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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题】
随着中央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力度不断加大，随着制度“笼子”越扎越牢、越扎越密，许多干部逐渐感受到“当官不易”。新常态下，部分干部无法适应新变化，党内出现“为官不为”、“尸位素餐”等种种表现。在对湖北200多名党员干部及群众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中，高达68.14%的人“在过去两年内，遭遇过至少一次‘为官不为’情况”。在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要求下，分析“为官不为”的表现形式、查清“为官不为”的主要病根、探索“为官不为”的根治对策，实现党员干部既廉又勤是新常态下必须面对的问题。
“为官不为”的表现形式
1.恐慌的“庸政”现象。面对依法治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大政方针的提出，党对干部的能力、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但部分干部对新政策和新任务不学习、不钻研、不熟悉，对自己不要求不加码，对工作不思考不研究，由固步自封、学习懈怠引发本领恐慌;部分干部工作思路不清、业务本领不专，心浮气躁、重权轻责，试图通过迎来送往拉关系、打擦边球、闯红灯等老套路解决问题，无改革举措、无创新办法，工作质量不高。
2.懈怠的“懒政”现象。部分干部习惯于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应付交差;部分干部解决矛盾问题浮于表面多，深入基层实际少，检查工作潦草收场多，彻底细致研究少，导致一些工作没有实质性突破;还有部分干部对工作“挑肥拣瘦”、“讨价还价”、互相推诿，遇到矛盾、问题能躲就躲、能绕就绕，对上级安排的工作只完成规定动作，缺乏攻坚克难、主动创新精神。
3.不均的“浮政”现象。由于机关单位内部工作分配不均，干部内部出现“部分精疲力竭、满身病痛，部分无事可干、闲出病来”、“一些累成狗，一些闲成猪”、“有的急不死，有的死不急”的情况。特别是有些部门工作人员不少，就是办事太难、效率太低、人浮于事，饱受群众诟病。
4.假意的“拖政”现象。问卷调查显示，有55.7%的人认为当前到党政机关寻求服务或到上下级单位处理公务的感受是“门好进，脸好看，话好听，事难办”。部分干部表面上对中央的新政措施高调拥护，实际上认为“饭不能吃、酒不能喝、福利也减、索性不干”，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及时给出明确答复，模模糊糊，推延拖沓，通常是不明不白、不了不结、拖拉不办，可谓是“表面热乎乎，内心冷冰冰”。
5.怕乱的“畏政”现象。部分干部把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与干事创业相对立，工作中提心吊胆、观望等待，不敢闯、不敢干，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抱着“做得越多，错得越多”、“平平安安占位子、疲疲沓沓混日子”、“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的心态，等着上面下指示、等着别人探路子、等着外地出经验;也有部分干部把全面深化改革与维护个人利益相对立，工作中明哲保身、乐当好人，佯装样子，善走过场，只求不触利益，只求不丢选票，只求不得罪人。
“为官不为”的病根剖析
“为官不为”是理想信念的“软骨症”、高压从严的“焦虑症”、传统思维的“依赖症”、能力本领的“恐慌症”、权力寻租的“成瘾症”。之所以会出现“在岗不在状态，在位不在谋事”现象，综合分析其病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认知易错位，惯性思维常“作茧”。部分干部“官本位”思维根深蒂固，以“天下父母官”自居，习惯“当官做老爷”，乐于听汇报、发指示;部分干部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奉行中庸之道的处事哲学，明哲保身，宗旨意识淡化，不担责、不担难、不担险;还有部分干部受西方腐朽思想影响，奉行利己主义、现实主义哲学，对个人荣辱得失看得重，对事业兴衰成败看得淡。
2.新规新政刚出台，为官不适变“作阻”。当前，我们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建设都进入新常态，这对部分习惯于粗放管理模式和简单工作方法的干部提出了新的挑战。有些干部认为：“现在管得这样严，干事越多，出错几率越大，犯不上冒险”。
3.绩效评价流于形，考评问责成“作假”。问卷调查中，31%的人认为“导致干部‘为官不为’最主要的客观原因是考评机制不健全，‘做的好不如说得好’挫伤工作积极性”。部分单位的绩效考评并未与奖惩措施结合起来，致使部分干部认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导致出现“你慵我更懒，你虚我更假，你油我更滑”的现象。
4.现有制度不健全，体制机制在“作梗”。目前，各地各单位对治理“为官不为”的重要性认识提上日程，但在制度跟进上存在薄弱环节。有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仍集人权、事权、财权等于一身，这些给不作为、慢作为、亂作为提供了“优质”的土壤。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主观因素占很大比重，客观因素却屡被挤占，导致部分勤奋工作、默默无闻的干部被“边缘化”，难被提拔。高薪养廉是公务员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而目前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没有形成调查比较机制和动态调整制，无法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为官不为”的根治对策
新常态下，“为官不易”，但更要“为官要为”。“为官不为”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负能量”，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绊脚石”。我们必须对症下药、系统施治，从而激发干部的新常态、新本领、新作为。
1.强化思想教育机制以去茧，引导奋发有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把法律教育、党规党纪教育纳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中，引导各级党员干部自觉树立依法治国意识，自觉树立遵守党规党纪意识，增强防治“为官不为”的刚性约束力。突出理想信念教育，以道德力量约束干部，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决党员干部思想上“贫血”、精神上“缺钙”、行动上“乏力”等问题。
2.净化政治生态以消阻，鼓励大胆作为。坚持不懈地加强作风建设，反腐倡廉，激浊扬清、惩恶扬善。一方面，向旧习惯说不，向潜规则叫板，继续严厉查处“为官不为”行为，形成强大震慑力，使干部自觉以“清廉为官、事业有为”的标准要求自己，形成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另一方面，要加强干部的专业培训，提升干部的分析研究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破解难题、适应新常态的能力。
3.完善实绩考评以弃假，确保为官必为。在问卷调查中，有32.2%的人认为治理“为官不为”现象最有力的抓手是构建科学化的考评和问责体系。因此，要树立“从实绩看德才，凭德才用干部”思想，坚持实绩导向，建立干部实绩考核体系。对“太平官”、“混混官”等为官不为现象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对工作表现差、“为官不为”的干部坚决进行调整。同时，将报酬和激励向吃苦的人、干事的人、有为的人倾斜，对敢作为、敢担险、敢创新的干部进行积极宣传。
4.健全体制机制以除梗，实现善作善为。加强日常监督管理机制，立足抓早抓小，增强干部的免疫力抵抗力。实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原则，不同机关和岗位应探索符合工作需要和干部选拔要求的竞争方式。构建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充分调动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发挥人民群众在舆论监督、社会监督中的主体作用，通过“百家企业评部门”、“服务对象评科长”、“电视问政评干部”等活动，倒逼部门奋发整改，实现干部善作善为。
（作者分别系莆田学院廉政研究中心成员、武汉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
随着中央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力度不断加大，随着制度“笼子”越扎越牢、越扎越密，许多干部逐渐感受到“当官不易”。新常态下，部分干部无法适应新变化，党内出现“为官不为”、“尸位素餐”等种种表现。在对湖北200多名党员干部及群众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中，高达68.14%的人“在过去两年内，遭遇过至少一次‘为官不为’情况”。在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要求下，分析“为官不为”的表现形式、查清“为官不为”的主要病根、探索“为官不为”的根治对策，实现党员干部既廉又勤是新常态下必须面对的问题。
“为官不为”的表现形式
1.恐慌的“庸政”现象。面对依法治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大政方针的提出，党对干部的能力、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但部分干部对新政策和新任务不学习、不钻研、不熟悉，对自己不要求不加码，对工作不思考不研究，由固步自封、学习懈怠引发本领恐慌;部分干部工作思路不清、业务本领不专，心浮气躁、重权轻责，试图通过迎来送往拉关系、打擦边球、闯红灯等老套路解决问题，无改革举措、无创新办法，工作质量不高。
2.懈怠的“懒政”现象。部分干部习惯于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应付交差;部分干部解决矛盾问题浮于表面多，深入基层实际少，检查工作潦草收场多，彻底细致研究少，导致一些工作没有实质性突破;还有部分干部对工作“挑肥拣瘦”、“讨价还价”、互相推诿，遇到矛盾、问题能躲就躲、能绕就绕，对上级安排的工作只完成规定动作，缺乏攻坚克难、主动创新精神。
3.不均的“浮政”现象。由于机关单位内部工作分配不均，干部内部出现“部分精疲力竭、满身病痛，部分无事可干、闲出病来”、“一些累成狗，一些闲成猪”、“有的急不死，有的死不急”的情况。特别是有些部门工作人员不少，就是办事太难、效率太低、人浮于事，饱受群众诟病。
4.假意的“拖政”现象。问卷调查显示，有55.7%的人认为当前到党政机关寻求服务或到上下级单位处理公务的感受是“门好进，脸好看，话好听，事难办”。部分干部表面上对中央的新政措施高调拥护，实际上认为“饭不能吃、酒不能喝、福利也减、索性不干”，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及时给出明确答复，模模糊糊，推延拖沓，通常是不明不白、不了不结、拖拉不办，可谓是“表面热乎乎，内心冷冰冰”。
5.怕乱的“畏政”现象。部分干部把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与干事创业相对立，工作中提心吊胆、观望等待，不敢闯、不敢干，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抱着“做得越多，错得越多”、“平平安安占位子、疲疲沓沓混日子”、“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的心态，等着上面下指示、等着别人探路子、等着外地出经验;也有部分干部把全面深化改革与维护个人利益相对立，工作中明哲保身、乐当好人，佯装样子，善走过场，只求不触利益，只求不丢选票，只求不得罪人。
“为官不为”的病根剖析
“为官不为”是理想信念的“软骨症”、高压从严的“焦虑症”、传统思维的“依赖症”、能力本领的“恐慌症”、权力寻租的“成瘾症”。之所以会出现“在岗不在状态，在位不在谋事”现象，综合分析其病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认知易错位，惯性思维常“作茧”。部分干部“官本位”思维根深蒂固，以“天下父母官”自居，习惯“当官做老爷”，乐于听汇报、发指示;部分干部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奉行中庸之道的处事哲学，明哲保身，宗旨意识淡化，不担责、不担难、不担险;还有部分干部受西方腐朽思想影响，奉行利己主义、现实主义哲学，对个人荣辱得失看得重，对事业兴衰成败看得淡。
2.新规新政刚出台，为官不适变“作阻”。当前，我们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建设都进入新常态，这对部分习惯于粗放管理模式和简单工作方法的干部提出了新的挑战。有些干部认为：“现在管得这样严，干事越多，出错几率越大，犯不上冒险”。
3.绩效评价流于形，考评问责成“作假”。问卷调查中，31%的人认为“导致干部‘为官不为’最主要的客观原因是考评机制不健全，‘做的好不如说得好’挫伤工作积极性”。部分单位的绩效考评并未与奖惩措施结合起来，致使部分干部认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导致出现“你慵我更懒，你虚我更假，你油我更滑”的现象。
4.现有制度不健全，体制机制在“作梗”。目前，各地各单位对治理“为官不为”的重要性认识提上日程，但在制度跟进上存在薄弱环节。有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仍集人权、事权、财权等于一身，这些给不作为、慢作为、亂作为提供了“优质”的土壤。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主观因素占很大比重，客观因素却屡被挤占，导致部分勤奋工作、默默无闻的干部被“边缘化”，难被提拔。高薪养廉是公务员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而目前我国公务员薪酬制度没有形成调查比较机制和动态调整制，无法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为官不为”的根治对策
新常态下，“为官不易”，但更要“为官要为”。“为官不为”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负能量”，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绊脚石”。我们必须对症下药、系统施治，从而激发干部的新常态、新本领、新作为。
1.强化思想教育机制以去茧，引导奋发有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把法律教育、党规党纪教育纳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中，引导各级党员干部自觉树立依法治国意识，自觉树立遵守党规党纪意识，增强防治“为官不为”的刚性约束力。突出理想信念教育，以道德力量约束干部，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决党员干部思想上“贫血”、精神上“缺钙”、行动上“乏力”等问题。
2.净化政治生态以消阻，鼓励大胆作为。坚持不懈地加强作风建设，反腐倡廉，激浊扬清、惩恶扬善。一方面，向旧习惯说不，向潜规则叫板，继续严厉查处“为官不为”行为，形成强大震慑力，使干部自觉以“清廉为官、事业有为”的标准要求自己，形成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另一方面，要加强干部的专业培训，提升干部的分析研究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破解难题、适应新常态的能力。
3.完善实绩考评以弃假，确保为官必为。在问卷调查中，有32.2%的人认为治理“为官不为”现象最有力的抓手是构建科学化的考评和问责体系。因此，要树立“从实绩看德才，凭德才用干部”思想，坚持实绩导向，建立干部实绩考核体系。对“太平官”、“混混官”等为官不为现象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对工作表现差、“为官不为”的干部坚决进行调整。同时，将报酬和激励向吃苦的人、干事的人、有为的人倾斜，对敢作为、敢担险、敢创新的干部进行积极宣传。
4.健全体制机制以除梗，实现善作善为。加强日常监督管理机制，立足抓早抓小，增强干部的免疫力抵抗力。实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选人用人原则，不同机关和岗位应探索符合工作需要和干部选拔要求的竞争方式。构建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充分调动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发挥人民群众在舆论监督、社会监督中的主体作用，通过“百家企业评部门”、“服务对象评科长”、“电视问政评干部”等活动，倒逼部门奋发整改，实现干部善作善为。
（作者分别系莆田学院廉政研究中心成员、武汉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