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牍乃尺把长的竹简，是纸张发明之前我国古人书写的主要工具，用来记事叙情，传递消息。除了竹木，可以书写的材料还有帛，都是以片为单位，小木片即牍，又叫札，因此，古时的“出版物”就有尺素、尺函、尺牍、尺鲤、尺笺、尺翰、尺书等多种称谓，其中以尺牍用的最早也最多。纸张发明之后，“牍”与“札”渐渐被纸取代，尺牍、书札这些名词却沿用至今，代指信件。
　　新文化人对尺牍十分关注。国学名宿刘师培在《〈文章学史〉序》中说：“有由下告上之词，则为奏疏；有同辈相告之词，则为书启尺牍。”这是从沟通对象和功能方式上来区分尺牍。鲁迅在《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中说：“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不过也不能十分当真。”这是从史料价值上讲尺牍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对尺牍投入最多精力的是周作人，不仅搜集、研究，并且欣赏发掘其中的文学意味，融入日常生活，使之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在周作人眼中，尺牍“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
　　一个“私”字，道出了周作人对尺牍的情有独钟。因它向来不被列入正统文章之列，因而成为真情自然流露的代名词。桐城派人说做古文忌用尺牍语，恰表明这一私语空间可以恣意生长出“人的文学”。然自苏东坡黄山谷以后，尺牍有专本，无意中有了为文的作意矜持，情文俱至的尺牍开始走向新式古文，失了天然之趣，损伤了命根。
　　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体的尺牍别开生面，少了几分旧时的繁文俗套，多了几许新思想和真性情，言简意赅，极富新时代气息，“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出作者的个性”，成为“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
　　那时候，新文化人几乎每天都要通信，特别是北大教授之间，收信复函是日常生活，也是工作环节。比如说教师聘书、大学会计课函、时间表、研究科规程、文科研究所一览、上课通知等，都是寄到教师寓所，而教师也要经常将起草好的讲义寄给教务处，以便安排印刷所付印。朋友之间通信更是频繁，即使刚刚会面商议了事情，分手后接着又起草函件寄出，类似于现在频频发送短信、微信。收寄家信、贺年片更是日常生活中最企盼的温馨时刻。
　　我们知道，旧式书札很多格式上的讲究，上款有各种不同的称谓、敬辞，如尊鉴、台鉴、钧鉴、大鉴等开头语；正文后有肃然的结束语：耑此、虔请大安、肃此、颂候、台绥等各种申悃和请鉴、问候；下款署名前有各种谦称，如弟××谨启等。而具名语更是分三级九礼几十种，对父母长辈用叩、叩上、叩禀，给上级用谨饬、谨禀，平辈用谨启、手启、鞠躬、顿首，自称的字体则小一些，表示谦逊。
　　人们在写私信的时候，胸中往往涌动着许多个性语言和精彩的表述，面对信纸下笔时，假如不得不沿袭套语，徒饰修饰，就会妨碍情感流泻，弄得处处羁绊，面目全非。比如，顿首的意思是跪而头叩地，试想，主张废跪拜的钱玄同，怎么能够忍受如此寒暄之套习，用官场迎送语来表达与友人之间的交情深厚呢？不如直接用金文画上“疑古”二字罢，多么得潇洒快意。尺牍就是这样在新文化人的手中逐渐消逝了繁文缛节。书写者不再那么客气矜持，甚或是虚张声势，假意作态，而是以情驭笔，信手而书，洋洋洒洒，信末或以“某月某日灯下”“某月某日游山归来”“某月某夜蟋蟀声中”收尾，生活情趣跃然纸上，或顺势以“匆匆”或者“草草”结束，显示了新时代的快节奏；或者干脆什么格式都没有——有话直说好了。
　　看刘半农写给钱玄同的信，繁词早已远去，连“你好”这样的问候都没有，最后署名“愿为你之好友者刘半农”。有一次给马裕藻写信，甚至直书“鄞县马厩”调侃，致使马很不高兴，这当然与刘半农喜欢开玩笑的个性有关，也可见白话书信的随意洒脱。周作人给钱玄同写信，直呼“饼兄”“不尚有臼兄”，令人莞尔。而钱玄同在信中也称周作人为“苦茶上人”“苦茶居士棐己”“知翁”“苦雨翁”“粥尊居士”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刘半农曾在《新青年》上故意以白话直译文言尺牍，如“道履”译为“道德的鞋子”，“幸甚幸甚”译为“运气极了运气极了”，显示了这位语言文字学家在口语中寻找汉语活力的十足兴致。其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白话，口语本来就是尺牍体的命根。以今人之“白”硬译古人之“白”，是新文化者急于划清新旧界限的姿态。时至今日，很多词汇仍然活在学者文人笔下，语言的生命亦是万物生长之一种。
　　白话尺牍随手写来，并不造作，而文情俱胜，恰到好处，可直抒胸臆，又能娓娓道来，将有明以来的小品文体，充分发挥，成为现代随笔美文的另一种挥洒。《新青年》专开“通讯”专栏，将一些白话尺牍公开发表于现代期刊，使其成为一种自由沟通的方式，很多新文化期刊纷纷效仿。通俗杂志《新生活》还专设“尺书”栏目。这就使白话尺牍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宣传的文体。有点类似于古代尺牍刊行后的走向——渐渐有了“书”而非“札”的意味，使这一株文苑花卉不大能够生长的好。
　　就此而言，若干年后一些私信的披露，便具有了不可多得的史料线索，其价值是其他公开发表的文献所无法比拟的，比如1917年10月16日刘半农致钱玄同信：
　　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地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罢！
　　……
　　譬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你”说对不对呢？
　　颇有戏感的刘半农将自己定位成文学改良的“台柱”之一，为打破当时的岑寂，自觉为文学革命入戏，有力应援这运动的生力军。这封没有公开发表的私人信件使五四文学革命的起源、策略、骨干队伍、《新青年》的组建动议等关键点昭然若揭。相比之下，次年三月刘、钱二位健将在《新青年》公开发表的“双簧信”，固然新进锐气，却完全下的是导演功夫。读者越容易被吸引，史家越容易跳出戏外，在清醒的质疑中，另觅历史细节，再探旧日场景。 　　白话尺牍是了解新文化人最好的窗口。鲁迅、周作人、陈独秀、胡适等人的书札，都各有千秋，承载了同质异构的新文化精神内容。特别是，这种性情的文字用毛笔小楷书写在木板水印的笺纸上，笔简意饶，彬彬风雅，成为新文化时期独有的一道纸上风景。自制笺纸是很多新文化人持有的雅趣，刘半农的“半农书翰”共有两种，一种是打了一百个方格的笺纸，后书“半农书翰”，是隶体味的行书；还有一种“唐人写世说新语格”，每页上印有“半农书翰”篆文。知堂自制笺更是知名，如“苦茶庵”“煅药庐笺”等。从周作人写给俞平伯、废名、沈启无的往来信中，可以看出他的种种爱好，谈文、搜书、聚宴、饮酒、品茶、赏花、制笺、挥毫、撰联等等，素雅悠闲，情趣盎然，是典型的持旧文人审美趣味的新文化者。自己制作笺纸写白话尺牍，琢磨有馀情的个性文学，只给读信的第二人流露心绪，悠然起澹远幽微之思，这在周作人是人生一大赏心悦事。
　　手写书信在现代人的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身处两地的亲朋好友通过手写书信来保持联络，而恋人之间更是借助于信纸和纸上饱含浓情的墨迹来抒发彼此的爱恋和想念。当通过邮差拿到多少有点分量的信件，看到信封上精心书写的收信人名字，便迫不及待地想找个独处的地方打开。阅读熟悉的笔迹，轻闻独有的墨香，指尖触碰宣软的笺纸，咀嚼对方反复思量和斟酌过的字句，倾听弦外之音，腾飞想象的翅膀……这种体验竟是难以言说的曼妙。收信人和写信人的距离是那么遥远，又是那样贴近。曾经满怀期待，每日查看邮筒，待到触摸到等待已久的尺牍，充满喜悦地读上一遍又一遍，再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直到若干年后，后人在整理遗物时，那些尘封已久的故事再次上演，这种精神穿越之旅已随着手写活动被键盘所取代而渐成往事。
　　现如今，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失去的已经太多，尺牍同样处在需要抢救的关键时期。无论是纸张制作等技术层面，还是书法艺术都需要抢救。由于纸质文物的寿命最多百年，碑学有逐步取代帖学的态势，因之更要树立强烈的尺牍保护意识。尺牍的方寸天地中所折射出的文化，也许没有涉及历史的宏大主题，却可从中看到更生动、更真实的世界。当下，近现代名人尺牍已经成为收藏界追捧的对象和拍卖市场活跃的品类。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人的手札在拥有财力又精于鉴赏的收藏家高举的竞标牌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拍出“天价”，形成了长久的生命力与持续性。当然，收藏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鱼龙混杂，真赝杂陈的现象，不时引发轰动争论。尺牍与其他纸质文物不同的一点是涉及隐私，作为重要遗产的文化名人的手迹更是如此，因而必须客观对待。对尺牍由爱好到收藏，积以有年，不断整理、研究，最终由私藏变成社会公器，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这才是利益社会的功德事业。