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恋权位，痴谜文史，在研究地方革命战争史过程中，偶然发现反映侵华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绝密档案的蛛丝网迹。于是，他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自费进行了深入细致、艰苦卓绝的调查研究。历时10余年，终于揭开了重重黑幕，石破天惊地向国际社会公布了侵华日军在鲁西细菌战中屠杀中国平民万余人、惨绝人寰的人间暴行。从而引发了国内外史学界的“九级地震”。
　　
　　 1943年8月久旱逢雨的鲁西地区大雨倾盆，阴雨连绵，境内的卫河、漳河、滏阳河、滹沱河等河流水位暴涨。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忽然有一天，四条河流同时决口，滔天的洪水仿佛一群群脱缰的野马奔向周围，卫河流域附近的临清、馆陶、武城、丘县等地960平方公里顿成泽国。更令人费解的是，洪水所到之处，瘟疫霍乱横行，得病者上吐下泻，数小时便不医而亡，许多村庄一夜间便有成百上千人死亡，一时间，鲁西、冀南区域内天昏地暗、饿殍千里、腐尸遍地、白骨挡路、鬼哭神愁……
　　 这就是日本皇军在山东鲁西发动的代号为“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鲁西细菌战悲惨画面。制造这一灭绝人性罪恶的主谋便是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石井四郎，直接指挥者为细川忠康。其丧心病狂的主要手段便是用飞机将霍乱菌撒向卫河流域，然后决堤传播。
　　 由于这是日军高层的核心机密，知情者甚少，日军溃退后，又销赃灭迹，多年来一直淹没在史海中。
　　 揭露这一惊天秘密的，是沂蒙革命老区一位普通的政协干部崔维志。
　　 1954年10月，崔维志出生在山东沂源县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庭里。这里是革命老区，各种各样的战斗故事丰富多彩，从童年到少年，崔维志几乎是用革命故事喂大的。虽然没上过几天学，但他非常迷恋写作。1971年，崔维志参加工作，在公社粮站当了一名出纳员，由子他人品好，在当地文字水平比较高，很快便入了党，并调到了县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由一名普通干部，当上了县劳动局副局长，成了全县当时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
　　 崔维志当上副局长后，由于行政工作繁忙，没有时间读书写文，这对痴迷文史的他来说，简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无数次的彷徨犹豫，崔维志毅然作出了对他一生来说非常重要的选择，离开劳动局到县党史委任职。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的追求是什么。
　　 调入党史委后，崔维志在妻子唐秀娥的帮助下，仿佛像雄鹰终子找到了搏击云天的长空，又象地壳下面汹涌奔腾的岩浆终于找到了火山喷发的突破口，在不到二年的时间里，他便以斐然的研究成果被调入临沂地委党史委工作，1989年又被调入地区政协文史处。在临沂工作不足20年的时间里，他主编、参编了10多部大型文史巨著，并多次被省政协授予优秀文史干部，两次荣立三等功。他利用业余时间编著文稿9部，共计750余万字，其中《山东抗日战争纪实》、《山东解放战争纪实》和《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获全国近现代史科研成果一等奖。
　　 1993年6月的一天，崔维志和妻子为征集《山东抗日战争纪实》的文史资料来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当他们翻开国民政府尘封的案卷时，无意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载：“日军曾于1943年秋在山东卫河流域实施过一次大规模的细菌战，中国人死亡甚众。”看到这条仅有几十字的记载，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涌上心头，他激动地对妻子说：“这里面一定有一个绝密的内幕和巨大的阴谋，我们要想办法揭开它。”
　　


　　 说干就干，夫妻二人迅速踏上了寻找这一重大档案的征途。在近3年的时间里，他们先后赶到济南，聊城，鲁西，冀南，豫北等地的档案馆，进行仔细地查阅，但没有半点鲁西细菌战的蛛丝马迹。随后他俩又赶到了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拜访了谷牧、赵健民、宋任穷等一大批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担任过主要领导的老前辈，向他们打听鲁西细菌战的情况，但这些领导均表示不知道。
　　 眼看着调查进入了死胡同，崔维志一筹莫展，妻子提醒他：为什么不到中央档案馆查查呢？到中央档案馆后，夫妻俩一头扎入了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经过近半个月的深入查询，终于在由抚顺日本战俘管理所转到中央档案馆的日军战俘交代材料中发现了一批关于鲁西细菌战的口供，笔供和检举材料，且内容翔实。夫妻俩高兴得相拥而泣。随后，他们又在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发现了关于鲁西细菌战的资料。
　　
　　冰山终于露出了一角
　　
　　 为了进一步确认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崔维志又和妻子数十次深入临清、丘县、馆陶、冠县、堂邑、莘县等当年受害区域进行调查取证，先后采访了400余位老人和知情者。每一次调查，崔维志和妻子都泪流满面，受害人和知情者那血泪斑斑地控诉使他俩毛骨悚然，痛断心肠。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些史料的千真万确。
　　 透过石井四郎、林茂美、小岛隆男等战犯战俘的口供和实地调查的材料，一幅立体全景式的惨绝人寰的画面呈现在崔维志面前。后据日本军方秘密统计，该霍乱瘟疫仅鲁西、冀南24个县就屠杀中国平民42．7万余人，如果再加上其他地区的间接受害者，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如果把这些冤魂的白骨整齐地排列起来，将能排列到日本东京的高等法院。
　　 面对这样的天文数字，面对40多万同胞的血泪冤魂，崔维志愤怒了。他和妻子拿起笔，一边在全国一些报刊上揭露日军的滔天罪行，一边夜以继日地开始写此类专著，还创办《细菌战调查与诉讼》刊物，并利用参加一些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机会不遗余力地揭露鲁西细菌战罪行。
　　 2002年10月，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崔维志与妻子的专著《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同年12月，崔维志应邀出席了在常德召开的首届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面对全世界一流的专家，崔维志洋洋洒洒、旁证博引、引经据典地宣读了他在鲁西细菌战方面的研究论文，并出示了细菌战犯关于中国人死亡数字交代揭发材料复印件，使与会专家大为惊骇，怎么也没想到日军的这场细菌战竟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中国百姓，一时间海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2003年7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再版了崔维志修订过的《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再次让国人感受到了侵华日军在鲁西罄竹难书的罪行。
　　 崔维志的惊天发现，轰动了沂蒙，轰动了齐鲁，轰动了神州大地，他的研究成果不仅改写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历史，同时也改写了世界细菌战的历史，引发了史学界的“九级地震”，中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章伯锋教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党德信主任、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等一大批著名专家和学者都对崔维志的发现予以充分肯定。章伯锋教授称鲁西细菌战为“被隐瞒的篇章”，称崔维志为“侵华日军细菌战山东研究的拓荒者”。
　　 从1993年到2005年，漫漫10余年的时光，3600多个日日夜夜，崔维志和妻子为了鲁西细菌战的研究，跑遍了江苏、浙江、涧北、河南、天津、北京、内蒙古、湖南、湖北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行程10万余公里，撰写调查资料200余万字，查阅各类档案20余万册，采访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受害区域的老人、知情者多达千人，出版有关著作和专著3部，100余万宇。
　　 前不久，颇负盛名的世界抗日战争史学维护联合会，为表彰崔维志在鲁西细菌战研究和宣传工作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授予他锦旗一面，上面写着：“民族的情感，历史的责任。”崔维志是全世界惟一一个获此殊荣者。
　　 2005年2月，崔维志被评为临沂市“十大新闻人物”。目前，他和妻子对鲁西细菌战正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为受害者下一步进行民间诉讼与索赔提供更多更为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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