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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11年9月份退休的。人到这个岁数就爱回忆一些往事。前几天看电影《西安事变》，不禁想起一个与“西安事变”有关的人。他在“西安事变”后，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深入虎穴，营救了杨虎城将军的母亲。他的名字叫杨大实。
以下所述已经是47年前的事了。
家里来了个胸前缝白布的陌生人
我父亲叫郭恩泽，字济舟。1920年毕业于奉天南满医学堂（今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曾任义县县立医院院长、联合医院院长、义州镇医院院长，是当年义县和辽西地区的名医。
1967年我16岁， 正在读初中。 秋天的一个中午放学回家， 一进门就看见父亲正在堂屋里和一个人聊天。那人60岁上下，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气度不凡。他身材魁梧，腰杆挺直，方方正正的脸庞，炯炯有神的眼晴，高高的鼻梁，坐着都显得气宇轩昂。他身穿一套深蓝色的旧布衣，左胸前缝着一块香烟盒大小的长方形白布，上面赫然写着四个字：“四类分子。”
父亲对我说：“这是你杨叔。”我叫了一声。 父亲又对那人说我是最小的儿子。那人对我点点头，笑着说：“小儿子都这么高了，我们还能不老吗？”看得出他们正聊得投机，我就躲到后院去了。等我午觉睡醒出去玩时，看到他们还在聊，而且是那么的亲切。
那个人是谁呢？晚上父亲告诉我：此人叫杨大实，是“西安事变” 主要发动者杨虎城将军的把兄弟，是陈毅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后几期的同学，曾任西北大学的法语教授。现在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被打成“四类分子”，从西安遣送回义县农村（因为他老家在义县巨粮屯乡平坊村）接受改造。这次是进城办事，顺便找到我家来看望父亲的。怪不得呢，看他的相貌举止就非同常人。
我不知道父亲和杨大实是怎么认识的，因为当时我还小，还想不起来问这些。现在回想与猜测，首先大约是因为大伯父的关系。
我大伯父郭恩海曾在东北军任职，先后任过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副官处长与三、四方面军团守备司令、东北陆军警备总司令、东北军交通司令、包宁铁路工程局局长、运输司令等职务，是东北军中的爱国将领。有可能通过大伯父、父亲才和杨大实认识的。其次也有可能是我父亲和杨大实都是读大学的，那时一个县城里也没有几个读大学的，就这样自然就认识了。另外还有可能的是，根据《长春文史资料》总第13辑杨大实所写《蒲城往事——西安事变中杨虎城母亲蒙难前后》的文章，文章前面有我堂兄郭维城（我二伯父郭恩波的长子，曾任铁道兵副司令员、铁道部部长等职）所写的序言。上世纪20年代，杨大实在东北大学任教，郭维城在那里读书；后来又同在东北军工作；“西安事变”前后，杨大实任东北骑兵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郭维城给张学良将军当机要秘书。解放后又多次在北京相遇等关系吧。总之，杨大实和我父亲是非常熟悉的。
那时，杨大实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行动很不自由，每次外出都得向村干部请假，得到批准才能进城。然而，他每次进城总要抽出时间到我家坐坐，和父亲聊聊天。我的父亲为人耿直，虽然脾气不好，但给人看病尽心尽力，再加上医术高超，在义县的名望很高，口碑也好。虽然他多年在医院里当领导，又是地方上的技术权威，但在十年浩劫中连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可见义县人对父亲的敬重。
父亲看见杨大实就像见了久别的亲兄弟，每次都非常热情。我那时年轻不懂事，每当听到他们谈论时事政治就不高兴，很怕因此招来祸端。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就连柴米油盐一类的话也不能随便乱说，更何况杨大实胸前还缝着那块白布呢。杨大实也觉察到我的顾虑，所以只要看到我回家，他们的话题就自然转变，随便聊一些和政治不沾边的内容。
杨大实很博学，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滔滔不绝妙语联珠。当年他在法国是勤工俭学，开始时生活很艰苦。时任张学良秘书长的吴家象是义县老乡。通过吴家象的介绍，杨大实得到了张学良的资助，读完了五年的留学课程。“九一八”事变前，他任东北大学教授，事变后任北平外国语学院院长，1933年投笔从戎到东北军。他渊博的知识吸引了我，我渐渐地对他肃然起敬。恩格斯说过：法语说起来就像小河流水似的动听。我觉得法语教授讲出的中国话也同样充满魅力，吸引着少年时代的我。后来，杨大实再来我家时，我都会坐在旁边，缠着他问这问那。
我记得他曾经说过，东北军连长以上的军官大都能写一手好文章，他们的国学功底是很深厚的。也可能是先入为主吧，后来，每当听到有人说东北军军官一无是处，我都不能苟同。
老哥俩眼里同时闪着泪花
杨大实每次来串门，穿的虽然是旧衣服，但干净整洁，打扮得体，唯一不变的就是那胸前的白布。我经常想：这么一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怎么会是“四类分子”、坏人呢？“文革”初期，他曾遭到严重迫害，家被抄，财产被抢走，连保持多年的历史资料都不知去向。可杨大实并没有被压倒，他很乐观，经常面带微笑，走起路来也是昂首挺胸。当然，我也看到过他神色黯然的时候。有一次不知谈起了什么，他曾长叹一口气说，要是“西安事变”后他去参加八路军就好了。唉！那个年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后来我回想起，下乡插队的村子里也有个“四类分子”叫于清波。据说被打成“四类”的原因是他曾经在东北军里当过团长。他也曾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是的，参加八路军跟共产党走是明智的选择，可那些人后来在“文革”中成了“走资派”，命运又怎样了呢？有个伟人说过：历史不能假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这样，一个人也是如此。
我父亲经常留杨大实吃午饭。有一次我印象深刻。那时用大铁锅做饭，我拉风箱，母亲炒莱，做了好几个菜招待杨大实。那时我家的规矩多，有客人来家，妇女和孩子是不可以上桌的。所以只有父亲陪着他，我记得还是我去商店打了几两酒来的。我父亲从来不喝酒，那一次却破了例，和杨大实连干几盅。我在外屋听见他们谈笑风生，气氛良好。
这次招待过后，杨大实再一次进城时，他非要请父亲到饭馆去吃饭。父亲知道他的经济条件不好，就坚决不去，并诚恳地说：“免了吧，在我家吃也是一样的。等将来你条件好了，再请我也不迟。”但杨大实执意不肯，强拉硬拽地把父亲拽到饭馆去了。 时间过得真快，冬去春来，我也记不得是不是1972年了。有一天，父亲在里屋看书，我在堂屋休息。门突然被推开了，我抬头一看，杨大实满脸喜悦，脚还没有迈进门来，就大声地喊父亲：“三哥！三哥！好消息！”父亲赶忙出来。杨大实兴奋地说：“三哥，单位来电报了，让我先回去工作，看来我的问题快解决了。现在我们全家就要回西安，火车票都买好了。”因为急于赶车，他俩就没多说几句话。父亲和我送杨大实走出院门。我看见生产队的马车就停在路对面，上面坐着他的妻子和两三个不认识的人。我父亲走过去和杨夫人说了几句告别的话后，就紧紧地握着杨大实的手不松开，两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神情，是高兴，是伤感，还是什么？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只记得老哥俩眼里闪着的泪花。这时，我发现杨大石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哪里变了呢？原来是胸前的那块白布不见了。
马车走了。杨大实坐在车尾不断地朝我们挥手，直到马车拐弯看不见了。
1973年，我的父亲得了脑血栓。1974年父亲去世。
改革开放以后，有一年，我偶然看到陕西的一本文学刊物里刊登杨大实的口述文章，内容是回忆自己在“西安事变”中解救杨虎城母亲的过程。因为我是借别人的刊物浏览，正好书主来索取，匆忙中只大致翻了一下，隐约记得文题旁边还附有杨大实的照片和职务介绍，当时他是陕西省政协常委、西安市政协副主席。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央统战部直接过问下，陕西省有关部门给他彻底落实政策，安排在陕西政协工作的。
虎穴救杨母后两杨姓举行认亲仪式
我在2006年第11期《纵横》上看到了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写的《我知道的有关西安事变的几件事》等文章，更加详细地了解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临行时，亲自重托杨虎城将军为东北、西北两军统帅，负责全局工作。张学良复嘱东北军将领要听杨虎城将军的指挥，有事与周恩来商量。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在南京后，西安一时混乱。当东北军“少壮派”不顾大局，于2月2日（后称为二·二事件），枪杀了王以哲等人，追捕何柱国，使其躲到杨虎城公馆，幸被杨虎城救下而免于难。前方的东北军闻讯之后，有的开向西安。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东北军驻武功的一○六师师长沈克和驻守蒲城的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被贿买，通电背叛张、杨。并将杨虎城的母亲杨老夫人软禁于蒲城作人质。
檀自新是东北军骑兵军的直辖的师长，为人阴险狡诈，善于投机，野心勃勃，甚至杀其上级而谋其位。此次蒲城之变，他烧杀掠抢无所不为。此时，如果杨老夫人再有危险，自然会直接影响到杨虎城将军，更会使事态进一步严重化。
杨虎城与何柱国商议，决定找能和檀自新说上话的东北军骑兵军的参议兼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杨大实去蒲城。杨大实是义县人，檀自新是葫芦岛人，是辽西老乡；骑兵军驻西安办事处曾与第十师驻地很近，所以杨与檀比较熟悉；再加上杨大实洞悉时务，善写善讲，为朋友两肋插刀，又是坚决站在张、杨两将军一边的；所以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杨大实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他以大义责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迫使檀让步。颇费一番口舌，终于解救出杨虎城的母亲。杨大实圆满地完成任务，对西北军、东北军精诚团结，壮大抗日反蒋力量起了很好的作用。对他的勇敢机智、顾大局识大体的牺牲精神，两军将士无不表示敬佩。
杨虎城将军对杨大实慷慨救母之举更是感激不尽。在杨母的提议下，两人认亲结为昆季，还郑重地举行认亲仪式。从此杨虎城将军与杨大实也就以兄弟相称，亲如手足了。很久以后，杨将军的夫人张慧兰女士还和杨大实保持着密切联系。
1937年经杨虎城将军推荐，杨大实任陕西省蒲城县县长。1939年任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北参谋班少将教官。1946年因不满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自动投奔我冀东解放区，任冀东行署交际处副处长，从事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
1984年是杨将军的夫人张慧兰女士八十大寿，她让杨大实以杨家主人的身份主持家宴，当年跟随张、杨将军参加西安事变的吕正操、郭维城及其子杨拯民都来西安为其祝贺。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也来参加助兴。大家在一起怀旧叙今，畅谈台湾回归祖国的大业，缅怀张、杨两将军。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杨大实有那么精彩的经历，也知道他终于苦尽甘来，重返仕途。我想，如果父亲九泉有知，他也会为杨大实而高兴的。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杨大实女儿杨书文女士接受西安一家报社的采访，得知杨大实已于1998年逝世。前年在沈阳参加《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在全国政协工作的杨虎城之孙杨瀚到会表示祝贺。我本来想就杨大实在西安后来的事情向杨瀚做近一步的了解，但与杨瀚先生寒暄合影的人太多，所以只好作罢。这也算是我深深的遗憾了。
一个不平凡的人物走完他不平凡的一生。尽管在十年浩劫中他蒙受冤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没有气馁，他挺了过来，这也是杨大实的了不起之处。在纪念“西安事变”七十七周年的日子里，在缅怀为“西安事变”做出重要贡献的张、杨将军的同时，也让我们怀念为这一历史瞬间做出贡献的所有知名与不知名的人士。
（作者为郭恩泽四子、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会员）
责任编辑 张 鑫
以下所述已经是47年前的事了。
家里来了个胸前缝白布的陌生人
我父亲叫郭恩泽，字济舟。1920年毕业于奉天南满医学堂（今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曾任义县县立医院院长、联合医院院长、义州镇医院院长，是当年义县和辽西地区的名医。
1967年我16岁， 正在读初中。 秋天的一个中午放学回家， 一进门就看见父亲正在堂屋里和一个人聊天。那人60岁上下，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气度不凡。他身材魁梧，腰杆挺直，方方正正的脸庞，炯炯有神的眼晴，高高的鼻梁，坐着都显得气宇轩昂。他身穿一套深蓝色的旧布衣，左胸前缝着一块香烟盒大小的长方形白布，上面赫然写着四个字：“四类分子。”
父亲对我说：“这是你杨叔。”我叫了一声。 父亲又对那人说我是最小的儿子。那人对我点点头，笑着说：“小儿子都这么高了，我们还能不老吗？”看得出他们正聊得投机，我就躲到后院去了。等我午觉睡醒出去玩时，看到他们还在聊，而且是那么的亲切。
那个人是谁呢？晚上父亲告诉我：此人叫杨大实，是“西安事变” 主要发动者杨虎城将军的把兄弟，是陈毅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后几期的同学，曾任西北大学的法语教授。现在因为所谓的“历史问题”被打成“四类分子”，从西安遣送回义县农村（因为他老家在义县巨粮屯乡平坊村）接受改造。这次是进城办事，顺便找到我家来看望父亲的。怪不得呢，看他的相貌举止就非同常人。
我不知道父亲和杨大实是怎么认识的，因为当时我还小，还想不起来问这些。现在回想与猜测，首先大约是因为大伯父的关系。
我大伯父郭恩海曾在东北军任职，先后任过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副官处长与三、四方面军团守备司令、东北陆军警备总司令、东北军交通司令、包宁铁路工程局局长、运输司令等职务，是东北军中的爱国将领。有可能通过大伯父、父亲才和杨大实认识的。其次也有可能是我父亲和杨大实都是读大学的，那时一个县城里也没有几个读大学的，就这样自然就认识了。另外还有可能的是，根据《长春文史资料》总第13辑杨大实所写《蒲城往事——西安事变中杨虎城母亲蒙难前后》的文章，文章前面有我堂兄郭维城（我二伯父郭恩波的长子，曾任铁道兵副司令员、铁道部部长等职）所写的序言。上世纪20年代，杨大实在东北大学任教，郭维城在那里读书；后来又同在东北军工作；“西安事变”前后，杨大实任东北骑兵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郭维城给张学良将军当机要秘书。解放后又多次在北京相遇等关系吧。总之，杨大实和我父亲是非常熟悉的。
那时，杨大实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行动很不自由，每次外出都得向村干部请假，得到批准才能进城。然而，他每次进城总要抽出时间到我家坐坐，和父亲聊聊天。我的父亲为人耿直，虽然脾气不好，但给人看病尽心尽力，再加上医术高超，在义县的名望很高，口碑也好。虽然他多年在医院里当领导，又是地方上的技术权威，但在十年浩劫中连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可见义县人对父亲的敬重。
父亲看见杨大实就像见了久别的亲兄弟，每次都非常热情。我那时年轻不懂事，每当听到他们谈论时事政治就不高兴，很怕因此招来祸端。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就连柴米油盐一类的话也不能随便乱说，更何况杨大实胸前还缝着那块白布呢。杨大实也觉察到我的顾虑，所以只要看到我回家，他们的话题就自然转变，随便聊一些和政治不沾边的内容。
杨大实很博学，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滔滔不绝妙语联珠。当年他在法国是勤工俭学，开始时生活很艰苦。时任张学良秘书长的吴家象是义县老乡。通过吴家象的介绍，杨大实得到了张学良的资助，读完了五年的留学课程。“九一八”事变前，他任东北大学教授，事变后任北平外国语学院院长，1933年投笔从戎到东北军。他渊博的知识吸引了我，我渐渐地对他肃然起敬。恩格斯说过：法语说起来就像小河流水似的动听。我觉得法语教授讲出的中国话也同样充满魅力，吸引着少年时代的我。后来，杨大实再来我家时，我都会坐在旁边，缠着他问这问那。
我记得他曾经说过，东北军连长以上的军官大都能写一手好文章，他们的国学功底是很深厚的。也可能是先入为主吧，后来，每当听到有人说东北军军官一无是处，我都不能苟同。
老哥俩眼里同时闪着泪花
杨大实每次来串门，穿的虽然是旧衣服，但干净整洁，打扮得体，唯一不变的就是那胸前的白布。我经常想：这么一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怎么会是“四类分子”、坏人呢？“文革”初期，他曾遭到严重迫害，家被抄，财产被抢走，连保持多年的历史资料都不知去向。可杨大实并没有被压倒，他很乐观，经常面带微笑，走起路来也是昂首挺胸。当然，我也看到过他神色黯然的时候。有一次不知谈起了什么，他曾长叹一口气说，要是“西安事变”后他去参加八路军就好了。唉！那个年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后来我回想起，下乡插队的村子里也有个“四类分子”叫于清波。据说被打成“四类”的原因是他曾经在东北军里当过团长。他也曾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是的，参加八路军跟共产党走是明智的选择，可那些人后来在“文革”中成了“走资派”，命运又怎样了呢？有个伟人说过：历史不能假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这样，一个人也是如此。
我父亲经常留杨大实吃午饭。有一次我印象深刻。那时用大铁锅做饭，我拉风箱，母亲炒莱，做了好几个菜招待杨大实。那时我家的规矩多，有客人来家，妇女和孩子是不可以上桌的。所以只有父亲陪着他，我记得还是我去商店打了几两酒来的。我父亲从来不喝酒，那一次却破了例，和杨大实连干几盅。我在外屋听见他们谈笑风生，气氛良好。
这次招待过后，杨大实再一次进城时，他非要请父亲到饭馆去吃饭。父亲知道他的经济条件不好，就坚决不去，并诚恳地说：“免了吧，在我家吃也是一样的。等将来你条件好了，再请我也不迟。”但杨大实执意不肯，强拉硬拽地把父亲拽到饭馆去了。 时间过得真快，冬去春来，我也记不得是不是1972年了。有一天，父亲在里屋看书，我在堂屋休息。门突然被推开了，我抬头一看，杨大实满脸喜悦，脚还没有迈进门来，就大声地喊父亲：“三哥！三哥！好消息！”父亲赶忙出来。杨大实兴奋地说：“三哥，单位来电报了，让我先回去工作，看来我的问题快解决了。现在我们全家就要回西安，火车票都买好了。”因为急于赶车，他俩就没多说几句话。父亲和我送杨大实走出院门。我看见生产队的马车就停在路对面，上面坐着他的妻子和两三个不认识的人。我父亲走过去和杨夫人说了几句告别的话后，就紧紧地握着杨大实的手不松开，两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神情，是高兴，是伤感，还是什么？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只记得老哥俩眼里闪着的泪花。这时，我发现杨大石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哪里变了呢？原来是胸前的那块白布不见了。
马车走了。杨大实坐在车尾不断地朝我们挥手，直到马车拐弯看不见了。
1973年，我的父亲得了脑血栓。1974年父亲去世。
改革开放以后，有一年，我偶然看到陕西的一本文学刊物里刊登杨大实的口述文章，内容是回忆自己在“西安事变”中解救杨虎城母亲的过程。因为我是借别人的刊物浏览，正好书主来索取，匆忙中只大致翻了一下，隐约记得文题旁边还附有杨大实的照片和职务介绍，当时他是陕西省政协常委、西安市政协副主席。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央统战部直接过问下，陕西省有关部门给他彻底落实政策，安排在陕西政协工作的。
虎穴救杨母后两杨姓举行认亲仪式
我在2006年第11期《纵横》上看到了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写的《我知道的有关西安事变的几件事》等文章，更加详细地了解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临行时，亲自重托杨虎城将军为东北、西北两军统帅，负责全局工作。张学良复嘱东北军将领要听杨虎城将军的指挥，有事与周恩来商量。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在南京后，西安一时混乱。当东北军“少壮派”不顾大局，于2月2日（后称为二·二事件），枪杀了王以哲等人，追捕何柱国，使其躲到杨虎城公馆，幸被杨虎城救下而免于难。前方的东北军闻讯之后，有的开向西安。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东北军驻武功的一○六师师长沈克和驻守蒲城的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被贿买，通电背叛张、杨。并将杨虎城的母亲杨老夫人软禁于蒲城作人质。
檀自新是东北军骑兵军的直辖的师长，为人阴险狡诈，善于投机，野心勃勃，甚至杀其上级而谋其位。此次蒲城之变，他烧杀掠抢无所不为。此时，如果杨老夫人再有危险，自然会直接影响到杨虎城将军，更会使事态进一步严重化。
杨虎城与何柱国商议，决定找能和檀自新说上话的东北军骑兵军的参议兼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杨大实去蒲城。杨大实是义县人，檀自新是葫芦岛人，是辽西老乡；骑兵军驻西安办事处曾与第十师驻地很近，所以杨与檀比较熟悉；再加上杨大实洞悉时务，善写善讲，为朋友两肋插刀，又是坚决站在张、杨两将军一边的；所以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杨大实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他以大义责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迫使檀让步。颇费一番口舌，终于解救出杨虎城的母亲。杨大实圆满地完成任务，对西北军、东北军精诚团结，壮大抗日反蒋力量起了很好的作用。对他的勇敢机智、顾大局识大体的牺牲精神，两军将士无不表示敬佩。
杨虎城将军对杨大实慷慨救母之举更是感激不尽。在杨母的提议下，两人认亲结为昆季，还郑重地举行认亲仪式。从此杨虎城将军与杨大实也就以兄弟相称，亲如手足了。很久以后，杨将军的夫人张慧兰女士还和杨大实保持着密切联系。
1937年经杨虎城将军推荐，杨大实任陕西省蒲城县县长。1939年任国民党陆军大学西北参谋班少将教官。1946年因不满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自动投奔我冀东解放区，任冀东行署交际处副处长，从事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
1984年是杨将军的夫人张慧兰女士八十大寿，她让杨大实以杨家主人的身份主持家宴，当年跟随张、杨将军参加西安事变的吕正操、郭维城及其子杨拯民都来西安为其祝贺。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也来参加助兴。大家在一起怀旧叙今，畅谈台湾回归祖国的大业，缅怀张、杨两将军。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杨大实有那么精彩的经历，也知道他终于苦尽甘来，重返仕途。我想，如果父亲九泉有知，他也会为杨大实而高兴的。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杨大实女儿杨书文女士接受西安一家报社的采访，得知杨大实已于1998年逝世。前年在沈阳参加《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在全国政协工作的杨虎城之孙杨瀚到会表示祝贺。我本来想就杨大实在西安后来的事情向杨瀚做近一步的了解，但与杨瀚先生寒暄合影的人太多，所以只好作罢。这也算是我深深的遗憾了。
一个不平凡的人物走完他不平凡的一生。尽管在十年浩劫中他蒙受冤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没有气馁，他挺了过来，这也是杨大实的了不起之处。在纪念“西安事变”七十七周年的日子里，在缅怀为“西安事变”做出重要贡献的张、杨将军的同时，也让我们怀念为这一历史瞬间做出贡献的所有知名与不知名的人士。
（作者为郭恩泽四子、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会员）
责任编辑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