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魔岩三杰“到”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曾经有过愤怒控诉现实的激烈摇滚,随后是清澈忧伤的校园民谣,现在,新一代民谣歌手和曲风已然成熟起来。新民谣的旋律依然温柔,但歌词却直击社会矛盾,继承了80年代摇滚的精神气质。
亲爱的老师校长,我来上学啦。
您不能让坏人碰我,我要活着回家。
亲爱的叔叔阿姨,我在上学啊。
您有不满去上访,我要活着回家。
42岁的川子抱着吉他一字一句地唱了起来,这是他第二次唱这首歌。第一次是在迷笛音乐节。那是户外,远处的舞台上摇滚、朋克轮番上演,异常嘈杂。人们很快就安静成了一片。一曲唱完,台下一片沉默。很久之后才有人用力地鼓起掌来。还有一些人哭了。
在中国,当人们发现当年最具批判性的摇滚日渐势微时,民谣却前所未有地充满了力度。这种“意外”本身其实也并不惊人,冷峻的社会现实和相对缓和的表达方式,这种反差本身构成了很强的艺术张力。
《我要回家》歌词最早是郑渊洁写在微博上的,他邀请网友谱曲,悼念江苏泰兴幼儿园惨案里死去的无辜孩子。川子有一个6岁的女儿叫牧言,平时和爷爷奶奶住。他跟父母说,看好牧言,一定要把她送到幼儿园里头才能走。“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泰兴的那些孩子,躲在教室里也没能躲得过去啊!”川子想到让自己崩溃:“我差点想让孩子别上学了。”
这样的歌曲并不需要复杂的旋律,川子觉得,这首歌最重要的就是要凸显歌词,“只要让人能听清每一个字”。
十三月唱片的老板卢中强把新民谣这种“温和”的批判力表述为:“只描述不批斗,戏谑甚至嘲弄,疼痛但不绝望。”
检索中国最近三年民谣作品,关键词无一不指向社会现实。比如邵小毛的那首《哀悼日》里,词作者沈颢所哀悼的正是地震中死去的孩子们;在张佺的《早知道》里,他讨论的是西南大旱;在周云蓬的《中国孩子》里收录了《买房子》,他唱“买了一套房子,花了三十多万,买房子的钱,全靠银行贷款,从今天以后,不能随便请吃饭了,不能多喝酒,不能去旅游”。当然,三十万说的是2007年的价钱。
作为一个北京“爷们”,5月22日这一天,川子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一个公开“表达意见”的机会。换了一个调儿,他使劲地拨着琴弦开始唱《幸福里》。这歌是他2008年在深圳时写的。他住在一个叫木棉花的宾馆里,旁边一个楼盘叫幸福里,“哟呵,4万块钱一平米!”按照川子当时唱酒吧一晚上几百块钱的出场费,他算了一下,要在幸福里买栋房,他得唱三个世纪。
幸福他在哪里,就在这幸福里
四万多一平米,跟我没关系
幸福他在哪里,就在这幸福里
哎呀房子太贵啦,我们买不起啊
人们跟着节奏拍手,跺脚,高声尖叫,欢呼声几乎掀翻了屋顶。这是川子的保留曲目,走到祖国大江南北,只要一唱这首歌,唱出这段房价压迫下的草民心声,共鸣立刻会像潮水般涌来。
摇滚先锋
而在二十多年前,这样唱的,不是民谣,而是摇滚。
1986年的5月,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上唱响了《一无所有》,发出了中国摇滚乐的第一声。三年后,崔健发表他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其对历史的反思和批判,将 “地火”烧到了地面。
1994年春天,窦唯何勇张楚以集体姿态亮相,《黑梦》、《垃圾场》、《孤独人的是可耻》三张专辑同时推出,被称为“魔岩三杰”。相对于崔健拷问政治的執着,魔岩三杰更多的表现出自我能量、个体意识的释放。张楚唱“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上苍保佑有了精力的人民”。何勇则喊,“我们生活在一个垃圾场,人们像虫子一样在里面你争我抢,吃的都是良心,拉的都是思想,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希望……”
这是中国摇滚乐的高潮,但也是一现的昙花。就在这一年之后,中国摇滚就进入了漫长的失语期。“随着市场经济持续蓬勃所造就的富裕气息的弥漫,深刻的苦闷感消失了,反抗的骄傲不再。海市蜃楼般的乌托邦暗淡下去,人们不再对摇滚乐寄予不切实际的敬意。”乐评人李皖说。
何勇很快出现精神状况不稳定的状况,窦唯逐渐遁入禅境。张楚在《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还出过一张专辑,之后就是长达8年的自闭。
“浪漫怀旧的情绪比批判现实的精神更合乎时代的胃口。”乐评人金兆钧说。中国人刚刚开始挣钱,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这都将是人民的最大追求。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校园民谣的勃兴。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1989年,19岁的沈庆写下:“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从不后悔,四季的雨飞雪飞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1992年,大学毕业的沈庆进了录音棚录了这首歌。两年之后,这首歌被收入了《校园民谣1》专辑,这张专辑还包括了老狼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5月22日,“榕树下
亲爱的老师校长,我来上学啦。
您不能让坏人碰我,我要活着回家。
亲爱的叔叔阿姨,我在上学啊。
您有不满去上访,我要活着回家。
42岁的川子抱着吉他一字一句地唱了起来,这是他第二次唱这首歌。第一次是在迷笛音乐节。那是户外,远处的舞台上摇滚、朋克轮番上演,异常嘈杂。人们很快就安静成了一片。一曲唱完,台下一片沉默。很久之后才有人用力地鼓起掌来。还有一些人哭了。
在中国,当人们发现当年最具批判性的摇滚日渐势微时,民谣却前所未有地充满了力度。这种“意外”本身其实也并不惊人,冷峻的社会现实和相对缓和的表达方式,这种反差本身构成了很强的艺术张力。
《我要回家》歌词最早是郑渊洁写在微博上的,他邀请网友谱曲,悼念江苏泰兴幼儿园惨案里死去的无辜孩子。川子有一个6岁的女儿叫牧言,平时和爷爷奶奶住。他跟父母说,看好牧言,一定要把她送到幼儿园里头才能走。“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泰兴的那些孩子,躲在教室里也没能躲得过去啊!”川子想到让自己崩溃:“我差点想让孩子别上学了。”
这样的歌曲并不需要复杂的旋律,川子觉得,这首歌最重要的就是要凸显歌词,“只要让人能听清每一个字”。
十三月唱片的老板卢中强把新民谣这种“温和”的批判力表述为:“只描述不批斗,戏谑甚至嘲弄,疼痛但不绝望。”
检索中国最近三年民谣作品,关键词无一不指向社会现实。比如邵小毛的那首《哀悼日》里,词作者沈颢所哀悼的正是地震中死去的孩子们;在张佺的《早知道》里,他讨论的是西南大旱;在周云蓬的《中国孩子》里收录了《买房子》,他唱“买了一套房子,花了三十多万,买房子的钱,全靠银行贷款,从今天以后,不能随便请吃饭了,不能多喝酒,不能去旅游”。当然,三十万说的是2007年的价钱。
作为一个北京“爷们”,5月22日这一天,川子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一个公开“表达意见”的机会。换了一个调儿,他使劲地拨着琴弦开始唱《幸福里》。这歌是他2008年在深圳时写的。他住在一个叫木棉花的宾馆里,旁边一个楼盘叫幸福里,“哟呵,4万块钱一平米!”按照川子当时唱酒吧一晚上几百块钱的出场费,他算了一下,要在幸福里买栋房,他得唱三个世纪。
幸福他在哪里,就在这幸福里
四万多一平米,跟我没关系
幸福他在哪里,就在这幸福里
哎呀房子太贵啦,我们买不起啊
人们跟着节奏拍手,跺脚,高声尖叫,欢呼声几乎掀翻了屋顶。这是川子的保留曲目,走到祖国大江南北,只要一唱这首歌,唱出这段房价压迫下的草民心声,共鸣立刻会像潮水般涌来。
摇滚先锋
而在二十多年前,这样唱的,不是民谣,而是摇滚。
1986年的5月,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上唱响了《一无所有》,发出了中国摇滚乐的第一声。三年后,崔健发表他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其对历史的反思和批判,将 “地火”烧到了地面。
1994年春天,窦唯何勇张楚以集体姿态亮相,《黑梦》、《垃圾场》、《孤独人的是可耻》三张专辑同时推出,被称为“魔岩三杰”。相对于崔健拷问政治的執着,魔岩三杰更多的表现出自我能量、个体意识的释放。张楚唱“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上苍保佑有了精力的人民”。何勇则喊,“我们生活在一个垃圾场,人们像虫子一样在里面你争我抢,吃的都是良心,拉的都是思想,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希望……”
这是中国摇滚乐的高潮,但也是一现的昙花。就在这一年之后,中国摇滚就进入了漫长的失语期。“随着市场经济持续蓬勃所造就的富裕气息的弥漫,深刻的苦闷感消失了,反抗的骄傲不再。海市蜃楼般的乌托邦暗淡下去,人们不再对摇滚乐寄予不切实际的敬意。”乐评人李皖说。
何勇很快出现精神状况不稳定的状况,窦唯逐渐遁入禅境。张楚在《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还出过一张专辑,之后就是长达8年的自闭。
“浪漫怀旧的情绪比批判现实的精神更合乎时代的胃口。”乐评人金兆钧说。中国人刚刚开始挣钱,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这都将是人民的最大追求。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校园民谣的勃兴。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1989年,19岁的沈庆写下:“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从不后悔,四季的雨飞雪飞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1992年,大学毕业的沈庆进了录音棚录了这首歌。两年之后,这首歌被收入了《校园民谣1》专辑,这张专辑还包括了老狼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5月22日,“榕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