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建立了言谏制度,用于社会政治言论的收集与管理。天子通过各种谏言听政,各诸侯也要仿效,以便了解民情,教化民众。言谏制度中有"公卿列士献诗""史献书""百工谏"等制度性安排,政教目的十分明确。因此,进入体制内的诗歌生产和消费是一种职务行为。周初的颂美诗其实也是谏言。西周末年和东周前期的"变风""变雅",既是言谏制度的延续,也酝酿着诗歌发展的突破。春秋中叶的《鲁颂》被人视为"变颂",它的出现标志着"献诗听政"的终结。周代史官除了记载周代史实,还记录整理了《虞书》《夏书》《商书》,因为"史献书"的制度安排要求史官们履行随时向天子提供过往统治经验的职责,所以《尚书》所载都是关于帝王们政教的经验教训。春秋战国时期的子书实为史书之旁衍,诸子"上说"也有"史献书"之遗意。周代古文多是言谏制度下随着形势发展而出现的不同形式的谏言,其社会功用在于政教。在周代言谏制度中,庶人对朝政的"诽谤"可以通过士的渠道上达天子,成为天子补察其政的谏言;天子身边的百工也都能向天子进谏,从而使政教更加完善。这种制度安排促进了小说的产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