，指导临床诊疗的专业参考类图书，占19%；第四类为讲述疫情之下如何做好心理疏导的图书，占15%；第五类为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政策法规类图书，占8%；第六类是反映抗疫一线英雄人物或感人事迹的纪实文学类图书，占3%；第七类是与新冠肺炎相关的食疗保健类图书，占1%。可谓种类繁多，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需求，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选题同质化。由于受到时效性的约束，笔者发现不少出版社在选题切入时未能适当拉开距离，以大众疾病防护为主要内容的图书占总数的1/3以上，例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防护手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100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防控指南》等，内容上未免交叉重复。二是出版生命周期短。一旦疫情过去，以疾病防护知识为主要内容的书籍便逐渐失去了生命力；另外，对于疾病的认知也在不断地修正和完善中，如书籍内容未能及时更新，其所传播的知识便会被淘汰。三是传播力度参差不齐。以国家知识服务平台“可知”分平台的阅读点击量为例，上线的65个品种（截至2020年3月23日）中，点击量排名第一的达到8万多，而有45本的点击量都在1千以下。可见，不同出版社利用新媒体营销的能力差距较大，有很多图书并不能为大众所熟知。
二、对出版机构应急出版的几点建议
1. 未雨绸缪，抓住机遇
公共突发事件容易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面对电视上每天滚动播报的新闻，大众难免会对这些“信息轰炸”无所适从，甚至产生恐慌情绪，而相关的图书则可以帮助大众答疑解惑，对新闻报道进行深化、补充。所以，公共突发事件类图书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是在信息快速更新的时代背景下，基于大众对信息更深层次需求的必然产物；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此类图书的阅读需求将会日益增长，对阅读体验的多元化也会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应急出版考验的是一个出版机构的出版能力和水平，需要我们有高度的敏感性和预见性，要能未雨绸缪、提前谋划、抓住机遇。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笔者认为应该注重以下几方面：
第一，日常要注重开发一些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普适性图书、长销图书。这类图书的适用范围广、生命周期长，不会因为某一次突发事件的结束而降低销售热度。例如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灾后社会心理支持核心信息卡》《心理危机干预》《严重创伤救治规范》等书籍，每次发生公共突发事件都能带动其销售量的增加。
第二，应急出版就是要力求精准、快速。一旦公共突发事件演变为社会热点，我们要能及时捕捉到出版商机。要善于从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广泛收集有价值的信息：哪些是大众关切的问题？随着事件的进展，大众的关注点又发生了哪些转移？事件带给我们哪些认识和反思？能否从中提炼出一些着眼长远、更有知识含量的选题？哪些思维视角是其他同类产品尚未涉及的“盲点”？在产品类型和阅读服务上还能有哪些创新？思考这些问题，有助于更精准地进行选题策划，避免选题内容同质化、浅层化。 2. 建立应急出版机制，固化、优化工作流程
为了确保应急出版工作高效有序地开展，出版社要建立一套应急出版机制，并固化、优化工作流程。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日常要做好应急出版资源的储备，临阵磨枪是做不出高质量出版物的。一是作者队伍的建设。平时要多和传染病学、病毒学、免疫学、急诊医学、危重症医学、心理学、公共卫生学、灾害医学、灾难救援等相关领域的专业作家和科普作家建立联系，尤其要争取到各种学会、卫生行政部门的权威作者资源。二是做好应急出版队伍的建设。出版社要培养一批能打“硬仗”的出版力量，除了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还要完善其道德修养，在紧急任务下达时能勇挑重担、甘于奉献；编辑人员要有意识地培养对热点新闻的捕捉能力，注意学习有关的政策法规、领导讲话精神，提高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对书稿中传达的价值观和导向性要能把好关。三是做好应急出版保障。出版社还要与那些能承接紧急任务、能保证印装质量的印装厂建立稳定联系，并长期储备一定数量和品种的纸张，以保证在最短时间内合格出厂。
第二，成立应急出版工作小组。以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为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该社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冠肺炎应急出版”工作小组，由社长牵头，小组成员由编辑室、总编室、排版部、印制部、市场部、电子部和发行部的骨干员工组成。组内成员各司其职：社长统筹安排，明确各成员工作职责；编辑室负责落实稿件编写，把关质量，协调各环节，是出版全流程的枢纽和整合者；总编室负责书号和CIP加急报批；排版部按照责任编辑要求同步进行版式设计、封面设计和分批排版；印制部提前与印厂沟通，联系纸张调度，做好随时开印准备；市场部负责营销文案策划和媒体平台对接，确保电子版及时上线；电子部负责社内微信平台维护，确保服务器在海量访问情况下能稳定运行；发行部确保发行、捐赠和运输渠道通畅。
第三，制定应急出版流程。出版社平时要制定特殊时期的应急出版流程，在环节流转上打破常规，在不影响内容质量的情况下，简化或合并部分环节，并能将应急流程固化下来，再不断优化。例如，在选题策划阶段，由原先策划编辑提出选题改为由社领导直接提出选题或指出选题方向，以减少选题论证的中间环节；启动编写后，作者可按章节陆续交付稿件；出版社收到稿件后，第一时间启动由一位编辑总负责、多位编辑共同参与的工作模式，每人负责一部分稿件，加快审读速度；书稿加工的同时，录排、封面设计同步进行。全部稿件实行边写、边发、边编、边排、边校的工作模式。
以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为例，该社目前已策划出版7本新冠肺炎出版物，其中4本由来自抗疫一线的临床专家编写，他们在承担着极为繁重的临床工作的情况下，组建了强大的编写团队，身兼医者和作者双重身份，与编辑出版团队密切配合、无缝对接，一个月内完成从确定选题、启动编写到稿件交付出版社、电子版上线的全部工作，高效和高质量地完成了应急出版任务，将来自抗疫临床一线的宝贵诊疗经验及时共享给广大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这次应急出版的成功，得益于日常与作者的沟通形成的高度默契和信任；得益于一批学者型编辑和复合型编辑能在较短时间内，协助承担起部分作者的工作，整合社内外资源；得益于科学合理、顺畅快捷的应急出版流程；得益于成熟稳定的录排、印制等合作方的有力保障。
3. 加快数字出版转型，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可以说，是否具备数字出版能力，能否充分发挥新媒体的营销优势，决定了一个出版企业能否在此次应急出版“战疫”中脱颖而出、拔得先机。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也使出版人感受到了数字出版转型的大势所趋。
笔者认为，出版机构除了做好传统纸质出版外，要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创新出版形式，進一步加快对电子书、有声书、音像制品、线上培训课程等数字化产品的开拓和布局，以满足读者在不同条件和环境下的多样化需求。尤其当特殊时期受众获取知识的渠道发生改变时，出版企业必须有能力进行多维度的内容供给。我们还可以看到，此次疫情使得在线教育爆发式增长，在线上课成为广大师生“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主要手段。对于拥有优质内容资源和作者资源的出版社而言，在深耕教育类纸书出版的同时，与在线教育深度融合、优势互补，将是大有可为的。另外，出版机构还要探索多元的、立体的、以读者为中心的新媒体营销模式，进一步融入互联网和线上社群，加强与网络出版传播平台的合作，充分发挥网络传播的优势，加大推送力度，以更好地满足特殊时期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从而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公共突发事件下的应急出版就是应国家之急、应民族之急、应社会之急，广大出版机构应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以读者为中心的导向，明确公共突发事件的公益出版定位，时刻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广泛获取信息的能力，建立和完善应急出版的快速反应机制，同时还要高瞻远瞩，及时调整业务模式和战略布局，坚持深度融合发展，以提高抗击困难和风险的能力。
（李娜，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编辑；王凤廷，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