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三月，杭州市西湖区马塍路上绿树成荫。午间小憩后，82岁高龄的冼妮娜独自下楼，在吴侬软语间与相熟的邻里擦肩而过。她手里拎着一个鼓囊囊的布袋，又挎着单肩包，没有拄拐棍，也不乘电梯，看见《环球人物》记者就开心地打招呼，声音高高的，眼神亮亮的，讲话依然带有一丝西北口音。
　　冼妮娜是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独女，上世纪70年代末从大西北回到杭州陪伴外婆和母亲。几十年过去，她依然心系延安，和黄土高原上的那片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是土生土长的延安娃”

　　“我刚出生时声音就很亮。”冼妮娜对记者说，“我父亲当时还赞叹说‘好一个女高音！’”对延安的那段岁月，冼妮娜怀着满腔倾诉的热情。“我小时候，在延安吃得最多的是小米饭，里头放点南瓜红枣，算是很高级的。”她给记者看自己珍藏的一张童年照片——4岁的小妮娜嘟着红红的小圆脸，手捧妈妈种的番茄，啃得开心。
　　冼妮娜回忆，战时的延安物资紧缺，每家一个月不足一斤白面。小妮娜却并不在意这些，每天开饭的号子一响，她就抱起饭缸子往食堂跑。“打游击喽！”这是她和小伙伴的“暗号”。“延安《解放日报》曾刊登过丁玲为‘三八’妇女节所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
　　那时候，谁家有吃的，就贡献出来先紧着孩子吃。当时，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副院长赵毅敏的孩子赵战生也刚刚出生，没有奶水喝，冼妮娜的妈妈钱韵玲就把两个孩子一块儿喂。于是，不满1岁的小妮娜和小战生因为都吃着钱韵玲的乳汁，成了“奶姐奶弟”。二人长大后也一直保持联系，情同手足。
　　“爸爸是鲁艺的音乐系主任，每天忙着创作，有时一连几天不眠不休，一家的生活全靠妈妈照料。”说起妈妈，冼妮娜很是自豪。出生于湖北咸宁的钱韵玲，是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社会活动家钱亦石的女儿，身为大家闺秀的她吃苦耐劳、心灵手巧，看不到一丁点儿“小姐做派”，在延安曾多次被评为三八红旗手。1942年前后，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延安军民展开了大生产运动，实行以农业为主，畜牧业、手工业、运输业等全面发展的方针。“大人們要种地、种菜、纺纱线、打毛衣，我妈妈很能干，打的毛衣款式新花样多。”冼妮娜说。
　　看着大人们热火朝天地劳动，小妮娜坐不住了，嚷嚷着“我也要干活”。她学着母亲的样子打毛线，两根小树杈，一双小手穿来引去，一颗扣子倒也有模有样地被她打出来了。“妮娜的扣子打得真好看，也给我打两个？”看见的邻居都逗她。初尝劳动的光荣感，小妮娜心里美滋滋的。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冼妮娜也是亲自动手缝棉袄、补裤子、打毛衣、装被子。
　　从1939年出生到1945年抗战胜利撤离延安，6年的童年时光，用冼妮娜的话说“在延安过的还是蛮愉快的”。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延安娃，冼妮娜的一生证明了一个道理——“假如你有幸童年时在延安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走到哪里它都与你同在。”

“《黄河大合唱》是我的胎教音乐”

　　当记者问起，现在再回延安还能不能找到当年住过的窑洞时，冼妮娜脱口而出：“门口有石碾子的就是我家。”原来，每次冼星海的学生来找他请教问题，等待的间隙，他们就坐在石碾子上唱歌，这一幕给小妮娜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8年10月，在武汉任教的冼星海接到鲁艺师生的邀请电报。于是，他高兴地对钱韵玲说：“我们去延安吧，那里有光明的世界。”两人在奔赴延安的途中结婚。组织上安排他俩住在鲁艺旁边的一孔窑洞里。时年33岁的冼星海先是担任鲁艺音乐系教员，不久担任系主任，除了负责音乐理论、作曲课程，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钱韵玲则进入了该院的高级研修班学习，之后在延安保育院小学任音乐教员。
　　在冼妮娜的记忆中，延安的一天是伴着音乐开始的。清晨的钟声一响，鲁艺的学员纷纷起床，随之而来的，是他们的歌声。“这边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边是‘风在吼马在叫’或是“二月里来呀”，大家一边唱着歌，一边端着脸盆到延河边洗漱，开始一天紧张的工作和学习。”冼妮娜时常和小伙伴去看鲁艺学员演戏唱歌。“我们看《白毛女》《血泪仇》看完了以后就扮着玩，你演白毛女，我演别的角色，有一句没一句的在那儿唱，也挺开心的。”回忆起童年，冼妮娜脸上挂着孩子般的笑容。
　　在延安，冼星海进入创作的巅峰期，《黄河大合唱》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1939年1月，诗人光未然来到延安和平医院养伤。曾与他在上海、武汉合作过的冼星海听说后，立刻跑了十几里山路来找老朋友，两人一见面，彼此都有说不完的话。“我父亲给光未然提出再来一次厉害的合作。”光未然便把两次渡过黄河时感受到的震撼、雄奇、磅礴、悲壮，用5天时间口述了8段、400多行的长诗，并让演剧三队队员胡志涛记录了。冼星海被诗人激情澎湃的朗诵深深打动。“我父亲简直忍耐不住，一把抓住他的手，说‘我有把握将它谱好，保证在你们三队离延之前交稿！’” 　　1939年3月26日至31日，6天6夜的时间里，冼星海凭着“抗战必胜的信心”、一杯杯黄豆粉磨成的“土咖啡”，还有光未然送来的白糖，夜以继日地伏案疾书，光蘸水笔用坏的笔尖就堆成了一个“小山头”，终于完成了8个乐章的谱曲工作。经过一轮轮紧张的排練和试演，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中央党校大礼堂正式公演，大获成功。“当时毛主席听完后，高兴地站起来把手举过头顶鼓掌。人们都说，从延安的窑洞里飞出了金凤凰。我父亲含着热泪向大家鞠躬，他的创作得到了主席和人民的首肯，非常高兴。演出结束以后，大家唱着‘风在吼马在叫’离开了会场。”冼妮娜激动地向记者讲起这段往事。

　　一曲《黄河大合唱》，从鲁艺唱遍了延安，从解放区唱到了国统区，只要有人烟的地方，就有抗战的歌声。2007年10月24日，我国第一颗绕月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又将《黄河大合唱》的歌声带到了茫茫宇宙。
　　《黄河大合唱》是冼妮娜的“胎教音乐”，她受艺术的熏陶，在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我喜欢艺术，上高中的时候，就想要学习工艺美术。”长大后的冼妮娜最喜欢国画和木刻，喜爱版画家古元先生“新颖又细腻”的木刻作品，只是这颗艺术的种子最终没有发芽，而是被另一个使命取代了。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离开延安的冼妮娜一直没忘了那片土地，或许正是那一代人专属的眷恋与牵挂，促使她十几年后又回到了陕西。1964年，冼妮娜从天津大学无机化工系毕业，分配志愿第一个填的是服从组织安排，第二个填的就是大西北。“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学了干吗，学了不就是为祖国服务吗？”从小理科就不错的冼妮娜虽然没有追随父亲的艺术道路，却用另一种方式将青春挥洒在黄土高原上。她如愿来到陕西国防工厂，参与飞机制造工作，一干就是13年。
　　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举国上下百废待兴，生活条件依然艰苦，但衣食住行上的困难对于“延安娃”来说不值一提。没有吃的，就把西瓜皮晒干做成干菜;大冬天炕上铺盖太薄，就用鸡毛充当鸭绒一样暖和;纳鞋底没有料子就用玉米皮;脚上生了冻疮，一走路就往外渗血，没有药膏，就用红薯黏儿敷在伤口上，强忍着痛走路……“努力去做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理解的延安精神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冼妮娜对记者说。即便自己生活尚且艰难，她一见别人有困难，便把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倾囊相助。冼妮娜的一个徒弟，因为家里没钱，婆婆去世也不能去奔丧。冼妮娜知道后，毫不犹豫地拿出刚发的一个月工资：“不要紧，拿去用。”徒弟的丈夫忍不住感叹：“你师傅真好。”徒弟骄傲地回答：“我师傅就是好！”
　　除了艰苦奋斗、无私助人，延安岁月还养成了冼妮娜勤俭节约的习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记者采访当天，冼妮娜身上穿的黑色马甲是很早之前花5块钱在街边买的，一穿就是30多年;一支小学同学送的钢笔，一直用到现在还小心翼翼地收着。
　　她更加小心翼翼收着的，是父亲的照片、曲谱、书籍、指挥棒等。1940年5月，告别妻子和8个月大的女儿，冼星海远赴苏联执行任务——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1945年，在庆祝抗战胜利的一场联欢晚会上，毛主席把6岁的小妮娜抱到腿上：“爸爸要回来了，要见到爸爸了，高兴吗？”还不太懂事的小妮娜呵呵笑着。谁知等来的竟是噩耗。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在莫斯科一家医院病逝，年仅40岁。后来，毛主席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并对他一生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如今，冼妮娜已是82岁高龄，当记者问她还有什么愿望时，老人说：“我父亲为祖国奋斗，立志要‘拯救危难中的祖国’，现在国家已经富强起来，但是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要建立强盛的中国，要让孩子们知道爱国，了解历史，刻苦学习。再一个就是，战争年代我父亲的作品丢失的比较多，我想尽办法要把它们搜集起来。”
　　采访结束时，杭州傍晚的暖阳还没有落下，十字路口熙熙攘攘，刚下班的年轻人步履匆匆，放学的孩子三五成群，叽叽喳喳。这满街的行人大概难以想象，曾经的历史如何抖落了尘埃，流动至今，而和他们擦肩走过的老人，即使步履蹒跚，依然不停搜寻着关于父亲、关于那段红色岁月中的一点一滴。
　　“在毛主席、周总理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在延安这片土地上，我们感受到的都是积极正面的东西。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是同志，大家为着同一个目标奋斗。”冼妮娜说，“红色延安是中国进步青年心之向往的革命圣地，虽然艰苦，但生长在这里何尝不是一种幸运？而这份幸运只有在那片土地上真正生活过的人才能懂得、回味。”
　　人物介绍：冼妮娜，1939年出生于陕西延安，音乐家冼星海之女，曾在大西北国防工厂、浙江图书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