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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军事文学作品的英雄形象与建国初期军事题材小说的英雄塑造有着很多异质性。本文以《红日》、《我的团长我的团》为例，认为由于政治背景的差异，创作主体的不同动机，以及读者日益多元化的接受观念，不同的英雄形象体现了一个转变。两部作品为英雄人物设置了不同的出场形式，展现了英雄形象从高大到平凡的过程。不同女性形象也展示了从神化到人化的英雄模式，达到了不同程度的创新。《红日》初步实现了英雄形象的人化，而《我的团长我的团》在艺术真实的基础上体现了去政治化，完善了英雄形象塑造模式。
关键词： 当代军事题材小说 英雄形象 异质性
价值
当由《我的团长我的团》、《红日》、《亮剑》等军事题材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亮相荧屏之后，许多经典人物以“英雄”的形象扎根于观众脑中。
人们的英雄崇拜由来已久，这是人类一种极其普遍的心理情结。影视作品、文学作品是人们对于英雄观再认识的重要渠道，也是调整受众价值观念的组成部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之后，更多军事题材小说涌现于文坛，以《红日》、《我的团长我的团》为例，沈振新、虞啸卿、龙文章等人物的成功塑造让人们印象深刻，也成为荧屏形象的蓝本。由于多种原因，两部小说在英雄塑造方面有多个异质性，包括女性与爱情的因素，包括国共关系等都体现了不同时期英雄主义的不同表现。同时这些异质性体现了读者对于英雄观的逐步深入理解，体现了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一、英雄形象塑造异质性的体现
《红日》与《我的团长我的团》由于创作于不同年代，必定存在着较多异质性，映射两个不同时期的英雄塑造模式。具体异质表现为三大点：首先是两部作品对于英雄出场的不同设置，前者凸显红色基调，后者人物狼狈出场；其次是前者人物性格单调，后者诸多小人物性格丰富真实；最后是女性形象，前者塑造红色典型女性，后者还原女性的单纯柔弱却不乏勇气。
1.英雄出场的不同设置
《红日》是创作于1959年的“红色经典”，塑造的形象也十分“红色”，沈振新、梁波最为鲜明。“乌光闪闪的眼睛上面的两道浓眉，稍稍上竖，额头有些前迎，虽然在额头和眼角上已经显出几道淡淡的皱纹，却并没有减煞他的英武的神采。”这是沈振新的出场，几十个字展现出一名正直、英勇的军人及其领袖风范。梁波的亮相是一个成功的军事家，细节体现他敏锐的洞察力、明智的指挥。《红日》赋予他更多幽默乐观的因素，为英雄出场增添了新的色彩。这样的出场形式符合传统的英雄模式，英气十足，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明显的气场。
《我的团长我的团》没有延续以往固定的英雄模式，对英雄出场设置了狼狈的镜头。孟烦了在一场败仗中以装死存活。由他引出的其他人物，是一群溃兵。龙文章作为最“传奇”的人物，出场比这些溃兵更为落魄：他被当做日本兵来对付，“与其说肮脏不如说一身硝烟，他的衣服上溅着血迹”，没有霸气，没有威严。相对而言，虞啸卿的出场最为体面，全副武装的军队，先进的武器设备，英气逼人。这是出现在《我的团长我的团》里唯一威武的军官形象，然而对比《红日》，他并不是“大众英雄”般的存在。
2.高大形象到平凡形象的对比
《红日》里的人物更接近高大全式的英雄，牺牲个人利益，深受爱戴。初步摆脱这个英雄模式的是石东根：帽子、衣服着了火，他仍顽强战斗；但农民出身的他思维不缜密、判断不准确，面对同志的批评，急躁、骄傲。他在这部红色作品中是个调剂，但对于更多读者而言，这样不完美的形象显得更为真切、完整。这样的形象与那些雷打不动、枪打不死的“钢铁英雄”形成对比，《红日》已经显现一条神化到人化的道路，但由于时代的需要，这个时期的英雄形象仍偏向神化。
《我的团长我的团》则将英雄脱离神的符号，走向了人化。作品中几乎每一个形象都在狼狈中打滚，小人物的设置是较前者而言最为鲜明的一个异质性。无组织无纪律，迷龙就是这群人中的代表，冲动野蛮，我行我素，但是对战争、对家乡有着一种热忱。不辣为了上战场在黑市当场咬掉自己的小手指，看似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却有着够格的忠诚与忠义。郝兽医没多少担当，但有着绝对的耐心和爱心。时势造英雄，在那样的背景下，普通的他们成了毋庸置疑的英雄。神化到人化的过渡基本完成，英雄人物形象的平民化体现了更多的本色。
3.女性角色刚与柔的对比
《红日》中除了大量男性英雄外，女性也带着“英雄”的符号。如黎青，在后方救死扶伤，默默支持革命；如华静，豪爽大方，勇敢睿智，颇有巾帼英雄的气概。钱阿菊也是一位英勇的女性，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忍受别离，与丈夫一样把感情置于理性之后，最后加入了军队。勇敢、坚毅是她们这群女性的代名词，她们的革命精神能与男性英雄们媲美。这些女英雄的出现缓和了军事题材小说中男性人物过多的阳刚之气，在注入新鲜元素的同时不缺正义。
《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女性只是纯粹的传统女性。陈小醉是个苦难的土娼，却也不失女孩的天真善良与敢爱敢恨。如果说她是跃动的小溪，那么迷龙的老婆上官戒慈就是一个小湖，温婉平静，知书达理，在战争中始终保持着女性的恬静，在这部男人味十足的作品中又加入了一抹温柔的色彩。女性的品质有了一种全新的诠释，温柔并有一种坚强果敢在其中。这两位女性是作品中令人舒适的角色，成为战争背景下心地美好的中国女性形象，同时又为作品中的男性形象添加色彩：他们不是神圣的英雄，他们也有情感，也是人，那又是人化的体现。
二、英雄形象异质性原因探究
两部作品中的三个异质性直观地体现了一条英雄形象从神化到人化的路线，也表示着英雄崇拜观念的转变。时代变迁，造成《红日》与《我的团长我的团》之间这些异质性的原因有三：政治环境的变化，创作主体的动机区别，读者的接受观念及价值观有异。
第一，政治环境是文学创作的大背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的最浓重特色就是政治性凌驾于文学性之上，那是一种形势认可的政治倾向。《红日》这样的作品在五六十年代并不鲜见，在主流意识形态下塑造了一系列有胆有识、英勇不屈的英雄形象，昂扬着革命精神，弥漫着胜利气息。在非文艺因素的影响下，贯彻着“文学服务政治”的观念。当然，这样的创作是出于对当时政治的满意、对胜利的欢喜以及对未来的肯定，所以才刻画那么多立场坚定、品德高尚的英雄人物。《我的团长我的团》创作于二十一世纪，文化政策相对放宽，作品正是在这样开放的文化背景下，一改“神化”的英雄形象，塑造了全面生动的人物。这是在经历长期的理想化书写之后，文坛对于“英雄”的一种人性回归的现象，同时也是在开放的政治背景下肯定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力量。
第二，两部作品英雄形象的异质性的原因也出在创作主体与创作动机上。孟良崮战役的胜利给了《红日》作者吴强先生无限的喜悦，杨立元在《创作动机论》中提出，欢愉可以转化为创作动机。沈振新、梁波的原型，以及《红日》中的生活原料都让作者受到强烈的思想感染，而发生创作冲动：“尽可能地给人们以较多较深的思想感染，使人们多少能够领会到革命力量和革命事业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前进的规律，从而得到一点鼓舞。”《我的团长我的团》是关于中国远征军的独特军事小说，作家的生活经历是创作的源泉：8000多名壮烈牺牲的中国远征军战士曾让他受到感染。但尽管如此，作者也没有一味塑造高大、神圣的形象，而是以最人性化的手笔来展现更多的特性。作者自身顽性十足，在人物塑造方面亦没有显得拘谨，并不刻意为其披上英雄主义的外衣。延续《士兵突击》，在首次实现军人形象世俗化之后他又一次成功塑造了川军团的一系列人物。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政治语境淡化的一个体现，也是作者对于军人的理解融入形象中，展现最真实的英雄。
第三，文学接受作为读者的一种审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作品创作，读者的接受观念是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建国初期，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和领袖极其崇拜，接受的观念也不多，所以临危不惧、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成了他们最关注的焦点，也大大增强了集体荣誉感。“屹立在巍然独立的沂蒙山孟良崮峰巅的最高处，睁大着他们鹰一样的光亮炯炯的眼睛，俯瞰着群山四野，构成了一个伟大的、崇高的、集体的英雄形象。”这是每一个《红日》读者都深深记忆的一段话，这样的胜利引起了读者的共鸣，英雄的刻画让读者形成一种强烈的心灵感应。而《我的团长我的团》诞生的这个时代，读者对于各类文学作品都有所见闻，新鲜的事物更能引起他们的关注。文学、影视的快速发展让一大批军事题材的作品进入受众的视野，受众对于“崇高美”的形态感到一定程度上的审美疲劳。《我的团长我的团》没有延续“一身正气、英勇睿智”的固定模式，而是创新性地创造出一群猥琐、狼狈的人物，使其完成英雄的使命，既迎合读者猎奇心理，又满足他们的“英雄情结”。
三、当前英雄塑造的积极价值
《红日》与《我的团长我的团》的诸多异质性体现了英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不断进步，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效应。《红日》初步表现了人物丰富性和艺术真实性；《我的团长我的团》更加完善这些性质，并在此基础上达到了去政治化，进一步地调整了受众的价值观念。爱英雄与爱民族之间有着绝大的联系，《我的团长我的团》更加体现出国共之间友好的价值。
首先，就英雄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艺术真实性而言，两部作品达到了不同程度的创新。很多评论说，石东根是《红日》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英雄，明显的缺点丰富了这个形象，异于千篇一律的完美英雄塑造，转向“人化”的道路。这是军事作品中英雄形象塑造的一大进步。《我的团长我的团》所塑造的英雄人物更成功体现了人物塑造的丰富性与艺术真实性，粗鄙、柔弱、勇猛与自私等交织的“人化”是英雄塑造中还原本色的最好表现。虞啸卿与龙文章的潜在对比也隐喻了英雄塑造的进步。虞啸卿的光彩有如《红日》里的沈振新，但是恃才傲物加上浓重的理想主义让这位英雄显得脱离现实，龙文章的形象颠覆神化，却成为英雄主角，英雄模式的转变在此得到成功的体现。《红日》中的英雄开始趋于真实，实则表现的仍是带着人性的神化英雄，而《我的团长我的团》是一群有着善良与缺陷却蕴满了英雄气概的人。在这些特性之下，人性的矛盾被客观地展示出来，生存及欲望对比集体理想显得真实。
其次，这样的塑造改变是对读者的一次价值观念调整。这个进步的过程反拨了常态的完美英雄形象，重建了人们的英雄观。这两部作品中的英雄塑造体现着作家和读者对于军人价值的界定与认同。卡莱尔在他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中提道：“一个伟大人物和他所能有的一切主要基础是忠实。他的心是生而忠诚的；他因忠诚而伟大。”除了忠诚这符号化的特质之外，真实的形象更能让受众接受。《红日》英雄开始偏人化，有着正常缺陷和情感生活，受众对于最原始的英雄崇拜不再盲目界定，光辉领袖形象让他们有了信仰。这是一个大的进步，但由于作家过多响应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塑造的是欢乐式英雄。《我的团长我的团》对于人物的“圆满”结局进行了纠偏，更能引导受众建构现代的英雄观。人性的外露，以及内心矛盾、情感流露塑造了普通小人物，而小人物能有所作为，有着伟大的“忠诚”，付出所有继而成为英雄。这样的价值观念不需要崇高的审美形态，也不会泯灭读者心中的英雄情结，而是让这种民族心理更为成熟，迎合了多元审美取向与心理追求。这是一次成功的反拨。
最后，去政治化在这个转变中是不容忽略的进步。《红日》带着浓厚的革命激情创造了红色的英雄，也在作品中对国民党军官进行了一番丑化的描写，将抗日军官张灵甫刻画得狡诈无比，这是革命语境下过分政治化的体现。《我的团长我的团》显然没有这样的趋势，它本身就以国民党军队远征军为主角，作者并非带着服务政治的目的来创作，而是用最客观的笔调刻画了国民党川军团与几名普通共产党士兵的形象，和平而不扭捏。这样的“去政治化”文学作品以真实的姿态进入读者的视野，更能为众多价值取向的读者接受。《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国军”文学作品略有失真的状况，让读者多方面地了解国军，在文学接受的环节中也做到很好的去政治化。在2005年的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充分肯定国民党所领导的正面抗战，国共关系也步步迈向友好。既然《红日》是献给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礼物，那《我的团长我的团》也可以被理解为国共友好的一份特别礼物。
参考文献：
［1］吴强.红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4.
［2］兰晓龙.我的团长我的团.新星出版社，2009：73.
［3］杨立元.创作动机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143.
［4］吴强.谈《红日》的创作体会.文学评论，1978，（03）.
［5］吴强.红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491.
［6］［英］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50.
本论文为湖州师范学院2011年度大学生科研项目结题成果，指导教师为王昌忠。
关键词： 当代军事题材小说 英雄形象 异质性
价值
当由《我的团长我的团》、《红日》、《亮剑》等军事题材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亮相荧屏之后，许多经典人物以“英雄”的形象扎根于观众脑中。
人们的英雄崇拜由来已久，这是人类一种极其普遍的心理情结。影视作品、文学作品是人们对于英雄观再认识的重要渠道，也是调整受众价值观念的组成部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之后，更多军事题材小说涌现于文坛，以《红日》、《我的团长我的团》为例，沈振新、虞啸卿、龙文章等人物的成功塑造让人们印象深刻，也成为荧屏形象的蓝本。由于多种原因，两部小说在英雄塑造方面有多个异质性，包括女性与爱情的因素，包括国共关系等都体现了不同时期英雄主义的不同表现。同时这些异质性体现了读者对于英雄观的逐步深入理解，体现了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一、英雄形象塑造异质性的体现
《红日》与《我的团长我的团》由于创作于不同年代，必定存在着较多异质性，映射两个不同时期的英雄塑造模式。具体异质表现为三大点：首先是两部作品对于英雄出场的不同设置，前者凸显红色基调，后者人物狼狈出场；其次是前者人物性格单调，后者诸多小人物性格丰富真实；最后是女性形象，前者塑造红色典型女性，后者还原女性的单纯柔弱却不乏勇气。
1.英雄出场的不同设置
《红日》是创作于1959年的“红色经典”，塑造的形象也十分“红色”，沈振新、梁波最为鲜明。“乌光闪闪的眼睛上面的两道浓眉，稍稍上竖，额头有些前迎，虽然在额头和眼角上已经显出几道淡淡的皱纹，却并没有减煞他的英武的神采。”这是沈振新的出场，几十个字展现出一名正直、英勇的军人及其领袖风范。梁波的亮相是一个成功的军事家，细节体现他敏锐的洞察力、明智的指挥。《红日》赋予他更多幽默乐观的因素，为英雄出场增添了新的色彩。这样的出场形式符合传统的英雄模式，英气十足，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明显的气场。
《我的团长我的团》没有延续以往固定的英雄模式，对英雄出场设置了狼狈的镜头。孟烦了在一场败仗中以装死存活。由他引出的其他人物，是一群溃兵。龙文章作为最“传奇”的人物，出场比这些溃兵更为落魄：他被当做日本兵来对付，“与其说肮脏不如说一身硝烟，他的衣服上溅着血迹”，没有霸气，没有威严。相对而言，虞啸卿的出场最为体面，全副武装的军队，先进的武器设备，英气逼人。这是出现在《我的团长我的团》里唯一威武的军官形象，然而对比《红日》，他并不是“大众英雄”般的存在。
2.高大形象到平凡形象的对比
《红日》里的人物更接近高大全式的英雄，牺牲个人利益，深受爱戴。初步摆脱这个英雄模式的是石东根：帽子、衣服着了火，他仍顽强战斗；但农民出身的他思维不缜密、判断不准确，面对同志的批评，急躁、骄傲。他在这部红色作品中是个调剂，但对于更多读者而言，这样不完美的形象显得更为真切、完整。这样的形象与那些雷打不动、枪打不死的“钢铁英雄”形成对比，《红日》已经显现一条神化到人化的道路，但由于时代的需要，这个时期的英雄形象仍偏向神化。
《我的团长我的团》则将英雄脱离神的符号，走向了人化。作品中几乎每一个形象都在狼狈中打滚，小人物的设置是较前者而言最为鲜明的一个异质性。无组织无纪律，迷龙就是这群人中的代表，冲动野蛮，我行我素，但是对战争、对家乡有着一种热忱。不辣为了上战场在黑市当场咬掉自己的小手指，看似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却有着够格的忠诚与忠义。郝兽医没多少担当，但有着绝对的耐心和爱心。时势造英雄，在那样的背景下，普通的他们成了毋庸置疑的英雄。神化到人化的过渡基本完成，英雄人物形象的平民化体现了更多的本色。
3.女性角色刚与柔的对比
《红日》中除了大量男性英雄外，女性也带着“英雄”的符号。如黎青，在后方救死扶伤，默默支持革命；如华静，豪爽大方，勇敢睿智，颇有巾帼英雄的气概。钱阿菊也是一位英勇的女性，为了革命的最后胜利忍受别离，与丈夫一样把感情置于理性之后，最后加入了军队。勇敢、坚毅是她们这群女性的代名词，她们的革命精神能与男性英雄们媲美。这些女英雄的出现缓和了军事题材小说中男性人物过多的阳刚之气，在注入新鲜元素的同时不缺正义。
《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女性只是纯粹的传统女性。陈小醉是个苦难的土娼，却也不失女孩的天真善良与敢爱敢恨。如果说她是跃动的小溪，那么迷龙的老婆上官戒慈就是一个小湖，温婉平静，知书达理，在战争中始终保持着女性的恬静，在这部男人味十足的作品中又加入了一抹温柔的色彩。女性的品质有了一种全新的诠释，温柔并有一种坚强果敢在其中。这两位女性是作品中令人舒适的角色，成为战争背景下心地美好的中国女性形象，同时又为作品中的男性形象添加色彩：他们不是神圣的英雄，他们也有情感，也是人，那又是人化的体现。
二、英雄形象异质性原因探究
两部作品中的三个异质性直观地体现了一条英雄形象从神化到人化的路线，也表示着英雄崇拜观念的转变。时代变迁，造成《红日》与《我的团长我的团》之间这些异质性的原因有三：政治环境的变化，创作主体的动机区别，读者的接受观念及价值观有异。
第一，政治环境是文学创作的大背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的最浓重特色就是政治性凌驾于文学性之上，那是一种形势认可的政治倾向。《红日》这样的作品在五六十年代并不鲜见，在主流意识形态下塑造了一系列有胆有识、英勇不屈的英雄形象，昂扬着革命精神，弥漫着胜利气息。在非文艺因素的影响下，贯彻着“文学服务政治”的观念。当然，这样的创作是出于对当时政治的满意、对胜利的欢喜以及对未来的肯定，所以才刻画那么多立场坚定、品德高尚的英雄人物。《我的团长我的团》创作于二十一世纪，文化政策相对放宽，作品正是在这样开放的文化背景下，一改“神化”的英雄形象，塑造了全面生动的人物。这是在经历长期的理想化书写之后，文坛对于“英雄”的一种人性回归的现象，同时也是在开放的政治背景下肯定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力量。
第二，两部作品英雄形象的异质性的原因也出在创作主体与创作动机上。孟良崮战役的胜利给了《红日》作者吴强先生无限的喜悦，杨立元在《创作动机论》中提出，欢愉可以转化为创作动机。沈振新、梁波的原型，以及《红日》中的生活原料都让作者受到强烈的思想感染，而发生创作冲动：“尽可能地给人们以较多较深的思想感染，使人们多少能够领会到革命力量和革命事业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前进的规律，从而得到一点鼓舞。”《我的团长我的团》是关于中国远征军的独特军事小说，作家的生活经历是创作的源泉：8000多名壮烈牺牲的中国远征军战士曾让他受到感染。但尽管如此，作者也没有一味塑造高大、神圣的形象，而是以最人性化的手笔来展现更多的特性。作者自身顽性十足，在人物塑造方面亦没有显得拘谨，并不刻意为其披上英雄主义的外衣。延续《士兵突击》，在首次实现军人形象世俗化之后他又一次成功塑造了川军团的一系列人物。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政治语境淡化的一个体现，也是作者对于军人的理解融入形象中，展现最真实的英雄。
第三，文学接受作为读者的一种审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作品创作，读者的接受观念是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建国初期，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和领袖极其崇拜，接受的观念也不多，所以临危不惧、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成了他们最关注的焦点，也大大增强了集体荣誉感。“屹立在巍然独立的沂蒙山孟良崮峰巅的最高处，睁大着他们鹰一样的光亮炯炯的眼睛，俯瞰着群山四野，构成了一个伟大的、崇高的、集体的英雄形象。”这是每一个《红日》读者都深深记忆的一段话，这样的胜利引起了读者的共鸣，英雄的刻画让读者形成一种强烈的心灵感应。而《我的团长我的团》诞生的这个时代，读者对于各类文学作品都有所见闻，新鲜的事物更能引起他们的关注。文学、影视的快速发展让一大批军事题材的作品进入受众的视野，受众对于“崇高美”的形态感到一定程度上的审美疲劳。《我的团长我的团》没有延续“一身正气、英勇睿智”的固定模式，而是创新性地创造出一群猥琐、狼狈的人物，使其完成英雄的使命，既迎合读者猎奇心理，又满足他们的“英雄情结”。
三、当前英雄塑造的积极价值
《红日》与《我的团长我的团》的诸多异质性体现了英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不断进步，体现了不同的美学效应。《红日》初步表现了人物丰富性和艺术真实性；《我的团长我的团》更加完善这些性质，并在此基础上达到了去政治化，进一步地调整了受众的价值观念。爱英雄与爱民族之间有着绝大的联系，《我的团长我的团》更加体现出国共之间友好的价值。
首先，就英雄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艺术真实性而言，两部作品达到了不同程度的创新。很多评论说，石东根是《红日》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英雄，明显的缺点丰富了这个形象，异于千篇一律的完美英雄塑造，转向“人化”的道路。这是军事作品中英雄形象塑造的一大进步。《我的团长我的团》所塑造的英雄人物更成功体现了人物塑造的丰富性与艺术真实性，粗鄙、柔弱、勇猛与自私等交织的“人化”是英雄塑造中还原本色的最好表现。虞啸卿与龙文章的潜在对比也隐喻了英雄塑造的进步。虞啸卿的光彩有如《红日》里的沈振新，但是恃才傲物加上浓重的理想主义让这位英雄显得脱离现实，龙文章的形象颠覆神化，却成为英雄主角，英雄模式的转变在此得到成功的体现。《红日》中的英雄开始趋于真实，实则表现的仍是带着人性的神化英雄，而《我的团长我的团》是一群有着善良与缺陷却蕴满了英雄气概的人。在这些特性之下，人性的矛盾被客观地展示出来，生存及欲望对比集体理想显得真实。
其次，这样的塑造改变是对读者的一次价值观念调整。这个进步的过程反拨了常态的完美英雄形象，重建了人们的英雄观。这两部作品中的英雄塑造体现着作家和读者对于军人价值的界定与认同。卡莱尔在他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中提道：“一个伟大人物和他所能有的一切主要基础是忠实。他的心是生而忠诚的；他因忠诚而伟大。”除了忠诚这符号化的特质之外，真实的形象更能让受众接受。《红日》英雄开始偏人化，有着正常缺陷和情感生活，受众对于最原始的英雄崇拜不再盲目界定，光辉领袖形象让他们有了信仰。这是一个大的进步，但由于作家过多响应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塑造的是欢乐式英雄。《我的团长我的团》对于人物的“圆满”结局进行了纠偏，更能引导受众建构现代的英雄观。人性的外露，以及内心矛盾、情感流露塑造了普通小人物，而小人物能有所作为，有着伟大的“忠诚”，付出所有继而成为英雄。这样的价值观念不需要崇高的审美形态，也不会泯灭读者心中的英雄情结，而是让这种民族心理更为成熟，迎合了多元审美取向与心理追求。这是一次成功的反拨。
最后，去政治化在这个转变中是不容忽略的进步。《红日》带着浓厚的革命激情创造了红色的英雄，也在作品中对国民党军官进行了一番丑化的描写，将抗日军官张灵甫刻画得狡诈无比，这是革命语境下过分政治化的体现。《我的团长我的团》显然没有这样的趋势，它本身就以国民党军队远征军为主角，作者并非带着服务政治的目的来创作，而是用最客观的笔调刻画了国民党川军团与几名普通共产党士兵的形象，和平而不扭捏。这样的“去政治化”文学作品以真实的姿态进入读者的视野，更能为众多价值取向的读者接受。《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国军”文学作品略有失真的状况，让读者多方面地了解国军，在文学接受的环节中也做到很好的去政治化。在2005年的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充分肯定国民党所领导的正面抗战，国共关系也步步迈向友好。既然《红日》是献给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礼物，那《我的团长我的团》也可以被理解为国共友好的一份特别礼物。
参考文献：
［1］吴强.红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4.
［2］兰晓龙.我的团长我的团.新星出版社，2009：73.
［3］杨立元.创作动机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143.
［4］吴强.谈《红日》的创作体会.文学评论，1978，（03）.
［5］吴强.红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491.
［6］［英］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50.
本论文为湖州师范学院2011年度大学生科研项目结题成果，指导教师为王昌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