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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年前，黄佐临还健在的时候，到他家做客完，黄宗英会就近去巴金家。在他们面前。哪怕六七十岁，满头白发。黄宗英也还是个可以扮鬼脸的小女孩。现在他们都走了，她说。在她心里。“他们永远都是天真的。”
日前，有一部叫《请你记住我》的小成本电影上映，排片和票房都几乎被商业大片淹没。但这部电影是特别的，穿插在一对年轻人影影绰绰的老上海弄堂生活中的，是赵丹和黄宗英的爱情故事，是一座城市关于电影的黄金时代。黄宗英出现在大银幕上，她回忆了很多事，她说：“我做的最成功的事情，就是嫁给了赵丹。”电影上映当天，记者到华东医院探访老人。红色棉袄、红色围巾、红色小帽，93岁的黄宗英正捧着十英寸的小屏，专注地在看《乌鸦与麻雀》，阳光和煦、明亮、温暖，这一幕美好得叫人不忍打扰。
最爱《乌鸦与麻雀》
记者问黄宗英，赵丹演过那么多戏，你最喜欢哪一部？黄宗英没有迟疑，回答说：“《乌鸦与麻雀》。”回忆起部电影，大约有讲不完的故事，“这部片子，我们在迎接解放的炮声中拍的，拍得踏踏实实，拍得有根有据，有声有色。”其实编剧和拍摄都不“踏实”。1948年初他们聚在昆仑老板任宗德在上海湖南路的家里，客厅里麻将台子摆起来，沈浮夫人高依云、吴茵，还有黄宗英像模像样稀里哗啦打麻将，以掩护屋角打扑克的一桌——编剧组在记分纸的背面记剧本提要。隔三差五地打十六圈麻将，文学剧本便完成了，然后就进入紧张的内景拍摄。“送审的剧本是伪造的，拍摄的剧本，就藏在高高的摄影棚灯光高台，颤悠悠的踏板一端。”关于赵丹，关于和赵丹一起演戏的日子，点点滴滴，黄宗英都记得那样真切。她说：“最怀念那段日子。”
日子往前倒數两年，“我第一次见赵丹，（他）扣子也扣错了。”1946年初涉银幕，黄宗英演了沈浮导演的《追》，在里面演一个买办家庭的大小姐，同情并掩护表哥去参加革命，由此被昆仑厂的导演陈鲤庭和赵丹相中，1947年初夏，她从北京来到上海，参演了《幸福狂想曲》。“影片中我们是情人，可是我有点怕他。”不承想，这个叫她有点怕的男人，这个已经演过十多年话剧、电影，蹲过五年大牢的男人，在电影扫尾工作时候，忽然孩子气地对她说，“我不能离开你，你应该是我的妻子。”
启蒙老师黄佐瞄
日子再往前倒数，“想想，1941年八九月间到的上海，那年我十六岁。”九岁丧父，初中毕业以后，黄宗英便开始考虑辍学养家为哥哥弟弟缴学费，她自学打字、英文、临帖，大约想试着找个写字间的工作。哥哥先到了上海演戏，唤她来，她懵懵懂懂地便来了。在桃源村的一间小小的亭子间，她看到了一大叠《剧场艺术》杂志和各种剧本，也还是懵懵懂懂的。
第二天，哥哥就带她去了卡尔登剧院（今长江剧场），“那天剧院正在演《蜕变》，曹禺编剧，黄佐临导演。”那一晚，舞台上下的爱国热情彼此融成一片，热烈、犀利、慷慨、沉痛……那一晚，演员们多次谢幕，观众迟迟不肯走，这都让16岁的黄宗英觉得，自己将要从事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虽然以前她从不曾想过。
隔日，黄佐临便安排这个高高的“小妹”做了舞台替补。从八九月间，到“双十节”左右第一次上台，左右不过月余。77年过去，黄宗英还记得那一晚。“糟糕，脚灯的光怎么这么亮，我什么也看不见，台上的人都站在哪儿？”当还没有弄清楚是谁说到哪句话她该上场，便被舞台监督后背一拍给推了出去。被舞台吓傻了的黄宗英，赶忙把自己的台词一段段往外抛，最后提前大哭大闹起来，被人拖下场来。戏散了，小女孩在后台惊魂不定，一盘蛋炒饭早都凉透了。黄佐临来到化妆间，她仰头看一眼，又低下头，觉得自己闯了大祸，没想到听到先生一字一字地说：“小妹，明天还你上。”十六岁的女演员，就这样出道了。
好多年前，黄佐临还健在的时候，到他家做客完，黄宗英会就近去巴金家。在他们面前，哪怕六七十岁，满头白发，黄宗英也还是个可以扮鬼脸的小女孩。那时她说，他们都是天地问的正气，只要能看他们一眼，自己心里也会扶正祛邪念的。现在他们都走了，她说，在她心里，“他们永远都是天真的。”
跌宕不悔的人生
时间往后拨算。1965年起，黄宗英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职创作，她用散文的笔法来写报告文学，更用人生的热忱来写报告文学。比起65岁跟着中央电视台《望长城》剧组挺进罗布泊，在没有一片绿叶、没有一只活鸟的罗布泊待足18个日夜，69岁时候第三次进藏，奔赴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带一世界第一大峡谷，真的差点要了黄宗英的命。
那次进藏，消息传开，几乎便没有人赞同她去。按照黄宗英的说法是，为了支持生态学家徐凤翔，使其不因经费短缺而中断十五年来对藏东南高原植被之考察，便把自己抵押给了电视台。
1982年秋天，黄宗英便为了采访女植物生态学家徐凤翔，跟着她在森林的帐篷里住过一段时间，并写出了报告文学佳作《小木屋》，她说：“要让作品为科研项目助阵。”按照老伴冯亦代的说法，“我看这位白发婆婆，—早起来就看有关西藏的典籍，又做笔记，又做卡片，我实在不忍心对她说一个‘不’字。”可那一次，等冯亦代再见到黄宗英时，她在林芝解放军115医院有过两天两夜不省人事，醒来时签自己的名字，“黄”字都少了两只脚;她回到北京，脸上手上都还发出蓝色来，“甚至原来那双十分明亮的眼睛也变得灰暗可怜”。所幸，明亮的眼神很快又回来了。所幸，今天当我们再问黄宗英，那么危险，那么艰苦，后不后悔，遗不遗憾？她带着干净、温暖而又明亮的眼冲，认真地回答说：“这辈子，从来没有后悔过。”
邢大军据《新民晚报》孙佳音，文整理
日前，有一部叫《请你记住我》的小成本电影上映，排片和票房都几乎被商业大片淹没。但这部电影是特别的，穿插在一对年轻人影影绰绰的老上海弄堂生活中的，是赵丹和黄宗英的爱情故事，是一座城市关于电影的黄金时代。黄宗英出现在大银幕上，她回忆了很多事，她说：“我做的最成功的事情，就是嫁给了赵丹。”电影上映当天，记者到华东医院探访老人。红色棉袄、红色围巾、红色小帽，93岁的黄宗英正捧着十英寸的小屏，专注地在看《乌鸦与麻雀》，阳光和煦、明亮、温暖，这一幕美好得叫人不忍打扰。
最爱《乌鸦与麻雀》
记者问黄宗英，赵丹演过那么多戏，你最喜欢哪一部？黄宗英没有迟疑，回答说：“《乌鸦与麻雀》。”回忆起部电影，大约有讲不完的故事，“这部片子，我们在迎接解放的炮声中拍的，拍得踏踏实实，拍得有根有据，有声有色。”其实编剧和拍摄都不“踏实”。1948年初他们聚在昆仑老板任宗德在上海湖南路的家里，客厅里麻将台子摆起来，沈浮夫人高依云、吴茵，还有黄宗英像模像样稀里哗啦打麻将，以掩护屋角打扑克的一桌——编剧组在记分纸的背面记剧本提要。隔三差五地打十六圈麻将，文学剧本便完成了，然后就进入紧张的内景拍摄。“送审的剧本是伪造的，拍摄的剧本，就藏在高高的摄影棚灯光高台，颤悠悠的踏板一端。”关于赵丹，关于和赵丹一起演戏的日子，点点滴滴，黄宗英都记得那样真切。她说：“最怀念那段日子。”
日子往前倒數两年，“我第一次见赵丹，（他）扣子也扣错了。”1946年初涉银幕，黄宗英演了沈浮导演的《追》，在里面演一个买办家庭的大小姐，同情并掩护表哥去参加革命，由此被昆仑厂的导演陈鲤庭和赵丹相中，1947年初夏，她从北京来到上海，参演了《幸福狂想曲》。“影片中我们是情人，可是我有点怕他。”不承想，这个叫她有点怕的男人，这个已经演过十多年话剧、电影，蹲过五年大牢的男人，在电影扫尾工作时候，忽然孩子气地对她说，“我不能离开你，你应该是我的妻子。”
启蒙老师黄佐瞄
日子再往前倒数，“想想，1941年八九月间到的上海，那年我十六岁。”九岁丧父，初中毕业以后，黄宗英便开始考虑辍学养家为哥哥弟弟缴学费，她自学打字、英文、临帖，大约想试着找个写字间的工作。哥哥先到了上海演戏，唤她来，她懵懵懂懂地便来了。在桃源村的一间小小的亭子间，她看到了一大叠《剧场艺术》杂志和各种剧本，也还是懵懵懂懂的。
第二天，哥哥就带她去了卡尔登剧院（今长江剧场），“那天剧院正在演《蜕变》，曹禺编剧，黄佐临导演。”那一晚，舞台上下的爱国热情彼此融成一片，热烈、犀利、慷慨、沉痛……那一晚，演员们多次谢幕，观众迟迟不肯走，这都让16岁的黄宗英觉得，自己将要从事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虽然以前她从不曾想过。
隔日，黄佐临便安排这个高高的“小妹”做了舞台替补。从八九月间，到“双十节”左右第一次上台，左右不过月余。77年过去，黄宗英还记得那一晚。“糟糕，脚灯的光怎么这么亮，我什么也看不见，台上的人都站在哪儿？”当还没有弄清楚是谁说到哪句话她该上场，便被舞台监督后背一拍给推了出去。被舞台吓傻了的黄宗英，赶忙把自己的台词一段段往外抛，最后提前大哭大闹起来，被人拖下场来。戏散了，小女孩在后台惊魂不定，一盘蛋炒饭早都凉透了。黄佐临来到化妆间，她仰头看一眼，又低下头，觉得自己闯了大祸，没想到听到先生一字一字地说：“小妹，明天还你上。”十六岁的女演员，就这样出道了。
好多年前，黄佐临还健在的时候，到他家做客完，黄宗英会就近去巴金家。在他们面前，哪怕六七十岁，满头白发，黄宗英也还是个可以扮鬼脸的小女孩。那时她说，他们都是天地问的正气，只要能看他们一眼，自己心里也会扶正祛邪念的。现在他们都走了，她说，在她心里，“他们永远都是天真的。”
跌宕不悔的人生
时间往后拨算。1965年起，黄宗英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职创作，她用散文的笔法来写报告文学，更用人生的热忱来写报告文学。比起65岁跟着中央电视台《望长城》剧组挺进罗布泊，在没有一片绿叶、没有一只活鸟的罗布泊待足18个日夜，69岁时候第三次进藏，奔赴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带一世界第一大峡谷，真的差点要了黄宗英的命。
那次进藏，消息传开，几乎便没有人赞同她去。按照黄宗英的说法是，为了支持生态学家徐凤翔，使其不因经费短缺而中断十五年来对藏东南高原植被之考察，便把自己抵押给了电视台。
1982年秋天，黄宗英便为了采访女植物生态学家徐凤翔，跟着她在森林的帐篷里住过一段时间，并写出了报告文学佳作《小木屋》，她说：“要让作品为科研项目助阵。”按照老伴冯亦代的说法，“我看这位白发婆婆，—早起来就看有关西藏的典籍，又做笔记，又做卡片，我实在不忍心对她说一个‘不’字。”可那一次，等冯亦代再见到黄宗英时，她在林芝解放军115医院有过两天两夜不省人事，醒来时签自己的名字，“黄”字都少了两只脚;她回到北京，脸上手上都还发出蓝色来，“甚至原来那双十分明亮的眼睛也变得灰暗可怜”。所幸，明亮的眼神很快又回来了。所幸，今天当我们再问黄宗英，那么危险，那么艰苦，后不后悔，遗不遗憾？她带着干净、温暖而又明亮的眼冲，认真地回答说：“这辈子，从来没有后悔过。”
邢大军据《新民晚报》孙佳音，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