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公安文学有个过程，或者说，我对公安文艺作品中的警察形象有三个理解阶段。
　　第一阶段，爱憎务必分明，爱要“大声喊出我爱你”，恨则“恨你恨到骨头里”。刚毕业时，喜欢带有浓烈的英雄主义气概和浪漫主义情怀的作品，身为民警，因深谙警察队伍的整体素养和优秀品质，时时被身边同事的英雄事迹所感动，不可避免地拥有一种“英雄情结”。受这种情结的影响，那时候我欣赏并为之激动的文艺作品总是以对警察的深情歌颂为主，其故事结局必须正义战胜邪恶，正面人物各得其所。那时候的警察叙事也都表现为不遗余力为国家利益而忘我斗争的全面而深刻的表达，最爱看的反特小说《双铃马蹄表》《无铃的马帮》，反特电影剧作《羊城暗哨》《冰山上的来客》，长篇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的《便衣警察》《刑警队长》等都是如此。那时候的警察形象，也成了一群一心只扑在工作上、心里只有国家和人民而完全没有个人生活和情感的“机器人”，“破案”成为警察生活的唯一程序。不客气地说，那时候的警察形象没有一丝“人”的气息，他们很少流露出对爱的欢欣、对死亡的恐惧，仿佛生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侦破案件、保家卫国——警察人物形象简单、平面、夸张，各类文艺作品在将他们神化并无限拔高的同时，也剥落了他们身上的人性光辉。
　　第二阶段，喜歡“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悲怆。工作多年，那些身陷“十面埋伏”、然九死未悔的警察形象雄霸荧屏，让我们这些小警察“虽身不能至，然终向往之”。比如《十面埋伏》《狭路相逢》《掩盖》《警队实习生》等公安题材影视剧作更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以2002年为例，收视榜单中成绩突出的有《黑洞》《黑冰》《绝路》《紧急追捕》《跪下》《末路之中国刑侦一号案》《情有千千劫》《第八警区》《缉私要案组》，等等。那时候，各类文艺作品的警察形象都是悲恸、悲郁、悲愤的，不断遭遇证据被毁、证人被杀、亲戚被拉入伙、妻儿遭绑架、自己被诬陷入狱等不利局面，却始终挺身而出、绝不躲避退缩。在那个人人为己、英雄逐渐淡出视野的年代里，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英雄的含义。
　　第三阶段，享受“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细腻，人物不分大小，各有各的美好和感动。人到中年，肾上腺素已经很难飙高了，那些悲壮的、惨烈的、正义凛然却进退维谷的英雄群像很难让我产生共鸣，我开始喜欢那些很不“警察”的警察形象。他们粗俗、暴躁、说话呛人、烦心事多，但他们个个乐天、知足、肯受老婆挤对、敢向上司龇牙，他们看上去卑微，骨子里却崇高，没有披坚执锐、上刀山下油锅的壮举，却一生都在惩恶扬善。比如《法证先锋》《鉴证实录》《学警雄心》系列，比如《余罪》《落地请开手机》《便衣支队》《派出所故事》等电视剧，在浓郁的生活气息中展现了警察小人物的风采。粗看之下都是小事琐事，抓贼、抓逃、抓票贩子、解救精神病人、帮助弱势群体，即使化装侦查、卧底潜伏，也远没有想象中的精彩刺激，有的也只是平淡、琐碎、不耐烦，甚至神经质。这时期的公安文艺作品以冷峻的视角更加理性地去审视警察这一职业的社会全貌以及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浓墨重彩地展现了他们作为普通人隐秘的心灵世界。
　　公安文艺作品是公安工作的艺术写照，它们生动地记录、表现了公安民警的工作、生活、情感和奉献。只是当前公安题材文艺作品在反映公安工作、塑造警察形象、讴歌警察精神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笔者认为最突出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故事表达方式欠缺创新性，叙事的常用手法都以案情水落石出、犯罪者得到应有的惩罚作为故事结局；另一方面是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失衡，很多作品创作呈现出数量上“高原”、质量缺“高峰”的现状。
　　精品力作是一个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本标志，叙述一流公安故事的精品力作是公安事业发展路程上耀眼的文化印记，也是推动公安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客观需要。要创作出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优秀公安文学作品，首要前提就是遵循创作规律，凸显警察本色。公安文艺创作同所有艺术创作一样，需要创作者的才情和才华，以及生活积累与潜心创作，从生活的真实走向艺术的真实，从警察的职业表达走向具有艺术价值的审美创造。因此，公安文艺作品创作需要将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与公安题材的独有特征有机融合，在着眼现实、关注一线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艺术创作，着力打造公安文化精品力作。
　　当然，公安文学创作必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公安战线特征，这就要以公安工作为素材，以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为内核，在为读者展现悬念迭起、扣人心弦的公安文学故事时，传达出法治、公平、正义、为民、奉献等正能量。最重要的一点，警察破案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人生的一个隐喻，生命本身就是不断地追踪与寻找，创作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