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这是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的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重要思想。所谓顶层设计，就是理念与实践之间的“蓝图”。要把这张蓝图画好，首先在思想上要弄清楚一些事关改革全局的是是非非。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3个问题是必须正确回答的。
一、如何看待现行体制的“优”与“劣”
客观分析现行体制的优势与劣势，是优化改革顶层设计的基本前提。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也就是说，改革的根本目的是革除、消弥现行体制中的某些不利于我们事业发展的弊端和劣势。只有对现行体制的“优”与“劣”了然于胸，才能找准改革的着力点，开出对症的处方。
现行体制的“优”“劣”都是客观的。如果它没有优势，我们不可能取得目前的巨大成就；如果它没有劣势，一些问题就不会积重难返，一些目标就不会久攻不克，大动干戈的改革也就没有必要了。比如反腐倡廉工作，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与人民群众的期望有较大差距，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一直呈易发多发之势，一些案件触目惊心，影响极为恶劣，贪污腐化、形式主义、奢侈浪费等屡禁不止。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已有的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规范、约束、激励和引导等功能。
其实，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成之初，党的领导人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出其中的某些问题和不足。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在接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就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缺点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必须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杨胜群、陈晋主编：《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纪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97页）面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顶层设计，我们也应该具有这种直面问题的勇气。我们必须看到，目前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才能有效化解各种矛盾，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所谓优势，就是长处、优点、有利的方面；所谓劣势，就是短处、缺点、不利的方面。对现行体制，无论优势还是劣势，都要看得深、看得透。否则，改革顶层设计就难以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强化针对性。
任一事物的优劣都是与他事物比较而言的，就某一事物本身来说，无所谓优劣。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对我国的现行体制有十分清醒的认识，还要对其他体制有比较真切的了解。优劣也是相对而言的，不能脱离具体问题、具体国情和具体的历史阶段等，因为往往从这个角度看是优势，换个角度看则可能就是劣势，反之亦然。这就要求我们对现行体制的考察必须全面，不能只看一时一事，以偏概全。正如李君如所指出的，近两三年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坚持以市场来配置资源的同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是成功的，但这一体制在常态下未必也能成功。（曾东萍：《改革要务实，更要务虚——专访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南风窗》2011年第7期）莫为浮云遮望眼。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绝不能犯糊涂。
二、如何看待不同体制的“利”与“弊”
对不同体制的“利”与“弊”进行正确比较，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制度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是优化改革顶层设计的必然要求。“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改革顶层设计不能闭门造车。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现代化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这一点尤为重要。
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顶层设计就是对经济、政治等运作模式的选择与创新。由于要兼顾众多价值目标，涉及许多复杂问题，而有些价值目标是冲突的，顾此就有可能失彼，有些问题的处理是相克的，摁下葫芦就有可能起来瓢。在现实条件下，试图找到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改革方案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两难困境”。只有正确认识不同体制的利弊，才能在抉择改革目标、制定改革措施、谋划改革路径、评价改革成果的过程中，不被所谓的“两难困境”所干扰和困惑，从而确保顶层设计的相对优化。
正确看待不同体制的利弊，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选择市场经济，并非认为它完美无缺，可以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相反，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它也有弊端，如自发性、滞后性等。而我们抛弃计划经济，并非认为它一无是处，它也有好处，比如，在一定条件下，如不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它可以避免经济发展的剧烈波动；再如，它有利于实现大众收入的均等化等。我们之所以几经摸索，最终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锁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经过利弊反复权衡，认定市场经济充满活力，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总想甘蔗两头儿甜，当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就不可能坚定不移地排除阻力，坚持既定的改革目标，就不可能毫不犹豫、掷地有声地向世人宣告，我们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相反，很有可能因一时一事的困难而试图退缩，导致改革出现反复。
实践表明，任一经济、政治制度总是利害相伴，都是一把双刃剑。回顾3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我们经常面对“两难困境”。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实践证明，集权体制与分权体制也是各有利弊。可见，在改革顶层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必然还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两难困境”。这就要求我们在对不同的经济、政治体制作出选择和取舍时，不仅要看到它利有多大，也要看到它弊有多少，不能不知轻重；还要两弊相衡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不能不分轻重；更要把眼前的利弊与长远的利弊综合起来考量，不能只图眼前之利，无视长远之弊。
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的探索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许多经验，产生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改革顶层设计不能无视这些经验和理论成果。当然，我们绝不能照搬那些反映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理论体系，但对于其中反映了经济社会运作一般规律的理论观点和体制设计，则可以也应该立足于我国国情，通过分析、借鉴和吸收，使其成为能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而不相抵触的有益成分。马克思曾说过：“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这句名言生动地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共同规律的。这也正是欠发达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充分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与理论的根本原因所在。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迫切需要积极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一切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的做法、经验和思想，不断深化对其建设规律的认识。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既要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同它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保持应有的警惕性，也要充分地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以更加理性、自信、包容、开放的心态看待和处理相关问题。只看到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在认识上是片面的，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在实践中是有害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进步。
三、如何看待体制改革的“得”与“失”
体制改革是一场有“得”有“失”的革命，有所“失”才能有所“得”是改革必须面对的现实。正确地看待体制改革的“得”与“失”，是优化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环节。所谓统筹兼顾，在本质上也是“得”与“失”之间的权衡和取舍。
优化改革顶层设计，要尽可能以最小的“失”换取最大的“得”，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如果有“大小通吃”的想法，就过于奢侈了。由于不同经济政治体制赖以运作的基础、机制不同，因而无论改革选择何种模式，都会有所“得”必有所“失”，差异只是“失”的性质和轻重不同而已。改革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得”与“失”权衡和取舍的过程。这就要求改革顶层设计，该取大时一定要取大，该舍小时必须舍小，不可患得患失。如果“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必然首鼠两端，无所适从。
如何看待体制改革的“得”与“失”，对于改革顶层设计来说，其实质是以什么价值原则为根本取向对不同的价值目标进行排序，作出有利于这些既定价值目标均衡实现的制度抉择和创新。价值是制度的灵魂。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多端，决定了其制度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也是复杂多重的。这些多重的价值目标，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其地位不可能一成不变，即使在同一国家的同一历史发展阶段上，也不可能等量齐观。价值目标不同，同一价值目标在价值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赖以实现的制度要素是不一样的。如何把不同的制度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不同的价值目标在实现过程中达到合理均衡，是优化改革顶层设计的一个关键所在，也是考验一个民族政治智慧的难题。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由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原则和由此决定的一些基本价值目标构成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是这些价值原则和价值目标的载体与实现形式。改革顶层设计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最根本的是要看其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原则和基本价值目标的实现。在这个问题上不可本末倒置。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方面，为了不束缚别人和自己的手脚，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制度的论述在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中间是最谨慎的。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特征从来不作详细描述，为后人对这些设想作出修正留出了相当大的空间。（薛汉伟、王建民：《制度设计与变迁——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历史考察》，《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6期）恩格斯非常明确地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742~743页）如果我们把老祖宗提供的方法当成教义，出发点当成终点，对未来社会特征的极为简要的概括当成改革顶层设计的根本依据，那无异于画地为牢、自缚手脚，不仅与马恩的初衷背道而驰，而且有害无益。
正确看待体制改革的“得”与“失”，最根本的是要遵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要求，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期望出发，抓住主要矛盾。长期以来，在改革的问题上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究竟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合适，还是那样的制度安排可取，这不是本本所能裁决的。只有立足当前实际，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着眼于解决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出问题，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如果撇开国情，撇开人民群众的期望，撇开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就改革说改革，或以某种理论、观念来衡量改革，其“得”“失”是说不清的，更不可能在“得”“失”之间作出正确的取舍。
作者单位：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责编/朱艳秋）
一、如何看待现行体制的“优”与“劣”
客观分析现行体制的优势与劣势，是优化改革顶层设计的基本前提。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也就是说，改革的根本目的是革除、消弥现行体制中的某些不利于我们事业发展的弊端和劣势。只有对现行体制的“优”与“劣”了然于胸，才能找准改革的着力点，开出对症的处方。
现行体制的“优”“劣”都是客观的。如果它没有优势，我们不可能取得目前的巨大成就；如果它没有劣势，一些问题就不会积重难返，一些目标就不会久攻不克，大动干戈的改革也就没有必要了。比如反腐倡廉工作，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与人民群众的期望有较大差距，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一直呈易发多发之势，一些案件触目惊心，影响极为恶劣，贪污腐化、形式主义、奢侈浪费等屡禁不止。这些问题之所以发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已有的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规范、约束、激励和引导等功能。
其实，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成之初，党的领导人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出其中的某些问题和不足。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在接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就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缺点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必须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杨胜群、陈晋主编：《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纪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97页）面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顶层设计，我们也应该具有这种直面问题的勇气。我们必须看到，目前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才能有效化解各种矛盾，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所谓优势，就是长处、优点、有利的方面；所谓劣势，就是短处、缺点、不利的方面。对现行体制，无论优势还是劣势，都要看得深、看得透。否则，改革顶层设计就难以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强化针对性。
任一事物的优劣都是与他事物比较而言的，就某一事物本身来说，无所谓优劣。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对我国的现行体制有十分清醒的认识，还要对其他体制有比较真切的了解。优劣也是相对而言的，不能脱离具体问题、具体国情和具体的历史阶段等，因为往往从这个角度看是优势，换个角度看则可能就是劣势，反之亦然。这就要求我们对现行体制的考察必须全面，不能只看一时一事，以偏概全。正如李君如所指出的，近两三年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坚持以市场来配置资源的同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是成功的，但这一体制在常态下未必也能成功。（曾东萍：《改革要务实，更要务虚——专访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南风窗》2011年第7期）莫为浮云遮望眼。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绝不能犯糊涂。
二、如何看待不同体制的“利”与“弊”
对不同体制的“利”与“弊”进行正确比较，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制度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是优化改革顶层设计的必然要求。“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改革顶层设计不能闭门造车。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现代化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这一点尤为重要。
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顶层设计就是对经济、政治等运作模式的选择与创新。由于要兼顾众多价值目标，涉及许多复杂问题，而有些价值目标是冲突的，顾此就有可能失彼，有些问题的处理是相克的，摁下葫芦就有可能起来瓢。在现实条件下，试图找到一个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改革方案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两难困境”。只有正确认识不同体制的利弊，才能在抉择改革目标、制定改革措施、谋划改革路径、评价改革成果的过程中，不被所谓的“两难困境”所干扰和困惑，从而确保顶层设计的相对优化。
正确看待不同体制的利弊，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选择市场经济，并非认为它完美无缺，可以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相反，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它也有弊端，如自发性、滞后性等。而我们抛弃计划经济，并非认为它一无是处，它也有好处，比如，在一定条件下，如不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它可以避免经济发展的剧烈波动；再如，它有利于实现大众收入的均等化等。我们之所以几经摸索，最终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锁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经过利弊反复权衡，认定市场经济充满活力，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总想甘蔗两头儿甜，当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就不可能坚定不移地排除阻力，坚持既定的改革目标，就不可能毫不犹豫、掷地有声地向世人宣告，我们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相反，很有可能因一时一事的困难而试图退缩，导致改革出现反复。
实践表明，任一经济、政治制度总是利害相伴，都是一把双刃剑。回顾3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我们经常面对“两难困境”。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实践证明，集权体制与分权体制也是各有利弊。可见，在改革顶层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必然还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两难困境”。这就要求我们在对不同的经济、政治体制作出选择和取舍时，不仅要看到它利有多大，也要看到它弊有多少，不能不知轻重；还要两弊相衡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不能不分轻重；更要把眼前的利弊与长远的利弊综合起来考量，不能只图眼前之利，无视长远之弊。
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的探索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许多经验，产生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改革顶层设计不能无视这些经验和理论成果。当然，我们绝不能照搬那些反映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理论体系，但对于其中反映了经济社会运作一般规律的理论观点和体制设计，则可以也应该立足于我国国情，通过分析、借鉴和吸收，使其成为能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而不相抵触的有益成分。马克思曾说过：“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这句名言生动地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共同规律的。这也正是欠发达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充分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与理论的根本原因所在。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迫切需要积极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一切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的做法、经验和思想，不断深化对其建设规律的认识。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既要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同它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保持应有的警惕性，也要充分地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以更加理性、自信、包容、开放的心态看待和处理相关问题。只看到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在认识上是片面的，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在实践中是有害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进步。
三、如何看待体制改革的“得”与“失”
体制改革是一场有“得”有“失”的革命，有所“失”才能有所“得”是改革必须面对的现实。正确地看待体制改革的“得”与“失”，是优化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环节。所谓统筹兼顾，在本质上也是“得”与“失”之间的权衡和取舍。
优化改革顶层设计，要尽可能以最小的“失”换取最大的“得”，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如果有“大小通吃”的想法，就过于奢侈了。由于不同经济政治体制赖以运作的基础、机制不同，因而无论改革选择何种模式，都会有所“得”必有所“失”，差异只是“失”的性质和轻重不同而已。改革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得”与“失”权衡和取舍的过程。这就要求改革顶层设计，该取大时一定要取大，该舍小时必须舍小，不可患得患失。如果“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必然首鼠两端，无所适从。
如何看待体制改革的“得”与“失”，对于改革顶层设计来说，其实质是以什么价值原则为根本取向对不同的价值目标进行排序，作出有利于这些既定价值目标均衡实现的制度抉择和创新。价值是制度的灵魂。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多端，决定了其制度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也是复杂多重的。这些多重的价值目标，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其地位不可能一成不变，即使在同一国家的同一历史发展阶段上，也不可能等量齐观。价值目标不同，同一价值目标在价值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赖以实现的制度要素是不一样的。如何把不同的制度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不同的价值目标在实现过程中达到合理均衡，是优化改革顶层设计的一个关键所在，也是考验一个民族政治智慧的难题。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由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原则和由此决定的一些基本价值目标构成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是这些价值原则和价值目标的载体与实现形式。改革顶层设计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最根本的是要看其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原则和基本价值目标的实现。在这个问题上不可本末倒置。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方面，为了不束缚别人和自己的手脚，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制度的论述在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中间是最谨慎的。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特征从来不作详细描述，为后人对这些设想作出修正留出了相当大的空间。（薛汉伟、王建民：《制度设计与变迁——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历史考察》，《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6期）恩格斯非常明确地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742~743页）如果我们把老祖宗提供的方法当成教义，出发点当成终点，对未来社会特征的极为简要的概括当成改革顶层设计的根本依据，那无异于画地为牢、自缚手脚，不仅与马恩的初衷背道而驰，而且有害无益。
正确看待体制改革的“得”与“失”，最根本的是要遵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要求，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期望出发，抓住主要矛盾。长期以来，在改革的问题上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究竟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合适，还是那样的制度安排可取，这不是本本所能裁决的。只有立足当前实际，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着眼于解决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出问题，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如果撇开国情，撇开人民群众的期望，撇开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就改革说改革，或以某种理论、观念来衡量改革，其“得”“失”是说不清的，更不可能在“得”“失”之间作出正确的取舍。
作者单位：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责编/朱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