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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懵懂岁月的文化记忆
我们试图去寻找30前最早萌芽的那棵嫩芽，希望能借此找回那个被遗落的带着最初梦想的行囊……
在中国当代艺术最喧嚣的时代，有一群艺术家一直游走在边缘的边缘。喧嚣过后，他们依旧边缘并慢慢被遗忘，记录他们的经历和探索是对那段历史的另一种回顾
1985年前后，中国的前卫艺术达到了高峰。艺术史用“八五新潮”记录了那个充满理想而又裹挟着模仿痕迹的时代。一些艺术家顺应这股浪潮，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在新世纪的艺术狂潮当中扬名立万；而另外一群艺术家因为地缘原因或者秉承独立的原则，一直游走在边缘的边缘。他们慢慢被市场甚至世界遗忘。
在艺术市场突然冷清下来的时候，北京“墙美术馆”内，三位一直醉心自我创作的艺术家作品聚拢到一起，回顾了与“八五新潮”同期，却始终与其保持距离的另一段“艺术史”。
北京之外的“WR小组”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随着“无名画会”“星星画会”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北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前卫艺术的核心。一些艺术上的先知先觉者从各种途径找到来之不易的国外画册，研究西方美术思潮，寻找各自创作的方向。直到1985年左右，前卫艺术的实验创作达到高峰。
与此同时，偏安山西大同的几位艺术家一边从《中国美术报》中关注首都火热的艺术圈，一边怀着憧憬和不屑，试图寻找自己的艺术语言。“在那个地方是很孤独很绝望的一种感觉，大同离北京不远不近，但是很边缘。”艺术家朱雁光说。朱雁光是当年山西WR小组的一员。WR是“五人”的拼音字头，因为五位艺术家中的一位因煤气中毒早逝，另一位下海经商，实际上，只有三人——张盛泉、朱雁光、任小颖。
三人在大同一些喜爱前卫艺术的小圈子聚会上相识，因为艺术家的不羁性格，最初的相识并未激起相互的认同。当时大同歌舞团舞美队队长是当地前卫艺术圈的一员，定期举行内部观摩画会。朱雁光在一次观摩会上见到张盛泉，问他“你画什么画？”张盛泉说，“我研究艺术史。”朱雁光很不以为然，觉得“这个大个子没什么画拿出来展示，就会玩虚的吓人”。
但在后来的接触中，朱雁光发现，张盛泉这个没接受过系统艺术教育的银行职员有着惊人的超前观念。“他一出手就是很有力量的，用的绘画材料都是工业油漆，107胶之类的。都很粗犷，和我们精神上的一些东西是很默契的。”朱雁光说。
于是，三个人走到一起。“我们经常在一块探讨，做露天展览，有时候在云冈宾馆做完露天展览，就找个地方吃饭。三个人才三十多块钱。”艺术家任小颖回忆说。那段生活境况，WR小组与北京的前卫艺术家相差不多，在清贫的物质生活之外寻找着精神世界的方向。“自由知识分子，每一个个人的力量都是相当有限的，都需要一群人来做这个事，需要大家在一起，共同探讨。和整体的启蒙状态有关，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朱雁光说。如果说，北京的艺术家尚且有着可以相互交流的可能，那么在山西大同，这三位艺术家只能相互取暖。
游走在高潮的边缘
1986年，WR小组的作品在山西大同“我的世界油画联展”上亮相。张盛泉以“大同大张”的名字展出了自己的小幅作品《火葬场》，画作中的黑色全部使用皮鞋油，画面强调阴影表现，有着强烈的哲学意味，在一片以写实为主的作品中十分显眼。“他的作品明显和别人不一样。”朱雁光说，“有的人还有点不屑，觉得用皮鞋油画画。其实他不是买不起颜料，是因为用皮鞋油和他作品的精神最能契合。现在人们明白用一些综合材料表现自己的想法，那个时候并不都知道。”
WR小组的作品在山西大同的小圈内被口口相传，差不多同时，北京的“八五新潮”运动也如火如荼。1986年4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全国油画艺术研讨会”，正面探讨“八五美术新潮”的风起云涌，并且邀请了活跃的艺术家群体代表。后来成为著名艺术家的张培力、李山，评论家高名潞等全部到会。这些艺术家和批评家在会议上大谈新艺术和新思潮。事后有人回忆，“就想一起闹革命”。
艺术家王广义所在的北方艺术群体，谷文达等等偏重各自实验的个体艺术家，以黄永为代表的“厦门达达”群体都各自活跃在不同的地方，把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自我思考以油画、装置等等形式表现出来，虽然绝大多数技法和方向有着太多的模仿西方的痕迹，但是彻底颠覆了以往国内艺术千篇一面的色调。
“我们都是从《中国美术报》上看到的那些消息，因为地缘的原因、自我的原因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其中。”朱雁光说，“但是我们同时也在做自己的探索，所以既是参与了，同时也是在边缘冷静地看着他们。”
正因为没有过多地卷入，使他们有了冷静批判的眼光。“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有模仿，但是很快就放弃了，找到了自己的路，比如对于‘终极主题’的探索。”任小颖说。
北京的热闹局面，自发生长并逐渐达到高潮，1989年春节，中国美术馆的“八九现代艺术大展”，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转折。在这个展览上，山西大同的WR小组也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参与其中。
边缘也是一种态度
“八九艺术大展”是一次对于“八五新潮”的总结回顾。曾经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前卫艺术登堂入室进入代表官方意识的中国美术馆，这本身就被很多人视为某种信号。开幕前，著名评论家高名潞致的开幕词，充满了“革命胜利”的味道。
WR小组本次北京回顾展策展人温普林回忆说，“当时的八九大展已经有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意思。”
“八九大展”开始不久，三个全身裹满白布的白衣人涌进展览现场，随后被保卫人员带走。那三个人就是WR小组的三位成员。“他们在北京做前卫艺术大展，我们没受到邀请。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存在。而他们那么急于回顾，我们觉得这样的展览一开始，曾经前卫艺术那些实验的味道就已经变了。我们裹着白布的意思是给那个大展吊丧。”朱雁光回忆说。
在被保卫人员盘查的时候，朱雁光随口说了一句，“我们是大同游击队。”无心之言却清晰了WR小组的位置。他们三人始终在“八五新潮”运动的边缘打游击，最后却以如此的方式与“八九大展”短兵相接。“我们当时对于八九大展也是想去参与的。”朱雁光现在承认。在无人邀请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那样极端的方式——有着批判的意味，也有对于被冷落的不满。
“八九大展”之后，WR小组成员回到山西继续自己的生活和艺术探索，中国前卫艺术也陷入困顿，再次回归地下。
“当时没有艺术市场，我们选择的这些主题，是因为这都是自由知识分子不可能不去思考的东西。”朱雁光说。随着前卫艺术大潮的落寞，WR小组也经历了几次一开展就被封杀的展览，再次断绝了与北京艺术圈的交往。
2000年，小组重要成员张盛泉在家中自缢身亡。小组宣告解散。张盛泉的自我了结被小组成员看作是他的最后一件作品，用最绝决的方式践行对于艺术主题的探讨。从那之后，朱雁光到北京任教，任小颖留在大同一所高校。
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没有依靠卖画为生，但还各自坚持着曾经的艺术主题。那些曾经游走“八五新潮”之外的作品，在今天仍然游走在众多代表中国艺术的主流之外。
我们试图去寻找30前最早萌芽的那棵嫩芽，希望能借此找回那个被遗落的带着最初梦想的行囊……
在中国当代艺术最喧嚣的时代，有一群艺术家一直游走在边缘的边缘。喧嚣过后，他们依旧边缘并慢慢被遗忘，记录他们的经历和探索是对那段历史的另一种回顾
1985年前后，中国的前卫艺术达到了高峰。艺术史用“八五新潮”记录了那个充满理想而又裹挟着模仿痕迹的时代。一些艺术家顺应这股浪潮，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在新世纪的艺术狂潮当中扬名立万；而另外一群艺术家因为地缘原因或者秉承独立的原则，一直游走在边缘的边缘。他们慢慢被市场甚至世界遗忘。
在艺术市场突然冷清下来的时候，北京“墙美术馆”内，三位一直醉心自我创作的艺术家作品聚拢到一起，回顾了与“八五新潮”同期，却始终与其保持距离的另一段“艺术史”。
北京之外的“WR小组”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随着“无名画会”“星星画会”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北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前卫艺术的核心。一些艺术上的先知先觉者从各种途径找到来之不易的国外画册，研究西方美术思潮，寻找各自创作的方向。直到1985年左右，前卫艺术的实验创作达到高峰。
与此同时，偏安山西大同的几位艺术家一边从《中国美术报》中关注首都火热的艺术圈，一边怀着憧憬和不屑，试图寻找自己的艺术语言。“在那个地方是很孤独很绝望的一种感觉，大同离北京不远不近，但是很边缘。”艺术家朱雁光说。朱雁光是当年山西WR小组的一员。WR是“五人”的拼音字头，因为五位艺术家中的一位因煤气中毒早逝，另一位下海经商，实际上，只有三人——张盛泉、朱雁光、任小颖。
三人在大同一些喜爱前卫艺术的小圈子聚会上相识，因为艺术家的不羁性格，最初的相识并未激起相互的认同。当时大同歌舞团舞美队队长是当地前卫艺术圈的一员，定期举行内部观摩画会。朱雁光在一次观摩会上见到张盛泉，问他“你画什么画？”张盛泉说，“我研究艺术史。”朱雁光很不以为然，觉得“这个大个子没什么画拿出来展示，就会玩虚的吓人”。
但在后来的接触中，朱雁光发现，张盛泉这个没接受过系统艺术教育的银行职员有着惊人的超前观念。“他一出手就是很有力量的，用的绘画材料都是工业油漆，107胶之类的。都很粗犷，和我们精神上的一些东西是很默契的。”朱雁光说。
于是，三个人走到一起。“我们经常在一块探讨，做露天展览，有时候在云冈宾馆做完露天展览，就找个地方吃饭。三个人才三十多块钱。”艺术家任小颖回忆说。那段生活境况，WR小组与北京的前卫艺术家相差不多，在清贫的物质生活之外寻找着精神世界的方向。“自由知识分子，每一个个人的力量都是相当有限的，都需要一群人来做这个事，需要大家在一起，共同探讨。和整体的启蒙状态有关，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朱雁光说。如果说，北京的艺术家尚且有着可以相互交流的可能，那么在山西大同，这三位艺术家只能相互取暖。
游走在高潮的边缘
1986年，WR小组的作品在山西大同“我的世界油画联展”上亮相。张盛泉以“大同大张”的名字展出了自己的小幅作品《火葬场》，画作中的黑色全部使用皮鞋油，画面强调阴影表现，有着强烈的哲学意味，在一片以写实为主的作品中十分显眼。“他的作品明显和别人不一样。”朱雁光说，“有的人还有点不屑，觉得用皮鞋油画画。其实他不是买不起颜料，是因为用皮鞋油和他作品的精神最能契合。现在人们明白用一些综合材料表现自己的想法，那个时候并不都知道。”
WR小组的作品在山西大同的小圈内被口口相传，差不多同时，北京的“八五新潮”运动也如火如荼。1986年4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全国油画艺术研讨会”，正面探讨“八五美术新潮”的风起云涌，并且邀请了活跃的艺术家群体代表。后来成为著名艺术家的张培力、李山，评论家高名潞等全部到会。这些艺术家和批评家在会议上大谈新艺术和新思潮。事后有人回忆，“就想一起闹革命”。
艺术家王广义所在的北方艺术群体，谷文达等等偏重各自实验的个体艺术家，以黄永为代表的“厦门达达”群体都各自活跃在不同的地方，把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自我思考以油画、装置等等形式表现出来，虽然绝大多数技法和方向有着太多的模仿西方的痕迹，但是彻底颠覆了以往国内艺术千篇一面的色调。
“我们都是从《中国美术报》上看到的那些消息，因为地缘的原因、自我的原因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其中。”朱雁光说，“但是我们同时也在做自己的探索，所以既是参与了，同时也是在边缘冷静地看着他们。”
正因为没有过多地卷入，使他们有了冷静批判的眼光。“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有模仿，但是很快就放弃了，找到了自己的路，比如对于‘终极主题’的探索。”任小颖说。
北京的热闹局面，自发生长并逐渐达到高潮，1989年春节，中国美术馆的“八九现代艺术大展”，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转折。在这个展览上，山西大同的WR小组也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参与其中。
边缘也是一种态度
“八九艺术大展”是一次对于“八五新潮”的总结回顾。曾经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前卫艺术登堂入室进入代表官方意识的中国美术馆，这本身就被很多人视为某种信号。开幕前，著名评论家高名潞致的开幕词，充满了“革命胜利”的味道。
WR小组本次北京回顾展策展人温普林回忆说，“当时的八九大展已经有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意思。”
“八九大展”开始不久，三个全身裹满白布的白衣人涌进展览现场，随后被保卫人员带走。那三个人就是WR小组的三位成员。“他们在北京做前卫艺术大展，我们没受到邀请。他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存在。而他们那么急于回顾，我们觉得这样的展览一开始，曾经前卫艺术那些实验的味道就已经变了。我们裹着白布的意思是给那个大展吊丧。”朱雁光回忆说。
在被保卫人员盘查的时候，朱雁光随口说了一句，“我们是大同游击队。”无心之言却清晰了WR小组的位置。他们三人始终在“八五新潮”运动的边缘打游击，最后却以如此的方式与“八九大展”短兵相接。“我们当时对于八九大展也是想去参与的。”朱雁光现在承认。在无人邀请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那样极端的方式——有着批判的意味，也有对于被冷落的不满。
“八九大展”之后，WR小组成员回到山西继续自己的生活和艺术探索，中国前卫艺术也陷入困顿，再次回归地下。
“当时没有艺术市场，我们选择的这些主题，是因为这都是自由知识分子不可能不去思考的东西。”朱雁光说。随着前卫艺术大潮的落寞，WR小组也经历了几次一开展就被封杀的展览，再次断绝了与北京艺术圈的交往。
2000年，小组重要成员张盛泉在家中自缢身亡。小组宣告解散。张盛泉的自我了结被小组成员看作是他的最后一件作品，用最绝决的方式践行对于艺术主题的探讨。从那之后，朱雁光到北京任教，任小颖留在大同一所高校。
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没有依靠卖画为生，但还各自坚持着曾经的艺术主题。那些曾经游走“八五新潮”之外的作品，在今天仍然游走在众多代表中国艺术的主流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