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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自己走过的道路，往往是半自觉、不自觉的。我在个展的说明文字《展墙告白》中写道：“文革’期间，以至四九年以后，苏联绘画是全国官方画家的公开追慕与集体记忆，而我的私人记忆，也就是我少年时代的绘画记忆，反倒是所谓欧洲的。”这个所谓“欧洲”，根本就在上海。一句话，上海，是我的艺术的根。我要讲的那个上海，那个解放后，直到1992年左右拆旧建新之前的“旧上海”。“文革”浩劫前后的上海虽然是上海文化最昏暗的时期，但上海文化仍然在那个年代，以一种极其扭曲、荒谬、可怜的方式，但却是相当戏剧性地传递到我们这代人。
要说70年代的旧上海，大家知道，别说欧洲来的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艺术，早已扫荡干净，就是留在上海的资产阶级也早已打倒靠边，夹着尾巴在做人。石库门弄堂固然还在，一条也没拆，挤满了上海的“老甲鱼”和“小赤佬”。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文革”闹起来，政府、社会几乎完全解体，连四九年闭关锁国后的那点革命艺术也都扫荡干净了。
譬如我们这代人当时的知识、教养，我们所读的世界文学，欧洲画册，古典唱片，都是从哪里弄来的?说来很简单，统统是从弄堂里各种小赤佬那里弄到手的。那么小赤佬们又从哪里弄来呢?也很简单，就是“打砸抢”的结果：红卫兵大规模抄家，文化艺术的残片碎片，如同飞扬的灰烬，飘散到社会上来。
举一个例，有天晚上，我路过隔壁弄堂，一伙红卫兵刚刚抄完家，打过人，蜂拥而过，忽然，其中一位领头唱起歌剧《卡门》的主题歌《斗牛士之歌》，随即队伍里的小赤佬用才刚发育的喉咙齐声应和，连吼带叫唱起来。我怎么听出是《卡门》呢?因为“文革”前在电台里听过，记得。那帮小赤佬有我认识的，有名有姓告诉我说是从哪家家里抄出的旧唱片，旧唱机，天天在红卫兵的什么司令部里放着听。
我所临摹的哈尔拉莫夫的画片《意大利女孩》，就印在我父亲从垃圾箱给我拣来的一张扑克牌反面。另一幅同一作者的双人构图，我也临摹过，三十多年没见这幅画了，这次翻出来挂在个展上，忽然醒悟：那情调和构图，干脆就是我日后《西藏组画》的雏形。
接下来一串名单是：我所见到的第一本米开朗琪罗的画册，拉斐尔的画册，提香的画册，第一本俄国艾尔塔什米尔美术馆欧洲经典的收藏本，第一本黑白珂罗版世界美术史，以及大量欧洲古典油画画片，都是从各种弄堂里偷偷传阅借来的，几乎全是民国版本，印得要比今天最考究的画册还要考究。
最近我在讲演中遇到提问，说是你们这代人在那样粗暴的环境里，怎样接受知识?感受美?我答不出来。我只记得70年代上海滩大有这么一伙年轻人在“文革”喧嚣中过着另一种，怎么说呢，简直可以说是风雅的生活。上海图书馆封闭了，瘫痪了，而我们读的都是好书。在美术馆的工农兵画展外，我记得我与林旭东在他淮海路寓所里谈论，并临摹鲁本斯、伦勃朗、库尔贝与米勒，同时又画着准备参选的革命主题画。没错，那是文化的荒年，但正因为匮乏，所以如饥似渴，因为年轻，所以刻骨铭心。我记得我们一群小子在春天的下午聚在哪家花园洋房的花园里，听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支着脑袋，从头到尾一声不响，头顶上飘着四月的柳絮和花粉。
现在我愿意说，这就是70年代在上海发生的事情。在这么一群活在乱世的风雅青年中，有一路，好比是我，后来当了知青就学画苏派的作风，学画全国美展式的主题创作，另一路，绝对不参加任何官方展览，只画风景静物肖像画，对任何苏俄或中国官方的绘画嗤之以鼻。真的，事实上，后来全国第一项在野画展是上海黄浦区文化宫举办的“十二人画展”，要比北京的“星星画展”早得多。
这就是70年代的上海画家。虽然绝不是全部，但上海人，上海艺术家，似乎天生地、天然地同官方主流文化艺术不是一条心，他们以这种仿佛是上海独有的“文化人权”，躲在弄堂的客厅、厢房、阁楼、亭子间——即鲁迅所说的“且介亭”——里自行其是。这种上海人的活力今天仍然远未在文化艺术上获得展开、发扬、实现，但90年代以来上海的所有变化证实了这种活力。而在三十多年前，即便是张春桥姚文元坐镇上海的年代，上海的青年仍在小弄堂里细声细气用上海话争辩法国人与苏联人的优劣。民国一代留欧前辈带回国的美学之争，门户之见，在他们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之间继续传递着，俨然天经地义，理当如此，并以这种争辩证实这里是上海，我们是上海人。
在我生长的旧上海，许多民国人物还活着，老了，打倒了，靠边了，好像幽灵。但一个城市的文化，端看什么人住在那个城市。仅就画圈子说，我没有荣幸拜见过刘海粟、林风眠、丰子恺、吴大羽、关良，但直接或间接请教过的老先生有颜文樑、张充仁、俞云阶、蔡上国、陶冷月。他们每一位身边都偷偷聚拢着一伙人，散布着一种类似前朝遗老的气息(虽然很微弱)，一种关起门来的生活方式(当然很隐蔽)，他们的熟人或弟子常常是骄傲的，谨慎的，神经质的。我记得他们的样子，记得他们的客厅。
“文革”结束后，俞云阶先生曾说，香港的、海外的老上海们陆续回来了，感叹道，啊呀，街道、房子，都没变，只是旧了，龌龊了。在当年扫荡一切的浩劫中，依然残存着种种西方的图像，莫扎特双簧管协奏曲的颤音间或在石库门弄堂传出来。这星星点点的欧洲艺术，只要被小孩子看见，听见，就构成所谓启蒙，我们在这珍贵而可怜的启蒙中，长大成人。
真的，就凭那么一点点可怜稀薄的所谓欧洲艺术的底子、影响，当我在“文革”结束后1978年上海展览馆迎来的“法国乡村画展”上，亲眼看见了库尔贝、柯罗、米勒的原作，这些画立即唤醒了少年时代我在弄堂里学画的全部记忆，不久，我就摸索着画出了《西藏组画》。
今天，新上海的书店堆满了世界各国文学艺术的译本、画册和CD，今天要来学习艺术的上海小青年比我们阔气太多太多了。眼下正在展出的“上海国际双年展”作品，都是当今正在发生的艺术。我曾苦心向往的欧洲古典艺术就像大白天的月亮，苍白无光，当今的欧洲艺术，乃至世界艺术的太阳光，正普照生机勃勃的新上海。文化艺术的“海派”旧梦，不可能了，回不去了。为什么要回去呢?拆剩下来支离破碎的石库门弄堂线，晾着随风飘扬的衣服和被单。我的老家早已拆干净了，但我属于上海的石库门弄堂。
要说70年代的旧上海，大家知道，别说欧洲来的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艺术，早已扫荡干净，就是留在上海的资产阶级也早已打倒靠边，夹着尾巴在做人。石库门弄堂固然还在，一条也没拆，挤满了上海的“老甲鱼”和“小赤佬”。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文革”闹起来，政府、社会几乎完全解体，连四九年闭关锁国后的那点革命艺术也都扫荡干净了。
譬如我们这代人当时的知识、教养，我们所读的世界文学，欧洲画册，古典唱片，都是从哪里弄来的?说来很简单，统统是从弄堂里各种小赤佬那里弄到手的。那么小赤佬们又从哪里弄来呢?也很简单，就是“打砸抢”的结果：红卫兵大规模抄家，文化艺术的残片碎片，如同飞扬的灰烬，飘散到社会上来。
举一个例，有天晚上，我路过隔壁弄堂，一伙红卫兵刚刚抄完家，打过人，蜂拥而过，忽然，其中一位领头唱起歌剧《卡门》的主题歌《斗牛士之歌》，随即队伍里的小赤佬用才刚发育的喉咙齐声应和，连吼带叫唱起来。我怎么听出是《卡门》呢?因为“文革”前在电台里听过，记得。那帮小赤佬有我认识的，有名有姓告诉我说是从哪家家里抄出的旧唱片，旧唱机，天天在红卫兵的什么司令部里放着听。
我所临摹的哈尔拉莫夫的画片《意大利女孩》，就印在我父亲从垃圾箱给我拣来的一张扑克牌反面。另一幅同一作者的双人构图，我也临摹过，三十多年没见这幅画了，这次翻出来挂在个展上，忽然醒悟：那情调和构图，干脆就是我日后《西藏组画》的雏形。
接下来一串名单是：我所见到的第一本米开朗琪罗的画册，拉斐尔的画册，提香的画册，第一本俄国艾尔塔什米尔美术馆欧洲经典的收藏本，第一本黑白珂罗版世界美术史，以及大量欧洲古典油画画片，都是从各种弄堂里偷偷传阅借来的，几乎全是民国版本，印得要比今天最考究的画册还要考究。
最近我在讲演中遇到提问，说是你们这代人在那样粗暴的环境里，怎样接受知识?感受美?我答不出来。我只记得70年代上海滩大有这么一伙年轻人在“文革”喧嚣中过着另一种，怎么说呢，简直可以说是风雅的生活。上海图书馆封闭了，瘫痪了，而我们读的都是好书。在美术馆的工农兵画展外，我记得我与林旭东在他淮海路寓所里谈论，并临摹鲁本斯、伦勃朗、库尔贝与米勒，同时又画着准备参选的革命主题画。没错，那是文化的荒年，但正因为匮乏，所以如饥似渴，因为年轻，所以刻骨铭心。我记得我们一群小子在春天的下午聚在哪家花园洋房的花园里，听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支着脑袋，从头到尾一声不响，头顶上飘着四月的柳絮和花粉。
现在我愿意说，这就是70年代在上海发生的事情。在这么一群活在乱世的风雅青年中，有一路，好比是我，后来当了知青就学画苏派的作风，学画全国美展式的主题创作，另一路，绝对不参加任何官方展览，只画风景静物肖像画，对任何苏俄或中国官方的绘画嗤之以鼻。真的，事实上，后来全国第一项在野画展是上海黄浦区文化宫举办的“十二人画展”，要比北京的“星星画展”早得多。
这就是70年代的上海画家。虽然绝不是全部，但上海人，上海艺术家，似乎天生地、天然地同官方主流文化艺术不是一条心，他们以这种仿佛是上海独有的“文化人权”，躲在弄堂的客厅、厢房、阁楼、亭子间——即鲁迅所说的“且介亭”——里自行其是。这种上海人的活力今天仍然远未在文化艺术上获得展开、发扬、实现，但90年代以来上海的所有变化证实了这种活力。而在三十多年前，即便是张春桥姚文元坐镇上海的年代，上海的青年仍在小弄堂里细声细气用上海话争辩法国人与苏联人的优劣。民国一代留欧前辈带回国的美学之争，门户之见，在他们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之间继续传递着，俨然天经地义，理当如此，并以这种争辩证实这里是上海，我们是上海人。
在我生长的旧上海，许多民国人物还活着，老了，打倒了，靠边了，好像幽灵。但一个城市的文化，端看什么人住在那个城市。仅就画圈子说，我没有荣幸拜见过刘海粟、林风眠、丰子恺、吴大羽、关良，但直接或间接请教过的老先生有颜文樑、张充仁、俞云阶、蔡上国、陶冷月。他们每一位身边都偷偷聚拢着一伙人，散布着一种类似前朝遗老的气息(虽然很微弱)，一种关起门来的生活方式(当然很隐蔽)，他们的熟人或弟子常常是骄傲的，谨慎的，神经质的。我记得他们的样子，记得他们的客厅。
“文革”结束后，俞云阶先生曾说，香港的、海外的老上海们陆续回来了，感叹道，啊呀，街道、房子，都没变，只是旧了，龌龊了。在当年扫荡一切的浩劫中，依然残存着种种西方的图像，莫扎特双簧管协奏曲的颤音间或在石库门弄堂传出来。这星星点点的欧洲艺术，只要被小孩子看见，听见，就构成所谓启蒙，我们在这珍贵而可怜的启蒙中，长大成人。
真的，就凭那么一点点可怜稀薄的所谓欧洲艺术的底子、影响，当我在“文革”结束后1978年上海展览馆迎来的“法国乡村画展”上，亲眼看见了库尔贝、柯罗、米勒的原作，这些画立即唤醒了少年时代我在弄堂里学画的全部记忆，不久，我就摸索着画出了《西藏组画》。
今天，新上海的书店堆满了世界各国文学艺术的译本、画册和CD，今天要来学习艺术的上海小青年比我们阔气太多太多了。眼下正在展出的“上海国际双年展”作品，都是当今正在发生的艺术。我曾苦心向往的欧洲古典艺术就像大白天的月亮，苍白无光，当今的欧洲艺术，乃至世界艺术的太阳光，正普照生机勃勃的新上海。文化艺术的“海派”旧梦，不可能了，回不去了。为什么要回去呢?拆剩下来支离破碎的石库门弄堂线，晾着随风飘扬的衣服和被单。我的老家早已拆干净了，但我属于上海的石库门弄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