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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孙子兵法》是中华军事文化的经典之作，是在海外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典籍之一，其英译史长达百余年。然而，现有英译研究以定性为主，缺乏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研究，在客觀性与科学性上不尽人意。选取中国与美国英译《孙子兵法》第一人郑麐1946年译本和格里菲斯（Samuel Griffith）1963年译本创建语料库。从词汇、句子和语篇等层面进行两个译本的译文语言特征比较，并以最高频主题字“地”为例，比较两位译者的翻译方法。以此揭示译者背景身份、人生经历、翻译目的、读者对象等对翻译所起的隐形的操控作用。
关键词：《孙子兵法》;英译比较;语料库;郑麐;格里菲斯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769（2019）03-101-08
一、引言
《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最著名的兵法，被称为“兵经”。一般认为，该书为春秋末期齐国人孙武所作，成书于其进献吴王阖闾之时，即公元前512年左右。宋代以来，《孙子兵法》位列“武经七书”之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为“百代谈兵之祖”。2017年9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10部典籍即包括《孙子兵法》，该书被尊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孙子兵法》是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一本书，是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最重视的三本书是《易经》《老子》《孙子兵法》。[1]该书在海外影响深远，1772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将其译为法文在巴黎出版，《孙子兵法》首次进入西方世界。1905年，英国皇家炮兵上尉卡尔斯罗普（E. F. Calthrop）在东京出版其英译本，揭开该书英译的序幕。据统计，就子书外译而言，翻译语种最多的即是《孙子兵法》。[2]全世界各语种的《孙子兵法》版本已超过700种，[3]英译本数量已经达到50多个（按每个译者1种版本计），[4]并且仍有新译本问世①。然而，现有《孙子兵法》英译研究中，“英译比较研究所占比重很小……研究语料有待拓宽，而且有必要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5]。因此，创建《孙子兵法》英译语料库，不仅有助于译本收集、整理与电子化转变，还能推动定量研究开展，促进英译比较研究的客观化与科学化。
二、郑麐与格里菲斯及其译本简介
本研究选取郑麐1946年译本与格里菲斯1963年译本创建语料库。两者分别为中国与美国英译《孙子兵法》第一人，其译本均为全译本，出版时间较近，具有比较研究的可行性。郑麐（1901-1977），字相衡，广东潮阳人，1945年在重庆出版其《孙子兵法》英译本，1946年在上海由世界书局重印再版。世界学院中国学典馆创建人杨家骆为其作序：“潮阳郑相衡先生以英吉利文字译群经诸子，正欧人所译汉籍之刺谬，而为中西文化交通之媒介。于孙子兵法，病英汉学家斋尔士译本之未尽当，乃就骆北泉山馆孙星衍校孙子十家注本而重译之”[6]。有关郑麐的资料极少，《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有简短记载：“1932年6月21日任铁道部秘书，同年10月31日调任该部参事，1933年12月免职”[7]。张伟在《谁人识得郑相衡》一文中也有简略介绍：“20世纪初留学欧美，先在哈佛学习哲学，继就学牛津研究历史，归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他）知道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很少，因此想承担‘桥梁’的责任……把中国文化的精髓推向世界”[8]。
格里菲斯（1906-1983），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官，1935年至1938年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学习并掌握了汉语。他曾参加二战，1945年至1947年分别在天津和青岛服役，1951年任太平洋舰队参谋长。他退役后入牛津大学学习，1961年获中国军事史专业博士学位，其译本即是由自己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中国代表作丛书”。他讲道：“如果西方国家的领导者读过希特勒《我的奋斗》的话，他们对付起希特勒来将会更为游刃有余。学习一下毛泽东的讲话与著作，还有那些构成其思想源泉的主要书籍，同样会有助于当今的西方领导者。这些主要书籍中，《孙子兵法》不可或缺”[9]55-56，可见，其翻译目的是出于军事战略考量。他与郑麐一样，也以孙星衍《孙子十家注》为翻译底本，但他对郑麐却贬损有加：“其英语水平如此之低，以至于他的译本毫无价值”[9]182。学界大多引用格里菲斯这一评语，罕见对郑麐译本的相关研究。然而，郑麐作为中国英译《孙子兵法》第一人，具有开创意义，其译本多次再版，被海外众多知名图书馆馆藏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三、《孙子兵法》英译语料库的创建
语料库的创建“是技术手段，是基础设施，也体现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其加工方式和程度直接影响研究课题的开展”[10]。本研究目的有二：一是比较分析两个译文的语言特征;二是统计原文高频主题字，比较分析两位译者的翻译方法。因此需要创建汉语原文、郑译文、格译文单语语料库，以及郑译文、格译文双语平行语料库。具体步骤如下：
（一）语料获取
郑麐与格里菲斯纸质译本：The Art of War：Military Manual Written Cir. B. C. 510， Cheng Lin，The World Book Company， Ltd. Shanghai，China，1946; Sun Tzu： The Art of War，Samuel Griffit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 郑译本包括：杨家骆汉语序言;《孙子兵法》原文;郑麐英语序言;《孙子兵法》英译文。格译本包括：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序言、格里菲斯前言、导论、《孙子兵法》英译文、附录等。导论包括孙武介绍、《孙子兵法》流传版本、成书时代背景、孙武论战争、孙子与毛泽东，附录包括《吴子兵法》译注、孙子对日本军事思想的影响、《孙子兵法》的西方语言译介、历代注家简介。郑译本不含注释，格译本有较多注释。本研究仅选两者的英译文创建语料库，其它副文本内容暂不纳入。《孙子兵法》原文从古诗词网（https：//so.gushiwen.org/guwen/book_3.aspx）下载，保存至TEXT文档SZBF_CN。 （二）文本转换和语料去噪
两个译本扫描转换成PDF文本，使用WPS的PDF转Word功能，将两个PDF文本转换成Word文本。此时文本格式较乱，有大量乱码与多余空格、空行，部分单词也有拼写错误，须做人工校对。两个Word文本的译文之外内容删除，将其编辑成干净文本，使内容与纸质译本一致。将两个译文分别保存至TEXT文档，编码格式设为UTF-8，文件分别命名SZBF_Z和SZBF_G，将这两个文件保存至文件夹SZBF_EN。汉语原文SZBF_CN以孙星衍《孙子十家注》（《业书集成初编200》，中华书局，2011年）[11]为准做校对。将文本编辑、去噪，使内容与纸质原文一致。由于古汉语没有现代标点符号，故以李零《孙子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12]为参照，对原文标点符号做校对，文档另存为UTF-8编码格式。汉语原文为方便检索，须做分词处理。汉语“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从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研究字的构造规则，突出语义，形成汉语特有的研究传统”[13]，古汉语为“字本位”，字具有丰富的语义功能。故对原文以字为单位做切分，将文本保存至文件夹SZBF_CN。
（三）双语对齐
本研究要求双语做句子一级的对齐。原文以句号、问号、感叹号等为切割点，以意义完整性和句子简洁性为原则，做人工切分，以此作为对齐基准。使用ABBYY Aligner先做郑译文自动对齐，再进行人工校对。译文中的多余句均并入其上一句，句前标注2个@，空缺句标注6个@，语序打乱的句子，将句子归位，句前标注3个@。点击Export to Bilingual RTF，将RTF文本保存至文件夹SZBFPC_Z。在文件夹新建两个TEXT文档：SZBFPC_CN和SZBFPC_Z。将RTF文本中的原文拷贝至一个新建的Excel文件，检查无多余空行后保存至SZBFPC_CN。用同样的方法将RTF文本中的译文保存至SZBFPC_Z，编码格式均设为UTF-8。使用上述方法再做格译文对齐，建文件夹SZBFPC_G，保存两个TEXT文档SZBFPC_CN和SZBFPC_G。
四、郑麐与格里菲斯译文语言特征比较
译文语言特征比较从词汇、句子和语篇等层面展开。本研究使用工具为日本关西大学染谷泰正（SOMEYA Yasumasa）教授的在线英语难易度解析平台（http：//someya-net.com/wlc/）。打开单语语料库，将文件夹SZBF_EN中的两个译文SZBF_Z和SZBF_G分别导入解析平台， Base Dictionary选择SVL12000，Case Sensitive选择No，Count Mode选择Type Mode。解析结果包括词汇句法统计表、词汇难易度分级表、词汇难易度分布图、可读性指数表以及高频词表。
（一）词汇层面
词汇层面的比较包括词汇数、类符数、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平均单词难度等。如表1所示，两个译文的词汇数分别为10707和9182，郑译文比格译文多1525个词，格里菲斯行文相对简洁。两个译文的类符数分别为1466和1525，格译文比郑译文多59个词，格里菲斯用词更加丰富。由以上两种数据可以得出类符形符比（Type/Token Ratio），两个译文分别为0.13692和0.16609，格译文高出郑译文0.02917。格译文词汇数少，类符却更多，格里菲斯用词变化性更大，其译文词汇密度更高。两个译文的平均词长（字符数）均为4.6，平均单词难度分别为3.18622和3.28197，格译文略高出郑译文0.09575，格里菲斯用词难度较高。方差（Var）和标准差（S.D.）用于比较数据的离散程度，两种数值成正比关系。郑译文的方差和标准差均略高于格译本，郑麐词汇使用的离散程度较高，格里菲斯较为稳定。
SVL12000词汇分级表由日本大阪ArK株式会社开发，设计原则是英语母语者的词汇使用频率以及对英语学习者的重要性和有用性。该表共分12个等级，可用于分析英语文本的词汇难易度，词汇难易度分布图则能够更为直观地反映两个译文的用词难易度情况。如表2所示，两个译文各有153个与154个词项未收入SVL12000分级表，包括章节序号xiii、人名leu ya等，暂不纳入统计。在第1至第4级词汇中，郑译文用词百分比高于格译文。第5至第9级词汇中，郑译文用词百分比低于格译文。第10至第12级词汇中，郑译文百分比略高于格译文，但两个译文用词数量基本相同，所占比例都比较小。
（二）句子层面
句子层面的比较包括句子数与平均句长（单词数）。如表1所示，两个译文的句子数分别为616和898，格译文多出郑译文282句。两个译文的平均句长分别为17.2和10.5，郑译文多出格译文6.7个词。格里菲斯运用短句较多，其译文更加接近原文的简洁风格。
（三）语篇层面
语篇层面的比较包括可读性分析和高频主题词分析。可讀性，又称易读性或易懂性，是指文本易于阅读和理解的程度或性质[14]。译文可读性能够通过多种指数做出大致衡量，对译文评估具有参考意义。在线解析平台包括两个可读性检测：ARI（Automated Readability Index）与CLI（Coleman-Liau Index）。两者的检测数值与美国教育系统的各年级相对应，数值越高，文章难度越大，适合阅读的年级也就越高，如图1所示。
如表3所示，郑译文与格译文的ARI指数分别为8.8与5.5，CLI指数分别为9.5与8.4。郑译文均高于格译文，郑译文大约相当于九年级学生的阅读水平，格译文大约相当于六、七年级学生的阅读水平。该解析平台还可生成高词频表，分析高频主题词有助于了解译文主旨内容。囿于篇幅，本文只抽取两个译文的前10位高频实词做比较分析。
如表4所示，两个译文的前10位高频实词有3个相同：enemy、army、 victory，这与《孙子兵法》主旨内容相一致。郑译文独有词汇为：men、force、situation、fight、war、make、state。格译文独有词汇为：ground、troop、do、attack、general、use、battle。由Ant Conc索引行分析，两个译文的force与troop、situation与ground、fight与attack、war与battle、men与general，都表达类似意义，但是，格里菲斯用词更加具体，贴近军事战争实际，这与其军人身份特征相吻合。郑麐用词相对抽象，这与其大学教授及政府职员身份，以及自身没有战争经历不无关系。郑译文state一词出现37次，由AntConc索引行分析，其中36次用于指“国家”，而该词在格译文仅出现18次。另外，郑译文country一词出现22次，格译文只有5次。郑译文没有nation一词，格译文出现1次。郑麐表达“国家”这一概念远多于格里菲斯。两个译文在动词使用方面也存在差异。前10位高频实词除去fight与attack，郑译文只有make一词，出现46次。格译文却有两个动词：do和use，分别出现49次和37次，格译文远多于郑译文。这说明格译文动作性更强，更具动态感，对读者具有更强的行动召唤力。这符合两位译者的翻译目的，郑麐旨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目标受众是西方普通读者。格里菲斯却是出于军事战略目的，其译本是军事型文本。 五、最高频主题字“地”英译比较
《孙子兵法》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其思想“……是通过语言文字最基本的单位——字的不同组合来表达观点与思想的。不同的字在十三篇中有不同的作用，其使用次数也多少不一。这就如同有众多演员参加的多幕剧一样，出场次数越多而且台词说的越多的演员，必然是在剧中起主要作用的”[15]。因此，高频主题字能够反映《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打开单语语料库SZBF_CN，将原文SZBF_CN导入AntConc，选择Word List，点击Start，即可获得字频表。
如表5所示，原文形符数为6102，类符数为769。“之”“不”“者”“也”“而”“故”等字频数均超过100，属特高频字。然而，只有名词、实义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实词才能体现原文思想。在字频表中，依次筛选出高频主题字10个。
如表6所示，“地”“胜”“知”“战”“兵”“敌”“无”“军”“人”“利”是《孙子兵法》前10位高频实词，最能体现该典籍的核心思想。囿于篇幅，本文以最高频主题字“地”为例，比较分析两个译本的翻译方法。打开平行语料库SZBFPC_Z与SZBFPC_G，将原文SZBFPC_CN与两个译文SZBFPC_Z和SZBFPC_G分别导入AntPConc。原文corpus1命名为CN，郑译文corpus2命名为EN_Z，格译文corpus3命名为EN_G。Search Corpus选择CN，搜索框输入“地”， Search Term中的Words不勾选，句子按1L、1R、2R的次序排列，点击Start，得到如图2的平行文本。
如图2所示，原文与两个译文各检索出88句。古汉语中“地”主要有6种含义：大地，与“天”相对;地域、领土，地点、处所，质地、底子，助词，用于形容词或副词后;通“第”，副词[16]。通过文本细读，“地”在《孙子兵法》中包含前3种含义。
原文中“地”的3种含义均用作名词，通过细读两个译文，分析两位译者的翻译方法，将译文中变异之处做出标记。
如表8、9、10所示，“地”用于指“大地”时，在原文出现25次，郑译文与格译文分别出现19次和23次，各出现变异6次和2次。郑译文有2次省略，4次使用上义词，格译文有2次词性转换。郑麐翻译该义项的“地”共用到9个词，即：terrain（7）、situation（2）、position（2）、earth（2）、terrestrial conditions（2）、place（1）、country（1）、ground（1）、topography（1）。格里菲斯共用到6个词，即：ground（14）、terrain（4）、earth（2）、province（1）、position（1）、field（1）。“地”用于指“地域、领土”时，在原文出现8次，郑译文与格译文均忠实再现，没有出现变异。郑麐翻译该义项的“地”共用到4个词，即：territory（3）、position（2）、country（2）、distances（1）。格里菲斯共用到3个词，即：territory（5）、ground（2）、state（1）。“地”用于指“地点、处所”时，在原文出现55次，郑译文与格译文分别出现53次和46次，各出现变异2次和9次。郑译文有2次省略。格译文有6次省略，3次词性转换。郑麐翻译该义项的“地”共用到5个词，即：situation（43）、country（4）、place（3）、field（2）、lowlands（1）。格里菲斯共用到7个词，即：ground（40）、territory（1）、situation（1）、field（1）、scene（1）、borderlands（1）、battleground（1）。现将两个译文的变异之处举例如下：
例1：35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郑译文：……by tactics one can ascertain their strength and weakness; and by……
格譯文： Determine his dispositions and so ascertain the field of battle. Probe him and……
该句中的“地”泛指大地，郑麐将其略去，格里菲斯将其译为“field”。
例2：51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郑译文： One cannot turn natural advantages to account unless he can make use of guides.
格译文： Those who do not use local guides are unable to obtain the advantages of the ground.
该句中的“地”也指大地，郑麐使用上义词，将其译为natural advantages，格里菲斯将其译为ground。
例3：31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
郑译文： If one can anticipate the place and time of a coming battle he can……
格译文： If one knows where and when a battle will be fought his troops……
该句中的“地”指地点、处所，郑麐将其译为place，格里菲斯将其词性转换，译为副词where。
例4：79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
郑译文： When an army are fighting within the borders of the enemy’s state， they should consider themselves in the Desperate Situation. 格译文：未译。
该句中的“地”也指地点、处所，郑麐将其译为situation，格里菲斯则省译。
“地”的三个义项在郑译文共有8次变异，在格译文共有11次，后者变异处理更多。但从变异类型看，郑译文有4次省略，4次使用上义词，格译文有5次词性转换，6次省略。省略和使用上义词属于模糊化处理，而词性转换仍能再现原文内涵。因此，郑麐对“地”的模糊化处理多于格里菲斯。格里菲斯使用词性转换较多体现其翻译方法的多样性。郑麐作为中国译者，翻译目的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但是，当时中国国际地位较低，中国文化较为弱势，西方受众对中国文化所知不多，求知欲亦不强。郑麐更多关注受众需求，对原文思想的再现稍有欠缺。格里菲斯作为美国军人学者，翻译目的是摄取中国军事文化，译介《孙子兵法》思想为西方服务，因此其译文更加注重保留原文主旨思想。从未变异之处的译词使用看，郑麐翻译第一与第二义项时，各使用9个词和4个词，格里菲斯各使用6个词和3个词，郑麐用词更丰富。然而，郑麐翻译第三义项时，使用了5个词，格里菲斯却用了7个词，格里菲斯用词更丰富。郑译文作为文化型文本，在“地”宏观含义的表达上用力更多。格译文作为军事型文本，更侧重与军事斗争实际联系紧密的“地点、处所”含义的表达，这与两个译文的文本宗旨是一致的。
六、结语
《孙子兵法》是中华军事文化的经典之作，不仅在英语世界广为流传，而且被“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广泛传播和成功运用[17]，彰显其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技术理性的意义毋庸置疑，但文本本身的研究仍是核心和关键，[18]本文以自建语料库为基础，重点进行了两个译本的译文语言特征比较和最高频主题字“地”的英译比较。研究表明，郑译文词汇数较多，类符数较少，格译文类符形符比更高。格译文平均单词难度较高，郑译文词汇使用的离散程度较高。格译文句子数较多，平均句长较小。郑译文可读性指数较高，阅读难度较大。两个译文高频实词的使用存在差异，与两位译者的身份特征相吻合。郑译文更多运用表达“国家”概念的词汇，格译文高频动词较多，文本动态性更强。《孙子兵法》中“地”有三种含义，郑译文模糊化处理多于格译文，格译文使用词性转换更多。郑译文表达“地”的宏观含义用力较多，格译文更侧重与军事斗争实际联系密切的含义的表达，这与两个译文的文本宗旨相一致。译者的背景身份、人生经历、翻译目的、读者对象等因素对翻译起着隐形的操控作用，基于语料库的译本比较研究能够将这种操控作用揭示出来，这能够促进对《孙子兵法》英译现象及本质的更深入认识。
注释：
①2018年3月，《孙子兵法》新的英译本：Sun Tzu： The Art of War由美国纽约Alfred A. Knopf出版社（Penguin Random House的分支机构）出版，被纳入Everyman's Library系列丛书。与此同时，该译本还在加拿大由多伦多Penguin Random House Canada Limited出版;在英国由伦敦Everyman's Library出版。译者为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彼得·哈里斯（Peter Harris），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任局长David H. Petraeus为其作序。
②由世界图书馆联机检索（Worldcat）查询，郑麐译本现有多种版本收藏于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等国的多所知名图书馆，如纽约公共图书馆系统、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莱顿大学图书馆等。所收藏版本包括重庆世界书院中国学典馆1945年版本、上海世界书局1946年版本、台北世界书局1953年版本与2000年版本、台北文致出版社1970年版本与1974年版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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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孙子兵法》;英译比较;语料库;郑麐;格里菲斯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769（2019）03-101-08
一、引言
《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最著名的兵法，被称为“兵经”。一般认为，该书为春秋末期齐国人孙武所作，成书于其进献吴王阖闾之时，即公元前512年左右。宋代以来，《孙子兵法》位列“武经七书”之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为“百代谈兵之祖”。2017年9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10部典籍即包括《孙子兵法》，该书被尊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孙子兵法》是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一本书，是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最重视的三本书是《易经》《老子》《孙子兵法》。[1]该书在海外影响深远，1772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将其译为法文在巴黎出版，《孙子兵法》首次进入西方世界。1905年，英国皇家炮兵上尉卡尔斯罗普（E. F. Calthrop）在东京出版其英译本，揭开该书英译的序幕。据统计，就子书外译而言，翻译语种最多的即是《孙子兵法》。[2]全世界各语种的《孙子兵法》版本已超过700种，[3]英译本数量已经达到50多个（按每个译者1种版本计），[4]并且仍有新译本问世①。然而，现有《孙子兵法》英译研究中，“英译比较研究所占比重很小……研究语料有待拓宽，而且有必要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5]。因此，创建《孙子兵法》英译语料库，不仅有助于译本收集、整理与电子化转变，还能推动定量研究开展，促进英译比较研究的客观化与科学化。
二、郑麐与格里菲斯及其译本简介
本研究选取郑麐1946年译本与格里菲斯1963年译本创建语料库。两者分别为中国与美国英译《孙子兵法》第一人，其译本均为全译本，出版时间较近，具有比较研究的可行性。郑麐（1901-1977），字相衡，广东潮阳人，1945年在重庆出版其《孙子兵法》英译本，1946年在上海由世界书局重印再版。世界学院中国学典馆创建人杨家骆为其作序：“潮阳郑相衡先生以英吉利文字译群经诸子，正欧人所译汉籍之刺谬，而为中西文化交通之媒介。于孙子兵法，病英汉学家斋尔士译本之未尽当，乃就骆北泉山馆孙星衍校孙子十家注本而重译之”[6]。有关郑麐的资料极少，《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有简短记载：“1932年6月21日任铁道部秘书，同年10月31日调任该部参事，1933年12月免职”[7]。张伟在《谁人识得郑相衡》一文中也有简略介绍：“20世纪初留学欧美，先在哈佛学习哲学，继就学牛津研究历史，归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他）知道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很少，因此想承担‘桥梁’的责任……把中国文化的精髓推向世界”[8]。
格里菲斯（1906-1983），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官，1935年至1938年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学习并掌握了汉语。他曾参加二战，1945年至1947年分别在天津和青岛服役，1951年任太平洋舰队参谋长。他退役后入牛津大学学习，1961年获中国军事史专业博士学位，其译本即是由自己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中国代表作丛书”。他讲道：“如果西方国家的领导者读过希特勒《我的奋斗》的话，他们对付起希特勒来将会更为游刃有余。学习一下毛泽东的讲话与著作，还有那些构成其思想源泉的主要书籍，同样会有助于当今的西方领导者。这些主要书籍中，《孙子兵法》不可或缺”[9]55-56，可见，其翻译目的是出于军事战略考量。他与郑麐一样，也以孙星衍《孙子十家注》为翻译底本，但他对郑麐却贬损有加：“其英语水平如此之低，以至于他的译本毫无价值”[9]182。学界大多引用格里菲斯这一评语，罕见对郑麐译本的相关研究。然而，郑麐作为中国英译《孙子兵法》第一人，具有开创意义，其译本多次再版，被海外众多知名图书馆馆藏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三、《孙子兵法》英译语料库的创建
语料库的创建“是技术手段，是基础设施，也体现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其加工方式和程度直接影响研究课题的开展”[10]。本研究目的有二：一是比较分析两个译文的语言特征;二是统计原文高频主题字，比较分析两位译者的翻译方法。因此需要创建汉语原文、郑译文、格译文单语语料库，以及郑译文、格译文双语平行语料库。具体步骤如下：
（一）语料获取
郑麐与格里菲斯纸质译本：The Art of War：Military Manual Written Cir. B. C. 510， Cheng Lin，The World Book Company， Ltd. Shanghai，China，1946; Sun Tzu： The Art of War，Samuel Griffit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 郑译本包括：杨家骆汉语序言;《孙子兵法》原文;郑麐英语序言;《孙子兵法》英译文。格译本包括：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序言、格里菲斯前言、导论、《孙子兵法》英译文、附录等。导论包括孙武介绍、《孙子兵法》流传版本、成书时代背景、孙武论战争、孙子与毛泽东，附录包括《吴子兵法》译注、孙子对日本军事思想的影响、《孙子兵法》的西方语言译介、历代注家简介。郑译本不含注释，格译本有较多注释。本研究仅选两者的英译文创建语料库，其它副文本内容暂不纳入。《孙子兵法》原文从古诗词网（https：//so.gushiwen.org/guwen/book_3.aspx）下载，保存至TEXT文档SZBF_CN。 （二）文本转换和语料去噪
两个译本扫描转换成PDF文本，使用WPS的PDF转Word功能，将两个PDF文本转换成Word文本。此时文本格式较乱，有大量乱码与多余空格、空行，部分单词也有拼写错误，须做人工校对。两个Word文本的译文之外内容删除，将其编辑成干净文本，使内容与纸质译本一致。将两个译文分别保存至TEXT文档，编码格式设为UTF-8，文件分别命名SZBF_Z和SZBF_G，将这两个文件保存至文件夹SZBF_EN。汉语原文SZBF_CN以孙星衍《孙子十家注》（《业书集成初编200》，中华书局，2011年）[11]为准做校对。将文本编辑、去噪，使内容与纸质原文一致。由于古汉语没有现代标点符号，故以李零《孙子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12]为参照，对原文标点符号做校对，文档另存为UTF-8编码格式。汉语原文为方便检索，须做分词处理。汉语“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从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研究字的构造规则，突出语义，形成汉语特有的研究传统”[13]，古汉语为“字本位”，字具有丰富的语义功能。故对原文以字为单位做切分，将文本保存至文件夹SZBF_CN。
（三）双语对齐
本研究要求双语做句子一级的对齐。原文以句号、问号、感叹号等为切割点，以意义完整性和句子简洁性为原则，做人工切分，以此作为对齐基准。使用ABBYY Aligner先做郑译文自动对齐，再进行人工校对。译文中的多余句均并入其上一句，句前标注2个@，空缺句标注6个@，语序打乱的句子，将句子归位，句前标注3个@。点击Export to Bilingual RTF，将RTF文本保存至文件夹SZBFPC_Z。在文件夹新建两个TEXT文档：SZBFPC_CN和SZBFPC_Z。将RTF文本中的原文拷贝至一个新建的Excel文件，检查无多余空行后保存至SZBFPC_CN。用同样的方法将RTF文本中的译文保存至SZBFPC_Z，编码格式均设为UTF-8。使用上述方法再做格译文对齐，建文件夹SZBFPC_G，保存两个TEXT文档SZBFPC_CN和SZBFPC_G。
四、郑麐与格里菲斯译文语言特征比较
译文语言特征比较从词汇、句子和语篇等层面展开。本研究使用工具为日本关西大学染谷泰正（SOMEYA Yasumasa）教授的在线英语难易度解析平台（http：//someya-net.com/wlc/）。打开单语语料库，将文件夹SZBF_EN中的两个译文SZBF_Z和SZBF_G分别导入解析平台， Base Dictionary选择SVL12000，Case Sensitive选择No，Count Mode选择Type Mode。解析结果包括词汇句法统计表、词汇难易度分级表、词汇难易度分布图、可读性指数表以及高频词表。
（一）词汇层面
词汇层面的比较包括词汇数、类符数、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平均单词难度等。如表1所示，两个译文的词汇数分别为10707和9182，郑译文比格译文多1525个词，格里菲斯行文相对简洁。两个译文的类符数分别为1466和1525，格译文比郑译文多59个词，格里菲斯用词更加丰富。由以上两种数据可以得出类符形符比（Type/Token Ratio），两个译文分别为0.13692和0.16609，格译文高出郑译文0.02917。格译文词汇数少，类符却更多，格里菲斯用词变化性更大，其译文词汇密度更高。两个译文的平均词长（字符数）均为4.6，平均单词难度分别为3.18622和3.28197，格译文略高出郑译文0.09575，格里菲斯用词难度较高。方差（Var）和标准差（S.D.）用于比较数据的离散程度，两种数值成正比关系。郑译文的方差和标准差均略高于格译本，郑麐词汇使用的离散程度较高，格里菲斯较为稳定。
SVL12000词汇分级表由日本大阪ArK株式会社开发，设计原则是英语母语者的词汇使用频率以及对英语学习者的重要性和有用性。该表共分12个等级，可用于分析英语文本的词汇难易度，词汇难易度分布图则能够更为直观地反映两个译文的用词难易度情况。如表2所示，两个译文各有153个与154个词项未收入SVL12000分级表，包括章节序号xiii、人名leu ya等，暂不纳入统计。在第1至第4级词汇中，郑译文用词百分比高于格译文。第5至第9级词汇中，郑译文用词百分比低于格译文。第10至第12级词汇中，郑译文百分比略高于格译文，但两个译文用词数量基本相同，所占比例都比较小。
（二）句子层面
句子层面的比较包括句子数与平均句长（单词数）。如表1所示，两个译文的句子数分别为616和898，格译文多出郑译文282句。两个译文的平均句长分别为17.2和10.5，郑译文多出格译文6.7个词。格里菲斯运用短句较多，其译文更加接近原文的简洁风格。
（三）语篇层面
语篇层面的比较包括可读性分析和高频主题词分析。可讀性，又称易读性或易懂性，是指文本易于阅读和理解的程度或性质[14]。译文可读性能够通过多种指数做出大致衡量，对译文评估具有参考意义。在线解析平台包括两个可读性检测：ARI（Automated Readability Index）与CLI（Coleman-Liau Index）。两者的检测数值与美国教育系统的各年级相对应，数值越高，文章难度越大，适合阅读的年级也就越高，如图1所示。
如表3所示，郑译文与格译文的ARI指数分别为8.8与5.5，CLI指数分别为9.5与8.4。郑译文均高于格译文，郑译文大约相当于九年级学生的阅读水平，格译文大约相当于六、七年级学生的阅读水平。该解析平台还可生成高词频表，分析高频主题词有助于了解译文主旨内容。囿于篇幅，本文只抽取两个译文的前10位高频实词做比较分析。
如表4所示，两个译文的前10位高频实词有3个相同：enemy、army、 victory，这与《孙子兵法》主旨内容相一致。郑译文独有词汇为：men、force、situation、fight、war、make、state。格译文独有词汇为：ground、troop、do、attack、general、use、battle。由Ant Conc索引行分析，两个译文的force与troop、situation与ground、fight与attack、war与battle、men与general，都表达类似意义，但是，格里菲斯用词更加具体，贴近军事战争实际，这与其军人身份特征相吻合。郑麐用词相对抽象，这与其大学教授及政府职员身份，以及自身没有战争经历不无关系。郑译文state一词出现37次，由AntConc索引行分析，其中36次用于指“国家”，而该词在格译文仅出现18次。另外，郑译文country一词出现22次，格译文只有5次。郑译文没有nation一词，格译文出现1次。郑麐表达“国家”这一概念远多于格里菲斯。两个译文在动词使用方面也存在差异。前10位高频实词除去fight与attack，郑译文只有make一词，出现46次。格译文却有两个动词：do和use，分别出现49次和37次，格译文远多于郑译文。这说明格译文动作性更强，更具动态感，对读者具有更强的行动召唤力。这符合两位译者的翻译目的，郑麐旨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目标受众是西方普通读者。格里菲斯却是出于军事战略目的，其译本是军事型文本。 五、最高频主题字“地”英译比较
《孙子兵法》蕴含丰富的思想内容，其思想“……是通过语言文字最基本的单位——字的不同组合来表达观点与思想的。不同的字在十三篇中有不同的作用，其使用次数也多少不一。这就如同有众多演员参加的多幕剧一样，出场次数越多而且台词说的越多的演员，必然是在剧中起主要作用的”[15]。因此，高频主题字能够反映《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打开单语语料库SZBF_CN，将原文SZBF_CN导入AntConc，选择Word List，点击Start，即可获得字频表。
如表5所示，原文形符数为6102，类符数为769。“之”“不”“者”“也”“而”“故”等字频数均超过100，属特高频字。然而，只有名词、实义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实词才能体现原文思想。在字频表中，依次筛选出高频主题字10个。
如表6所示，“地”“胜”“知”“战”“兵”“敌”“无”“军”“人”“利”是《孙子兵法》前10位高频实词，最能体现该典籍的核心思想。囿于篇幅，本文以最高频主题字“地”为例，比较分析两个译本的翻译方法。打开平行语料库SZBFPC_Z与SZBFPC_G，将原文SZBFPC_CN与两个译文SZBFPC_Z和SZBFPC_G分别导入AntPConc。原文corpus1命名为CN，郑译文corpus2命名为EN_Z，格译文corpus3命名为EN_G。Search Corpus选择CN，搜索框输入“地”， Search Term中的Words不勾选，句子按1L、1R、2R的次序排列，点击Start，得到如图2的平行文本。
如图2所示，原文与两个译文各检索出88句。古汉语中“地”主要有6种含义：大地，与“天”相对;地域、领土，地点、处所，质地、底子，助词，用于形容词或副词后;通“第”，副词[16]。通过文本细读，“地”在《孙子兵法》中包含前3种含义。
原文中“地”的3种含义均用作名词，通过细读两个译文，分析两位译者的翻译方法，将译文中变异之处做出标记。
如表8、9、10所示，“地”用于指“大地”时，在原文出现25次，郑译文与格译文分别出现19次和23次，各出现变异6次和2次。郑译文有2次省略，4次使用上义词，格译文有2次词性转换。郑麐翻译该义项的“地”共用到9个词，即：terrain（7）、situation（2）、position（2）、earth（2）、terrestrial conditions（2）、place（1）、country（1）、ground（1）、topography（1）。格里菲斯共用到6个词，即：ground（14）、terrain（4）、earth（2）、province（1）、position（1）、field（1）。“地”用于指“地域、领土”时，在原文出现8次，郑译文与格译文均忠实再现，没有出现变异。郑麐翻译该义项的“地”共用到4个词，即：territory（3）、position（2）、country（2）、distances（1）。格里菲斯共用到3个词，即：territory（5）、ground（2）、state（1）。“地”用于指“地点、处所”时，在原文出现55次，郑译文与格译文分别出现53次和46次，各出现变异2次和9次。郑译文有2次省略。格译文有6次省略，3次词性转换。郑麐翻译该义项的“地”共用到5个词，即：situation（43）、country（4）、place（3）、field（2）、lowlands（1）。格里菲斯共用到7个词，即：ground（40）、territory（1）、situation（1）、field（1）、scene（1）、borderlands（1）、battleground（1）。现将两个译文的变异之处举例如下：
例1：35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郑译文：……by tactics one can ascertain their strength and weakness; and by……
格譯文： Determine his dispositions and so ascertain the field of battle. Probe him and……
该句中的“地”泛指大地，郑麐将其略去，格里菲斯将其译为“field”。
例2：51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郑译文： One cannot turn natural advantages to account unless he can make use of guides.
格译文： Those who do not use local guides are unable to obtain the advantages of the ground.
该句中的“地”也指大地，郑麐使用上义词，将其译为natural advantages，格里菲斯将其译为ground。
例3：31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
郑译文： If one can anticipate the place and time of a coming battle he can……
格译文： If one knows where and when a battle will be fought his troops……
该句中的“地”指地点、处所，郑麐将其译为place，格里菲斯将其词性转换，译为副词where。
例4：79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
郑译文： When an army are fighting within the borders of the enemy’s state， they should consider themselves in the Desperate Situation. 格译文：未译。
该句中的“地”也指地点、处所，郑麐将其译为situation，格里菲斯则省译。
“地”的三个义项在郑译文共有8次变异，在格译文共有11次，后者变异处理更多。但从变异类型看，郑译文有4次省略，4次使用上义词，格译文有5次词性转换，6次省略。省略和使用上义词属于模糊化处理，而词性转换仍能再现原文内涵。因此，郑麐对“地”的模糊化处理多于格里菲斯。格里菲斯使用词性转换较多体现其翻译方法的多样性。郑麐作为中国译者，翻译目的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但是，当时中国国际地位较低，中国文化较为弱势，西方受众对中国文化所知不多，求知欲亦不强。郑麐更多关注受众需求，对原文思想的再现稍有欠缺。格里菲斯作为美国军人学者，翻译目的是摄取中国军事文化，译介《孙子兵法》思想为西方服务，因此其译文更加注重保留原文主旨思想。从未变异之处的译词使用看，郑麐翻译第一与第二义项时，各使用9个词和4个词，格里菲斯各使用6个词和3个词，郑麐用词更丰富。然而，郑麐翻译第三义项时，使用了5个词，格里菲斯却用了7个词，格里菲斯用词更丰富。郑译文作为文化型文本，在“地”宏观含义的表达上用力更多。格译文作为军事型文本，更侧重与军事斗争实际联系紧密的“地点、处所”含义的表达，这与两个译文的文本宗旨是一致的。
六、结语
《孙子兵法》是中华军事文化的经典之作，不仅在英语世界广为流传，而且被“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广泛传播和成功运用[17]，彰显其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技术理性的意义毋庸置疑，但文本本身的研究仍是核心和关键，[18]本文以自建语料库为基础，重点进行了两个译本的译文语言特征比较和最高频主题字“地”的英译比较。研究表明，郑译文词汇数较多，类符数较少，格译文类符形符比更高。格译文平均单词难度较高，郑译文词汇使用的离散程度较高。格译文句子数较多，平均句长较小。郑译文可读性指数较高，阅读难度较大。两个译文高频实词的使用存在差异，与两位译者的身份特征相吻合。郑译文更多运用表达“国家”概念的词汇，格译文高频动词较多，文本动态性更强。《孙子兵法》中“地”有三种含义，郑译文模糊化处理多于格译文，格译文使用词性转换更多。郑译文表达“地”的宏观含义用力较多，格译文更侧重与军事斗争实际联系密切的含义的表达，这与两个译文的文本宗旨相一致。译者的背景身份、人生经历、翻译目的、读者对象等因素对翻译起着隐形的操控作用，基于语料库的译本比较研究能够将这种操控作用揭示出来，这能够促进对《孙子兵法》英译现象及本质的更深入认识。
注释：
①2018年3月，《孙子兵法》新的英译本：Sun Tzu： The Art of War由美国纽约Alfred A. Knopf出版社（Penguin Random House的分支机构）出版，被纳入Everyman's Library系列丛书。与此同时，该译本还在加拿大由多伦多Penguin Random House Canada Limited出版;在英国由伦敦Everyman's Library出版。译者为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彼得·哈里斯（Peter Harris），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任局长David H. Petraeus为其作序。
②由世界图书馆联机检索（Worldcat）查询，郑麐译本现有多种版本收藏于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等国的多所知名图书馆，如纽约公共图书馆系统、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莱顿大学图书馆等。所收藏版本包括重庆世界书院中国学典馆1945年版本、上海世界书局1946年版本、台北世界书局1953年版本与2000年版本、台北文致出版社1970年版本与1974年版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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