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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党在全国掀起了土地革命高潮。湖南共产党人一马当先，踊跃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湘南起义、桑植起义、平江起义等，在湖南和周边的热土上，开展武装割据，建设红色政权。湖南共产党人以其心忧天下的使命意识、善思明辨的智慧卓识、敢为人先的无畏勇气和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为党制定正确的工作方针，树起红旗；发动武装起义，创建工农革命军队；开辟和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革命政权，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八七会议上发表真知灼见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有7名湖南人参加了此次重要会议，他们是：中央委员李维汉、邓中夏、任弼时、罗亦农、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这批湖南人一大半从国外留学回来，拥有学识，富有见地，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为会议形成正确的决定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八七会议中有两名主持人，一是瞿秋白，一是李维汉。李维汉是湖南长沙人，他与毛泽东、蔡和森同为湖南第一师范校友。一同组织了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3年至1927年，他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成为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5个委员之一。由于环境险恶，会议仅安排了一天时间。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作完报告后，会议代表开始发言。正是这些发言，为会议定下了方向和基调。会议代表发言时，湖南人非常踊跃。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纷纷发言，意见尖锐中肯。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军事斗争问题，一是农民土地问题。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关于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提出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当务之急要解决小地主问题，确定斗争方向。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的发言也都是集中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问题、武装斗争问题方面的右倾错误。
按照程序，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湖南7人全部当选，罗亦农、李维汉、任弼时为政治局委员，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维汉还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决策，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蔡和森为北方局秘书，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在湘赣边区领导秋收起义。任弼时当时仅23岁，被选入中央政治局，成为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在武装起义中树起党的红旗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领导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湖南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在三湘大地领导发动了4次著名武装起义，使湖南成为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区域之一，率先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为创建工农红军立下汗马功劳。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湖南，与彭公达等湖南省委成员一起，筹划领导秋收起义。他们抛弃了国民党的旗帜，高高树起了共产党的红旗。南昌起义虽然最先举起武装斗争的大旗，却是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下进行的。毛泽东在讨论秋收起义计划的湖南省委会议上，坚决主张这次起义必须“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提出了在当时极具勇气的主张。他以中共湖南省委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说：国民党的旗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然会再失败。毛泽东与湖南省委的意见，促使中央之后一些政策发生变化。毛泽东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亲自到株洲、安源、铜鼓等地组织骨干军事力量。在从安源到铜鼓的途中，他意外遇险，差点落入敌人手里，关键时刻，几块银元帮了忙。起义前3天，毛泽东同潘心源一起离开安源前往铜鼓，中午时分，他们遭遇了一伙团防队的兵丁。潘心源是浏阳人，他用方言声称毛泽东是他家请的来开馆教学的先生，但团丁不信，扭住了继续前行的潘心源。毛泽东一看情势不对，暗中将口袋里的银元撒落在地上，趁着团丁们争着抢银元的时机，飞快跑进一片竹林，冲进一个高地下面的水塘中，利用塘边高高的野草将自己隐藏起来。天色渐黑，敌人放弃了搜寻。这是毛泽东在他几十年革命斗争生涯中唯一一次差点落入敌人手里却奇迹脱险的经历。他带着逃脱中受伤的脚，指挥了著名的秋收起义。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常委易礼容、夏明翰等参与了秋收起义的领导、筹备。彭公达是湘潭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湖南区委农民部长、省农民协会秘书，马日事变前夕出任秘密临时省委委员，马日事变后赶往湘潭参加了柳直苟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在湘潭乡下组织工农义勇军。八七会议召开时他被指定为湖南代表出席会议，回湖南后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是湘乡人，早年参加新民学会，1920年8月与毛泽东等共同创办文化书社，他负责经营，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共湖南支部、中共湘区委员会提供活动经费。他是湖南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马日事变后，曾任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军委书记、代理书记。秋收起义时，他任中共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书记，指导各县工农暴动，配合起义主力部队，夺取长沙。夏明翰是衡阳人，1921年入党，1924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并负责农委工作，后兼任省委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长沙地委书记，在推动湖南农民运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八七会议后，他在湖南积极参加组织秋收起义。没料到，第二年在湖北不幸被国民党逮捕，英勇就义，留下了一首被传颂至今的不朽诗歌：“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桑植起义、平江起义都是由湖南人在湖南境内领导发动的，这两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贺龙、彭德怀，成长为共和国元帅。大革命时期，贺龙是北伐军中著名的将领，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大革命失败后，他率部参加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他前往湘鄂边，组织工农革命军，发动桑植起义。彭德怀是湘潭县人，少时因家贫辍学务农，后加入湘军，参加北伐，结识共产党人段德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他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7月，他与滕代远、黄公略等一起领导发动了平江起义。
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一名风云人物，那就是石门人王尔琢。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生，是周恩来 最得意的学生，并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南昌起义，领导了湘南起义，参与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曾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参谋长，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红四军军委委员，中共湘赣边特委委员，是当时最年轻的指挥官之一。他协助毛泽东、朱德等指挥战斗，挫败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进剿”和“会剿”，成为红军早期杰出的将领之一，为保卫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令人痛心的是，1928年8月，他为追回被叛徒袁崇全胁迫的两个连，遭叛徒开枪射击牺牲。毛泽东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为他写了一副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待到胜利方始休。”
湖南人在其他地域发生的重要武装起义也有不俗表现甚至担任重要角色。南昌起义中，湖南人的功劳就不可小觑。起义领导工作的直接参与者、主要决策人有李立三，参与领导工作的还有林伯渠、邓中夏、郭亮，起义总指挥是贺龙，参加起义的则有更多湖南人：徐特立、毛泽覃、蔡申熙、王尔琢、粟裕、萧克、陈赓、许光达、陶铸、唐天际、谭家述等。参加广州起义的湖南人有：陶铸、蔡申熙、袁国平、黄公略、方维夏等。罗亦农、任弼时、向警予、郭亮、罗荣桓等参加了湖北的秋收起义；袁任远、宛旦平等参加了广西左右江起义等等。
毛泽东、彭德怀、贺龙等湖南共产党人领导的这些武装起义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第一军团、第二军团、第三军团和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的基础。
在三湘热土建立红色政权
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湖南共产党人，率领保留下来的工农武装转向农村，相继开辟了5大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斗争中，湖南人演绎了英勇、传奇、动人而悲壮的故事。
何长工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何长工是华容人，他和毛泽东早在1918年北京留法预备班上就认识，其足智多谋、能言善辩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深受毛泽东器重和信赖。他参与组织秋收起义的许多具体工作，如设计制作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面军旗，并在起义部队中担任连党代表和团部参谋。到达井冈山后，他受毛泽东委派，冒着3次被抓被杀的危险，终于在韶关找到朱德，为朱、毛会师奠定了基础。之后，他又受命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党代表、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为改造袁文才、王佐这支农民武装，以及国民党驻防桂东沙田的毕占云营起义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我党的武装力量建设探索了宝贵经验。他除了南联“朱陈”，还北接“彭滕”，成功掩护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部队到达井冈山，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红军主力。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由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和洪湖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南县人段德昌，与贺龙、周逸群一道，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他从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后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与彭德怀相识，并介绍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按照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转入鄂西一带从事农民运动，开展游击战争。1930年后，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副军长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红二军团第六军政委、军长，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赤色警卫队总队长，率领红六军驰骋荆江两岸，参与创建和巩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根据地。在担任红三军第九师师长期间，他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方法，指挥部队连战告捷，取得了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等战斗的胜利，保卫和扩大了湘鄂西苏区，被苏区军民誉为“常胜将军”。他善于思考，具有较强军事指挥才能。在红三军被迫离开洪湖苏区时，他率领红九师担负阻击、断后等艰巨任务，转战3500余公里，最终到达湘鄂边。遗憾的是，年仅29岁的他正欲建树一番事业时，却在“肃反”中被诬陷错杀。
黄公略无愧为湘鄂赣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他除了参加发动平江起义，而且一直坚守在湘鄂赣边，为根据地的开创、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黄公略是湘乡人，1922年，他与李灿、彭德怀一起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后参加北伐战争，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与彭德怀一起领导平江起义，10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开往井冈山，黄公略留下来领导红五军的一、二、三纵队，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等一带开展积极的游击战争。当时敌人调集10倍于红军的力量，妄图一口吃掉这部分红军，黄公略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卓越的指挥才能，率领部队在湘鄂赣边界万山丛林中艰苦转战。他采取化整为零、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等灵活的游击战术，积极打击敌人，取得毛田、白沙等许多战斗的胜利。这期间，他率部帮助平江、浏阳等地建立起10多个区苏维埃政权，创建了湘鄂赣苏区。1929年9月，他任红五军副军长，参与制定和指挥红五军向北开辟鄂东南地区，向南打能与湘赣苏区联系的作战行动，扩大了湘鄂赣苏区。后来，他担任红六军军长，在赣西南开展游击战争，其军事才能得到毛泽东赞扬，曾写下“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的著名诗句。令人扼腕的是，黄公略在1931年指挥部队转移途中壮烈牺牲。
任弼时、萧克、王震都参加了当时湖南的多个根据地的建设，尤其共同开辟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弼时是汨罗人，他于1933年来湘赣苏区，任湘赣省委书记，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战略战术，不断对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抵制和纠正。1934年11月，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后改称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成立，任弼时任书记。任弼时领导省委坚持党对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建设的绝对领导，对红二、六军团的红军主力及所辖各县的游击武装加强政治建设。在任弼时为书记的湘鄂川黔省委领导下，根据地迅速发展、巩固。萧克是嘉禾人，早年在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一团的一个连任政治指导员，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随部参加了南昌起义，后加入朱德部队。他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任红四军连长、营长、营党代表、第一纵队参谋长等职。在井冈山的“八月失败”中，红四军第二十七团回乡心切，不战而溃，而萧克指挥的三营七连，却保持完整建制归队，一时传为佳话。1932年10月，他任红八军军长，击退了国民党对湘赣苏区的进攻，保卫、巩固了湘赣革命根据地。1934年8月，他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与军团政委王震率部到贵州印江县与红二军团会师，然后发动湘西攻势，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王震是浏阳人，早年在长沙参加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与了湘鄂赣、湘赣、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斗争。1929年底，他任浏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司令员，在平江、浏阳、长沙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参与组建湘鄂赣边区特区区委，任特区区委书记、湘鄂赣边区赤卫军第六师政委。之后，相继任红八军师政委、代理军长，中共湘赣省委委员。他在湘赣苏区英勇作战，与红八军军长萧克一起指挥部队取得了俘敌旅长侯鹏飞以下官兵2000余人的重大胜利，受到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通令嘉奖。1934年8月，他任红六军团政委，开始和萧克一道，在任弼时的领导下，与红二军团会师，共同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还有一大批湖南人参加了这些武装起义和根据地建设，或作为边区党委成员领导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或在部队与国民党军英勇作战，主要有：谭震林、罗荣桓、粟裕、谭政、黄克诚、曾土峨、钟期光、郭鹏、刘先胜、杨梅生、邓华、朱良才、李聚奎、杨得志、宋任穷、宋时轮、王紫峰、李寿轩、萧新槐、张令彬、欧阳毅、姚蔷、周玉成、唐天际、曹里怀、赖毅、谭希林、江华、刘型、张际春、周里、曾志、黄鳌、贺锦斋、贺桂如、李云卿、许光达、柳直苟、卢冬生、廖汉生、张树芝、毛简青、张昆弟、王炳南、李灿、苏振华、傅秋涛、彭绍辉、刘志坚、王首道、袁德生、谭余保、李天柱、蔡会文、李达、张子意、谭家述、甘泗淇等等。
正是这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湖南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时期，进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批湖南人有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成为烈士，有的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更多的则成为军事家和高级将领，成为独特而耀眼的湖南人物群体。
在八七会议上发表真知灼见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有7名湖南人参加了此次重要会议，他们是：中央委员李维汉、邓中夏、任弼时、罗亦农、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这批湖南人一大半从国外留学回来，拥有学识，富有见地，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为会议形成正确的决定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八七会议中有两名主持人，一是瞿秋白，一是李维汉。李维汉是湖南长沙人，他与毛泽东、蔡和森同为湖南第一师范校友。一同组织了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3年至1927年，他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成为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5个委员之一。由于环境险恶，会议仅安排了一天时间。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作完报告后，会议代表开始发言。正是这些发言，为会议定下了方向和基调。会议代表发言时，湖南人非常踊跃。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纷纷发言，意见尖锐中肯。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军事斗争问题，一是农民土地问题。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关于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提出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当务之急要解决小地主问题，确定斗争方向。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的发言也都是集中批评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问题、武装斗争问题方面的右倾错误。
按照程序，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湖南7人全部当选，罗亦农、李维汉、任弼时为政治局委员，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维汉还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决策，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蔡和森为北方局秘书，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在湘赣边区领导秋收起义。任弼时当时仅23岁，被选入中央政治局，成为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在武装起义中树起党的红旗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领导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湖南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在三湘大地领导发动了4次著名武装起义，使湖南成为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区域之一，率先树起了共产党的旗帜，为创建工农红军立下汗马功劳。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湖南，与彭公达等湖南省委成员一起，筹划领导秋收起义。他们抛弃了国民党的旗帜，高高树起了共产党的红旗。南昌起义虽然最先举起武装斗争的大旗，却是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下进行的。毛泽东在讨论秋收起义计划的湖南省委会议上，坚决主张这次起义必须“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提出了在当时极具勇气的主张。他以中共湖南省委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说：国民党的旗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然会再失败。毛泽东与湖南省委的意见，促使中央之后一些政策发生变化。毛泽东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亲自到株洲、安源、铜鼓等地组织骨干军事力量。在从安源到铜鼓的途中，他意外遇险，差点落入敌人手里，关键时刻，几块银元帮了忙。起义前3天，毛泽东同潘心源一起离开安源前往铜鼓，中午时分，他们遭遇了一伙团防队的兵丁。潘心源是浏阳人，他用方言声称毛泽东是他家请的来开馆教学的先生，但团丁不信，扭住了继续前行的潘心源。毛泽东一看情势不对，暗中将口袋里的银元撒落在地上，趁着团丁们争着抢银元的时机，飞快跑进一片竹林，冲进一个高地下面的水塘中，利用塘边高高的野草将自己隐藏起来。天色渐黑，敌人放弃了搜寻。这是毛泽东在他几十年革命斗争生涯中唯一一次差点落入敌人手里却奇迹脱险的经历。他带着逃脱中受伤的脚，指挥了著名的秋收起义。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常委易礼容、夏明翰等参与了秋收起义的领导、筹备。彭公达是湘潭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湖南区委农民部长、省农民协会秘书，马日事变前夕出任秘密临时省委委员，马日事变后赶往湘潭参加了柳直苟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在湘潭乡下组织工农义勇军。八七会议召开时他被指定为湖南代表出席会议，回湖南后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是湘乡人，早年参加新民学会，1920年8月与毛泽东等共同创办文化书社，他负责经营，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共湖南支部、中共湘区委员会提供活动经费。他是湖南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马日事变后，曾任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军委书记、代理书记。秋收起义时，他任中共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书记，指导各县工农暴动，配合起义主力部队，夺取长沙。夏明翰是衡阳人，1921年入党，1924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并负责农委工作，后兼任省委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长沙地委书记，在推动湖南农民运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八七会议后，他在湖南积极参加组织秋收起义。没料到，第二年在湖北不幸被国民党逮捕，英勇就义，留下了一首被传颂至今的不朽诗歌：“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桑植起义、平江起义都是由湖南人在湖南境内领导发动的，这两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贺龙、彭德怀，成长为共和国元帅。大革命时期，贺龙是北伐军中著名的将领，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大革命失败后，他率部参加并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他前往湘鄂边，组织工农革命军，发动桑植起义。彭德怀是湘潭县人，少时因家贫辍学务农，后加入湘军，参加北伐，结识共产党人段德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他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7月，他与滕代远、黄公略等一起领导发动了平江起义。
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一名风云人物，那就是石门人王尔琢。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生，是周恩来 最得意的学生，并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南昌起义，领导了湘南起义，参与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曾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参谋长，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红四军军委委员，中共湘赣边特委委员，是当时最年轻的指挥官之一。他协助毛泽东、朱德等指挥战斗，挫败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进剿”和“会剿”，成为红军早期杰出的将领之一，为保卫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令人痛心的是，1928年8月，他为追回被叛徒袁崇全胁迫的两个连，遭叛徒开枪射击牺牲。毛泽东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为他写了一副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待到胜利方始休。”
湖南人在其他地域发生的重要武装起义也有不俗表现甚至担任重要角色。南昌起义中，湖南人的功劳就不可小觑。起义领导工作的直接参与者、主要决策人有李立三，参与领导工作的还有林伯渠、邓中夏、郭亮，起义总指挥是贺龙，参加起义的则有更多湖南人：徐特立、毛泽覃、蔡申熙、王尔琢、粟裕、萧克、陈赓、许光达、陶铸、唐天际、谭家述等。参加广州起义的湖南人有：陶铸、蔡申熙、袁国平、黄公略、方维夏等。罗亦农、任弼时、向警予、郭亮、罗荣桓等参加了湖北的秋收起义；袁任远、宛旦平等参加了广西左右江起义等等。
毛泽东、彭德怀、贺龙等湖南共产党人领导的这些武装起义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第一军团、第二军团、第三军团和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的基础。
在三湘热土建立红色政权
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湖南共产党人，率领保留下来的工农武装转向农村，相继开辟了5大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斗争中，湖南人演绎了英勇、传奇、动人而悲壮的故事。
何长工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何长工是华容人，他和毛泽东早在1918年北京留法预备班上就认识，其足智多谋、能言善辩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深受毛泽东器重和信赖。他参与组织秋收起义的许多具体工作，如设计制作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面军旗，并在起义部队中担任连党代表和团部参谋。到达井冈山后，他受毛泽东委派，冒着3次被抓被杀的危险，终于在韶关找到朱德，为朱、毛会师奠定了基础。之后，他又受命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党代表、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为改造袁文才、王佐这支农民武装，以及国民党驻防桂东沙田的毕占云营起义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我党的武装力量建设探索了宝贵经验。他除了南联“朱陈”，还北接“彭滕”，成功掩护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部队到达井冈山，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红军主力。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由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和洪湖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南县人段德昌，与贺龙、周逸群一道，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他从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后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与彭德怀相识，并介绍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按照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转入鄂西一带从事农民运动，开展游击战争。1930年后，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副军长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红二军团第六军政委、军长，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赤色警卫队总队长，率领红六军驰骋荆江两岸，参与创建和巩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根据地。在担任红三军第九师师长期间，他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方法，指挥部队连战告捷，取得了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等战斗的胜利，保卫和扩大了湘鄂西苏区，被苏区军民誉为“常胜将军”。他善于思考，具有较强军事指挥才能。在红三军被迫离开洪湖苏区时，他率领红九师担负阻击、断后等艰巨任务，转战3500余公里，最终到达湘鄂边。遗憾的是，年仅29岁的他正欲建树一番事业时，却在“肃反”中被诬陷错杀。
黄公略无愧为湘鄂赣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他除了参加发动平江起义，而且一直坚守在湘鄂赣边，为根据地的开创、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黄公略是湘乡人，1922年，他与李灿、彭德怀一起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后参加北伐战争，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与彭德怀一起领导平江起义，10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开往井冈山，黄公略留下来领导红五军的一、二、三纵队，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等一带开展积极的游击战争。当时敌人调集10倍于红军的力量，妄图一口吃掉这部分红军，黄公略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卓越的指挥才能，率领部队在湘鄂赣边界万山丛林中艰苦转战。他采取化整为零、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等灵活的游击战术，积极打击敌人，取得毛田、白沙等许多战斗的胜利。这期间，他率部帮助平江、浏阳等地建立起10多个区苏维埃政权，创建了湘鄂赣苏区。1929年9月，他任红五军副军长，参与制定和指挥红五军向北开辟鄂东南地区，向南打能与湘赣苏区联系的作战行动，扩大了湘鄂赣苏区。后来，他担任红六军军长，在赣西南开展游击战争，其军事才能得到毛泽东赞扬，曾写下“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的著名诗句。令人扼腕的是，黄公略在1931年指挥部队转移途中壮烈牺牲。
任弼时、萧克、王震都参加了当时湖南的多个根据地的建设，尤其共同开辟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弼时是汨罗人，他于1933年来湘赣苏区，任湘赣省委书记，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战略战术，不断对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抵制和纠正。1934年11月，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后改称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成立，任弼时任书记。任弼时领导省委坚持党对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建设的绝对领导，对红二、六军团的红军主力及所辖各县的游击武装加强政治建设。在任弼时为书记的湘鄂川黔省委领导下，根据地迅速发展、巩固。萧克是嘉禾人，早年在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一团的一个连任政治指导员，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随部参加了南昌起义，后加入朱德部队。他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任红四军连长、营长、营党代表、第一纵队参谋长等职。在井冈山的“八月失败”中，红四军第二十七团回乡心切，不战而溃，而萧克指挥的三营七连，却保持完整建制归队，一时传为佳话。1932年10月，他任红八军军长，击退了国民党对湘赣苏区的进攻，保卫、巩固了湘赣革命根据地。1934年8月，他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与军团政委王震率部到贵州印江县与红二军团会师，然后发动湘西攻势，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王震是浏阳人，早年在长沙参加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与了湘鄂赣、湘赣、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斗争。1929年底，他任浏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司令员，在平江、浏阳、长沙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参与组建湘鄂赣边区特区区委，任特区区委书记、湘鄂赣边区赤卫军第六师政委。之后，相继任红八军师政委、代理军长，中共湘赣省委委员。他在湘赣苏区英勇作战，与红八军军长萧克一起指挥部队取得了俘敌旅长侯鹏飞以下官兵2000余人的重大胜利，受到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通令嘉奖。1934年8月，他任红六军团政委，开始和萧克一道，在任弼时的领导下，与红二军团会师，共同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还有一大批湖南人参加了这些武装起义和根据地建设，或作为边区党委成员领导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或在部队与国民党军英勇作战，主要有：谭震林、罗荣桓、粟裕、谭政、黄克诚、曾土峨、钟期光、郭鹏、刘先胜、杨梅生、邓华、朱良才、李聚奎、杨得志、宋任穷、宋时轮、王紫峰、李寿轩、萧新槐、张令彬、欧阳毅、姚蔷、周玉成、唐天际、曹里怀、赖毅、谭希林、江华、刘型、张际春、周里、曾志、黄鳌、贺锦斋、贺桂如、李云卿、许光达、柳直苟、卢冬生、廖汉生、张树芝、毛简青、张昆弟、王炳南、李灿、苏振华、傅秋涛、彭绍辉、刘志坚、王首道、袁德生、谭余保、李天柱、蔡会文、李达、张子意、谭家述、甘泗淇等等。
正是这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湖南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时期，进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批湖南人有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成为烈士，有的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更多的则成为军事家和高级将领，成为独特而耀眼的湖南人物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