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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受之 不甘被掏空
王受之是个真正的世界人。从洛杉矶到广州，就像下班回家一样频繁和从容。
但这些年，眼见他童年生活的城市越来越空，从楼宇、语言到食物，渐行渐远。
为此，王受之抛开艺术设计师的本行，开始投身地产、主持、教育，为城市的文脉奔走。
刚结束了美国教学任务的王受之回到广州，抽空走了十里路。从人民公园开始，直走到爱群大厦。连心路、中山路，是王受之童年成长的地方。路闻米市街一水儿的东北口音，王受之不禁暗自唏嘘，“这座城市最核心的部分已经被掏空了”。这些年，王受之一直为保存城市的“文脉”呐喊，却自称“不算公共知识分子”。
王受之已近古稀之年，瘦，戴副眼镜。也许是常年当老师的原因，声音宏亮，语速很快，说话间有种闲絮家常的亲切感，连绵不绝。写起字也几乎和语速一样快，在他的博客里，每隔两天就会更新一篇长文，艺术、设计、电影、家庭、经济无所不谈。记忆力惊人，涉猎广泛。说来奇怪，每次回广州，王受之有很多地方不愿去，比如沙面、光孝寺，还有府前路和解放北路交叉处的一盏红绿灯下。因为很多年前，那盏红绿灯并不存在，彼处是他祖父建起的两栋木楼。他那时最喜欢木楼的天台，“视野最开阔， 能看见市政府好像宫殿一般的屋顶，在天棚上可以看到凤凰树托着中山纪念堂，壮丽得不得了”。
而今被改变的不仅是记忆中的两栋木楼，还有他记忆中“榕树华盖，安静异常”的那处叫沙面的小岛，以及满地碎石子、月光下静卧着睡莲和菩提树的光孝寺。他不忍再去，皆因物非人也非，倒不如怀念存留在脑海中的昔日图景。“我们做城市的人，首先就是不愿城市被破坏。”这是王受之的深思。
山寨级别的本事
王受之成长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王仁宇长于晚清风雨飘摇时，后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机械系，在黄花岗起义中侥幸逃生后，担任孙中山麾下兵工厂厂长。1946年，王受之出生时，祖父已是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校长。王受之是长孙，相传祖父在他出生后“傻笑”了一天。那年正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小长孙属于师字辈，祖父便给他取名王师凯，意为王师凯旋，后来又觉得太霸气，便改为王受之，意是日本投降、我方受之无愧。王受之至今记忆深刻的一个画面，是在暖暖的阳光下，他抱著一只美国克林牌奶粉罐子坐在祖父膝头，祖父翻着美国《Life》杂志，指点他看那些汽车、火车的图片。
王受之父亲王义平是国内少数几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作曲家，一生坎坷。早年因战乱从广州一路颠沛至重庆，建国后又经历各种政治运动，备受折磨，最后仅留下《貔貅舞曲》、《长江三峡素描》等数部作品。母亲早年加入重庆抗日演出队，身边一个个都是“历史性”文化名人，比如郭沫若夫妇。出生在音乐世家，王受之从小喜欢的却是涂鸦。父亲发现后欣喜地买来各种材料任由他画，且执意不请美术老师。“父亲觉得画画是个灵性的东西，不需要老师。”王受之回想起来，至今都为此感谢父亲。
受之从小的梦想是长大了做个画家，高中毕业因为“文化大革命”下乡做了农民，在农田劳作四年，同学们陆续被城里来的工厂招走了，王受之却一直走不了，“那是1972年的春节，我和一只小黄狗一起过年，看着门外纷纷扬扬的雪花，觉得自己想通了，要安心务农，没想到却给招工到县城的一个工艺美术工厂去学工艺设计，反而操起了画笔。”也是在那年11月，二十多岁的王受之被湖北洪湖工艺美术厂招收做工艺师。工厂主要做仿古家具和仿古画，再将成品拿到广交会出口，“按现在的话，就是做山寨”。那六年间，王受之自嘲“学会了一套高级山寨的本事”。
为了提高“仿古”水平，工厂还安排王受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培训，逢此良机，王受之师从中国文物界鼎鼎大名的王世襄。“很多有名的人在那个时候都还是老百姓，说见就能见到。比如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上班，想见他只要到单位传达室打个招呼，他就过来了。”
还不如选择不斗了
离开湖北后的王受之在武汉大学学美国史，毕业后去广州美术学院任教，再去美国最好的设计学院—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书。从事设计教育，又常常出现在公众视线中，王受之说自己“不能算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真正的公知身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为民请命’”。而他自己只是在设计的世界里，为城市发声而已。
王受之从来不是词锋犀利的人，甚至可称为随和，王澍获奖，他写了长长的文章分析他的作品，对于他来说，“赞赏别人是因为人家都有好的地方，有很好的成就，对于我来说，赞赏别人不难，难的是有机会批评其他的人，因为国内似乎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设计批评。”
所以虽然他在各种地产讲座、论坛、讨论会上，呼吁“保存城市文脉”、“保存广府文化”，但甚少介入力所不逮的社会实践。在他看来，在中国要做“公共知识分子”，比在美国难太多。“巴勒斯坦的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才是真正的大知识分子，可以让美国最好的媒体《纽约时报》、《纽约客》等媒体花功夫用几万字的篇幅去报道；在哥伦比亚大学讲课，也会有几千人去听，并得到大家的公开表态和支持。而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不管是城市还是公共生活，对于很多奇形怪状，“倒不是说我斗不过，只是这个会影响我的心情，耗费我很多的精力。与其选择和他们斗的话，我还不如选择不斗了。所以，我更多地是做一种文化传播。”
王受之常年穿梭于世界各地。今天在德国看展览，明天在美国做设计，再过两天可能在汕头大学给中国学生上课。在美国，王受之还主持着一档普通话和一档广东话电台节目。每个礼拜四次，评析新闻。接受采访时，本该是录节目时间，因为等待香港选举的结果，才在广州见到了王受之。美国现在收听王受之节目的听众有数百万，播完节目后，王受之会经常上网去看听众评论，也会拿相同的新闻事件与《明报》、《东方日报》和《苹果日报》的观点做比较。观点差异越大，王受之觉得越有趣。
66岁的王受之马不停蹄地活跃在海内外学术界、地产界和设计界。即便如此，忙于完成各种身份的工作，丝毫不影响做《记忆中国》素描展的热情。不少人惊诧展览上他描绘的建筑、民居图景，好奇之余，不免感叹一个老者为啥总要给自己增加压力。王受之却把艺术创作当作一个近乎休闲的活动，“好像一个人每天跑步、走路，怎么会觉得是压力？不把艺术创作看作了不得的大事，而是一种身体、精神的放松”。
王受之刚接任了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国内很多设计学院的院长都是他的学生，这回，他与学生们成了同行。他打算引入自己海外设计名校核心教员的经验，改革中国式的传统艺术教育体系，“我要是认真做，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担任中国万科地产、北京鲁能地产、重庆龙湖地产等多间大型房地产公司的开发顾问，对中国房产与中国设计有着巨大的文化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也让不少人给王受之贴上了“地产商人”的标签。王受之反问，“归入‘房地产商’，必须要有商人的资本和能力，我一无资本，二无能力，仅仅是开发商在开发过程中希望我提供一些有关设计、规划、风格方面的学术意见和看法，你们说我算是‘房地产商’，还‘房地产设计顾问’？何况设计本身就是服务于商业，和琴棋书画不同，介入商业是必然之举。”城市人的心，对王受之来说，是云淡风轻地包容世界。
对话王受之
我知道保护不了
记者：被归于“地产商人”，你认同这个标签吗？
王受之：这些年来我相信的东西很多，我最相信对自己坚持到底的学习。很多人做到一半，就觉得这些事情时别人已经做过，自己的价值已经到了，尤其是做设计的人，年轻人多了，就认为自己该退休了。这是对自己在一个领域继续前进的怀疑。我觉得这一点我做得挺好，这些年不管有多少年轻人，后浪推前浪，我还是很相信自己。在我这个领域里面我还是能做出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比如如做房地产顾问，做房地产设计。并且我很相信自己的精力还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可能就选择退休了。我现在六十多岁，才刚刚开始当院长，这院长就算当两任的话也得到七十多岁。
记者：作为中国最早与商业结缘的设计师之一，你怎么看待财富？
王受之：我始终不是个富人。对很多人来说，钱这个东西，赚得再多都不会觉得够。我接触过很多富豪，也有很多私人朋友。在我看来，财富给他们带来的感觉是头疼。比如不安全，总得有保镖。对我来说，财富不等于幸福。有地方住，健康，经常运动，不让自己老处于一个体系当中，这样会很少烦恼，感觉自由，心态就很健康。
记者：身在世界，对于你呼吁保护的城市广州，最怀念的是什么？
王受之：挺怀旧。怀旧不是每个人都能怀旧。我以前生活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的朋友圈子在音乐界、美术界和教育界。我母亲因为抗战时参加了抗日演出队，跟着周恩来和郭沫若一行到重庆，她身边多姿多彩的人也很多。所以我是在艺术学院的院子里长大的。虽然父亲在历次运动中被整，但是整体还是不错。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人生。怀旧还是跟我的生活形态有关。我这个人比较乐观，很多坏的东西被我放到一边，怀念的都是好的。
记者：致力于城市文脉的保存，现状让你满意吗？
王受之：做城市人，首先就是不愿城市被破坏。我在广州生活有两个阶段。前一段是从解放前到解放后。那时候的很多建筑被拆掉，让我很震惊，原来的城市感觉没有了。旧楼虽然破烂但蕴含其间的历史味道不存在了。我心里最冤的地方还是，讲白话（粤语）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我没有排外，我只是说一个城市之所以成就了两千年历史，方言、文化、饮食都是缘由。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们却在逐步地消失和瓦解。我在洛杉矶待了二十多年。洛杉矶的英语和纽约英语也不一样，这也是洛杉矶的一个标志。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把城市的核心居民真空化，边缘化。上海让我也很伤感，上海最中心部位的人基本都在讲英语。反倒是香港，满大街听到的还是小时候讲的话。我现在呼吁大家保护，但是我知道保护不了。
王受之是个真正的世界人。从洛杉矶到广州，就像下班回家一样频繁和从容。
但这些年，眼见他童年生活的城市越来越空，从楼宇、语言到食物，渐行渐远。
为此，王受之抛开艺术设计师的本行，开始投身地产、主持、教育，为城市的文脉奔走。
刚结束了美国教学任务的王受之回到广州，抽空走了十里路。从人民公园开始，直走到爱群大厦。连心路、中山路，是王受之童年成长的地方。路闻米市街一水儿的东北口音，王受之不禁暗自唏嘘，“这座城市最核心的部分已经被掏空了”。这些年，王受之一直为保存城市的“文脉”呐喊，却自称“不算公共知识分子”。
王受之已近古稀之年，瘦，戴副眼镜。也许是常年当老师的原因，声音宏亮，语速很快，说话间有种闲絮家常的亲切感，连绵不绝。写起字也几乎和语速一样快，在他的博客里，每隔两天就会更新一篇长文，艺术、设计、电影、家庭、经济无所不谈。记忆力惊人，涉猎广泛。说来奇怪，每次回广州，王受之有很多地方不愿去，比如沙面、光孝寺，还有府前路和解放北路交叉处的一盏红绿灯下。因为很多年前，那盏红绿灯并不存在，彼处是他祖父建起的两栋木楼。他那时最喜欢木楼的天台，“视野最开阔， 能看见市政府好像宫殿一般的屋顶，在天棚上可以看到凤凰树托着中山纪念堂，壮丽得不得了”。
而今被改变的不仅是记忆中的两栋木楼，还有他记忆中“榕树华盖，安静异常”的那处叫沙面的小岛，以及满地碎石子、月光下静卧着睡莲和菩提树的光孝寺。他不忍再去，皆因物非人也非，倒不如怀念存留在脑海中的昔日图景。“我们做城市的人，首先就是不愿城市被破坏。”这是王受之的深思。
山寨级别的本事
王受之成长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王仁宇长于晚清风雨飘摇时，后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机械系，在黄花岗起义中侥幸逃生后，担任孙中山麾下兵工厂厂长。1946年，王受之出生时，祖父已是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校长。王受之是长孙，相传祖父在他出生后“傻笑”了一天。那年正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小长孙属于师字辈，祖父便给他取名王师凯，意为王师凯旋，后来又觉得太霸气，便改为王受之，意是日本投降、我方受之无愧。王受之至今记忆深刻的一个画面，是在暖暖的阳光下，他抱著一只美国克林牌奶粉罐子坐在祖父膝头，祖父翻着美国《Life》杂志，指点他看那些汽车、火车的图片。
王受之父亲王义平是国内少数几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作曲家，一生坎坷。早年因战乱从广州一路颠沛至重庆，建国后又经历各种政治运动，备受折磨，最后仅留下《貔貅舞曲》、《长江三峡素描》等数部作品。母亲早年加入重庆抗日演出队，身边一个个都是“历史性”文化名人，比如郭沫若夫妇。出生在音乐世家，王受之从小喜欢的却是涂鸦。父亲发现后欣喜地买来各种材料任由他画，且执意不请美术老师。“父亲觉得画画是个灵性的东西，不需要老师。”王受之回想起来，至今都为此感谢父亲。
受之从小的梦想是长大了做个画家，高中毕业因为“文化大革命”下乡做了农民，在农田劳作四年，同学们陆续被城里来的工厂招走了，王受之却一直走不了，“那是1972年的春节，我和一只小黄狗一起过年，看着门外纷纷扬扬的雪花，觉得自己想通了，要安心务农，没想到却给招工到县城的一个工艺美术工厂去学工艺设计，反而操起了画笔。”也是在那年11月，二十多岁的王受之被湖北洪湖工艺美术厂招收做工艺师。工厂主要做仿古家具和仿古画，再将成品拿到广交会出口，“按现在的话，就是做山寨”。那六年间，王受之自嘲“学会了一套高级山寨的本事”。
为了提高“仿古”水平，工厂还安排王受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培训，逢此良机，王受之师从中国文物界鼎鼎大名的王世襄。“很多有名的人在那个时候都还是老百姓，说见就能见到。比如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上班，想见他只要到单位传达室打个招呼，他就过来了。”
还不如选择不斗了
离开湖北后的王受之在武汉大学学美国史，毕业后去广州美术学院任教，再去美国最好的设计学院—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教书。从事设计教育，又常常出现在公众视线中，王受之说自己“不能算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真正的公知身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为民请命’”。而他自己只是在设计的世界里，为城市发声而已。
王受之从来不是词锋犀利的人，甚至可称为随和，王澍获奖，他写了长长的文章分析他的作品，对于他来说，“赞赏别人是因为人家都有好的地方，有很好的成就，对于我来说，赞赏别人不难，难的是有机会批评其他的人，因为国内似乎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设计批评。”
所以虽然他在各种地产讲座、论坛、讨论会上，呼吁“保存城市文脉”、“保存广府文化”，但甚少介入力所不逮的社会实践。在他看来，在中国要做“公共知识分子”，比在美国难太多。“巴勒斯坦的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才是真正的大知识分子，可以让美国最好的媒体《纽约时报》、《纽约客》等媒体花功夫用几万字的篇幅去报道；在哥伦比亚大学讲课，也会有几千人去听，并得到大家的公开表态和支持。而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不管是城市还是公共生活，对于很多奇形怪状，“倒不是说我斗不过，只是这个会影响我的心情，耗费我很多的精力。与其选择和他们斗的话，我还不如选择不斗了。所以，我更多地是做一种文化传播。”
王受之常年穿梭于世界各地。今天在德国看展览，明天在美国做设计，再过两天可能在汕头大学给中国学生上课。在美国，王受之还主持着一档普通话和一档广东话电台节目。每个礼拜四次，评析新闻。接受采访时，本该是录节目时间，因为等待香港选举的结果，才在广州见到了王受之。美国现在收听王受之节目的听众有数百万，播完节目后，王受之会经常上网去看听众评论，也会拿相同的新闻事件与《明报》、《东方日报》和《苹果日报》的观点做比较。观点差异越大，王受之觉得越有趣。
66岁的王受之马不停蹄地活跃在海内外学术界、地产界和设计界。即便如此，忙于完成各种身份的工作，丝毫不影响做《记忆中国》素描展的热情。不少人惊诧展览上他描绘的建筑、民居图景，好奇之余，不免感叹一个老者为啥总要给自己增加压力。王受之却把艺术创作当作一个近乎休闲的活动，“好像一个人每天跑步、走路，怎么会觉得是压力？不把艺术创作看作了不得的大事，而是一种身体、精神的放松”。
王受之刚接任了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国内很多设计学院的院长都是他的学生，这回，他与学生们成了同行。他打算引入自己海外设计名校核心教员的经验，改革中国式的传统艺术教育体系，“我要是认真做，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担任中国万科地产、北京鲁能地产、重庆龙湖地产等多间大型房地产公司的开发顾问，对中国房产与中国设计有着巨大的文化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也让不少人给王受之贴上了“地产商人”的标签。王受之反问，“归入‘房地产商’，必须要有商人的资本和能力，我一无资本，二无能力，仅仅是开发商在开发过程中希望我提供一些有关设计、规划、风格方面的学术意见和看法，你们说我算是‘房地产商’，还‘房地产设计顾问’？何况设计本身就是服务于商业，和琴棋书画不同，介入商业是必然之举。”城市人的心，对王受之来说，是云淡风轻地包容世界。
对话王受之
我知道保护不了
记者：被归于“地产商人”，你认同这个标签吗？
王受之：这些年来我相信的东西很多，我最相信对自己坚持到底的学习。很多人做到一半，就觉得这些事情时别人已经做过，自己的价值已经到了，尤其是做设计的人，年轻人多了，就认为自己该退休了。这是对自己在一个领域继续前进的怀疑。我觉得这一点我做得挺好，这些年不管有多少年轻人，后浪推前浪，我还是很相信自己。在我这个领域里面我还是能做出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比如如做房地产顾问，做房地产设计。并且我很相信自己的精力还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可能就选择退休了。我现在六十多岁，才刚刚开始当院长，这院长就算当两任的话也得到七十多岁。
记者：作为中国最早与商业结缘的设计师之一，你怎么看待财富？
王受之：我始终不是个富人。对很多人来说，钱这个东西，赚得再多都不会觉得够。我接触过很多富豪，也有很多私人朋友。在我看来，财富给他们带来的感觉是头疼。比如不安全，总得有保镖。对我来说，财富不等于幸福。有地方住，健康，经常运动，不让自己老处于一个体系当中，这样会很少烦恼，感觉自由，心态就很健康。
记者：身在世界，对于你呼吁保护的城市广州，最怀念的是什么？
王受之：挺怀旧。怀旧不是每个人都能怀旧。我以前生活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的朋友圈子在音乐界、美术界和教育界。我母亲因为抗战时参加了抗日演出队，跟着周恩来和郭沫若一行到重庆，她身边多姿多彩的人也很多。所以我是在艺术学院的院子里长大的。虽然父亲在历次运动中被整，但是整体还是不错。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人生。怀旧还是跟我的生活形态有关。我这个人比较乐观，很多坏的东西被我放到一边，怀念的都是好的。
记者：致力于城市文脉的保存，现状让你满意吗？
王受之：做城市人，首先就是不愿城市被破坏。我在广州生活有两个阶段。前一段是从解放前到解放后。那时候的很多建筑被拆掉，让我很震惊，原来的城市感觉没有了。旧楼虽然破烂但蕴含其间的历史味道不存在了。我心里最冤的地方还是，讲白话（粤语）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我没有排外，我只是说一个城市之所以成就了两千年历史，方言、文化、饮食都是缘由。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们却在逐步地消失和瓦解。我在洛杉矶待了二十多年。洛杉矶的英语和纽约英语也不一样，这也是洛杉矶的一个标志。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把城市的核心居民真空化，边缘化。上海让我也很伤感，上海最中心部位的人基本都在讲英语。反倒是香港，满大街听到的还是小时候讲的话。我现在呼吁大家保护，但是我知道保护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